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吳曉剛

夫人說：

在過去三十年里，中國的城鄉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城鎮常住人口已經達到了6.9億，佔13億總人口的51.27%。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城鎮居民人數首次超過農村居民人數。目前，全國已經有五個城區常住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十於個超五百萬的特大城市。這些城市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很多中小型國家。我們印象中的農業大國、「鄉土中國」，在不知不覺中變得遙遠模糊，而一個個活色生香又光怪陸離的都市畫卷正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肆意展開。然而，在享受更多的公共資源、經濟機遇和生活便利的同時，城市的發展也始終繞不開一些通病頑疾：如高昂的房價，擁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氣，激增的外來人口，和髒亂差的「城中村」等。公眾所關注的民生熱點話題也越來越集中於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學區房、住房保障、養老保險，收入分配，空氣質量，食品安全等等。這些現實社會問題一方面使得地方治理面臨嚴峻的挑戰，但同時也為當代社會科學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素材豐富的研究觀察室。

香港科技大學的吳曉剛教授是過去數十年推動國內社會科學系統的數據搜集和嚴謹的實證研究的領軍學者之一，近年來他的研究更加聚焦一些更加地方性的研究，倡導以量化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以鄰里社區為核心的比較城市研究。

2017年12月23日，《繆斯夫人》對話香港科技大學的吳曉剛教授，聊了聊他在過去十多年關於中國城市化和經濟社會的研究。

訪談 | 何璇、張逸楊

責編 | 許多多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做研究的，常常有一種內在的焦慮，就怕自己過兩年沒有新東西可做。

《繆斯夫人》：你過去十多年在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研究領域裡成果卓著，但也花了很多精力推動在不同的地方搜集一手調查數據。現在國內不少大學都成立了專門機構，建立學術調查資料庫，並開放給相關研究者使用。定量社會科學研究者通過分析這些數據，寫出很多東西來。你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和精力，申請經費，自己通過項目搜集數據？

吳曉剛：搜集設計好、質量高的資料庫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純粹是為了發文章、評職稱、獲得榮譽，這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呢？先說說我的研究興趣的發展。

我2001從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的博士畢業，論文是關於中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畢業之後的發表，一直是順著這個方向走。我研究戶口、單位等具體的制度安排對社會分層和流動的影響，以及市場轉型過程中這些制度的作用如何式微的。我現在總結為「一戶一位」（戶口和單位）的研究。我用的數據主要是UCLA的導師Donald Treiman和中國人民大學搜集的「當代中國生活史和社會變遷」數據。這兩個調查是有一定的聯繫，都是全國性的概率抽樣調查（恰好，也是每戶隨即抽一位）。

做研究的，常常有一種內在的焦慮，就怕自己過兩年沒有新東西可做。2003年到香港工作後，我想到自己的分層研究向兩個方向研究。一個是教育研究，因為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另一個是城市研究，緣由待會再說。先說教育社會學的研究興趣。2006-2007年度，我獲得美國教育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NAEd）的Spencer基金會的博士後研究獎勵。當年好像是從全世界200多個申請者中，選中了18個，我是唯一一個來自北美之外的。這個基金會很土豪，除了給你寄一張支票之外，還每年舉辦一些retreat（靜修） 活動，我可以飛到美國去參加。NAED會也會邀請一些大牛教授，參加分組討論，給年輕學者職業發展的指導。現在回想起來，收穫還是蠻大。比如，我今年在上海紐約大學作社會學訪問教授。我第一次聽到紐約大學有在上海發展的想法，就是曾任紐大校長、美國國會眾議員的John Brademas2007年秋季在華盛頓參加我們的一次小組討論會上提到的。這樣，我有機會接觸到分層領域之外真正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的東西，也萌發了搜集一種不一樣的數據的想法（基於學校調查的數據）。2008年春香港科大正好有一筆內部資金。我就寫了一個計劃，拿到了幾十萬塊錢。作為試點，我的打算是在北京做幾所大學，在上海做幾所中學，我也就在這兩個地方有點關係。

