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經背負罵名的中國建築，將來會不會名垂青史？
1月22日下午，北京清華大學博物館，正在舉行的首屆中國-瑞士建築對話活動上，中外建築領域人士齊聚一堂，共話建築與環境的關係。這也讓近些年來引發中外媒體曝光的諸多「奇怪」中國建築，再次映入眼帘，引發討論。
「洋范兒」與「土范兒」
「蛋殼兒」、「褲衩」、「鳥巢」、「靴子」、「秋褲」……《大西洋周刊》曾如此盤點中國各地市民給「後現代」建築起的外號。
在2004年12月2日《經濟學家》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國成為世界城市夢想家的新遊樂場》的文章中，時任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邵偉平批評某些外國建築設計師把中國當作「試驗田」，把在國外可能不會接受的一些想法拿到中國來試驗，他抱怨說：「城市化速度之快正引起新的迫切需要，使得一些開發商和官員作出荒謬的決定。」
然而，這些報道在中國國內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一些本土項目更有「迎頭趕上」之勢，以另一種怪異風格吸引眼球，比如不倫不類的「洋范兒」——蘇州「東方之門」，杭州國奧村，以及湖州喜來登酒店。又如，不倫不類的「土范兒」——銅錢大廈、酒瓶大廈，以及福祿壽大廈。
上圖：福祿壽大廈；下圖：湖州喜來登酒店
為什麼一些建築在神州大地上會被認為顯得格外格格不入？
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它確實反映了某種審美缺失。另一方面，則因為建築設計領域的理論和方法令人眼花繚亂。
被漸漸接受的「大褲衩」
談及中國人心中最具體的爭議建築形象，大概繞不開央視總部大樓，俗稱「大褲衩」。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曾表示，建築工程的決策方需要考慮花多大代價得到什麼樣的美觀，是否只有唯一的途徑才能得到美觀的問題。
央視總部大樓
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棟樓依舊是21世紀初建築工程的奇蹟，突破性地解決高層建築誇張外形下的結構穩定問題。
2007年，「大褲衩」進入了《時代周刊》2007年十大最佳建築榜單，2013年，它打敗60個項目，獲得了世界高層都市建築學會的最佳高層建築獎。
如今距建成已近十年，人們越來越能以更寬鬆的心態接受大褲衩的存在，譬如各個電視劇的空鏡頭，乃至地鐵循環播放市政宣傳廣告里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大褲衩」設計者、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的設計遵從解構主義，這是一種由計算機技術推動的風格：承重、抗震、風阻、聲學、光照、人流等考慮因素被「打包」放入電腦模型，重組，計算，輸出設計結果。承重單元不再橫平豎直，與室內裝飾合二為一，開窗各個不同，內外皆曲線化。
解構主義讓建築拜託了千篇一律的形態，與此同時，庫哈斯的確是以至少未來二十年為考慮維度，他曾說，「央視總部大樓會被高樓所包圍，所以他不想僅僅追求高度，而是希望設計一個有張力的造型，內外更要能夠充分互動。」
銀河SOHO
過去十年北京城市發展——特別是東三環如春筍般的地貌變化佐證了他的想法。現在無論坐車經過還是航拍，「大褲衩」在各個角度下能呈現出不同形象，這在該片區依舊是獨一無二的。
嘉德藝術中心和「藝術造城」
「大褲衩」的另一位聯合設計者奧勒·舍倫，最近又以「折中」的方式在中國出場了。
最近，奧勒·舍倫新作「嘉德藝術中心」在北京王府井正式投入使用，這也是他在北京設計的第二個新的地標式建築。這是全球首個由業主和設計師按建築物目標功能「從零開始」做設計的藝術品交易場所。它同時也是酒店、畫廊、公共餐廳和拍賣會場。
奧勒·舍倫強調這棟樓不只是一座展覽館：「它不是密閉機構，它是對當代藝術混雜屬性的讚揚。」
這是對該地區範圍藝術形態的一種高度概括。該樓坐落於故宮博物院和國家美術館之間，外觀設計呼應黃公望的山水畫，傳統北京四合院，以及王府井建築群目前的方正形態，整體上反映當代中國的身份。
外方內圓，環形玻璃幕牆圍繞的是一個面積達1.7平方公里的展覽空間。
嘉德藝術中心（《建築實錄》網站）
「我希望它能蘊含多層次的文化內質和歷史韻味，捕捉到北京一詞所能承載的全部情感。我把這些元素糅合起來，做抽象化處理。」在接受《建築實錄》採訪時他說道。
「嘉德藝術中心」方正卻又毫不刻板的外形，讓它在王府井一眾「方盒子」里格外醒目，又不至於太跳脫。但這只是當下眼光，長遠看，到底「嘉德藝術中心」是奧勒·舍倫在爭議過後的一次平庸妥協，還是真正尊重本地特質的設計，答案只在時間中。
如果說嘉德藝術中心是在已有藝術基奠的地塊再造一個公共藝術殿堂，2017年第七屆深港建築雙年展，則是「藝術介入」概念在建築在城中村和「握手樓」內的又一次推進。但無論是將商品沿道路中軸線擺放的行為藝術，描繪民工的壁畫，還是提出「微觀公共空間」的建築工作室，他們在城中村製造的公共空間始終因無法脫離展場形態而「不夠公共」。
雙城雙年展主展場（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官網）
人和周圍環境交流的關係才是重點
同樣是關注農村建築，2017年7月，清華大學建築系博士生徐騰則以社會學角度分析河北農村流行的「奶奶廟」而走紅於網路。
徐騰原本帶著看熱鬧的心態走訪農村這些完全不符合現代建築設計審美的「野生建築」，最終卻切入了田野觀察視角，並用詼諧的語言，將民間建築的生命力和其存在的必要性傳達給一向視其為「粗鄙」的城裡人。
他認為在談論民間「野生建築」時，他更多關注農村人口的精神需求，以及其再創造能力——他們從實際出發，對既定文化符號進行貼近生活的改造，且並無過多的心理包袱，「而大家討論的是審美。」他認為這種不僅膚淺而且居高臨下，畢竟城裡人並不能想出很好的替代方案。
據報道，徐騰很難從建築學已有的標誌性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偶像。在對建築的判斷中，他更關注人在空間內的活動和交流本身所具備的改造能力。
馬里奧·博塔（瑞士駐華使館）
「建築應該是集體藝術和集體智慧的體現，設計師要考慮當地居民的審美和需求。」在首屆中國-瑞士建築對話活動上，瑞士著名建築師馬里奧·博塔的這句話，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徐騰對中國建築的思考。
博塔認為，在探討身份認同前要先找到環境的價值，特別是在大型城市的進化過程中，環境和人的關係被忽視了。他說：「人和環境的關係蘊含在對天空、樹林、水系的理解和審美之中，建築的目的之一也是引導人們的注意力回到這些自然事物上，而非進一步割裂。」博塔強調說，無論何種理論，建築並不是石頭壘石頭，而是人和周圍環境交流的關係才是重點。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李曉東則指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大範圍地拆除舊房危房，拆完之後，樹立什麼，這是一個迄今都在探討的問題，其中繞不開獨特的歷史進程中「中心-邊緣」的二元化視角。「身份認同從建築符號上找到了關聯性，論述題變成了東/西，傳統/現代的選擇題。」他說。
熱文推薦
TAG:參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