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黑天鵝」事件里的方孝孺
在明初，方孝孺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身儒學世家，學問極高成為建文帝的老師，繼承宋濂的衣缽，成為天下讀書人的領袖。二是燕王朱棣發難攻下南京，建文帝失蹤，朱棣強迫方孝孺為其撰寫即位詔書，被方孝孺嚴詞拒絕，最後被凌遲處死，夷滅十族。
方孝孺是浙江寧海人，是朱元璋時期官員方克勤（曾任山東濟寧知府）的兒子，父子二人從小都被認為是神童，方孝孺青出於藍，父親考中科舉為官一方，方孝孺則拜師宋濂，兩次被人舉薦，兩次被朱元璋召見，朱元璋給他很高的評價，但表示暫時還不能用他，原因就在於他認為方孝孺是輔佐新君的人。
終於，在朱允炆即位時，按照朱元璋的意見，方孝孺成為天子的老師。這一年，方孝孺42歲。在做天子老師之前，方孝孺曾經當過蜀王世子的老師，所以算是有從教經驗。但是，方孝孺未經過科舉，也未真正做過行政官員，不免有很多書生氣，光靠學問好，其實是不能很好地輔政的。
從記載來看，和朱元璋嚴刑峻法、剛猛無比相比，朱允炆應該是個心地善良、勤奮好學的孩子，即位時候才21歲，父親朱標也很寬厚，但是不到40歲就去世了，年紀輕輕就要乾綱獨斷，加上祖父那一套嚴酷的方法學習沿用的難度很大，掌管這麼大一個國家，確實有點難為他。更何況，北邊有一個手握重兵的叔叔對皇位虎視眈眈。
並不是說，一個人年紀輕輕當皇帝就不行，歷史上的少年英主也不在少數，這一點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天賦。明代後來的嘉靖帝，不是嫡傳，繼位時年僅14歲，但是就把大臣們玩弄於鼓掌之間，在位長達45年。清代的康熙，也是14歲登基，照樣成為一代明主。所以，年輕不是障礙，還很有可能開闢一個盛世。
皇帝也天真，老師也天真，那麼朱棣後來就難免野心勃發、覬覦皇位了。方孝孺一開始並不是建文帝最親近的人，在他之前還有黃子澄、齊泰是皇帝的老師，這二位都是當時有名的儒家學者，給建文帝出主意，讓皇帝削藩。於是建文帝繼位之後，馬上就在一年之內削掉了五個藩王，給朱棣很大的刺激。第二年，朱棣在演完裝病、裝瘋的戲份，把在南京作為人質的三個孩子召回之後，就起兵號稱要「清君側了」。其實，主要清的就是黃子澄、齊泰。
朱棣起兵之後，黃子澄、齊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已經不能再用，留在建文帝身邊的就只有方孝孺了。於是，所有討伐朱棣的檄文和詔令都出自方孝孺之手。方孝孺也出了很多計謀，但是他並不擅長政治和軍事，所以很容易就被朱棣以及其重要謀士姚廣孝一一識破了。例如，他幾次使出緩兵計、反間計，但是都因為套路太淺，以及在軍中缺乏基礎、所託非人，都沒有成功。
與方孝孺不同，朱棣的謀士道衍和尚（姚廣孝）簡直是一位神人，政治、權謀、兵法、文學樣樣精通，一開始就認準朱棣必有大作為，成功策划了「靖難之役」，輔佐朱棣登基，隨後還主持完成了《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簡直就是人生贏家，關鍵是，他還是個和尚。從他的能力來看，劉伯溫都未必能是他的對手。
方孝孺則是最大的失敗者。但是他很有骨氣，燕王已經兵臨城下，他仍然勸皇帝抵抗到最後一刻，結果朝中大臣和武將還是投降了，建文帝自焚（也有逃亡一說），方孝孺被俘。姚廣孝還曾替他向朱棣求情，說如果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就滅絕了。
於是朱棣就讓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書，以為可以感化他，更能收服天下的讀書人。未料想，方孝孺把筆扔在地上，堅決不從，並與朱棣進行了一段非常激烈的對話：
朱：「先生不要自取憂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輔佐成王的方式。」
方：「周成王在哪裡？」
朱：「他自焚而死。」
方：「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
朱：「國家有賴於成年的君王。」
方：「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這是我們朱家的事。詔告天下的即位詔書，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
方：「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給你起草詔書的」。
朱：「難道你不怕株連九族嗎？」
方：「就是株連十族又能拿我怎麼樣？」
朱棣看他視死如歸，就不再抱任何幻想，把方孝孺車裂了，同時真地對方孝孺殘忍地「誅十族」，除了有親戚關係的九族之外，第十族就是方孝孺的門生和朋友。
方孝孺的悲慘遭遇令人唏噓，可謂史上最慘文臣，他的著作也被列為禁書，所幸有人冒死保存了他的一些文章，後世編成《遜志齋集》傳世。過了200多年，南明政權對他進行了追認，後代的文人仍然把他當做明代的文壇領袖敬仰，已有公論。現在我們比較容易看到的，是他留下的兩篇文章——《深慮論》和《豫讓論》，凝聚了他修賓士國的思考和心血。
