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我的孩子在未來如何不落下風？
教育是中產焦慮集中的場域，他們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購買更好的教育產品，也對教育有更高的要求，不惜投入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為孩子創造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選擇。
兩年前的春天，張良花300萬元在北京買了一套學區房，向東城區前進了150米，付出的代價是每月占家庭收入40％多的貸款壓力，而女兒只是有機會進入到「水平還可以的小學」。
更早一些時候，李蕙為了兒子入學，在上海閔行區買了一棟比周邊房價高20％的學區房，但兒子只在公辦小學裡讀了三年，就選擇了「逃離」。
女兒們讀三年級時，榮路明退出了自己在廣州創立的公司和生意，回到深圳的家裡當起「超級奶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還為此創辦了一個小微教育機構。
至今在北京沒有戶口的李江城，則從沒讓自己的大女兒上過一天小學。
作為一個寬泛的階層描述，身處中間的人們總是顯得焦慮，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階層提升，但凈資產不足夠高、可支配收入不足夠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維持穩定的生活，而教育，是中產焦慮集中的場域——人們總要把自己奮鬥而來的財富和階層優勢向下傳遞，消除階層不安全感。
（2016年11月23日下午，南京第一場雪如約而至，為了確保孩子在雪天里的安全，家長們紛紛前往學校，陪護孩子回家。圖/視覺中國）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7年《社會藍皮書》以收入為主要指標，測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口佔全國家庭總人口的比例是37.4％。不管是以收入、資產還是職業、教育背景來劃分，中產階層的不斷擴大是現實。
他們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購買更好的教育產品，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為孩子創造多樣化、個性化的選擇。他們也發現，自己的需求與狹窄的教育理念和體系、固化的政策與管理以及匱乏的市場供給一再碰撞，可能會更加焦慮。
距離稀缺資源150米
「你看，這棟樓距離朝陽區的直線距離，恐怕只有150米。」張良（化名）指著窗外街道的另一邊說，「但這裡是東城區。」張良拿到這套每平方米5萬元，總價300萬元的小房子時，該社區的房子掛牌價已經超過每平方米8萬元，女兒剛開始上幼兒園。
買學區房時，妻子不大同意，她覺得既然都在北京，朝陽區和東城區的教育水平，沒有大家想像的差距那麼大。但女同事一句話就說服了自孩子一出生就在焦慮她以後上學問題的張良，「現在社會變動期還沒完成，階層通道沒有完全關閉，我們的孩子還有機會。」
張良和妻子都曾是「縣城少年」，兩個人之間的差異也在印證教育的作用，張良讀的是地方普通專科學校，在北京打拚15年，依然沒有北京戶口，妻子名校研究生畢業後即落戶北京。
如果說他們是第一代「移民」，那麼孩子一出生便擁有的北京戶口，起點便不同，這也意味著未來的路剛剛開始。
張良把2006年在北京買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給銀行，並辦理「個人消費貸款」60萬元，還「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積蓄60萬元，又跟朋友借了60萬元，作為首付款並辦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貸款。
單位所在的行業整體不景氣，這兩年張良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資收入比四年前縮水至少三分之一，現在他每月僅銀行的還款，就占家庭月收入的40％多。「孩子以後就近入學的小學，其實也不算東城區的好學校，主要是初中還可以，現在買學區房看小學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對張良來說，向東城區前進的150米使他的焦慮稍有緩解。
和張良相似，「學區房」是目前中產階層教育焦慮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備優質教育資源和城市房產雙重稀缺的特徵，也是中產階層突破多年來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實現「教育自救」的第一道縫隙。