我當時想找人大CGSS合作的一位老師，不巧他正好要調離人大。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領導，正在找人民大學的馮仕政老師做一個首都大學生思想狀況的調查課題（其實我90年代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經常被拉去設計問卷）。我們決定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好好設計一下這個項目，使用多階段分層抽樣，獲得一個對全市大學生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這就是「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BCSPS）的由來。做了兩期之後，我們覺得實在太累，既要找錢、又要組織實施調查、還要出東西對資助方有交待，就把這個項目交給了人民大學，由機構資助，一共進行了5期追蹤調查。今天人大調查與數據中心的另外一個品牌項目CEPS, 也源自於此。清華大學後來也做了一個大學生的調查，也與這件事有一定的聯繫。BCSPS數據，最近才陸陸續續出了一些東西。

我2007年在香港科大拿到tenure（終身教職）後，不想總是玩別人搜集的二手數據。除了上述的研究外，我開始關注香港研究。起初是因為教授科大社會科學部研究生的兩門定量方法課程，需要用一些與本地相關的數據做例子，這樣比較能夠引起大家的興趣。同事給了我一期香港人口中期調查的數據，我自己看看也覺得很有意思。當時，香港社會的民生問題矛盾開始暴露，特別是不平等與貧困問題、年青人的社會流動和政治參與問題，大陸移民的社會融入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我的研究領域，只是換了一個場景而已。我受到香港本地一些年長學者的鼓勵，試著申請項目資金。2009年獲得港府中央政策組和研資會公共政策戰略研究計劃五年期400萬港幣的資助，成立了「香港科大應用社會與經濟研究中心」, 發起了「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這是香港第一個住戶追蹤調查，其實就是一個研究項目，並不是學校資助的。我當時也沒有團隊，在香港這樣一個對隱私高度重視的城市做追蹤調查（非常困難），而且我與本地社會也沒有太多聯繫。當時覺得太難了，就想把錢退回去不幹了， 但是最後還是硬著頭皮上。

這個關於香港的研究項目，耗費了我個人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8年時間。你看看我的履歷，這段時間沒有什麼發表，也沒獲得過什麼榮譽。有一些新的研究項目資助，其實都是用來養這個團隊的。沒有人要你去做這個，也可以對付一下。但這8年還是盡心儘力地去做了。回想起來，還是有一種內在的滿足感。總結一下過去的工作，第一是建立了一個中心（即CASER）。 中心每年與上海大學合辦定量社會科學方法暑期班，還組織翻譯了SAGE的綠皮書。第二是辦好了一本英文SSCI雜誌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CSR)。這本創刊於1968年的雜誌，我把它改名了，變成英文匿名評審的雜誌，過去幾年內的影響力大大提升。第三是完成了幾個項目，主要是HKPSSD （三期），也包括參與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設計。HKPSSD只要求我們做兩期 （2011和2013），我們自籌資金做了第三期(2015)。2017年，我們又獲得了港府研資會的協作研究基金(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的資助。這個基金，一般都是給理工和醫學研究項目的。科大人文社會科學，之前只有一項獲得過資助，就是當時的社會科學部主任邊燕傑老師領導的CGSS項目。最後是培養了一批學生。項目沒有固定人員，只有靠我的博士研究生。過去8年，有十個博士從這裡畢業。他們現在活躍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主要研究機構和高校。

做研究、搜集數據，雖然說是在不斷積累的基礎上，但更要有「引領」之意。

《繆斯夫人》：所以是否可以說，你過去在香港科大應用社會與經濟研究中心這個平台上所做的工作，包括HKPSSD項目，既有歷史的延續性的，也是實證社會科學研究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嘗試。很多學者認為做香港研究太小了，做香港研究，在國際上發表論文很難。這樣時間、精力和資源的的投入是否值當？

