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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火中搶救了居延漢簡的徐森玉先生
居延漢簡的珍貴价值與傳奇經歷，使得它的聲名逾越了小小的學術圈，為大眾所矚目。此文對於關於居延漢簡從日據的北平，被安全轉移至香港的經過進行了梳理：這一保護漢簡的行動其實是得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領導和指揮的。1937年，已在長沙後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漢簡處於危地，經天津親至北平，取出5箱漢簡自攜南下至港。剩下的3箱，則由沈仲章自行設法運出。
一
居延漢簡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漢代社會軍事文獻，其價值之可貴，早已為學界所周知。再加上這批漢簡的傳奇經歷，使得它的聲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學術圈，而為大眾所矚目。學術內涵與其外在的傳奇，在這批漢簡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尤其是它的流布過程，是與中華民族的自我奮鬥與苦難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居延漢簡的命運，是與我們民族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漢簡的故事，得到了大眾的很多關注。
關於居延漢簡從日據的北平，被安全轉移至香港的經過，已有包括當事人沈仲章在內的很多記錄。【《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綉楓整理，見於《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雖不能說浩如煙海，但也是讀不勝讀。這些記述文章都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都從沈氏自述中脫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為中心來展開敘述的。但事實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動，除了從北大將漢簡運出是自發行為之外，其他部分其實是得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這一點，在他多年之後的回憶中，有著更加明確的說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辦事員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將這批漢簡運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領導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據我聽徐森玉說起，袁守和想把這批簡賣到美國去（約1938-1939年），但未成功。約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對我說，胡適、傅斯年等要把這批漢簡從香港賣到美國去。據我回憶，徐森玉可能和葉恭綽等人商量過，但這批漢簡的最後決定權是屬於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複印件。】既然連當事人沈仲章都認為居延漢簡一事，事實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話，那麼就很有必要來探究一下徐先生與居延漢簡的關係。更何況，沈氏自述，一則是成於晚年，再則發表時候未曾經其過目，難免在很多細節上有所疏漏，故對其自述中的相關問題，也需要重新審核。【此說見沈女亞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發我的微信：「口述發表前未經父親審閱，我出國前代父親寄交某處部分勘誤，不知下落。我答應再梳理補充，一直沒時間。」】
二
事實上，徐森玉先生與居延漢簡的關係極為深厚，早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自行組織科考團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國學界為了反對這一行徑，而於1927年3月5日，在國立北京大學三院研究所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聯席會議（後改名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用意在於反對外人隨意採取中國之古物。據《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三月五日，由前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招請北京重要學術團體開會討論，籌劃發掘採集國內各種學術材料，反對外人私入中國採集諸事宜。到會者計有古物陳列所兼中國畫學研究會代表周肇祥先生，中華圖書館協會代表袁同禮先生，國立京師圖書館代表徐鴻寶先生，中央觀象台代表高魯先生，中國天文學會代表徐炳昶先生，清華學校研究院代表李濟先生並院員吳其昌先生、馮國瑞先生、張立志先生、朱廣福先生、姚名達先生、黃綬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質學會兼北京圖書館代表李四光先生，國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代表袁復禮先生，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代表沈兼士先生並教授馬衡先生、劉復先生，助教黃文弼先生、華尚嚴先生。」