新中國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蘇聯的發展模式，政府逐漸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學辦學質量，為高等教育快速輸送人才，推動實現工業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務院頒布的《幹部子女小學暫行實施辦法》，是代表公辦優質教育資源的、「重點學校」制度化的開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關於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的試行方案》，在經費投入、辦學條件、師資隊伍、學生來源等方面向重點學校傾斜，形成各級公辦基礎教育體系中，都有少數重點學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為促進教育公平，該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學」原則，結果之一卻是將優質教育資源進一步區域化——從城鄉、城市、地區之間的「泛地域差異」，細化到城市內部的「微差異」。
儘管2006年修訂後的《義務教育法》中明確規定「不得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學校不得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但此時「就近入學原則」與「強者愈強」的重點學校共同構築的、具有「馬太效應」特徵的基礎教育框架已經形成。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中產階層前所未有地膨脹起來，與之前的貧富差距很小的社會扁平化狀態有明顯的差別，家庭一旦有了財富積累，總會希望把這種優勢傳遞給下一代。」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熊易寒表示。
在熊易寒看來，公眾對中產階層的認知有誤差，中產並不一定意味著「富裕」，這是一個龐大且內部還有明顯區分的階層，中層、中下層的不安全感更加突出——凈資產不高、可支配收入不是很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隨時落入下層或者底層的可能。
熊易寒認為，如果財富足夠保證自己或者後代擁有沒有危機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產階層了。現在普遍焦慮的問題是，大家都要做中產甚至富裕階層，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上層變得越來越尖，競爭越來越激烈。民眾既對階層固化非常敏感，卻無法接受正常的階層間流動——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學區房市場的夾縫，給了中產階層相對公平和自由的選擇，通過這條渠道可以突破曾經與公辦優質學校糾纏的各種不平等現象，教育和資產的雙重回報也顯得異常豐厚。
重返「跑分系統」
有回報必然要付出，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核心城市住宅和優質教育資源的雙重稀缺，讓價格要素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
與張良相比，家在上海的李蕙（化名）運氣既「好」又「壞」。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為了尋求更好的公辦學校，她在上海閔行區購買了學區房，儘管比周邊房價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這片區域的房子單價已經超過5萬元/平方米，就資產增值而言，她的先發優勢非常明顯。
從孩子的教育來看，這次投資卻沒有達到她想要的效果。「公辦學校抓得嚴，早上7點30分到校，我們的孩子動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學後做作業總會弄到晚上10點左右、甚至11點。」李蕙說。
糾結到孩子讀三年級時，李蕙和丈夫終於做了決定，他們想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就為他選擇了一所位於浦東的民辦學校。