吳曉剛：接著上面的繼續說。做研究、搜集數據，雖然說是在不斷積累的基礎上，但更要有「引領」之意。所謂「引領」，不在於「大」，動不動就是全中國；而在於「遠」和「深」， 要有前瞻性，看得遠；要有針對性，問題抓得准。我們的基於學校的大學生代表性樣本的追蹤調查，雖然只限於北京，應該是第一個，後來才有類似項目的跟進。我們在上海倡導的以定量的方法從事都市社區研究，2017年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具體信息等下再說），聽說也有其他高校在仿效。所謂「引領」就是要在別人想要做之前，你就知道要做什麼。2007年時，誰會想到後來香港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呢？那時候，香港的年輕學者，都忙著轉型做大陸研究。一個大陸出生的學者，做香港研究，無異於professional suicide （自毀前程）。香港沒有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需的微觀數據，而我們的研究填補了一個空白。有價值的資料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我們的HKPSSD項目，在2014年非法佔中爆發前一天，完成了新增樣本的調查; 非法佔中運動結束後，又對所有的人進行了第3期的跟蹤調查，有很多有趣的資料等待挖掘。

在HKPSSD樣本設計時，我覺得不應該把它看作一個區域研究的設計。記得在參加一次研討會上，和我有同樣背景的經濟學者提問說，「你不是大陸人嗎？為什麼要研究香港？」我說我做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我也意識到單單說香港的局限性。所以在設計的時候，把HKPSSD也看作一個城市研究項目，體現頂層設計的可比性。例如，我們將鄰里空間因素考慮進來進行抽樣，因為這體現了城市研究的一些特色。我們採用的鄰里單位是「選區」（District Council Constituency Area），因為政府為選舉事務會時常發布選區層次的人口社會經濟特徵。我們在第一、二期， 因為當時特殊的政治氛圍，對政治態度和選舉的問題，問的不多。但是在新增樣本和第三期及以後的追蹤，搜集了很多信息，可以與」選區」這個空間單位連接起來。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突破口來做城市研究，用以比較中國不同城市的異同。我們在過去的幾年把這樣的研究思路也拓展到國內的城市研究。上海大學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實施的「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簡稱SUNS），參照借鑒但不拘泥於國外同類項目的設計，更明確地體現了這種城市研究的思路。項目已經於2017年完成第一期的調查。HKPSSD和SUNS都是大樣本的數據。前者有3000多戶，8000多人，後者有5000多戶家庭，10000多人，來自全市180多個社區。

我們現在做的是，「『小』城市、大樣本」，把單個的城市，放大了，仔仔細細地看得透一點，做得深一點。還有比較研究的視角。HKPSSD和SUNS項目數據已為滬港比較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大都市是光怪陸離、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的觀察室和實驗室。

《繆斯夫人》：你似乎與上海與香港有著不解之緣由？你如何評價這兩個城市？它們有何相似之處，有何不同之處？HKPSSD和SUNS項目在目前階段的一些有趣的研究發現么？

吳曉剛：知識社會學告訴我們，研究者的研究興趣都深深地打著他生活經歷的烙印。社會研究者尤其如此。我從農村上學出來，有幸在中國最具現代性的兩個城市生活、工作。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第一份學術工作在香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工作過一段時間，有機會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了這個偉大的城市脫胎換骨歷程的開篇。我申請到美國留學，被UCLA錄取之後，原本是要參加（已故）成露茜(Lucie Cheng)教授的一個亞太城市比較項目的，但後來項目沒獲得資助，露茜又回台灣接手家族事業，最後不了了之。我2003獲得香港的教職之後，有一筆自主使用的項目經費，我記得就是做全球化、城市化、和外來移民的居住隔離。這項工作放了很長一段時間，回頭看來，現在的研究，包括分層、移民、教育、香港研究，還能連成一體，並沒有走得太遠。