《深慮論》明確提出了今天我們被稱為「灰天鵝」的理論。所謂「灰天鵝」，大概的意思，就是並非不可預料的壞事情，但是這些事情暫時還看不到，有些蛛絲馬跡，但無大礙，這樣人們就容易掉以輕心，等到事情發生了，為時已晚。方孝孺在《深慮論》里這樣說：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很容易理解。其實就一句話，容易出事的地方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但凡人能想到的都沒問題，沒想到的出事了，那就是天意了。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不可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
舉的例子非常的實在：秦吸取了周亡的教訓，不再搞分封制，以郡縣制治理天下，本以為高枕無憂，不料劉邦一個農民卻滅了秦國。漢朝吸取了秦過於集權的教訓，分封自己的子孫為諸侯，以為可以安穩，沒想到發生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宣帝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想到皇帝昏庸孱弱，被沽名釣譽的王莽篡位。東漢吸取了西漢的教訓、魏吸取了東漢的教訓，晉又吸取魏的教訓，都作了防備。然而，他們都是因為別的事滅亡。唐太宗算命要殺姓武的，就是沒想到武則天；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為藩鎮無憂，卻亡於異族。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這些人都很聰明啊，但是卻在小陰溝里翻了船，是什麼原因呢？「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用今天的話，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從這裡往上，都是非常可觀的。但是方孝孺的解決方案卻充滿了書生氣：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
因為這些都不可預料，唯一的方法就是「唯積至誠」、然後感動上天，讓上天不忍心降罪。也就是在道德上儘可能完美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從正面解讀，就是要對上天有所敬畏。
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如果不能求得上天的保佑，光靠腦子去謀劃是不行的，沒有這個道理。
治亂興替，是一個現實問題，按照方孝孺的想法，提升道德就可以了。確實有些書生氣，很難指導實踐和鬥爭。其實，從操作層面上來看，很有總結的地方，方孝孺已經提出來人要有所敬畏，以道德治天下，這個沒錯，但是不夠，還要能夠盡自己的努力去總結歷朝歷代興亡交替的經驗教訓，才能少犯錯誤。固然，錯誤雖然總是不可避免，但吸取教訓可以讓你堅持得久一點。萬世太平其實很難實現，事物有生有滅，平靜接受就是了。如果總感覺不能謀劃周全，就不謀劃，或者厚此薄彼，很快就會發現行不通。
《豫讓論》圍繞戰國時期晉國復仇者豫讓的故事展開，豫讓一般人都沒有聽說過。但是韓趙魏三家分晉卻是歷史上一件大事，標誌著戰國時代的開始。晉國在晉文公時期達到鼎盛，後來實行了「三軍六卿」的執政制度，出現了智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等六大家族，六大家族按照「長逝次補」的原則，輪流執政，稱為正卿。執政不同於後來的宰相，而是統管政治軍事，有點輪值主席的意思，和晉國君主的關係類似於今天的總經理和董事長。趙宣子、范宣子這些晉國大臣，包括趙氏孤兒趙武，都做過晉國執政。
後來，中行氏和范氏家族都敗落了，只剩下智氏、趙氏、韓氏、魏氏四家。輪到了智瑤做執政，野心勃勃企圖恢復晉國霸業，但是因為四大家族勢力太大，執政所能調動的資源有限，所以提出一個一攬子方案：各家都主動把自己家的私田捐獻出來作為國家共同財產。並且，自己第一個捐出一萬戶土地。在智瑤威逼利誘之下，韓氏、魏氏也捐了地。
但是，趙氏大夫趙襄子因為素來與智瑤不和，死活不同意。於是就開打，四大家族爆發了「晉陽之戰」，智瑤聯合韓氏、魏氏引汾水淹晉陽，趙襄子即將一敗塗地的時候，在最後關頭以唇亡齒寒為例使出反間計，韓氏、魏氏臨陣倒戈，智瑤反被趙襄子斬殺，頭骨還被當做酒器，殺了智氏滿門，與韓氏、魏氏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晉國第一大家族就這樣覆滅了。執政被殺，君主大怒，但是也無可奈可，最終出逃而死，韓趙魏三家分晉，晉國滅亡。
成敗，往往就在一瞬之間。
