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春秋：「敦煌守護神」父女兩代留學生歸國記
「敦煌守護神」常書鴻（1904-1994）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程 莉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2017年12月23日傍晚，紐約第七大道與55街交界處的一家法式咖啡館，我坐在寬大的皮沙發里，讀著先生從上海為我帶來的新書《黃沙與藍天——常沙娜人生回憶》，空氣中瀰漫著咖啡蛋糕的香氣、溫婉甜美的法語聖誕歌曲、鄰桌法國小男孩子們的歡愉笑聲……我彷彿穿越時空，看見1930年代法國巴黎的一個藝術之家：
畫家常書鴻、雕刻家妻子陳芝秀，以及他們只會講法語的小女兒沙娜……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發現《敦煌石窟圖錄》的電光火石、剎那永恆的時刻……
敦煌之花常沙娜（1931-）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見到常沙娜是在15年前，2002年12月，在北京中科大廈6樓，由李佩先生（1917.12-2017.01）主持的歐美同學迎新年會上，李佩介紹：「今天我們的主講嘉賓是常沙娜女士，她是中央美術學院前院長，她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父親——留法畫家、被稱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先生…今天，我們請沙娜講講她父親和她自己的故事。」
因此，在印象里，我一直將常沙娜與法國聯繫在一起——1931年在法國出生，6歲回國時不會講中文。
最近，因為寫建築師林徽因的文章，我在查閱資料時才發現常沙娜本人是留美學者。她1948年10月赴美國留學，1950年12月回國，1951-1952年兩年間，在清華大學營建系作為林徽因的助教從事工藝美術工作，直到全國院系調整，她才離開清華大學，到中央美術學院工作。
這一發現讓我著迷。最近兩年寫李佩先生的文章，我對1950年代留美學者集體歸國的這一段歷史產生了深厚興趣：當年，常沙娜為何在未完成學業之時就決定回國？
讀完《黃沙與藍天》，我才明白，這本書記錄了父女兩代留學生歸國的心路歷程；而且，在1949-1950年間，中國社會巨變、中美關係對立的嚴峻時刻，常家父女面臨同樣的命運選擇：在中國，作為隸屬於中央研究院的郭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應當決定去台灣還是留在大陸？在美國，常沙娜則面臨繼續學業還是和進步同學一塊兒回到新中國的抉擇。1951年初，殊途同歸的父女在北京紫禁城裡相見。
20年後的我今天才知道，儘管李佩和常沙娜同屬於1950年代的留美歸國學者，但她們在集體歸國過程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李佩是施加影響者，常沙娜是受影響者。李佩1946年底赴美留學，1956年10月和丈夫女兒一同國。其間，1949初北平解放時，李佩秘密回國，在北京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0年中，她承擔動員在美國學者回國的特殊使命，由專人護送返回美國。
今天，我們回顧常家父女在半個多世紀前的生命故事，追憶、反思那段歷史。
巴黎畫家家庭
常書鴻1934年創作的油畫作品《畫家家庭》，以自己的家庭為模特，寶藍色色調的背景上，妻子陳芝秀穿著中式旗袍，女兒沙娜依倚在母親懷中，受寵之態惟妙惟肖，作為年輕畫家的他則手持畫具、臉上洋溢著躊躇滿志的神情。這幅畫在巴黎的春季沙龍獲得銀質獎章。
「
我的名字原本是為紀念我的出生地、紀念父母的一段經歷而取的，源自那條法國的河流，但後來由於爸爸和我的命運都與中國西北大沙漠中的敦煌石窟聯繫在一起，許多人誤認為"沙娜"即沙漠與婀娜多姿之意。儘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來歷，竟然也時常感覺"沙娜"二字彷彿隱喻著某種緣分，讓我和爸爸走進了茫茫沙漠，走進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讀常沙娜的書，彷彿在聽她敘敘道來，因為她在書中所寫與她在主席台上所講一樣，連語氣都一樣。
常書鴻（1904.4.6-1994.6）1927年6月從家鄉杭州隻身自費到法國，考入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母親陳芝秀於1928年到法國，開始學習法語和雕塑。常沙娜1931年3月在法國里昂出生。
「我還沒有出生時，名字已經取好的。爸爸和同在里昂國立美專學習的兩個好朋友呂斯百、王臨乙商量：哺育里昂的兩條河，一條叫LaSaone，一條叫LeRhone，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叫陽性的Rhone，如果是女孩，就叫陰性的Saone。所以，我的名字就和那條河流同名了。1998年，我67歲時有幸重訪出生地，專程去看Saone河，看見里昂的路牌、公交車牌上都有Saoner字樣，彷彿到處都有親切的聲音呼喚我的名字，激動不已。」