又回到前面提到的研究「引領性」的問題。要研究中國社會變遷，未必需要全國性的數據。北京的不少學者特別具有這樣的使命感，搞得研究北京的人反而不多，出不了名。其實城市就是中國社會的未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會生活在城市，特別是集中在大都市。很多引領社會潮流的的東西，都是在大都市首先出現的。所以，大都市是光怪陸離、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的觀察室和實驗室。我們可能還是研究原來的題目，如不平等與評論、移民融入、住房、教育、婚姻、家庭、勞動力市場等，只不過要在更加具體的場景下來研究，把嚴謹的定量分析建立在一定的感性認識的基礎上。

我記得我出國之前，有個學者寫了一本書，叫《城市季風》，主要講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差異。作者顯然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過，主要是一些感性的認識，但是沒有實證的分析。至於上海和香港，這兩個城市有什麼相似之處，有什麼不同之處，我想我一時半會也未必總結得出來，總結得好。但是，有一點，說起中國的「雙城記」，我們自然會想到的是香港和上海。一個百年不到的銀行（滙豐銀行，HSBC），就是以這兩個城市命名的，自然顯示他們之間血緣的親近性、可比性。但是這兩個城市也有一些重要的區別。比如，上海有強大的政府，有下至居委會的層級組織，在香港則沒有，尤其在社區的層面。我有的時候對學生說，香港是中國研究的control case（對照組） 和一面鏡子。比如我們有一篇文章，比較1959年之前和之後逃到香港的難民（包括在HKPSSD數據里），對照那些沒有離開廣東的樣本，來看經歷大饑荒對後來健康的影響。此外，也可以比較有沒有全民退休保障（上海有而香港沒有）對老年人的健康福祉的影響等等。

但是我們的研究之所以被稱為城市研究，還是因為這些項目設計時都特別空間因素與社會屬性的交互。在西方城市研究中，城市人口研究中的空間分化和隔離及其社會後果，有著大量的經驗研究。我們的研究一是要看有沒有空間的分化，二是看空間分化會不會帶來空間分化效應，三是看亞洲社會和美國社會比起來的空間分化是否有差異，並做出解釋。

現代城市的興起，本質上是對社區性的反動。

《繆斯夫人》：你剛才談到城市研究中需要對空間性的關注，是否說的就是「社區研究」。能給我們解釋一下社區研究、城市研究、和全國性的研究之間的關係嗎？為什麼我們現在需要專註城市研究，特別是社區研究？

吳曉剛：是，也不是。第一，先說城市調查和全國性的調查的區別。現在，全國性的調查數據，如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GS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 （CLDA），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等等，可以通過公開渠道取得。這些全國性的調查，一個最大的短板就是針對性不強，因為中國的地區差異實在太大，對全國具有代表性，必然喪失一些地方個性的題目。我們做定量社會研究，要有直覺。直覺來自於我們生活的日常世界，對研究的現象有深入的了解。針對特定的城市的調查，優點在於比較聚焦，樣本量又足夠大。全國CGSS樣本量為10000左右，但我們的上海樣本就有10000左右的樣本量。假如我要做移民問題研究，如果用全國數據的話，這一萬人中分布比較分散，由於地區差異，這些數據之間怎麼對比就是一個問題，並不是簡單的東、中、西地區的控制變數就能解決的。上海的SUNS抽樣數據中，外來人口就佔了1/3以上。我們可以分析，這些外來人口住在哪、在哪工作、小孩在哪上學的數據，他們與本地人比有什麼差別，他們內部有什麼差別。這些是全國性數據中沒有的，也是全國調查難以獲得的。對住房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

我們的數據對全國沒有代表性，但是可以挖得更深一些。如果我們覺得地區（城市）差異中也可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可以將這個研究擴展到其他相關的城市，即我前面講的比較城市研究。 這種研究思路和邏輯，更有點像定性研究中的個案擴展法。不過這裡我指的是，對單個城市的context（情境），有深入的了解和設計得很好的研究，再擴展到其他城市：假定context發生變化之後，我們原來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繫，是否會發生變化。

