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藍之刻∣唐存才：阮刻石鼓與摹刻阮刻石鼓
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展廳
明末清初本（姚廣平舊藏）
《勝藍之刻》
——阮刻石鼓與摹刻阮刻石鼓
學者攷石鼓文拓本以寧波天一閣藏元趙孟頫舊藏北宋本石鼓文為最古，存字四百二十二字，惜毀於清代咸豐十一年天一閣火災。然而欣慰的是清嘉慶二年時任浙江學政的阮元摹刻天一閣北宋本石鼓文，置石於杭州府學，後世稱為「杭州府學石鼓文」。
阮刻石鼓
光緒十二、十三年，清代金石學者盛昱、吳大澂分別對阮刻石鼓進行新的仿刻。吳大澂是臨寫並刻於端石板，吳氏跋曰：「光緒十又三年十一月，吳縣吳大澂臨阮文達公摹刻四明範氏天一閣北宋本石鼓文原本，殘缺處間采他說補足之。永州樂炳元刻。」此刻本亦見吳大澂考釋石鼓文字，注釋文字增補的出處，引注學者的研究觀點等，足見吳大澂深厚的小學學養及對石鼓文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整體文字排列格局雖摹自阮刻石鼓，但文字尺寸上均有縮小，屬於縮臨刻本的範疇，也未見阮刻石鼓所摹刻的殘損石花，尤其此刻是吳大澂臨寫上石，筆下不免帶有吳氏篆書的氣息，雖然李准贊其為愙齋生平致精之作，然綜合比較而言，摹刻雖精、字數雖多終究異於阮刻石鼓，也必遜色於阮刻石鼓。整體文字排列格局雖摹自阮刻石鼓，但文字尺寸上均有縮小，屬於縮臨刻本的範疇，也未見阮刻石鼓所摹刻的殘損石花，尤其此刻是吳大澂臨寫上石，筆下不免帶有吳氏篆書的氣息，雖然李准贊其為愙齋生平致精之作，然綜合比較而言，摹刻雖精、字數雖多終究異於阮刻石鼓，也必遜色於阮刻石鼓。
清.同治光緒間石鼓原拓
盛昱摹黃士陵刻阮刻石鼓
盛昱摹阮刻石鼓才是真正意義上對阮刻石鼓的忠實摹刻，無論整體格局、每鼓所存的文字乃至石鼓文字間的殘損石花都大致相同，若掩去阮氏題首、題跋等似可疑為同石之拓，僅此，盛昱的重摹阮刻石鼓一定是在細緻入微的狀況中進行的。阮刻石鼓所刻阮元之跋表明阮元重刻時參考了明初善本，我們推測盛昱的重摹也可能受啟於阮元而借鑒清廷所藏傳世石鼓善本以校阮刻石鼓存在的失真，儘管史料並未記載，但阮刻石鼓與盛摹阮刻石鼓拓本的對比已經有了充分的表明。盛昱摹阮刻本另一關鍵因素是刻工由金石大家黟縣黃士陵擔任。
乾隆晚期拓本
光緒十一年黃士陵北上京城國子監學習金石學，長期篆刻實踐的歷練及對金石的敏感都足以使黃士陵能超越普通工匠刻出逼真而富於石鼓本體的文字與線條，我們看到阮刻本文字與線條普遍偏瘦，某些線條邊緣輔之於細碎刀求蒼茫之味，但客觀上效果並不理想，盛刻本黃士陵運刀則線條中實質樸，字形較為飽滿，氣息高古而接近於原拓。
吳昌碩通臨《石鼓文》十條屏之一
黃士陵摹刻的石花機理自然古雅，大片石花處理得接近石鼓原拓，遠高於阮刻石鼓的石花表達。雖然黃士陵未能刻全十鼓，但續刻者尹彭壽精通金石，是以整本盛摹阮刻石鼓文在風格上保持著前後的一致性，也體現出盛昱在摹刻阮刻石鼓工程中卓越的統領能力與深厚的金石修養。
天一閣《石鼓墨影》策展人是西泠印社副社長童衍方老師，祖籍寧海，上海中國畫院畫師、國家一級美術師，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2017年2月，童衍方老師被受聘為首批寧波文藝大師。
盛昱摹刻石鼓文以阮刻石鼓為底本，在黃士陵、尹彭壽的共同努力下，卻摹刻出超越阮刻石鼓的石鼓文本，這是對阮刻石鼓本的繼承與發展，也體現出晚清時期金石家追尋天一閣藏宋本石鼓文文脈的努力與執著，更是體現出晚清文士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之情。
荀子勸學篇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說，若以「勝藍之刻」喻黃士陵刻盛昱摹阮刻石鼓文可謂恰如其分的。
童衍方老師和張生一起設計創作的玉成窯「君子」石鼓壺，並由童老師親筆題辭：君子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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