【轉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銘》，王忱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年，p.530。】徐森玉先生就作為京師圖書館代表參與此事。而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促成日後成立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關鍵。3月9日，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發表《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聞媒體也緊密跟進，《晨報》第六版刊發了《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昨日業已發表》。鑒於中國學界的這種壓力，3月10日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進行了首次會晤。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3月10日，在一所大學的房間里，我們與反對組織進行了第一次會面。長桌旁坐著對方的12位代表，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對我們充滿了敵意的科研機構。」【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譯，轉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銘》，p.567。】這12位代表中，徐森玉先生也包括其中。
西北考察團團徽
經過屢次磋商，1927年4月17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召開第八次會議，決議於北京成立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並推選徐先生為理事。
西北考察團的徐旭生（左）和斯文赫定（右）在哈密
4月26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時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式簽訂協議，決議成立西北科學考查團。
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團員在包頭第一次出發工作。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勛、袁復禮、徐旭生、白萬玉、崔鶴峰、庄永成。
5月9日，西北科學考查團於西直門車站搭乘專車出發前往包頭，徐森玉先生偕周肇祥等人同至送別。
西北考察團申請輔助經費的文件
可見，從西北科考團尚在母腹之際，徐森玉先生便積极參与其事。到最後中國學界與瑞方達成協議，雙方合作，共同組織考察團，從而促成了居延漢簡後來能夠留存在中國。
居延長城烽燧遺址
1930年7月始，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陸續於居延長城烽燧遺址（即額濟納河黑城附近之破城子、大灣等地）發掘出漢代木簡萬餘枚，這就是後來的「居延漢簡」。
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
1931年5月，居延漢簡被運回北平。根據中瑞協議，這批漢簡交給了北平圖書館保存。
居延漢簡發現時的照片資料
到了1933年7月，北大教授胡適、傅斯年分別出任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正副委員長，同時也為了研究和攝影上的方便，這批漢簡被轉運到了沙灘的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學會。最初參與清點登記的傅振倫曾經記述過當時的情形：「松公府藏文物之處在大院的最後面，前進為一個四合院，北屋三楹為語音實驗室。西屋三間，貝格曼在北間整理古物。甘泉寶在中間修復古器物，還有安德生助手白萬玉推薦的通州人潘某在此作整潔木簡，拼湊膠合之事。我和傅明德在南間整理木簡，將登記的木簡納入卡片長方座櫃中，按照號次做成囊匣分裝其中。」【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採集與整理始末記》，見於《文物天地》1987年第1期，p.27-29。】北平淪陷之時，居延漢簡就儲存在這裡，而沈仲章也就是首先從這裡將居延漢簡運出，先後存於北大紅樓圖書館後面及北長街15號三時學會徐森玉先生的居所的。【按：沈仲章文中只說到後來轉運至北長街一個小廟裡徐森玉的住處，而傅振倫文中則直接指出是三時學會南鄰的徐森玉寓所。但傅振倫先生的說法可能會引發一點小誤會，事實上，從1927年秋開始，徐森玉先生就一直寓居在現在門牌為北長街27號的三時學會內，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將其物品完全清理出來。並非是在三時學會的隔壁。】