她的中文名字"沙娜"是Saone的中文譯文，是根據呂斯百的建議確定的。
1925年，21歲的常書鴻在老家和陳芝秀結婚。常沙娜記得：「媽媽在國內沒有學過藝術，初到法國時也不懂法語，但她天資十分聰穎，在里昂深厚的藝術氛圍中，她除了拚命學習法語，還在爸爸的藝術家朋友的影響下學習做雕塑，她經常為爸爸的畫作模特，爸爸最初的人像創作《鄉愁曲》、《病婦》畫面中的形象都來自媽媽。到巴黎後，媽媽考進了巴黎高等美術學校雕塑系。"在她的記憶里，"媽媽漂亮，打扮入時，非常愛我，而且非常能幹，會織好看的毛衣......媽媽在雕塑系學得很不錯，還拿了獎學金。」
1932年夏天，28歲的常書鴻以第一名成績從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參加了里昂全市油畫家赴巴黎深造公費獎金考試，他以油畫《梳妝少女》獲第一名，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在法國新古典主義國家、法蘭西藝術學院院士勞朗斯的畫室深造，全家隨之遷居巴黎。
在勞倫斯畫室，常書鴻成績優異，深受導師器重，他加入了法國美術家協會，其作品《病婦》、《裸女》和《沙娜像》被裡昂國立美術館和巴黎近代美術館收藏。他在巴黎第14區48號的家，成為在巴黎留學的中國學生的聚會場所，並在這裡成立了「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常沙娜說："在我兒時的記憶里，家裡經常有不少客人，把我當寶貝，非常快活。我媽媽也很熱情，經常做中國菜給大家吃。"
常書鴻在法國藝術界已嶄露頭角，並擁有一個幸福的家，但是，在賽納河畔舊書攤的一次偶遇，他被命運之神擊中，人生之路被徹底改變。
回祖國
1934年，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成員在常書鴻家中聚會，從左至右為常書鴻、陳芝秀、王臨乙、陳士文、曾竹君、呂斯百、韓樂然
「
所有的東西被炸光了，我們一無所有，曾經擁有的轉瞬間化為烏有，我們孑然一身，不知何為家。一切都像在夢中，美夢還沒有開始，就被噩夢擊碎了......我們成為貨真價實的難民，好在人還活著，大難不死。
1935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的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發現了一部由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5.28-1945.10.26）編輯的一套六冊《敦煌畫錄》，他十分驚奇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寶藏。經攤主指點，他在吉美博物館裡，又看到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收購的大量敦煌唐代絹畫，受到極大震撼。他深刻反省自己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無知，下定決心要回國尋訪敦煌石窟，那寶藏一千多年中國佛教藝術珍寶的神秘之地。
正在準備回國之際，常書鴻接到南京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的電報，聘請他為北平藝專教授。常沙娜說：「那個時候，國內要發展自己的教育，計劃把在法國留學的一些人陸續請回來。那個年代，祖國災難重重，爸爸也好，王臨乙也好，留學生們都非常愛國，身為中國人，出國留學就是為了回去報效祖國的，在法國學了那麼久，要回國介紹歐洲的藝術、傳播西方優秀文化。於是，媽媽決定帶我在法國再住一段時間，爸爸在1936年秋天先行乘國際列車回國了。」
常書鴻回國後，陳芝秀開始做回國準備，她喜歡把家裡拾掇得漂亮、整齊，她不停地去商店，買了窗帘、床單、床罩等用品，她告訴女兒：「我們要回中國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爸爸的學校在北平西城，有一個四合院的家，王臨乙爸爸也將成為我們的鄰居…..媽媽的夢真的很美很美。」
1937年夏天，陳芝秀帶著6歲的沙娜在馬賽乘輪船，啟程回國。然而，正是她們在海行的日子，1937年7月7日，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進入抗日戰爭時期。「大人們是在船抵達新加坡時得知這一驚人消息的，北平突然淪陷了，日本在侵略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能到北平了。」
船的目的地改在了上海，常書鴻在碼頭接到母女倆，看見她們隨身攜帶的大大小小的箱子，他對妻子說：「你帶回來這麼多東西，我們現在要逃難了。」
陳芝秀還未走進北平的新家，就加入了向南逃難的征程。北平藝專轉移到江西廬山的牯嶺，又轉到湖南沅陵、貴陽。在貴陽旅館的餐廳遇到空襲，她一把將女兒拖到餐桌下，緊緊趴在她身上……這地獄般的一幕嚇壞了母女倆，「媽媽嚇得渾身發抖，她完全是憑本能把我拎起來，東倒西歪地朝著眼前一處亮光走去。」
