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海沉浮：你所不知道的美國漢學八卦之華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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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去西雅圖旅遊，順便逛了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簡稱華大）。早就知道蕭公權，魏特夫等人曾在此執教，便特意拜訪了下中國學系，現在是歸在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下面。進去後誤打誤撞進了Professor Donald Hellmann的辦公室，與Hellmann教授攀談了一下，了解了很多早期華大漢學發展的過程，在這裡便把它梳理一下，以為紀錄。
二戰時期，美國專門收集戰爭信息並進行對敵宣傳的機構是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該機構下東亞方面最重要的兩個人便是George Taylor（泰勒）和John Fairbank（費正清）。雖然在行政關係上，費正清是要向泰勒彙報，但泰勒主管日本方面研究，費主管中國方面的信息收集，二人其實地位相差不多。泰勒任期內最知名的成就便是在他的授令下，Ruth Benedict寫就了《菊與刀》一書，此書現在仍是研究日本的必讀書籍。而費正清夫婦因著與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友誼，和在重慶的學者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並將其境遇如實報告給美國政府。
費正清與梁思成、林微因合照
二戰之後，泰勒和費正清也都回到了學術界，而恰是這二人人打造了當時美國兩個最優秀的漢學機構：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和華大的FERI(Far Eastern and Russia Institute)。福特基金會在50年代中期撥款給哈佛，費正清在那裡開辦了東亞研究中心；泰勒在西雅圖華大拉到了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贊助，創立了FERI。當時戰爭剛剛結束，各國政局變動，很多華裔、德裔學者便只好避難他鄉，卻也為美國大學吸納人才創造了天賜良機。當時哈佛有楊聯陞，洪業等人，在華大這邊，George Taylor招攬了蕭公權(K.C. Hsiao)，李方桂，魏特夫（Wittfogel)，衛德明（Hellmut Wilhem),施友忠等教授。
蕭公權
蕭公權先生年輕時在Cornell留學，是第一個在美國拿到政治學博士的中國人，據說他當時在Cornell的博士論文剛出版就已被牛津劍橋等學校用作教材。1949年後，蕭先生輾轉到了華大並長居下來，當然也做了不少很好的研究。看問學諫往錄，蕭先生自述是在華大認識了康有為的外孫，得到了很多康家的私藏史料，對康有為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並寫成了「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o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
蕭的後代David Hsiao後來投身地產業，發家致富，前些年給華大國際關係學院捐了一百萬美元。估計以後講席教授也得冠以蕭公權的名號吧。蕭先生個子不高，但為人素有中國傳統名士風範，與夫人時時以中式服裝示人，且自己常寫中國古典詩詞。其家中家教甚嚴，兒子兒媳雖是在美國長大，卻也要每周向父母問安。
李方桂
李方桂先生無須多做介紹，音韻學方面的大家。現在中國做音韻學的，都是言必稱趙先生，李先生。李先生的兒子Peter Li也是做文史研究，之前一直在Rutgers University執教。
魏特夫
魏特夫早期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後來卻積極反共，據說還向美國政府檢舉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與共黨有染，人品可見一斑。魏特夫便是在華大執教期間寫就了爭議頗多的Oriental Despotism（《東方專制主義》）一書。魏特夫第二任妻子Olga Long也是一個漢學家。然後這讓我想起來漢學界貌似不少學術伉儷，比如拉鐵摩爾夫婦，費正清和費蔚梅，芮沃壽和芮瑪麗，史景遷和金安平，等等。
衛德明
衛德明是德國人，童年時期在青島生活，其父親衛禮賢是非常出名的漢學家。衛禮賢翻譯的易經是被認為譯得最好的一個版本。衛德明算是子承父業，於易經方面也頗有精研。
王汎森在一次演講中說過「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見2008年12月3日《南方周末》）彼時華大漢學雖不一定形成學派，卻也有著類似的學術氛圍。蕭公權先生每兩周在Thompson Hall 317教室舉辦China Seminar。每次Seminar都會吸引系裡中國研究或俄國研究的教授前來參加，氣氛十分活躍。而蕭先生絕對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說話聲音不大，且言簡意賅，別人可能需要用一本書才能講清楚的東西蕭先生三兩句話便講清了。所以每次seminar必有蕭先生做開場白，待大家討論差不多了也會把目光投向蕭先生等他做最後總結。
大師雲集，氣氛活躍，華大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對有著全美最好的漢學系（哈佛也不差，不過他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很多後來知名的學者也恰是在彼時求學於華大，如牟復禮（Fritz Mote)、康達維（David Knechtges，第一個翻譯文選的人，幾年前與許淵沖同時獲得翻譯大獎)、汪榮、，塗經貽（現Rutgers孔子學院院長）。
彼時的華大有個現在看來不近人情的決定，教授到70歲必須退休，所以在60年代中後期，各明星教授也陸續退休養老了。1968年蕭公權榮休，在最後一節課上給同學們做了極富深情的告別緻辭：「照十一世紀中國哲學家邵雍計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一一完全重現重演。現在我與你們約定，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我們在這間屋子裡會面罷。」言畢，屋裡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而這在師道尊嚴日衰，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60年代不可不謂罕見。
魏特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俄國人，他1964年退休後便攜夫人在紐約俄裔社區居住。李方桂1969年離開華大轉至夏威夷大學任教，直至退休。
而此時哈佛卻迎來了很多新鮮血液，傅高義60年代中後期到哈佛任教並拿到了終身教職,余英時，葉嘉瑩皆是在1966年來到哈佛重執教鞭。
二十世紀60年代是美國最熱鬧的時代，也是華大漢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之後，華大便再難尋找往日的輝煌。康達維留在華大教書，從事『賦』和文選方面的研究，伊佩霞（Patricia Ebrey）來到華大歷史系做宋史研究（其在ratemyprofessor.com評分只有1.9分，可見教學相較研究差之太遠）。早期的FERI(遠東與俄國研究所）變身成了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現在的seminar也大都是偏向現代中國或中國與別國外交關係的研究。系裡的學生們每周五在317教室開seminar的時候，恐怕也無法想像50年前這裡雲集了多少位卓越的學者吧？
世易時移，以文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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