1930年，沈仲章在熱河，可能是木簡存放處。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沈仲章當時的身份。在自述中，沈仲章說：「那時我已從北大畢業，留校擔任北大研究所的語言、音律實驗室的助教，同時又兼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的幹事，即做秘書及譯述工作。」從他的敘述中看，似乎沈氏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中的一位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由其自述所生髮的那些文章，正是受到這個誘導，都把沈仲章說成是一位小角色。但據1937年3月6日考察團理事會理事長鬍適的日記：「與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復禮、徐旭生、黃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飯，談談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事務。」【《胡適日記全編（六）》，轉引自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冊，胡頌平編著，聯經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三次印本，p.662。】又羅常培《七七事變後北大的殘局》：「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糧庫四號去看胡先生。在他那裡遇見了徐森玉(鴻寶)、張奚若、陳之邁、張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詢問胡先生對於時局的意見，他當時以為蘆溝橋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於擴大。」【見於《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紅編，三聯出版社，1998年，p.150-159。】兩次聚會，座中其他人物都是學界要人。尤其是前一次，除了沈仲章，都是理事會的理事。可見，沈仲章當時的職位或許並不高，但他卻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中，參與核心事務的一位人物。
三
據沈仲章自述，他是1937年8月12日到達天津，應該是在不久之後，就寫信給徐森玉先生報告情況：「前文提到徐森玉，他是文物界著名人士，是文物、博物、圖書館等方面的權威。當時他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劉半農先生去世後，他就負責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工作。這時他隨著北大撤退到長沙，我當然寫信向他報告情況。他得知後又高興又驚奇，沒想到我這個小小工作人員竟能把木簡搶救出來，認為我做了他們所不敢做的事。徐將此事告訴了傅斯年，立即發來了電報叫我在天津待命，他們會派人來的。那時電報要通過淪陷區，來取要幾天，等人來就更慢了，足足等了個把月。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徐森玉先生本人。他那時已是六十歲的人了，輾轉遠來，歡然道故。他告訴我說，他們幾個負責人研究過了，叫我一個人秘密進行，把寶物由北平運到天津，再由天津運到香港。我義不容辭，接受了這個任務。」從沈仲章寫信通報，再經過長沙的傅斯年、徐森玉等人研究，再到徐先生間關至津，期間到底需要多久，現在因文獻無征，還不能確認。不過現存一個由北至南的行程所需時間，大概可以參考：「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直至11月17日，鄭天挺、羅常培、羅庸、魏建功等才離北平南下。12月14日，方輾轉抵長沙。」【見於《北京大學圖史：1898-2008》，北京大學檔案館校史館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p.128。又可參鄭天挺《滇行記》，見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一）·總覽卷》，北京大學等編，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73-83。】即因戰亂之阻，長沙到京津一帶，大概需要近一月時間。另據徐森玉先生1937年11月3日致傅斯年函【傅斯年圖書館藏原件】，有「晨間奉到十月廿五日航示，漢簡事承先生直下承當，毫無猶豫，擔任一切費用，熱心毅力，至堪欽佩……」云云，並請傅斯年致函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孫洪芬以申請北返經費等，則沈仲章所言傅、徐二人商議之說，確有其事。而傅斯年收至此函，已在9日，無論其是否再致函上海孫洪芬處商議經費事宜，還是堅持以史語所之款項支持徐先生北返，等徐先生真正動身，必已在中旬之後。以上種種信息綜合起來，則徐森玉先生到達天津的時間，應該是在1937年的12月間。
1939年7月26日徐森玉致葉景葵函
另據1939年7月26日徐先生在致葉景葵函【上海圖書館藏】中說：「寶前歲七月，自舊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長沙四越月。得青島友人電，居延漢簡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潛回北平，設法將簡二萬餘運出，送存香港（現在港影印，年底可竣）。」按照信中所言，徐森玉先生是親自到北平去取的竹簡。這個說法雖然是孤證，但一則是出自當事人在兩年之後的回憶，可信度自然較沈仲章等人多年後的回憶為高。再則這個說法也能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徐森玉會親自攜帶5箱漢簡到香港的問題【說詳後】，也彌補了沈仲章自述中相關說法的不足，因此是值得相信的。徐氏函中，也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就是他講是收到青島友人電，才得知漢簡陷落的消息。這個說法與沈仲章曾寫信向他報告漢簡消息的自述似有矛盾，但其實衝突不大。還是根據前引11月3日徐致傅氏函：「昨得仲章兄由青島轉來一函，茲附呈。」此函不知是否即沈仲章所言報告漢簡轉出之函，抑為後續報告之函？如是前者，則在沈氏發函之前，傅、徐等人已知漢簡之近況，傳遞消息者另有其人。但無論如何，沈仲章從天津發函於徐，在當時局面下，是需要通過青島中轉的。