突然間，整個家庭一無所有了。常書鴻將妻女送到法國在貴陽的天主教會，她們在那裡得到安慰，陳芝秀誠心誠意地感謝上帝，帶著女兒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隨著學校的遷移，他們又到了昆明、重慶。1940年-1943年間，常書鴻將家安在重慶鳳凰山頂的一幢房子里，兒子1941年在重慶歌樂山醫院出生，他為孩子取名「嘉陵」，紀念他出生在重慶嘉陵江邊。在重慶，他們的鄰居還有同在法國留學的老友們：王臨乙一家、呂斯百一家等，他們和徐悲鴻一道在位於重慶的中央大學美術系任教。常沙娜到鳳凰山的磁器口小學上學，學會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話。
就在家庭生活經過千辛萬苦安穩下來後，常書鴻開始醞釀去敦煌的計划了。
守護敦煌
常書鴻和女兒、兒子在敦煌
「
爸爸在家裡遇到了頑強的阻力。媽媽和他爭吵，"你瘋了？我們剛剛安頓好，怎麼又要到什麼甘肅、西北去啊？在巴黎你是講過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嗎？我們好不容易挨過轟炸活著出來，千辛萬苦到了這裡，才安定下來，沙娜馬上就要小學畢業了，要成長，你怎麼又想走？還折騰？不同意！"
1942年，在時任監察院院長於右任（1879.04.11-1964.11.10）先生的建議下，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擔任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在重慶的梁啟超早就聽說常書鴻對敦煌念念不忘，對他說：「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鴻也鼓勵他"學習玄裝苦行僧精神，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把敦煌工作做好。」
但在家裡，妻子堅決不同意去敦煌。常書鴻拗不過妻子，於1942年冬天自己一人從重慶啟程到蘭州。1943年2月，他帶著組織到的第一批研究人員到了敦煌。
1943年秋天，他回到重慶，再次動員陳芝秀帶著孩子到敦煌去，他連哄帶勸地對妻子說：「我們一定要去敦煌，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裡看看，那裡的彩塑漂亮極了，你一定會驚訝的，你是搞藝術的！」
陳芝秀有自己的難處，她對法國朋友說：「我真的不想去，從藝術上講，他有他的追求，從我的角度，藝術也可以是考慮的一個方面，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們信的是天主教，怎麼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最後沒辦法，她還是隨了丈夫，全家在1943年晚秋乘上帶篷的卡車，從重慶啟程到敦煌。這一年，常沙娜12歲。
面對徹骨的寒冷和無邊無際的戈壁灘，敦煌之旅給常沙娜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媽媽摩登慣了，回國後仍然保持法國的化妝標準，天天要描眉、抹口紅、卷頭髮，長途跋涉去敦煌也穿著旗袍、高跟鞋，一路上冷得夠嗆，爸爸要她穿上老羊皮大衣和氈鞋，她嫌難看不肯穿。後來西北的老鄉們看她這一身打扮，說她是妖精，弄得她很懊喪。她在路上不停地劃十字架，祈求神的保佑。」
到了敦煌莫高窟，常書鴻激動地說：「到了，到了，看啊，看見沒有？那是千佛洞，那是九層樓，還有風鈴！」陳芝秀卻沒有明顯反應，只是緊緊抱著2歲的兒子。全家的第一頓飯是每人面前一碗水煮切面，桌子中心間擺著一碗大粒鹽、一碗醋。沙娜問：爸爸，有菜嗎？他回答說這裡沒有蔬菜，今天就這樣了，以後慢慢改善。
到敦煌後，陳芝秀只好面對現實，但她依然保持了每天化妝的習慣，每天在聖母像前禱告。她開始和研究所工作人員們一道工作，「研究所工作號令是敲鐘，每天大家聽到鐘聲就進洞了，或臨摹或調研，媽媽也被敦煌藝術的獨特魅力深深吸引，對歷代彩塑產生了深厚興趣，每天進洞，專註地臨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
1944年春天，常沙娜到酒泉的河西中學讀初中，借住在父親同事的家中，學校放假時回到家中，然後進洞學習臨摹，打下了一生的繪畫基礎。
艱苦卓絕
1948年，常書鴻、常沙娜在南京大學校園內
「
重壓之下，爸爸的情緒經常很鬱悶、煩躁，媽媽來敦煌後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不適應他也無暇顧及，更談不上安慰、關心。他回到家裡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壓抑下來的種種不快發泄到媽媽頭上，為一點小事就跟媽媽吵，你怎麼這樣，你怎麼那樣......爸爸只顧發泄，媽媽也不讓步，那段時間我對家裡生活的印象就是他們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媽媽受不了，說"那就離"，爸爸也說"你走吧，你滾蛋吧！"......
