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傾聽俄羅斯——文學在乞討嗎？

最新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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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是馮驥才先生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部分，至今他出版的遊記不下10本。旅途中，馮驥才先生對歷代偉大藝術家的遺迹、作品，感觸尤深，每當寫到他們，筆下的文字總是充沛著格外強大的情感張力。

作者：馮驥才

朗誦：李靜

文學在乞討嗎？

可能是錯覺

龐大而沉重的機身降落時，與地面強勁的氣流搏鬥著，飛機不停地抖動。要求繫緊安全帶的標誌燈明亮刺目。航空小姐不斷地告誡旅客嚴禁使用手提電話。機艙內的氣氛靜寂而緊張。在「9·11」之後，所有飛機都成了驚弓之鳥。任何小小而正常的顛簸也會觸動人們的恐懼感。我身邊一位胖胖的俄羅斯婦女乾脆把雙眼閉起來，好像一切都聽憑命運的裁決了。當飛機巨大的軲轆終於與地面磨擦並發出巨大的轟鳴時，艙內四下響起掌聲；我身邊這胖婦人，還有前排的幾個俄羅斯人，全都在胸前不停地划起十字來。這使我的感覺有點怪異。在我的印象里，俄羅斯人並不是這個樣子。儘管我從書報上知道，自從蘇聯解體後，離開了原先那種政治性國家信仰的俄羅斯人，開始虔誠地面對基督了。

於是，我感受到，我對自己將要進入的這個神交已久的國家的無知。

機場是一個國家的入口和出口。這個國家給人最初和最後的印象都在機場。

我出入過世界上百個機場。然而作為國際名都莫斯科的門面，它的狹小、陳舊、簡陋，令我驚訝。手推車像用來運煤塊的，載送行李的履帶吱吱呀呀，地面和牆壁可以看到裂痕，光的亮度明顯不夠，裝飾風格是遙遠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由於經費拮据而捉襟見肘的情形隨處可見，而邊防和海關全使用中世紀的速度工作。他們蓋圖章如同打火漆；對著護照上的照片仔細端詳我的面孔時好像忘了戴花鏡。我的夥伴對他們的海關必須申報攜帶入境的美金數目的做法頗為不解，我便笑了笑對我年輕的夥伴們小聲說：「八十年代初，我們也同樣用這方法來防止外匯外流。」尤其是，當我看到申報單的紙張是一種極廉價的灰紙時，我便嗅到了這個國家最真實的經濟氣息。

一下子，我感覺回到了二十年以前。

但我的感覺別是一種錯覺吧！

沒錯，我又坐在了來接機的一輛伏爾加汽車上。

二十年前中國最常見的進口車就是這種硬邦邦、頗能吃苦耐勞的伏爾加了。

莫斯科的機場路卻是出奇的寬闊，往來共有十條線。他們從來不用自行車做交通工具，所以，莫斯科總共有三百萬輛汽車。開慣了汽車的俄羅斯人駕車如賽車。故此，他們飛馳在路上的車子至少有三分之一不是外殼破裂，就是被撞癟了鼻子，這些車怪模怪樣，挺滑稽，卻依然勇往直前。記得在國內一位曾經留學俄羅斯的朋友告誡我：「俄國人做什麼事都慢，就是開車快。」開車快是一種性格。我想起性情熾烈的希臘人駕駛摩托時，既是不顧別人死活，也是不顧自己死活。那麼，「辦事慢」的原故究竟為什麼？

（俄羅斯大學）

冷美人

現在，我把我的答案跳到我們回國時經過機場海關的經歷上。海關的公職人員是位女性。她瘦高，手指細長，皮膚很白，眼睛是藍色的，栗色的鬈髮從帽檐下冒出來。如果她唱歌、跳舞、微笑，一定挺好看。但是此時此地，她卻擺出一副絕情的樣子。一張挺不錯的小臉像緊鎖的門，一切溫情的東西都鎖在裡面了。她決不抬眼瞧你，分明表示她不屑瞧你一眼。她根本不說話，只是打著否定的手勢，或搖頭。她很高傲嗎？當然不只於此。我發現她驗關時任何一個細節都故意拖長時間。她審閱乘客的申報單時，好像每個都是生僻字。有時，她會忽然扭過頭去怔一會兒神兒。完全無視排著長隊的乘客們。對乘客們討好她的表情根本不領情。