綜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長沙後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漢簡處於危地的時候，經天津親至北平，取出5箱漢簡自攜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則由沈仲章自行設法運出。沈遂將殘存北平的木簡及相關材料先運津，再從海道經青島而至港。【需要說明的是，沈仲章當年從北大運出的不僅是居延漢簡而已，據其自述記載，還有「考察團的重要對象也偷運出來了，如居延筆的模型（複製品），貝格曼在居延海發掘木簡的地形坑位草圖，西北科學考察團木製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畫佛像的信箋、郵票，還有我國郵局特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發行的紀念郵票一大包（一千多套），還有許多原始記錄、賬目等等，這些全是與木簡有關的東西。」】途中雖有波折，而有驚無險。居延漢簡及相關對象，遂由徐、沈二人攜出險境，安全抵達香港。
四
根據前引沈仲章所述，徐森玉先生派他獨自一人想辦法將漢簡運至香港。他在文中還說到：「徐森玉走後，又剩我孤單一人暗自籌劃。我秘密回北平一趟……我這兩隻箱子並未引起注意，交了貨，取得一張收據，這份國寶就運到了天津。」又說在青島意外脫船之後，請船長將這兩隻箱子交給同船的吳景楨，「這位船長很負責，果然把箱子交給吳。吳也很負責，把箱子取出後交給了蔣夢麟，由蔣夢麟交給了香港大學圖書館存放。」這個說法其實很有問題，但現在所有研究居延漢簡流傳的文章，竟然都習焉不察，沿用此說。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將漢簡從險地運出之方法，是出自徐森玉先生。在前揭1937年11月3日致傅氏函中，徐先生云：「至如何運出北平之法，在此無法懸揣，俟寶到津後與仲章兄切實商酌，相機辦理。梁思（誠）[成]、劉士能二君均來湘，言營造學社各種珍品系托外人包運，甚為妥當，將來或循此途徑辦亦可。」而之後漢簡之出運，據沈氏自述，正是通過外人協助。
再根據時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1938年1月4日的日記：「高寶森帶了葉譽虎到中文學院來（見）徐森玉先生……」【《陳君葆日記》，謝榮滾主編，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p.333。】而同一天，徐森玉又到蔡元培寓所報告北平圖書館南遷善本及居延漢簡轉移等事。蔡元培在其日記中記到：「徐森玉來，言北平偽政府欲究提北平圖書館寄滬之圖書，現已與香港大學商，可運港寄存。惟起運手續尚待商討。我素知平館寄滬之善本書有五百部，但據森玉說，守和已提最要者，如《永樂大典》、宋寫本《文苑英華》之類九十箱到北平。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之木簡二萬餘枚，本儲北大國學研究所，近由沈君 秘密運出，經徐君攜至香港，現已寄存香港大學圖書館。」【《蔡元培日記》，蔡元培撰，王世儒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p.531。】葉譽虎即葉恭綽，為長期資助北平圖書館的中英庚款委員會的董事，該董事會後來還出資資助漢簡的整理印行及沈仲章在港期間的生活費用，蔡元培則為原北大校長、現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他們兩人對於北平圖書館以及與平館、北大均有極深關係的居延漢簡無疑是異常關心。這裡提到徐森玉先生向蔡元培當面言及漢簡已由自己帶至香港，顯然不可能是誤會。1938年1月5日，北平圖書館駐港辦事處鄧衍林（竹筠）也致函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言及居延漢簡存港狀況：「木簡已安全運到，現儲中文學院，港當局甚珍視之。徐主任忙甚。」【（檔年3.7），《北京圖書館館史數據彙編》，p.471。】及至次日，徐森玉先生將所攜居延漢簡經香港大學陳君葆等人的幫助，暫存香港上海銀行保險庫中，據《陳君葆日記》【p.334】：「徐森玉的漢代木簡共五箱，今日用副監督（史洛士）的名義寄存在上海銀行的保險庫里，午間由我親自送去。史洛士對於這事似乎特別慎重，不知何故？也許他對這幾箱東西的所有權頗發生一點疑問，不過這實在是太過分些了。」從蔡元培到陳君葆，都是當事人記當日之事，不可能發生誤解。也就是說，徐森玉先生曾經親自攜帶5箱居延漢簡至港，是一件確定無疑的事情。