在戈壁灘上保護敦煌石窟，重重困難超過了常書鴻的想像，作為一所之長，他承擔著巨大壓力，從業務指導到研究所生存經費，卻忽略了家庭。
1945年4月的一天，陳芝秀以到蘭州看病為由，離開了敦煌城。這一走，實際上是她與研究所新總務主任策劃好的私奔，她永遠離開了自己的家。
常書鴻獲知消息，氣得悲愴欲絕，策馬上路，拚命想追回妻子，結果暈倒在戈壁灘上，被玉門油礦的地質學孫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三天以後才清醒過來。陳芝秀到蘭州後，立即登報宣布與常書鴻脫離夫妻關係、離婚……
家中突然失去女主人，生活一下子全亂了。萬般無奈之下，常書鴻要14歲的女兒退學回家，照顧年僅4歲的弟弟。常沙娜從酒泉退學回家了，她說：「我已經懂事了，非常聽從爸爸，他說什麼我都一定聽的。」
「沒媽的孩子早當家」，一家三口相依為命，在千佛洞艱難地生活，沙娜一邊承擔家庭重任，一邊在父親的指導下在敦煌洞里學習臨摹，同時完成初中學業。
1945年8月15日，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終於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常書鴻欣喜若狂，激動萬分地跑到九層樓，把大佛殿敲響二十一響。
然而，在此前一個月，教育部發布命令：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停發經費。常書鴻奮起抗爭，堅決要把研究所繼續辦下去。他致信梁思成、徐悲鴻、張道藩、于右任等，終於，抗戰勝利喜訊傳來的同時，他收到了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接管敦煌研究所的通知。
但是，由於抗戰勝利的複員潮，敦煌研究所諸多研究人員先後申請離開返家，常書鴻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同意他們的離去，但工作怎麼辦？
「蕭瑟的秋風中，爸爸獨守空巢，失落至極，他該怎麼辦？」
常書鴻思前想後，決心不管千難萬險，與敦煌藝術終生為伴。1945年冬天，他帶著一對兒女，從千佛洞到敦煌，騎著毛驢出發，中途換了一輛又一輛的卡車，到重慶中央研究院述職。
途經蘭州時，為擴大敦煌的影響，應五省檢察院高一涵等人士建議，常書鴻在蘭州雙城門舉辦了一個《常書鴻父女畫展》。畫展非常成功，常沙娜的畫引起一位加拿大籍猶太人葉麗華（Reva Esser）的關注。
葉麗華當時是離蘭州不遠的山丹縣國際「工業合作組織」辦的「山丹培黎學校」的印染老師，近五十歲，她看見常沙娜和她的畫，很喜歡，就對常書鴻說：「你的女兒很有才華，畫的東西多好！可她這麼年輕，老待在山溝里不行，應該讓她到外面去見見世面。我建議你把女兒送到美國學習，我會給你聯繫，你考慮一下。」
常書鴻覺得這個建議不錯，但和葉麗華素不相識，不知是否可行，於是含糊回答說：「好，好，她還小呢，過幾年再說吧！」葉麗華在培黎學校的聘期是三年，她也說再等三年吧！
在重慶，他們一家寄住在老朋友呂斯百、馬光璇夫婦家，呂斯百夫婦為兩個孩子的學業擔心，建議將孩子留在重慶，由他們照顧讀書上學，但常書鴻堅決要將孩子們帶回敦煌。
常書鴻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那時傅剛從延安參觀回到重慶，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驊，作為留守重慶本院的負責人。傅斯年對常書鴻孤軍奮戰、堅守戈壁灘保護敦煌文物的精神十分欽佩和讚賞，他同意將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隸屬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所，增加人員、同時購置圖書資料相機等，並撥了一輛美製十輪斯蒂貝克牌大卡車。
常沙娜說：「爸爸的奮鬥終於有了結果，在過去的一年裡，他承受了足以使普通人崩潰多次的沉重打擊，不僅沒有被壓垮，還以驚人的力量背水一戰，絕地奮起，終於取得了勝利。他有超常堅強的神經，有杭州方言稱為"杭鐵頭"的倔強性格，更有與敦煌藝術融為一體，生死不離的不解情緣。」
天賜良機
1948年聖誕節，常沙娜和葉麗華在她女兒家中
「
我知道呂斯百爸爸曾經責怪爸爸："你不好好培養沙娜，光叫她畫畫，讓她變成一個畫工、畫匠，這樣不行。"
回到敦煌後，常沙娜集中精力在石窟里臨摹壁畫，扎紮實實地畫了兩年，同時，也在父親的指導下堅持法語和文化學習，在大漠荒煙中修行著她的藝術人生。她說：「我雖然沒能正規完成學校教育，但我學完了爸爸為我量身定製的一套課程，這段沒有學歷的學業為我一生事業奠定了基礎，我終身受益。」
1947冬天，常書鴻和李承仙結婚，常家有了新的女主人。