「校長的理念打動了我們，大意是小學期間應該給孩子們更多空間，初中再主要抓學習成績。」李蕙說。為了讓孩子就讀這所寄宿制民辦學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萬元的學費，這與上海一些知名的民辦學校、國際學校相比並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業普通管理人員，好在這個學校晚上統一7點50分熄燈，至少這樣，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樣，晚上陪著孩子寫作業到深夜了。不僅如此，由於這是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她也累積起了先發優勢——如今進入上海民辦學校的競爭愈發激烈。
2014年孩子轉學時候，李蕙覺得一點都不麻煩，她帶孩子到學校現場填了個表格，孩子自己進去面試，之後不久就確定了名單。今年這所學校發布招生信息的當天，早上8點網站開啟報名通道，1000個面試資格，兩三分鐘就一搶而光，頗有「雙十一」搶購的節奏。
劉超（化名）對此感觸很深。他就職於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兒子今年上小學，他此前帶孩子試圖「沖一衝」一所滬上最搶手的民辦小學，委託一所學校的副校長做了推薦。
去年初夏的一則新聞是，上海的幾所民辦小學在招生時不僅考察學生，家長也被列為考察對象。劉超專門購置了一套新西裝，帶著自己多年的資歷和充分的準備，和孩子一起去了。結果令他失望，「推薦生」太多，考慮到公平問題，學校只能按孩子的成績排名，自己的孩子沒有專門上輔導班，能算20以內的加減法，但別人家的孩子不僅會100以內的加減法，有的甚至乘除法都不是問題。
「條子」和新西裝，都沒起到預想中的效果。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翟靜麗告訴《財經》記者，上海民辦學校發展較為充分。一方面，在相當長時間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相對不足，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個人和家庭的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化。為滿足適齡兒童入學需求，民辦學校得到了鼓勵，因而快速發展，如今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滬上最受歡迎的小學和初中許多都是民辦學校。
一所上海民辦小學的語文老師對《財經》記者說，相比公辦學校，民辦學校的優勢不僅可以跨區擇校，更重要的是課堂活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寬鬆，課外有各類獨具特色的校本課程。對價格敏感的家庭可以選擇參與國內升學和高考的傳統班，更為富裕的家庭也可以選擇以後出國留學的「國際班」，兩套教育體系並行不悖。
「最大的區別還是校本課程、第二課堂。學生們有要求，學校會開辦閱讀課、棒球課甚至木工教室。課程更豐富、學生探索興趣愛好的空間大一些，當然也不是特別大。」另一所民辦雙語學校高中部的老師說。
給市場釋放一點「也不是特別大」的空間，就意味著「弱辦學自主權」帶來的競爭即可激發「微多樣化」和「弱教育選擇權」，這足以吸引對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產階層的注意力，他們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競爭中不落後，也不希望孩子的童年過於機械和灰色。
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對民辦學校的發展持樂觀的態度，他此前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從全國來看，公辦初中只有北京和上海還有一些相對競爭力，其他大量縣以上的城市，民辦初中都具有了壓倒性的優勢。「實踐中如果完全放開民辦學校的招生許可權，所謂的優質生源基本上會被民辦學校囊括。」吳華說。
不過，這種情況顯然短期內無法出現，公辦體系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優勢地位，基礎教育新一波「公進民退」已經發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基礎教育「學區制改革」——「試行學區制和九年一貫對口招生」。近年來，不少地區在推進此項改革，以北京為例，其主要特徵是重新劃分學區，教育管理部門下轄「學區管理中心」（可具有法人資格），對學區內的中小學校進行集團化管理，內部協調重點和普通學校的資源，加大財政投入的力度，實現公辦優質資源的均衡化。
「民辦學校的發展最初是因為政府經費在教育領域投入不足，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大大緩解了。」翟靜麗說。