1月11日，徐森玉先生親至沈仲章託運居延漢簡之海口船，打算與受沈仲章之託攜交漢簡之吳景楨接洽，但竟然毫無頭緒。第二天，徐先生無奈之下赴香港大學，托中文系主任許地山等人協助收核漢簡，具體過程據《陳君葆日記》所述【p.337-338】：「漢代木簡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電報，說自己在青島脫了船，因此託了船上的吳景楨把東西帶來。吳景楨是誰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從天津到了兩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吳，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領，因此今天來找地山想辦法。我下第一課時發現幾個人齊集在我的辦公室裹想計策，徐森玉急的了不得。我說，這事最好找一個熟識太古的買辦的人到他們寫字間和海口船上去查查，並且事不宜遲，怕船開了更沒辦法。一句提醒了許地山，結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輪船公司去找莫恩如商量。約一點鐘後地山回來了，一路進來，一路喘息，說 東西沒有丟，正從船上搬進來，徐森玉在小祈園等你，要立刻去，好在中飯後到太古洋行去領回各行李。 這時剛因芬尼克約在下午到淺水灣去逛逛，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了他要下午兩點四十五分才能在大學會齊，然後才趕到小祈園去。在小祈園門口下車，森玉已經在那間茶室裡面等得十分不耐煩了。我才進門他便叫 夥計，開飯，開飯，快點，快點拿來。 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覺得這一點很可愛，因為穿長褂的民族第一種毛病便迂緩不切事實，所以每致僨事。鳳坡的可愛亦在此點。在我坐定後之兩三分鐘內，森玉又催那夥計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來了，我急忙的吃，但是結果還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點像煥文。付款後，我們離開了小祈園，看看時計只不過十二點一刻，這心裹才舒服。但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訴我們說，東西要到三點半才能搬到岸上來。並且船上的買辦有一個條子給他，說沈仲章們還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時須先繳清此數雲。於是我對徐講，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餘的事，可由我們關照。他下午（趁）【乘】三點半的芝沙加喇荷蘭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電報局門口和他作別。」但這次接洽是否成功？到底有沒有收到沈仲章所攜漢簡？陳君葆並沒有記錄。從道理上來說，如果真的沒有接到，這麼重要的事情，日記中應該有所記錄才對。既然沒有再提，那應該是有所收穫才對。到1月15日，陳君葆以徐森玉、許地山就漢簡事所寫的函件轉交港大當時的副監督史洛士，據《陳君葆日記》【p.339】：「為許先生草的關於漢木簡事致史洛士的信今日送去，信內並夾上了徐森玉給他的函。這信我提議另打出數份，分致西北學術考查團的幾個理事，如胡適之、陳（壽貽）【受頤】等，使他們都了於這事的經過始末。現在木簡的其餘一部分已有了下落，吳景楨致守和的信說，他過港時，把東西徑帶到長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雲。」根據陳君葆這裡的記錄，似乎是在1月12日的時候，並沒有在船上接到漢簡，或者並沒有全部接到漢簡。可惜的是，因文獻有缺，這個問題暫時還不能確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吳景楨確實是將部分漢簡攜至了長沙。這裡提到的吳景楨，是北大地質系1937年的畢業生，故而得到沈仲章的信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根據沈仲章的記述，吳景楨又將所攜漢簡交給了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由蔣轉給了港大存儲。1937年7月，蔣夢麟接任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再加上平館與臨大圖書館當時合併，聯合辦公，以原平館副館長袁同禮為館長。故而，吳景楨此舉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合情合理。
據1938年1月5日鄧衍林致袁守禮函：「蔣校長已於日前飛港。木簡已安全運至，現儲中文學院，港當局甚珍視之。徐主任忙甚。」【見於《北京圖書館館史數據彙編》（1909-1949）第一部分《歷年館務活動資料》1.168，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p.471。】單從字面來看，似乎是在此一兩日前，蔣夢麟從長沙乘飛機至港，將木簡攜來，存入港大。但正如前所揭，沈、吳所乘之海口船是1月10日才到香港，蔣夢麟絕無可能在此之前就將木簡由長沙攜來。那麼，沈仲章的說法到底是不是有誤呢？事實上，根據1938年1月7日第41次長沙臨時大學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蔣夢麟並未參加當天的常務會，1月19日第42次常務會議，蔣仍未參加。但次日的第43次常務會，蔣夢麟則列席其中，可見，蔣氏1月初這次赴港，是大約在3、4日，到19或20日之間的。到了1月24日的第45次常務會上，蔣夢麟被推舉為臨大的昆明辦事處主任，負責臨大遷往昆明的前期工作，故而在1月25日之後，他就從常務會上缺席，直到4月19日昆明的首次常務會上，蔣夢麟才再度參與。【所有會議記錄及詳情，均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二）·會議記錄卷》，北京大學等編，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33-47。】這就說明，大概在1月25日或者之後的一兩天內，蔣氏已經出發，轉道香港，後又搭法國郵船到越南的海防，再從海防搭火車到河內，復由河內乘火車經滇越鐵路，最終到達昆明。而居延漢簡應該就是在此次赴昆明之途中，被蔣氏由長沙帶到香港的。