1948年春天，葉麗華如約來到敦煌，商量將常沙娜帶到美國學習之事。她有兩個女兒，都已長大成人，大女兒在南美波多黎各，小女兒和丈夫均在美國波斯頓哈佛大學工作，她準備讓常沙娜到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附屬美術學校學習（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School），並負擔其國外讀書的費用。
猶豫之際，常書鴻帶著一對兒女來到南京，和老朋友呂斯百商量。經過了解，他們認為葉麗華是可信賴之人，可讓常沙娜跟隨她到美國學習。通過律師，雙方簽定合同，葉麗華在美國成為常沙娜的監護人；同時，葉麗華提出，常沙娜赴美時要隨身帶上她臨摹的一百幅敦煌摹本，常書鴻同意，但規定摹本回國時隨身帶回，不得在美國出售。
1948年9月底，常沙娜和葉麗華從上海乘飛機飛向美國，弟弟嘉陵被送往杭州大伯父家寄養。在波斯頓機場，葉麗華的小女兒迎接她們，並告訴她們已辦好常沙娜入學波斯頓藝術博物館附屬美術學校的手續，房子也租好了。
葉麗華和常沙娜住在位於254 Comewelth Ave上的一幢五層女生公寓的頂層房間，常沙娜記得：那條街兩旁全是紅磚白門窗的樓房，一派波士頓風情，我們的房子里有兩張床，一個小小的衛生間，公寓樓下有一間小客廳，公寓提供早餐和晚餐，做飯的是黑人媽媽，每到開飯時間，房東太太就大聲喊：It"s time to have breakfast！
常沙娜開始了在學校的學生生活。第二年夏天，葉麗華到南美波多黎各大女兒家，安排常沙娜到一個慈善兒童夏令營打工，「在這個夏令營工作我得到了300美元的報酬，開心極了，英文生活用語也得了鍛煉和提高。」
葉麗華還安排常沙娜作品在紐約展出，帶她到地方現場畫畫，請人看她默畫敦煌壁畫。
「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6月28日的一次現場畫畫，地點在波士頓一個環境非常幽雅的庭園裡......那天我的好朋友露絲陪著我，還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來看我畫，他們都很驚訝，非常讚賞，所以興緻很高。」
也是在這一天，常沙娜結識了趙元任的女兒愛麗絲（應該是趙元任楊步偉的三女兒趙來思Lensey），並應邀到了趙元任家，「過了很久我才知道自己多麼幸運，那天我被帶進趙元任家，也就是被帶進了當時進步的中國留美學生的圈子，進入了一個新天地。」
趙元任（1892.11.03-1982.02.24）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哲學家、音樂學家，被譽為「中國語言學之父」。那時在趙元任家還住著趙家女兒的朋友，包括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陳秀煐、李瀅等。這是常沙娜到美國後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留學生。
通過陳秀煐，常沙娜又認識了她在紐約哥倫亞大學讀書的姐姐陳秀霞，以及她們的大哥陳一鳴。一年多後，當常沙娜在學業與回國之間猶豫時，陳家兄妹起了關鍵性的說服作用。
何去何從？
1950年12月，穿著紅毛衣、牛仔褲的常沙娜在威爾遜總統號船返回祖國途中。
「
在進步同學的鼓勵下，自小對父親的話百依百順的常沙娜，違背了父親的意願，決定回國，她說："我考慮再三，也徵求了陳一鳴的意見，在他的鼓勵下，我終於下了決心，不去波多黎各，儘快回國，並馬上開始著手準備。"
當時在美國有一個最大、最有影響的中國學生團體——北美基督教中國學會，以及「留美科協」，常沙娜結識的這些年輕人正是積极參与這些組織活動的進步留學生，比如冀朝鑄、冀朝鼎、何光乾、丁儆等，"他們有的還是地下黨員，他們做了許多工作，把周圍的留學生們團結組織起來，"她說，「還有金詩箴大姐，當時已在聯合國工作，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在波士頓參加Sunday Meeting（周日聚會）時認識的侯祥麟，他個子不高，是石油化工的博士，回國後做石油部長。聚會時他帶著我們跳Folkdance，就是美國的民間四方舞，他領著節拍"一、二、三、四"，大家就跟著一起跳，他現在已經去世了，但他當年跳舞時的生動神態我至今忘不了。」
「陳一鳴是我進步思想的重要啟蒙者，他回國後在上海宗教事委員會工作，當時就是地下黨員，去美國前已經加入共產黨了。陳一鳴在大家眼裡就像大哥哥一樣，非常親切，他曾帶我們去紐約的哈得遜河玩......」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局勢動蕩，國內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面臨何去何從的命運選擇，包括常家父女。