第二，城市研究和社區研究是什麼關係？我們要突出城市研究的長處，找到和全國性研究相區別的特殊性，不在於其代表性，而在於聚集性和深入性。正是因為人口空間的聚集性，我們才可以更小的地理範圍（「街區」，neighborhood）內來研究我們感興趣的社會現象。對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空間性的關注，可以溯源到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西方城市社會學文獻中的「街區」(neighborhood)這一概念，或者可以翻譯為「鄰里」，但在中國城市情境里更通常用的是「社區」(community)這一名詞。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學學生在1933年介紹美國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帕克的社會學時，用來翻譯英文 community而創造出來的一個新名詞。我覺得前輩學人創造新詞還是蠻有功底的。這個概念包括「社」和「區」兩方面的屬性，即指以地區為範圍，人們在地緣基礎上（「區」）結成的互助合作的群體（「社」），用以區別在血緣基礎上形成的親屬群體。但是，community的英文本意，更強調的是其「社」性，而非「區」性。所以我們說搞定量社會科學的，也可以是一個社區（共同體）。

現代城市社會的興起，本質上是對社區性的反動，或者說，現代（城市）社會關係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 (superficial)、暫時性(transitory)，不可避免地導致「社區」這個概念中「社」屬性的弱化，即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城市主義導致社區的衰落。社會學史上有個德國社會學家叫滕尼斯，他寫過一本著名的書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即《共同體與社會》，認為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就是由共同體（社區）到社會的轉變。城市社會中住在一個特定的小區內的人，未必需要有一定的社會交往和聯繫。西方城市社會學中關於街區效應的大經驗研究，更加強調的是「社區」的空間（即「區」）屬性。當然，他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社會交往和聯繫。我們可以空間為基礎來研究城市，把鄰里的「社」性當作一個經驗性的問題。我們的香港HKPSSD和上海SUNS的項目設計，就體現了這一思路。

簡單的說，定義一個概念，有外延和內涵。定義一個社區，空間、區位是外延，社會聯繫互助是內涵。在城市社會中，後者是有待資料經驗證明的。我猜，這也是一般城市社會學的研究中，通常用鄰里街區而不用社區這個概念的緣由。

城市研究需要體現出城市的特徵，需要一定的當地知識，而不是把全國調查的範圍縮小。

《繆斯夫人》：社區研究在推動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和本土化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燕京學派」， 關注農村社會、鄉土中國，提倡社區研究，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和定性分析來探究社會制度和內在機制，曾經創作了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段輝煌時期。你雖然也用「社區研究」這個名詞，但卻用大規模抽樣調查和定量數據分析的方法，個人直覺似乎與這一學術傳統有所相悖？

吳曉剛：學術研究和發展本來就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我曾經關注過中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史。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文藻和他在燕京大學的一批學生倡導「社區研究」，提出了社會學研究本土化的議題，併產生了一批豐碩的成果。據我的閱讀，吳文藻當年提倡「社區研究」，實際上是對早年燕京大學傳教士社會學(missionary sociology)所積極推動的社會調查活動的一種糾正。在吳文藻看來，無論是定縣社會調查，還是北京人力車夫調查等，都是對社會情況的搜集和描述，沒有理論的指導。所以他主張通過社區研究，以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去理解一個社區，如「解剖一隻麻雀」。 「燕京學派」代表性的研究，如林耀華的《金翼》、《涼山夷家》、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等，往往是針對對單個地域社會的田野研究和觀察。這些地域大都在是農村或近郊農村地區，故稱之為「社區」並無不妥。這可以說是「社區研究」的1.0版。

1979年以後學科恢復重建過程中，費孝通先生起了領導作用。可能是受他的影響，這種類型的社區研究起步較早，一直佔據國內社會學研究的主導地位，而且還延展到對城市社區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傳統，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每個研究都是個案研究，而個案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可比性的，知識很難積累。第二是研究討論主要停留在學理層次，用一些社會學的概念，把一些社會現象發生的前因後果描述清楚。事實上，1.0版的「社區研究」運用功能理論和社區研究的方法，主要關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區」本身。