據上文所揭1月15日《陳君葆日記》，徐森玉先生在12日匆匆離港之際，還曾留書與史洛士，商借港大主樓內圖書館之大波樓 (即漢口圖書館特藏室，時稱 Room H )，以便幹事沈仲章從事漢簡數據之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編寫索引等工作。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寓新華飯店。1月31日，他發電報給傅斯年云：「韮菜園一號中研研究院傅孟真先生鑒：木簡已全運港，擬用公及仲章、鴻寶三人名義存香港大學，務希電允。排比影印亦擬進行，並盼指示。回電由許地山轉。寶，卅一。」【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37，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也就是說，最晚在1月底時，所有的居延漢簡都已經運到香港了。
但漢簡這次由北至南轉運中涉及到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1938年5月9日，沈仲章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到：「木簡整理工作經多次啰蘇後，終已在港大漢口圖書室中進行。校方供備鐵櫃一架，容量不大。故只得將所有津滬運來之簡品共八箱拆散……」【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17，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見於《中研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p.921-952。】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津滬」的說法，不知何以與「滬」有關？又前述沈氏自述中，說他帶出的漢簡是兩箱。對於這個問題，邢義田認為一則可能是因為原簡經過多次包裝，所以造成數量有變。再則可能是沈氏為了運送方便，所以將小箱盛入大箱之中。【邢說見《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具體情況如何，現在已經無法確知，但信中說到「八箱」這個信息值得重視。這8箱中，5箱是由徐森玉先生親自至港的，毫無疑義。其餘的3箱，按道理來說就是由沈仲章押送而又轉託給吳景楨的。但據前揭《陳君葆日記》及從情理上來講，也有可能這3箱又因某種因素被分為了兩批，一批由吳景楨轉交給了蔣夢麟，然後又帶到香港。另外一批則是在1月12日的時候，由海口船方交給了陳君葆等人。
五
根據前引5月9日沈仲章致傅斯年函中描述的情形來看，居延漢簡此時存放於漢口圖書室中，整理工作也已經漸次開展，逐步走上了正軌。但到沒過多久，此事又生波瀾。據6月13日徐森玉先生致函傅斯年函：「孟真先生賜鑒：春間寶離港太速，未能晤教，耿耿至今。昨奉惠書，辱蒙勞問，並審鈞體惟寧，感慰兼至。漢簡承大力籌劃，印刷等費均告齊備，聞之惟有額手稱慶。港大屢加疑難，實由許地山兄措辭錯迕所致，已追悔莫及。今用北平圖書館名義取出，當不致為北方奸偽所攫奪也。委不腆撰序，惶恧無似，萬不敢承，將來仍求先生撥冗一揮（已函仲章兄將各種材料搜集匯呈），並望略去賤名。蓋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寶實不能稍攖其鋒，惟有仗大雲含蓋，則一切魑魅罔兩自隱遁無遺，務懇見許為禱。」【原函藏上海圖書館，影印件見鄭重《徐森玉》，《中國文物名家畫傳》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p.85。】則漢簡又因歸屬權問題受到港大方面的質疑，而被迫在此時從港大取出。但取出之後，到底如何處理？是遷地另儲，還是經過斡旋後又重新存入港大，似乎並無記載。但既然大家都沒有特意提到這個問題，很有可能後來還是重新存入港大。而歸屬權問題所以產生，當是因許地山致史洛士函言及木簡的歸屬權屬於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而徐森玉先生等人則考慮到其他因素，而採用的是北平圖書館的名義。兩者之間既不無扞格，所以會引起港大方面和史洛士的懷疑。這封信中又提及傅斯年希望徐先生來為即將影印出版的函件圖版撰序，而為先生所推脫。徐先生的理由說是「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寶實不能稍攖其鋒」。其實，這兩件事情的原委就是一個，根據傅斯年1940年8月25日致考察團理事會理事袁復禮函中言：「弟當時所以不敢主張用西北科學考察團名義者……查弟等未舉為理事時，每次開會，總是周肇祥主席……此人行為，當時已有漢奸之嫌，故為政府扣押，今則附逆數年矣。又森玉先生、仲章兄將漢簡移出北平後（時淪陷未久），周逆即往北京大學查覓此物（森玉先生雲）可見此事在北方之可引糾紛……故不如徑由國家之機關出名，如教育部、北大、中英庚款會，彼即無從爭論。」【見於《傅斯年遺札》，王泛森等主編，中研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p.1107-1111。】可見歸屬權之爭的關鍵所在，是為了防止以周肇祥為首一班人物，借著西北考察團理事會的名義鬧出糾紛。而森玉先生之所以對此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他早年與周氏交往綦密，在1927年秋搬入三時學會之前，曾長期借居周府，故公私兩端皆不便與周相爭也。