1948年8月，在準備常沙娜出國留學之際，常書鴻在南京舉行了「敦煌藝展」，展出八百多幅敦煌壁畫藍本，畫展中還專門報道了「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十七歲就在敦煌臨摹......」，開幕時還請了駐華外交使節，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紛紛前去觀看。20年後，「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展覽成為常書鴻的罪證，批判他利用敦煌展覽為國民黨粉飾太平，以假繁榮掩蓋即將垮台的真相。
在常沙娜到美國後，展覽從南京移到了上海，這時，常書鴻接到教育部長朱家驊手令，要求他從速將全部摹本送到台灣展出，但常書鴻已下定決心：在這個混亂時刻絕不能去台灣。他在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寫道：「為了防止國民黨教育部取走敦煌全部摹本，我連夜將摹本包紮好分別交給上海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杭州我大哥常書林幫忙隱藏起來，第三天，我通過朋友搞到一張去蘭州的飛機票，離開了上海......」
新中國成立後，常沙娜有一段時間收不到父親的信，焦急不安，中國留學生及時組織了「讀家信」活動，一些收到家裡來信的人把信中講述的國內情況讀給大家聽，她才知道全中國已經解放了，國民黨戰敗逃到台灣，五星紅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旗......「當時，我們在國外就是通過這些家庭親筆寫的家信了解國內真實情況的。之後，我們又以讀書會形式學習了《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陳一鳴從中一點點啟發我們，幼稚無知的我才懂得了一些過去聞所未聞的道理，漸漸有了進步意識，立志要回到新中國，用學到的知識報效祖國。」
「在這批留學生中，陳秀煐和其他一些人也是地下黨，她們對我都特別熱情，當時我和上海姑娘陳國鳳是年齡最小的，像大家的小妹妹一樣，陳國鳳小我一歲，她的外公是名中醫，所以她也學醫，後來，她和我一樣沒有學完就回國了。」
在波斯頓學習了一年多後，葉麗華離開了波斯頓。1950年下半年，常沙娜搬到紐約，住在葉麗華姪女Olga家，做Baby-sitter，幫助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同時繼續到"紐約藝術學生聯合會"（Art Studnets League）學畫。在紐約，通過陳一鳴、陳秀霞等，她結識了更多的進步留學生，他們鼓勵她儘早回國，但葉麗華要求她到波多黎各繼續學業。在猶豫不決之際，Olga夫婦的好友愛潑斯坦（Iseael Epstein）勸她說：「你們國家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解放了，新中國成立了，你應該回去，就不要再到葉麗華那裡去了。」
多年後，陳一鳴、陳秀霞兄妹在《情系祖國心繫人民》一文中寫道：「從1949年9月起，到1951年6月美國當局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止，約有二十批留學生回國，每批回國的人數從十人到一百數十人不等（不包括轉道歐洲等其他回國的）。」
據統計，1950年代，在美國的留美學生、學者大約5500人，其中約1200人歸國，常沙娜是其中一員。
「聖誕禮物」
回到艦艙後，蕭光琰激動地說："沙娜，你幹了一個好事！"常沙娜一頭霧水，他接著說："這可是真正的禮物，你給我們中國帶來了最好的、最需要的禮物！"後來她才知道，那份經她的手避過檢查的"聖誕禮物"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化學研究方面特別需要的資料，是當時美國嚴格保密、禁止出境的。
奧爾加夫婦積極支持常沙娜回家，為了掙錢買回國船票，他們介紹她到一個陶瓷工場打工。一個月後，她掙到了300多美金，買了一張1950年12月威爾遜（Wilson）總統號輪船的三等艙船票，並用剩下的錢買了兩條牛仔褲，從洛杉磯登船起程回國。
在這次航行中，常沙娜意外為祖國帶回了一個「聖誕禮物」。
這艘船在海上航行了28天，在同船的歸國青年中，小個子的蕭光琰（1920-1968）給她留下深刻印象，蕭光琰的妹妹蕭光珍也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成員。蕭光琰曾在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該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單鉑催化劑重整裝置，應用這套裝置可生產芳烴和高辛烷值汽油，他參與了這項工作。回國前，他剛結婚，妻子甄素輝是美籍華人，不會講中文。夫妻兩人在回國問題上有過爭論，最終妻子跟隨丈夫回到了中國。