社區研究需要比較，因為不同的社區是不一樣的。在「燕京學派」開啟中國「社區研究」的近八十年的時間裡，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方法和技術手段都可以為社區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如何整體把握和刻畫異質性，跳出社區個案的思維，重複累加個案，定量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少。我們在香港和上海搜集的包括鄰里街區、家庭和個人等多層次的追蹤資料庫，可以用於社區層次上的分析，更可以結合人口普查數據和其他行政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人類學的視角和研究固然有用，而在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上，我們更強調整體把握社區的異質性及其對個人結果的影響，我把基於城市社區的大規模數據收集和對數據的分析，稱之為「社區研究」的2.0版。而強調社區研究則是將城市研究的與全國性研究區分出來的重點。城市研究需要體現出城市的特徵，需要一定的當地知識，而不是把全國調查的調查範圍縮小。研究結果也可以為資源配置、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提供支持信息。這是社區研究在參與基層社區治理中能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簡單地說，以個案為主的傳統社區研究需要升級到多個社區的定量比較分析，社區可以作為分析單位；中國社會學的研究志趣要通過社區研究，從農村轉向城市，從定性轉向定量，從個案研究轉向量化數據甚至大數據。另外一方面，以分析大規模抽樣調查資料的定量研究則需要置於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氣的研究。這些想法，可以過「社區研究」2.0版來推進。

《繆斯夫人》：現在各個學科領域都在談大數據，國家領導人最近也提出要「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位中國」。你剛才講到社區研究要利用定量數據和大數據。可否更具體地社會學研究，社區研究如何擁抱大數據時代？

吳曉剛：我們需要關注大數據，但我們又不能盲目崇拜大數據。有的人，小數據還沒弄明白，就開始誇誇奇談要玩大數據。一方面，沿著我前面提倡的城市社區研究的思路，我們的大樣本的抽樣數據已經太膚淺了，我們需要更好的研究設計，使得搜集的數據更有針對性，有助於我們對社會現象更深的理解。這是我們為什麼主張通過城市社區研究來理解中國的社會變遷。另一方面，城市特別是都市地區，又是人類活動的密集區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積累了良好的行政數據，而且在數字化時代，人們的行為軌跡數據也越來越容易獲取。我們可以把我們通過調查搜集的微觀個人、家庭數據、和人口普查數據、政府行政數據和匿名個人的大數據，在空間/社區的層面上整合在一起。

另外，我們也可以考慮在特定社區，引進非傳統的資料搜集方法（例如手機應用程式）來補充和驗證我們通過問卷調查搜集到的資料。總之，有了清晰的思路，大數據可以為社區研究可用。所以，這裡「空間」還是關鍵。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現象，都可以通過空間連接起來。這些工作，可能是未來社區研究的3.0版和4.0版。

「新古典」都市社會學

《繆斯夫人》：聽說你的研究團隊，把現正在做的這些工作和未來要做的工作，稱為「新古典都市社會學研究」。可否解釋一下為什麼要稱其為「新古典都市社會學研究」？舊在何處，新在何處？

吳曉剛：這是我們在研究組討論時，提到的一個名稱。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社會轉型，對都市社會學提出了很多老問題，也提出了很多新課題。早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由於南方棉花大量湧入北方工業城市，帶來了大量社會問題，芝加哥學派由此崛起。原來我們打算叫「新都市社會學」，後來發現，這個名稱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有人用了，主要是批評芝加哥人類生態學派的。我們關注的問題和視角於芝加哥都市社會學派很相近，鄰里這個概念，不是新的東西。他們做的研究是「古典」的。