我的一位同胞——一位在武漢大學的教授，被邀請來莫斯科開會。他在街頭買了兩幅純商品性的油畫，硬被她扣住，說是藝術品，不能帶走。這位教授找來他的方邀請者說情也沒用。她反而搖頭搖得愈來愈堅決，直到那位武漢的教授放棄了油畫，怏怏地上了飛機。在這一瞬間，叫我感受到權力的至高無上。

這種感覺在計劃經濟時於代，我實在太熟悉了。計劃經濟是權力至上的時代，計劃的體現者就是權力的擁有者。大大小小的公職人員都是權力的化身。權力好像魔鬼，一旦附體，那是很難辦的。我想好，我要拿出自己的經驗來對付她——

逢到我報關時，我便把申報單、沒有花掉的美金、護照、相機，一樣樣全擺在桌上，再把背包的拉鏈拉開，任憑她使用權力。

她抬頭看我一眼。我這才發現這位俄羅斯的冷美人的一雙眼睛，像雙筒獵槍的兩個槍孔，其實並不好看。她的眉毛僵直，鼻骨過高，嘴唇很硬，好像魚嘴。唇上似乎還有一些軟髭？怎麼，她不是挺好看的么？美與不美，其實更重要的是你對它的感覺。

我的經驗告訴我：當權者更需要的是你認可他說了算。於是我的表情不卑不亢。因為我知道，「亢」的結果必定招致她的對立與刁難；「卑」的結果只能喚起她捉弄你的慾望。我讓我的表情平靜和麻木，一句話——一切由你決定。她似乎很認真又很挑剔地審閱了我的申報單，抬起頭再看我一眼，我的表情依然是——由你決定。她這才舉起圖章啪地蓋下來。謝天謝地，我心裡想。於是，我明白這一切便是俄羅斯人當今「慢」的本質了。

還是體制的和人為的原因。儘管舊體制已經瓦解，習慣卻是一種頑疾。此外，還有人文的原因，這我要放在後邊說。

我的邀請者俄羅斯作家協會負責外聯的阿列克說，我下榻的旅舍是莫斯科大學的招待所，這使我興趣盎然。莫斯科大學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它的招待所也一定充溢著學府的氣息。然而，當我走進這個好似廢倉庫一般的水泥盒子里，我恍惚覺得接機人員把我們送錯了地方。

大廳服務處發黏的櫃檯，坐墊內的彈簧一塌糊塗的沙發，拴在一個大鐵疙瘩上的房間鑰匙，運行起來哐當亂響的電梯。再有便是房間里變黃變黯的粉牆，老式的潔具，比窗子小的窗帘，壞電視，蟑螂；一台冰箱只要插上電門便會發生可怕的轟鳴，好像馬上就要爆炸。只有牆角的一幅印在木版上的聖像是新的。這種近些年風行起來的代替了原先領袖像的聖像，大都習慣地斜掛在牆角。這是東正教徒的習慣，為了在室內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

待我確認所面臨的一切正確無誤，我立刻判斷出我的邀請者手頭的拮据。儘管當前俄羅斯的經濟生活比中國差上一截，但一路而來時，我已經看到了形形色色、蠻不錯的商店和旅店。

我知道，我的邀請者已經傾盡其力，但只能把我們送進這種旅店。我們當然不能埋怨熱情的邀請者；任何人都不能對朋嫌貧愛富，輕視窮朋友是可恥的。而且我認為這樣卻很好，正好！我可以親身體驗到當今俄羅斯作家與文學到底是怎樣的處境。這正是我要知道的!

一個完全斷絕了國家支持的作家組織怎麼生存，為什麼而生存？它們和西方作家的行業工會的組織一樣嗎？只為了作家的福利與版權而鬥爭嗎？而我那些俄國的同行作家們呢？他們已經由前蘇聯時代那種國家「一攬了全包」的方式，現在撒手不管，任由市場的優勝劣汰了嗎？

那麼，他們的文學艱辛嗎？飢餓嗎？乞討嗎？挺得住嗎？浮躁嗎？鬧著下海嗎？改與暢銷書和電視連續劇或者按照電視連續劇的規律寫小說嗎？搞笑做秀或吊人胃口嗎？還是給媒體送私生活的「猛料」來提高自己的商品性嗎？

他們和列夫·托爾斯泰相差十萬八千里了吧？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明天再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