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說我是「自瓜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的丁景唐（前排
左一）和巴金（前排右一）、李濟生（後排左一）的合影
這一次，走進永嘉里271弄「慎成里」，腳下竟然如此滯澀、凝重，幾乎邁不開步了。丁景唐先生走了，我去到他的遺像前三鞠躬。
「慎成里」有近百年歷史，是滬上至今保護完好的石庫門舊里。丁景唐老先生從1940年起就住在此地，一住就是七十多年。因為三樓朝南的房間陽光充沛，成了丁老兼具卧室、書房和會客「三合一」功能的居處。
猶憶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踏入這條老弄，心情既興奮又忐忑。從一樓沿著木扶梯，一層層盤旋著登上三樓，有點像兒時登龍華塔一樣。我帶著詩的疑問，來拜見丁老先生。因為偶然知悉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版過詩集《星底夢》，暗忖丁老原來是詩人哪！那一天，聽他談了很多，關於他的寫詩他的經歷。他還問及我的愛好，我的愛人姓名及工作等等。告辭時，丁老在贈書的扉頁上，不但寫上我和妻子的名字，還寫上「賢伉儷」三字，捧著這珍貴之書，心頭油然湧起一股暖流。
之後，我便成了「慎成里」的常客。每次去，時間或長或短，都與丁老聊家長里短，聊書事文友，都聊得那麼暖心。聊到午飯時刻，便與他的家人圍桌而坐，拿起碗筷吃飯，這幾乎成了「常態化」一景。飯桌上，丁老笑呵呵地用寧波話說：「韋泱是自瓜人」，意即自家人，聽後我心頭也是暖暖的。丁老養育七個兒女，個個都是優秀才俊，其中兩個是他研究現代文學一脈的，那就是老三丁言昭和老五丁言模。丁言昭曾說，受爹爹影響，韋泱也來加盟，我們小字輩成了「三駕馬車」。丁言昭擅長人物傳記，丁言模專研瞿秋白和「左聯」，我的重點則是詩歌史料。我視丁言昭、丁言模為師姐、師兄，亦是我做人研學的榜樣。
最為愜意的是，丁老那時八十歲上下，喜歡在居家周邊散散步，我就陪著他，一邊走一邊聽他絮語。走到弄內右邊64號的一排紅磚房，丁老說，這裡有塊牌子，是過去地下黨時的中共江蘇省委辦公地方。轉到居家後面的襄陽南路上的弄堂口，丁老說這裡叫「敦和里」，魯迅的學生蕭軍、蕭紅曾居住在這裡，在大餅攤上發現了魯迅手稿。又說作家巴金也一度在弄內21號住過，這房子是馬宗融、羅淑的，他們夫婦去廣西教書，委託巴金看守，巴金就索性在這裡繼續寫作長篇小說《春》。踱到永嘉路對面371弄堂，丁老繼續說：「這裡是田漢辦過南國藝術學院的舊址，可惜已拆得差不多了」。一圈轉下來，彷彿是現代文學的「紅色之旅」。
丁老是1938年入黨的老幹部，一直擔任著不小的職務，卻一輩子買書、淘書、編書、寫書，一身布衣，滿溢書生氣息。他愛書，對愛好書的年輕人更是關愛備至，處處呵護。有好的書，他就給我留著，說這本書儂拿去，用得著。這樣的饋贈，已算不清有多少回了。記得，十多年前，北京的梅娘出版《梅娘近作及書簡》，給丁老寄了一小箱，計有十多冊，內含幾冊特製的毛邊本。那天我剛走上樓梯，踏入他的書房，已見好幾個文友在等著取書，只聽丁老大聲說，慢慢交，韋泱是藏書家，等他來了先拿。說完，他剛巧看到我了，說來了來了，就取一冊毛邊本，很快給我簽名、鈐印。我非藏書家，但聽了丁老的話，心頭也是暖暖的，暗想：一定要好好珍藏這本書。
從梅娘就想到了丁老的不少舊雨新知。有時他們從北京等地來上海看望他，他就電召我去，一一介紹給我。有時他乘我去北京公幹的機會，介紹我去拜訪他們。如四十年代的老友袁鷹、王殊、成幼殊、許覺民等，以及他的學生輩學人如朱金順、孫玉石、王湜華等等。由此我的人脈愈來愈廣，開闊了我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眼界。
及至晚年，因健康原因，丁老住進了醫院。我就難得去「慎成里」，調轉方向直奔華東醫院了，我成了他與外界聯繫的「橋樑」。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新著以及丁言昭、丁言模出的書，都召我去囑託分送或寄發。外地書友來滬看望他，大都讓我陪去，有的北方人聽不懂他的寧波話，我就臨時當「翻譯」。南京《開卷》雜誌創刊二十周年，海上連環畫中心成立三周年等，請他題字留念，或者書友托辦的簽名、寫字之類。對我的請求他都是有求必應，從沒打過「回票」。丁老一貫慈善，樂於助人，我卻一次次打擾這位八九十歲的老人。現在想來甚覺過分和愧疚。
與丁老相處，從沒見他發過脾氣。惟有一次，讓我刻骨銘心。那天，他讓我在一本書上蓋印，我把印章在印泥盒裡咚咚按了幾下，就快速朝書上敲去。丁老一見，厲聲呵斥道：「儂咋弄弄（你怎麼搞的），敲圖章要慢一點」。說完，他走過來示範一遍。我從未見丁老發這麼大的火，嚇得不敢吱聲，靜靜地看他操作過程。之後，我知道鈐印是個細心活，動作要緩慢而有力。
說起印章，這也是丁老的一種愛好，他把錢君匋、唐雲、曹辛之、符驥良、茅子良等篆刻名家給他制的印章，彙編成《景玉常用印選》，分贈文友和愛好者。每次他在書上簽名後，總不忘鈐上名章及閑章，一枚二枚甚至三枚四枚，筆墨與印泥落在紙上，是滿滿的書香。我接觸過的文化老人中，沒有第二位有如此濃厚的雅興。他還喜歡拍照片，每次與友人相聚，他都囑我帶好相機，結束時說，來吧，大家拍個照。沖印後，讓我一一寄給各位。他是留給我照片最多的文化老人。這也是他長期從事史料研究形成的一個習慣。
幾年前，《出版史料》老主編吳道弘先生對我說，丁老耳聰目明，記憶力非常好，你常在他身邊，多請他談談出版方面的事情，多留下點史料。真是不謀而合，《藏書報》主編王雪霞也有這個設想，商量於我，能否請丁老做個口述實錄的訪談專題，還把提問一一傳我。我覺得應抓緊做，終於協助丁老完成了近萬字的《答〈藏書報〉二十一問》這個專題，留下一份豐富的文化史料。其中有一細節，他從未披露過。「文革」期間，丁老把《海上述林》等幾十種珍稀版本，裝上三輪車運到出版局（他時任副局長），請辦公室秘書將書藏於壁櫥內，貼上蓋有局黨委大紅章的封條。他說這是用「瞞天過海」的辦法，搶救下了這批珍貴書刊。這體現了丁老的機敏與睿智。
在丁老出版《猶戀風流紙墨香》及《續集》後，我寫過一篇長文，較全面地敘述了丁老在創作研究與編輯出版方面的主要事迹，如影印及接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二輯，影印五四新文學重要期刊，參與《辭海》編纂組織工作等等。今日，回想我與他相處的歲月，他留在我記憶中的往事，都是點滴細節，卻更見他的性格與溫情。
本文刊2018年1月26日《文匯報 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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