民辦學校騰挪的空間也在縮小，今年9月1日施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給民辦學校畫了一個清晰的「圈」——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興辦盈利性學校，給已有的市場空間明確了「壁壘」。
政府在推進基礎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時，並沒有給對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產階層預留足夠的空間。但沒有「強自主權」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的土壤，進一步創新很難生長出來。
「公辦學校自主空間很小，課程設置、教材選擇、學時安排，都有明確的規定，無法個性化發展。」翟靜麗說。在她看來，教育應該鼓勵多樣性的探索，她介紹說，2000年左右美國發生了拆大變小的小學校運動，主張學校規模變小到400人以內，最好200人左右，學校數量增多，並且要想辦法辦出特色來吸引學生，家長的選擇權也同時增加。
不過，翟靜麗說，「有些民辦學校之所以受追捧，主要還是由於其升學方面的優勢，也是應試教育的結果，它們也不可能完全擺脫整個外圍的環境的影響。」
李蕙許給孩子的「快樂童年」也即將告結，2017年她的孩子開始讀初中預備班（上海學制，小學五年，初中四年，第一年為預備班），周末兩天的休息時間，都排上了語文、數學的輔導班。
學校老師開始反覆強調「跑分系統」：年級前60名-80名可能進入市重點高中，前80名-150名有望進入區重點高中，出了年級前60％，只能讀職業高中。這也是學校和家長之間的「約定」：雖然民辦學校有時意味著相對寬鬆的環境，但不能放棄對高升學率的追求。
「超級奶爸」的選擇
「我就是現有教育體系的犧牲品。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既得利益者。」 家住深圳的榮路明說。
如果說張良購買學區房，通過財富與教育的合流與增值配置來實現初步的「教育自救」，李蕙的指向是民辦教育的市場，榮路明的方向和他們又有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動，繪出一條疏離現有教育體系的曲徑。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榮路明創辦了一家閱讀類教育機構，有5個教室，周末來上一次課的不到10個學生，其中兩個是他的雙胞胎女兒，女兒們正在家附近的、區里最好的公辦學校里讀五年級，隨著父親深入參與她們的教育，她們讀完小學，很可能會告別現有的教育系統。
在全職輔助孩子學習和成長的同時，深圳的榮路明創辦了一家小微教育機構，圖為該機構的老師和學生正在互動。
2012年左右，榮路明從公司的經營和財務中完全撤出，有閑暇和精力關注讀三年級的女兒們時，很多問題讓他感覺焦慮：學習成績不理想，做事和學習都不專註、不主動，對什麼事好像既不反感，也沒有特別的熱情。
「最重要的是，我一和她們交流，學校里都有什麼有意思的事兒啊？她們的回答總是，就那樣兒吧。這麼大的孩子，應該總是充滿好奇心才對，這種狀態讓我感覺很不正常。」
比這些問題更讓他焦慮的是，他發現孩子們正在這個固化的教育體系里重蹈他的覆轍。
初二隨父母從陝西到深圳來的榮路明，算是這座城市裡的第二代中產階層，他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考上名校，出國留學，做過IT工程師，2003年時已月薪近萬元。從這個角度看，他是現有教育體系和考試製度的「成功者」和「既得利益者」，但在創業之前，他曾陷入一段長時間的人生茫然。
「創業之前，人生都被設定好了，認真學習，考一所好大學，學一個好就業的專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做到了才發現，我好像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接受的教育，是犧牲好奇心和興趣為代價的。」榮路明說，後來在參與自己孩子的教育中發現，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幫助一個人學會不斷思考和探索人生的價值、意義，形成不斷行動的能力，並以自己的方式實現人生的價值。
為了拯救孩子們的好奇心和興趣，榮路明決定給自己定位為「超級奶爸」，重新學習，全職輔助孩子們的學習和成長。
「我們也去了解過一些輔導班，比如數學，有的一次課要3個小時，孩子們在學校里一周5節數學課，一共才200分鐘，輔導班一次就能上學校一周的課程，壓縮時間、增加強度、反覆做題，成績肯定提高得快。但一味地增加壓力，不是更容易讓孩子失去學習的動力嗎？」