「新」意在於，我們研究中國城市的社區時，一般將社區定義為「居委會」/「村委會」這個層次。中國城市的居委會（社區）被看作是國家行政組織在基層的延伸，而非西方語境下的自發的、自主的、自治的組織，而在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社區更典型的形象是橫跨於國家和社會，成為城市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要將這些關於中國城市社區的研究與社會學中社區研究的學術脈絡連接起來，最為接近的大概應該是上述「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延伸，而非簡單的空間概念。第二，當社會生態學這個學派出現的時候，主要利用的經驗數據是人口普查的匯總數據。現在我們的數據來源更加多元化了。 基於大規模的微觀調查數據、行政數據、人口普查數據，不同層次的數據，在空間上可以進行整合。通過區域層次數據與個人層次數據的整合，既可以做與個人行為相關的研究，也可以看個人行為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係。最後，城市社會學研究還可以與大數據結合，通過新型的手段搜集和整合傳統面訪不可能獲得的資料。這是需要通過我們的研究工作來充實其內涵。但是核心還是對空間因素的強調。故名「新古典」都市社會學。

《繆斯夫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你未來還有什麼研究計劃？

吳曉剛：泛泛而談的戶口、單位、社會分層研究會告一段落。在比較城市研究項目里，下一個比較有趣的，而且可與香港相比的城市應該是深圳。

我希望能對這三個典型性城市進行橫向對比。目前已經做了不少關於深圳研究的準備工作，但是還沒有關於深圳鄰里社區和住戶調查的微觀數據。要是齊了，這個項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深海港」研究計劃，即深（圳）、（上）海、（香）港比較城市研究計劃。目前，「海港」已經初具雛形，還缺一個「深」度。我們可以把之前關於不平等與流動、教育、移民、婚姻家庭問題放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研究，在一個清晰的、聚焦的背景下研究社會問題。可以把原來做社會分層的內容（「一戶一位」）放到具體的地區進行深入研究，放在特定情境下進行比較。

此外，我覺得還可將社會網路研究的方法引入社區研究。當然，這一塊，我還需要學習新的知識。

遠期來說，我還希望比較城市研究項目要走出國門。希望有機會能把研究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結合起來，通過研究沿線國家/城市的研究來更好地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

最後，還在考慮，社會科學研究如何擁抱大數據，逐步在研究設計中引入大數據。

「學術乃天下公器」。

《繆斯夫人》：最近您開設了自己的個人公眾號「啟社2017」，為什麼會想到要在這個時候開設這樣一個公眾號？什麼是「啟社」？如何理解「學術乃天下公器」？

吳曉剛：開設公眾號的原因在於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的成果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該用一般的語言在適當時候把研究推廣給觀眾，理想的是以通俗易懂的「社會學散文」的形式與公眾進行分享研究心得與發現。

我們與其他一般公眾號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主要傳播「基於自己研究」的知識，資料主要來自與於我們主導或參與的「北京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上海都市社區調查」等等，議題涉及到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教育、性別、家庭、城市、移民、住房等等公眾感興趣的話題。

「啟」意為「開民智」、「啟蒙」。「啟社」的含義是用語言傳播知識，用嚴謹的社會知識與研究啟發人們思考，深入理解社會問題，同時通過接地氣的方式讓公眾能夠看懂我們的研究。

「學術乃天下公器」。學術作為工具性目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並不是唯一的目的。要明白自己的價值，真正的學術應該是有影響力的，能促進人們深入思考的學術。

吳曉剛

江蘇鎮江人, 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和公共政策學部教授，應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英文SSCI 期刊(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主編，國際華人社會學會（原北美華人社會學家協會）會長。

199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獲法學學士學位，同年進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2001年獲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學位。2001到2003年任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Mellon 博士後研究員。自2003 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任教至今。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分層與流動、社會人口學、城市社會學和定量研究方法。他自2009年以來一直是「香港社會動態追蹤調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的項目主持人，並以上海大學「數據科學與都市研究中心」為平台，開展「上海都市社區調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項目。研究項目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歐盟研究資助局(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基金等大型項目資助。

製版編輯： 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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