輪船在太平洋上日夜航行，到日本橫濱才停泊下來，那天剛好是聖誕節，允許乘客帶著護照下船走動，這時，蕭光琰對她說：「沙娜，我在橫濱有個朋友，你陪我上岸吧，今天是聖誕節，我們去買些節日禮物。」倆人興緻勃勃地上岸，進了一家華僑開的商店，蕭光琰和店主打招呼：「聖誕快樂！我們來了。怎麼樣，禮物準備好了嗎？」店主回答：「準備好了!」然後，把一個打著蝴蝶結、包裝得很漂亮的禮盒交給了他們。上船時有人檢查東西，蕭光琰讓常沙娜抱著禮盒，教她：「你帶的是聖誕禮物，是人家送你的，拿好了，等上了船再開。」上船檢查時，檢查人員問她抱的是什麼，她高興地告訴是Christmas gift，就順利通過了。
回國後，蕭光琰被安排在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文革」中他被誣陷為「潛伏的美國特務」，作為「牛鬼蛇神」被工人階級宣傳隊抓進單位的「牛棚」，在巨大的壓力下，夫妻倆最後商定，由妻子找來毒藥，1968年12月11日，48歲的他在「牛棚」中服藥自殺，幾天後，妻子和16歲的女兒在家中服毒自盡，一家三口就這樣毀滅了。
十多年後，常沙娜才從陳秀煐之處聽到蕭光琰一家的悲劇，心痛不已，她寫道：「我忘不了那個大哥哥般的蕭光琰，每當憶起年輕時我們手捧精美禮盒歡天喜地地返回艦艙的情景，我就久久不能平靜......」
在林徽因身邊
廣州是常沙娜回到中國的第一站，當時廣州「中國留學生歸國接待處」的領導接待了同船返回的一批人，並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參觀廣州市、中山大學，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山大學，迎面而來的的除了"打倒美帝國主義"、"抗美援朝"等大幅標語，還有不少象徵美國、作為反面教材的牛仔褲吊在樹上搖搖晃晃，這陣勢嚇得她再也不敢穿牛仔褲了，趕緊買了當時流行的列寧裝換上。」
以敦煌壁畫為終身事業的父女
1950年12月到廣州後，常沙娜和父親聯繫上了，獲知他在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的安排下，要配合「抗美援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北京舉辦大型「敦煌文物展覽」，當時正在北京籌備。因此，分別兩年多後，父女倆在北京重逢，並共同在故宮午門城樓上為展覽作準備。正是這次「敦煌文物展覽」，常沙娜遇見了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並在梁思成的提議下，入職清華大學營建系，成為林徽因教授的助理。
1951年春季的一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如約來到了午門，常沙娜和父親一起去接他們。
「初次見面，林先生很親切地和我聊了聊，她說我在敦煌住的那些年一定學了不少東西……我們慢慢走著，一路走一路聊，梁先生也不時播話，談得挺投緣的。」
常書鴻原計劃讓女兒到中央美術學院繼續學繪畫，但在梁、林參觀後的一天，他告訴女兒：「沙娜，梁伯伯他們看敦煌展覽很受感動，回去後有很多想法，梁伯伯跟我說，想讓你去他那裡，梁伯母身體不好，梁伯伯希望你在她身邊，向梁伯母學習，可能需要你在敦煌圖案方面配合她做些工作。」
就這樣，常沙娜的命運再次被改變，她開始在清華大學林徽因身邊工作，兩年多後，中國教育體系學習蘇聯模式，全國院系調整，1953年她離開清華大學，到中央美術學院工作。
「我至今還記得林徽因先生那無奈惜別的神情，但我當時哪裡想到這惜別竟是永遠的別離。"常沙娜寫道，"我到清華時剛20歲，對梁先生、林先生只知其名，了解極少，直到生活在他們身邊，耳濡目染，才領略到了兩位先生淵博的學識、深厚的修養和崇高精神，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為中國著名的一代才女那獨特的人格魅力。林先生明知自己已經時日不多，仍在病榻上嘔心瀝血地工作，無私地貢獻著超凡的聰明才智，我親眼目睹她生命中最後的風采，也是獲得親自教誨的幸運者。」
歸去來兮
旅法畫家熊秉明雕塑父親熊慶來像。
1950年3月，在從美國舊金山乘船回國途經香港時，數學家華羅庚通過新華社發布一封《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的公開信》，信中寫道："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在留學生中引起相當共鳴。
「歸去來兮 田園將蕪 胡不歸？」1950年決定回國與否的留學生們，從此有了迵然相異的事業、人生之路。