三四年來，榮路明自學語言類教育專業，書看了20多本，也諮詢過專家，之前他只是對主流教育體系的實際效果有所質疑，現在有了更清醒、專業的認識。「一年多里，現在孩子們已經能獨立閱讀大部頭的英文原版小說了，語文也越來越好。」榮路明說。
一邊自學一邊行動，他組織孩子們和同學成立讀書小組，在課外一起進行語文閱讀，去年7月按照自己的方式，專門聘請外教，從繪本開始進行英語閱讀，後來乾脆自己成立了一家閱讀類的小微教育機構，儘管暫時沒有多少盈利，卻也不用額外的投入。
他用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與孩子們在關鍵時期的成長做了交易。儘管這些年，他可能付出無法評估的、賺取更多金錢的「機會成本」，在他看來卻值得：「我能有機會陪伴孩子，通過閱讀學會思考人生的本質是什麼，如何實現自己人生的目標和價值，這就是我理解的、更好的教育。」
如果說榮路明從頭開始，以閱讀為切入點，深度介入女兒的成長，是家長在現有教育理念和體系之外，所作的創新努力的話，他的老師、上海市高級教師、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雙語學校教研室主任樊陽，已經在體系內部做了26年。
當年樊陽在西安的初中當語文教師時，利用業餘時間開設「樊陽公益人文講壇」，榮路明是第一批學生。這種通過大量閱讀歷史和文學典籍，結合課堂的深入討論和思辨，並且走出戶外，在名勝古迹的現實情境中去切實感受的語文學習形式，被樊陽堅持到現在。
「提高成績和分數一點兒都不難，以語文為例，考試無非是測試學生對信息的獲得、理解、分析、綜合和表達能力，閱讀完全包含這些內容，從這個角度切入，不斷積累，有了這個基礎，只在考試前在技術層面稍加點撥，學生的分數就可以提升起來。」樊陽說。
對於考試，樊陽是有發言權的，他曾經在學校裡帶過8年初三，這8屆初三的班級語文成績，都在上海市名列前茅。2011年，他的班上有兩名學生語文得到143分，滿分150分。「這些學生中，成績優秀的往往都是初三時堅持參加我的人文公益講壇的。」
在樊陽看來，現有的教育體系過於關注分數和成績，是將過程當作目標來追求，只拿出占其中一小部分的知識，在實際教學中卻賦予它們學習的全部內涵，並且圍繞它們做出一整套教學與考核體系並將之權威化，是本末倒置的表現。
「我們是時候該反思，現有的教育理念和體系，是否是唯一的選擇？」樊陽說，如今作為教育主要場所的學校，是工業革命之後由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可以較高效和快速地培養專門人才而發展起來的，但在當下以創新為真正增長動力的信息社會，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是對教育新的要求。
我能不能主導孩子的教育？
李江城的大女兒李子真今年12歲，2017年9月，她第一次走進學校的大門，這所私立學校並不容易進，10︰1的錄取比例，子真為此準備了幾個月的時間。
女兒的班主任趙春顏老師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一個從未「上過學」的孩子，直接進入她帶的初一班級中。「子真還不錯，活潑開朗、有自信，還競選上了第一任班長。」趙春顏說。聽了老師的描述，李江城算是鬆了口氣，也很開心。
為了上學，子真用小半年的時間，蓄起齊耳的短髮，從小到大，這個女孩一直留著只有幾毫米頭髮的「光頭」，這個髮型，一直是李江城自己在家親自理的。這也不是他在女兒身上做的，最「不靠譜」的事情。
李江城一家在北京沒買學區房，但他沒那麼焦慮，在對女兒們的教育上，他的決定總是有「主語」的——「我」該如何主導孩子們的教育。
他很確定其中有兩個方面是自己不想接受的：第一是小學的知識並不多，不需要在學校里翻來覆去地學六年，這對培養孩子的學習能力和主動性沒有多少好處，又浪費時間；第二是把孩子送到學校里去，要完全按照這套體系的遊戲規則和評價標準來做，家長參與的空間和起的作用都太小。
從子真到上幼兒園的年紀，李江城就嘗試在家教育，通過挑選和採購社會輔導班的素質課程來實現，幾年來孩子的成長讓他感覺滿意，小學乾脆也不去讀了。
李江城為孩子制定了教育的目標：專註、善良和快樂。他需要解決兩個層面的具體問題。
首先是知識的學習，他選擇了一套源於日本的「公文式教學」方法，語文、數學、英語等基礎課程，每周老師只各上一兩次課，集中解決知識點和相關問題，孩子回家後自己反覆做題練習，完成一個階段測試合格，再開啟下一階段。在他看來，掌握了知識就是成功，簡單有效的方法是好的方法。
其次是素質養成層面，他也用典型的理工科思維來實現：制定目標、邏輯推導、實踐驗證、修正迭代。李江城的妻子是主要執行人，她一直尋找和嘗試相關的素質課程來實現自己的培養目標，不斷嘗試下來，擊劍和「視唱練耳」的音樂學習，對女兒來說是最有效的。
「比如專註力的培養，我們覺得擊劍是個好辦法，你必須要非常聚精會神，才能刺中對方，一走神就被對方攻擊了，扎在身上也挺疼的。」李江城笑著說。「還有『視唱練耳』，這其實是很專業的音樂教育方法，孩子必須要非常認真，才能聽清楚每一個細微的音節，不斷練習。」