不過，為居延漢簡圖版撰序一事，傅斯年後來又託付給了葉恭綽。想來一則是以葉氏德高望重，且「漢簡一事，得先生護持印傳，自是千秋之盛事，其功德固不在流通《磧沙藏》之下。」【1940年4月7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078-1080。】再則是因葉氏代表中英庚款會在港協助印行木簡，該會「辦理此事為國家出史料，為國家保古獻，千秋萬世，自為嘉話。」【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6-1120。】但最後漢簡的圖版既然並未出版，則葉序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此書原版毀於1941年底香港陷落時期。】
居延漢簡歸屬權是個異常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會引發存儲上的不便，還會引發漢奸的覬覦，尤其是對於出版而言，更是一個巨大的障礙。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傅斯年建議直接委託中英庚款委員會與負責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接洽。因此之故，他糾合徐森玉、徐炳昶等考察團理事會理事，聯名致函與葉恭綽云：「玉甫先生左右：關於居延漢簡出版一事，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斥巨資以成之，而先生在港料理，尤深感佩。茲出版在即，不可不與商務印書館訂約。茲由炳昶等聲明，炳昶等謹以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資格，將與商務印書館訂約一事，一切委託貴會辦理。即乞先生就近與之接洽一切約中辦法，並由先生主持，無須寄下討論，以求速成。以後若此事萬一發生糾葛，皆由炳昶等負其責任，與貴會及先生無涉，特此此聲明。」【徐炳昶等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3。按此函原編者繫於1940年8月，恐有誤。因此函內容與上引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相接，當作於此後。】但遺憾的是，雖然從歸屬權方面來看，經幾位理事的委託之後似乎再無異議。但因局勢迅速惡化，居延漢簡正文圖版付印一事，終於未能完成。
1940年6月4日徐森玉致葉景葵函
六
1938年居延漢簡運至香港，有關方面即安排沈仲章開始排序、整理、拍攝。但以種種緣由，進展始終有限。雖然確實存在種種不利條件，但沈仲章自身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據1940年3月23日，徐先生給傅斯年函中所說：「寶前上先生書後數日，即寄仲章兄一函，將各工作限定時日辦竣，始有一月廿八日議出各條，特次序略更動耳。渠辦事大體極可佩，誠如尊論。惟其身體素羸，多憂善病，非時加迫促，不能貫徹始終。」【原函影印件。徐先生網孫女王聖思教授提供。】故而，隨著時間流逝，大局愈發惡化，徐森玉先生終於不得不不顧病體殘軀，以耳順之年，再赴香港督促辦理諸事。【1940年3月23日徐森玉先生致傅斯年函：「賤疾漸挩體，柱杖可步行數里，旅行必無困苦。辱承慮及，尤征見愛之厚，私衷感紉。」】據1940年6月4日，徐先生在函致葉景葵函中述及此事經過云：「揆初先生賜鑒：去冬奉手教，當裁末牘，略達鄙忱。昨舍弟來函雲，尊處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馳仰。邇維起居多祜為祝。寶因居延木簡在港影印，倏逾兩載，結束無期，不得已來此催促。兼旬策勵，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間可印成。現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擬將原簡移至昆明，與中央研究院殷墟遺物同置一處。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8月6日，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當時流寓香港的葉恭綽曾以《保存居延漢晉木簡工作報告》為名致函中英庚款委員會，說：「厥後工作，較為順利，沈君亦勤奮逾前，滿以為可以如期竣事。但切實研究，始發現以前該館（商務印書館）一方的工作，尚有須加補正之處，而以相聯關係，沈君因亦不能如期告竣，即本年四月止。正在躊躇間，適徐森玉先生有來港之議，因候其來此商議。及徐君抵港，逐一細勘，發覺以前雙方疏略，未及切實進行之點，與館方力謀協進改良之策，由徐君逐日在館督同辦理。兩月有半，始將原底運出前所應做之工作做畢（即以後可不必再用原底），但並非就此即可製版。」【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26，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可見，居延漢簡最終能夠整理有序、拍攝完成，徐森玉先生不僅有領導之責，更是身體力行，方克蕆事。