豫讓是智瑤的家臣，也做過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但只有智瑤重用了他。用豫讓的話：「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智瑤被殺之後，豫讓就投入了刺殺趙襄子為智瑤報仇的事業中，先後兩次行刺趙襄子。第一次是扮成趙襄子宮中的廁所保潔員，打算趁趙襄子如廁時刺殺，但被趙襄子察覺逮捕，認為他此乃義舉，就放了他。第二次，漆身吞炭，毀容破音，埋伏在趙襄子必經之地的橋下，又被發現，再次被俘，請求趙襄子拿出一件衣服，成全他報仇的心愿。於是用寶劍刺在趙襄子的衣服上，三次之後自刎而亡，死前說出了一句千古名言：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在當時，豫讓的事迹就受到民眾的同情和讚許，一直是一個正面的義士形象。一千多年後，方孝孺專門研究了這段故事，提出了不同見解：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
方孝孺認為豫讓復仇的做法不可取，因為作為家臣，應當提前為主人出謀劃策、避開危險，防患於未然才是上策。然而，等到主人失敗了，才去為他報仇，這不是沽名釣譽嗎？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餘徐憾矣。
豫讓獲得了忠臣義士的美譽，但是仍有不足之處，主要就在他第二次行刺回答趙襄子的那段話有問題：「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意思是，主人對我怎樣，我就怎樣對他，智瑤以國士待他，他就以國士的做法報答他。但是真正的忠臣與有沒有以國士待之沒有關係：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
方孝孺拿「晉陽之戰」另外兩方的謀士做例子，他們分別是韓康子的謀士段規，魏獻子的謀士任章，他們的待遇也不好，但是他們知道勸告各自的主人先答應智瑤的要求，擇機而動。郄疵也是智瑤的謀士，也沒聽說被當做國士，但是還是把自己洞悉韓、魏兩家不良居心的想法告訴了智瑤，雖然智瑤沒有採納，但是也問心無愧了。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上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慾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日：「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
真正的國士應該怎麼做呢？他應該在智瑤嬌縱跋扈、不可一世的時候，勸他不要生事。誠懇地勸諫，不聽再諫，三諫不從當場自刎，不信主人不為所動有所感悟。也不至於落得智氏被滅族的境地。
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這樣的話，豫讓就是死得其所，比兩次行刺最後象徵性地報仇不是強得多嗎？本來能當國士，在災禍來臨之前發揮重要作用，卻寧肯袖手旁觀，等到主人被殺，混跡於刺客，實在是不應該。
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所以，豫讓不能稱之為國士。但是，豫讓比那些早上還是敵人，晚上就投降的人，還是忠誠得多了。
總地來看，方孝孺的確深謀遠慮，也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國士的忠誠，《深慮論》、《豫讓論》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註腳。不幸的是，他雖然認識到了「灰天鵝」的存在，卻趕上了歷史上最大的一隻黑天鵝事件：藩王篡位並且成功了。以往，藩王造反從來沒有成功的。漢景帝也是21歲登基，也是聽了晁錯的書生之見，剛剛繼位就下令強行削藩，導致「七王之亂」，但是漢景帝運氣好，內有袁盎出計謀誅殺晁錯，外有大將周亞夫輔佐平叛，才沒有釀下大禍。漢武帝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採取了非常巧妙地「推恩令」，慢慢就把藩王的問題解決了。
向來，皇權根基未穩的時候，不宜進行大的變革，而是應該延續前任帝王的一些做法，等待時機尋找解決方案。朱棣發難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建文帝違背了朱元璋定下的《祖訓錄》。朱元璋制定的這個規定，太過死板，把藩王和皇帝都限制得死死的，也沒明確說要削藩。於是，皇帝一削藩，就違反了《祖訓錄》，反而弄得很被動。建文帝請的三個師傅，基本都是學問家，缺少實踐家，方孝孺可為帝王師，卻不是宰相和將帥之才。歷史的殘酷和無奈就在於此，但無論如何，方孝孺都稱得上一朝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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