至於善良和快樂，李江城用了比較「笨」的辦法，從她們出生之時，家裡就沒有電視、網路、智能手機，他在房間里放滿了各個階段適合閱讀的書籍，孩子們無聊時可以隨時拿起來看。「經常去旅行和爬山，孩子可以接觸大自然，這肯定會讓她們更快樂吧。」李江城說。但子真給出和爸爸並不一樣的答案：「我覺得能做成一件事，會讓我更快樂。」
北京的李江城嘗試自己在家教育孩子，他的大女兒（右）去年入校讀初中，小女兒（左）仍然選擇在家上學。
六年的不斷修正和嘗試，讓李江城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他估計每年在孩子教育上的花費總要超過10萬元。相對於這些「投入」，女兒在家上學這六年里，他認為最大的「產出」是做對了兩件事——取捨和堅持：
「孩子理個光頭，鄰居的目光都不一樣，更何況每天不上學了，但堅持下來的好處是，女兒會變得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別人的異樣目光；至於社交方面，女兒在外面也可以交到朋友，可能會有影響，但和在學校里差別並不大。」李江城說，但我們這樣可以有時間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收穫不是更大嗎？
當然，孩子在家學習也有很多問題，比如，沒有自制力、消極配合等等，有時候這種狀態能持續一年多，但教育這種事也急不得，只要最終能學會和養成好的學習習慣和素質，這些付出也就沒有白費。
江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佳佳，近年來對李江城選擇的「在家上學」這種新的教育形態進行過調查，截至2017年2月，國內正在實踐「在家上學」的學生數約為6000人，從2013年到2017年，該群體規模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長。
「密切關注並有意嘗試讓孩子『在家上學』的群體更大，規模約為5萬人，近10倍於具體實踐的人群。」王佳佳說。她的調查顯示，「在家上學」家庭年收入區段涵蓋於5萬－50萬元人民幣，大多屬於中產階層，家長接受過大專以上學歷高等教育的超過八成。
王佳佳說，根據調查和訪談的情況看，成本支出的負擔或相關政策的限制，並非實施「在家上學」的主要困難，而是家長本身對這種形態和方法認知程度低，缺乏成功的案例和專業輔導，溝通和交流的渠道少。
「這種新形態的出現，有它的客觀必然性，當下家長和孩子對教育的需求、質量的要求越來越多元化，和目前主流權威的校園模式之間有基本的矛盾，因此大家開始尋找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王佳佳說。
這種嘗試一開始就遭遇法規和政策管理上的尷尬，儘管《義務教育法》給了「在家上學」之類的教育創新開啟了一條縫隙：「自行實施義務教育的，應當經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批准。」但教育管理部門對它卻沒那麼寬容，2017年2月，教育部印發的《關於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中仍明確規定：「不得擅自以在家學習替代國家統一實施的義務教育。」
不管政策如何禁錮，總有人在用腳投票，在越來越窄化教育體系和思維中，尋求突破的可能性，這是中產階層通過「強教育選擇權」，來滿足自己新教育需求的另一個明確的形態和「自救方向」。
新的形態不僅要求現有教育體系發生鬆動甚至變化，也會刺激市場多樣化、個性化的供給。面對正在變化的教育需求，政府應該更多研究，客觀區分「在家上學」和「輟學」，分別提供新的政策指引和評價體系。
根據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數據統計中心（NCES）公布的數字，截至2012年，5歲－17歲年齡段選擇在家上學的學生數量為180萬人，占此年齡段學生的3.4％，與1999年相比，這個比例翻了一番。在家上學，是美國與公辦、私立和教會學校並立四種主要教育形式之一。「美國各州也會用不同的方式來測試這些學生的成績和能力，以此來保證他們應該享有的受教育權利。」王佳佳說，我們目前的社會認知、政策管理和標準制定層面，都沒有完全分清「在家上學」和「不上學」的區別。
據翟靜麗介紹，美國「在家上學」的規模化趨勢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也是當時社會熱議的話題，但社會認可度不斷提高，民間需求的趨勢無法逆轉，各州政府才陸續將其合法化。
《財經》記者 袁建勝 相惠蓮/文 朱弢/編輯
本文由《財經》雜誌與騰訊穀雨計劃聯合出品，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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