這次徐先生赴港之緣起，據先生1940年1月25日致傅斯年函：「居延漢簡在港攝照，由沈仲章兄董理，二年以來，屢事延宕。曾寄函詢詰，無隻字見答，令人縈念不已。聞編號以後，須重加包裝、覆校，必須赴港辦理。且寄存問題亦頗重要，應籌置安妥之地。凡此諸事，若不速加約束，恐一再蹉跌，或致悉歸泡影。上負先生始終維護西北文物之盛心，罪實難逭。清夜自思，如芒在背。寶擬親自赴港一行，嚴事督促，將上陳各節限半年辦畢，用特作函，徵求先生同意。如蒙許可，自當力疾前往，務懇示遵。」【原函影印件。徐先生外孫女王聖思教授提供。】傅斯年對徐先生自告奮勇之舉，顯然極為感佩，1940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徐先生函云：「前談我公赴港一行之事，重慶相關友人均覺有此必要，並深佩先生不辭辛苦。」【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0。】5月2日傅斯年致杭立武函中也談到：「關於漢簡之保管與出版兩事，待辦者多，似非請徐森玉先生前往一行不可。且此物之存香港大學也，由森玉出名，故保管一事，非彼自往無法與港大接洽。弟上月到渝時，面陳此事原委，荷承同意，並謂可預先函告葉譽虎先生。茲森玉先生已自安順抵此，明後日赴港，弟今日發一信致譽虎先生矣。此事森玉既肯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順利進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1-1082。】又云：「此事有森玉一行，可以了此公案。」事實上，此次徐森玉先生赴港，是由中英庚款會與史語所共同負擔費用，傅斯年與庚款會對於這批文獻的保存，也是居功至偉。
根據上引傅斯年函及5月18日傅斯年致商務印書館李澤彰函：「徐森玉先生抵港，聞已快晤。漢簡一事，當可於出版、保存兩者皆得其宜矣。」【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2。】徐森玉先生此次大概是五月初自昆明出發，而至中旬到達香港。因商務印書館館方的一些工作疏漏，以及一些新增加的工作，導致漢簡出版延誤，上引葉恭綽《保存居延漢晉木簡工作報告》中談及工作進度時候說：「據該館（商務印書館）行政技術兩方負責人均稱該館制印工作，自本年十一月起，必須明年四月方能出版。」而正是由於這種種緣故，導致居延漢簡圖版遲遲未能印出，終於毀於日寇入侵之時。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不僅對於居延漢簡始終其事，縈懷在心，對於負責整理漢簡的沈仲章更是關心備至。在前揭1月25日致傅斯年函中，即云：「去歲港幣猛漲，英庚會所給仲章兄之生活費當然不敷開支，工作遲緩，此亦原因之一。現聞生活費久已告罄，尚懇大力於該會續籌款若干，付給仲章兄，俾竟全功，感盼無似。」漢簡圖版一書，雖然因戰亂被毀。但不幸中的萬幸，因徐先生等人的密切關注、協調有方，漢簡終於在日軍入侵之前，得以完成整理、攝影等工作，並順利運出香港。
徐森玉
七
徐森玉先生在港的指導工作，其實應該很早就完成了。據1940年7月10日傅斯年致袁同禮函：「目下港越交通阻斷，森玉先生不能返……」【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8。】實際上，隨著局勢的逐漸惡化，雖然對於整理出版工作的督導很快完成，徐先生已經意識到另外一個更加急迫的問題，即居延漢簡自身的安全。傅斯年在致葉恭綽函中提到：「今春旭生、森玉堅命斯年將此物存之敝所，斯年曾竭力反對。及森玉到港又來信，又回信聲明其困難。後立武兄來一電，詢運往馬尼剌如何？當復以個人贊成，去美尤佳，但全是貢獻於朋友之意見。此事先生將費神運美，感佩之極，深愧斯年無此毅力。」【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6-1120。】
徐森玉《木簡問題》說明材料複印件
徐先生自己在多年之後也回憶當時漢簡的轉運情況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因為香港有被日本佔領的危險，打算把木簡運出香港。胡適在那時任偽駐美大使，與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聯繫後擬寄存美國。我當時對美帝國主義毫無認識，認為這批木簡存放在美國，比運到 重慶 安全。便由我和沈，請示蔡元培同意後，空運美國（箱上寫明直接寄胡適）。」【徐先生木簡問題說明材料複印件。】
1940年7月30日徐森玉致傅斯年函複印件
居延漢簡5箱，後來在1940年8月4日離港，在10月中旬抵達華盛頓中國大使館，10月26日正式存入了美國國會圖書館中。這個過程，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一文中已經有著極為細緻的描述，因此不再贅言。
最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對於所以參與居延漢簡相關事宜，傅斯年在致袁復禮函中說的很清楚：「弟於此事，純是為文物熱心，亦緣深感森玉前輩老先生之督勉，故為此往來之信盈尺……」【見於《傅斯年遺札》，p.1107-1111。】而居延漢簡後來的釋文者與考證者勞干，也曾反覆在其大著中表達過對於徐森玉先生的感謝，在《居延漢簡考釋序目》中，他說：「我最要感謝的是徐森玉先生，胡適之師，傅孟真師，沈仲章先生，他們都是非常熱心的。」【見於《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研研究院歷史與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1957年，p.21。】勞乾的感謝，是因為：「這一次所印的圖版，還是民國二十九年時在香港照出的照片。當時原簡尚在香港，照好洗了兩份，一份寄到上海去製版，一份寄至昆明由我來做釋文。」【見於《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序，p.3。】正是由於徐、沈、傅、胡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漢簡這一中華瑰寶安然留存至今。而勞干從1942年此書的初版序中，就對上述諸人感念不已，每次再版，也均保留這一致謝，也是不亦宜也。
發現居延漢簡的漢代要塞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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