2013年，常沙娜寫道：「他們的勸阻對我的前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加上陳一鳴大哥等中國留學生朋友回國的決心，促使我作出了提前回國的決定。我聽從了大家的勸告。試想，如果當時我跟著法律監護人葉麗華去了南美波多黎各，後來會有什麼樣的經歷呢？具體情況我想像不出，但那條路很可能造就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我，一個和今天的我完全不同的常沙娜來。」
人生沒有如果，但可以有對比。
當美國的常沙娜在學業與報效祖國之間猶豫時，一位在法國的藝術學生——28歲的熊秉明也面臨回國與否的選擇，與他同在巴黎的父親、雲南大學前校長熊慶來鼓勵他深入學習，父親認為沒有學到真才實學，就匆忙回國是不可取的。兒子聽取了父親的忠告，留在法國繼續深造。
1949年10月3日，熊秉明在日記「朋友的離去」中記載了與顧壽觀、王道乾、劉文清的告別：「到里昂車站送行，壽觀、道乾、文清三人啟程同路東返......我自己則覺得學習尚未告一段落，決意留下。在他們看來無疑是一錯誤，是怯懦和割斷的表現，我們近來的討論與爭執，當然並不能得出什麼結論，因為歸根結底，這是個人抉擇問題。他們現在離去了，帶著奉獻的心，熱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充實，我的心情應該靜下來，過幾天就要開始下學年了，還想到幻蒙那裡再做一段時期。」
1983年，熊秉明重讀這篇日記，感慨萬端：「三十二年過去了，這三十餘年的生活就彷彿是這一夜談話的延續，好像從那一夜起，我們的命運已經判定，無論是回去的人，還是逗留在國外的人，都依了各人的才能、氣質、機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艱辛，取得不同的收穫。當時不可得的、預感著的、期冀著的，都或已實現，或已幻滅，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曉。醒來了，此刻，撫今追昔，感到怦然與肅然。」
華裔作者張純如在2003年出版的《華裔美國人》中寫到1950年代在美國中國學者的情況：1949年10月，中國北京，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12月，蔣介石放棄大陸飛到台灣……在美國，共產黨革命震撼了學術界，大約5000多中國學者因國內局勢變化而處於無法可倚狀態，其中的大多數——約4675名，是分布在全美大學和學院的學生。
在2013年4月出版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中，作者王德祿在書中寫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留美高潮戛然而止。這時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者約佔80%。」
關於留學生人數，我們是根據中美兩個官方文件估計的。美國的文件提到，截止到1954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共5400人。1954年日內瓦談判第204文件（1954年5月31日，華盛頓）提到：「……現在在我們看來，目前在美國的5400名中國學生中，想回到中國大陸去的不會超過一打人……」
1956年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題為《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報告》，其中說，「從一九四九年八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多達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041人。」
參考資料：
1.常沙娜著《黃沙與藍天---常沙娜人生回憶》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第一版;
2.王德祿杜開昔訪問《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3.IrisChang:TheChineseInAmerica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byViking2003;
4.熊秉衡熊秉群著《父親熊慶來》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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