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加蘭德，曾經的帝國戰神，戰後的軍火商人
責編：Southland
1945年4月25日，在美軍和蘇軍會師易北河畔的歡呼聲中，加蘭德向JV-44中隊發表了最後一次講話：「這場戰爭在軍事上已經輸掉了。我們這裡的作為什麼都改變不了，但我將繼續飛下去因為Me-262已完全佔據了我的身心。我對自己身屬帝國空軍的最後一批戰鬥機飛行員感到自豪。與我有同感者可繼續與我一同飛行作戰。」
除兩人因家庭原因要求免戰外，其他人都自願戰鬥到最後一刻。26日，加蘭德率領兩個三機編隊升空攔截美軍轟炸機。他在多瑙河上空取得了最後兩次 (第103和104次) 擊墜，當時在射擊時他竟忘了打開R4M火箭的保險裝置，最後還是以4門機炮將對手擊落。不過，加蘭德也遭到護航戰鬥機的圍攻，美軍少尉芬尼根 (James Finnegan) 駕駛的「雷霆」戰鬥機不僅打碎了加蘭德的儀錶盤、座艙蓋和右舷引擎，還擊中了他的右膝。加蘭德忍痛駕機返回正遭受攻擊的基地，成功迫降在空地上之後，他爬出座艙、瘸著腿「飛也似的」跑進一個彈坑裡，幸運地躲過了美軍戰鬥機掃射時降下的彈雨。當晚，加蘭德被抬進施泰因霍夫的病房，兩人一起迎來了「二戰」的完結。
加蘭德住院之後，貝爾中校承擔起JV-44的作戰指揮職責。4月29日，JV-44的約60架Me-262遷往奧地利上薩爾茨堡，另有10架移駐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5月1日，加蘭德在病床上決定把這70架Me-262完整地交給美軍，但投降條件是允許他和手下駕駛這些戰機與蘇軍決戰—儘管早就知道全面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但他依然天真地相信英美與蘇軍決裂的時刻數日內就會到來，他也絕不相信美軍會愚蠢到白白失去兩個大隊的最先進戰鬥機的程度。不過，在最後的瘋狂中他顯然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5年的搏殺和慘痛損失已使英美盟國從軍隊到民間都無心再戰。加蘭德的提議被拒絕後，他指示貝爾在適當時刻炸毀所有的Me-262，同時銷毀所有文件和檔案。與此同時，德國空軍末任參謀長克勒 (Kurt Koller) 竟還命令貝爾將JV-44遷至布拉格繼續頑抗。貝爾對此命令敷衍了一番，卻在5月2日意外迎來了兩位熟人—前來監督JV-44調動的第9航空軍指揮官佩爾茨少將和第9戰鬥機師指揮官赫爾曼上校。貝爾與他們發生了激烈爭執，當時在場的克魯平斯基戰後曾回憶稱，貝爾說出了一些自己一生都不會忘記的話：「是的，長官，但是我們屬於加蘭德中將領導，我只聽命於加蘭德中將！」克魯平斯基還稱自己覺得佩爾茨和赫爾曼完全有可能當場槍斃抗命不從的貝爾。5月4日晨，貝爾對JV-44官兵發表了最後一次講話，而後下令摧毀所有戰機。
5月5日，右腿還打著石膏的加蘭德在奧地利的提格恩湖 (Tegernsee) 附近成為美軍戰俘。儘管早有思想準備，但變成了階下囚還是令他的情緒十分低落，他整天想的都是那些追隨他四處作戰但再也沒有回來的飛行員，還有那兩個戰死沙場的弟弟。每當想到這些人都變成了檔案中的符號和家人記憶中的幽靈時，他都痛苦難禁，深深地為自己身為階下囚的屈辱與苟活而懊惱。不過，美軍並未羞辱他，反而對他這個年輕的將軍相當友善，在很多方面顯示出對他的了解和尊重。很快，美國陸航「戰俘審訊部」的指揮官羅蘇姆-道姆 (Max van Rossum-Daum少校在海德堡 (Heidelberg) 對他進行了審訊。盟軍認為他是全面了解德國空軍組織結構和作戰特點的重要人物，他的供詞也將有助於了解空軍在希特勒侵略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更能幫助盟國確定許多反人類罪行的輕重和背景。5月14日，加蘭德被送往倫敦西北的一處特別審訊中心。由於德國在戰時的戰鬥機生產中曾大量使用強制勞工，加蘭德一度擔心自己會因此獲罪。不過，審訊者們很快解除了他的憂慮，他也與美軍情報軍官惠滕 (John M. Whitten) 上尉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們兩人後來成為好友，即便在惠滕成為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特工後，兩人的友誼也未曾間斷過。
1945年5月中旬，加蘭德第一次踏上了英國的土地，不過是以戰俘身份來此受審。圖中左一是美軍情報官兼譯員惠滕上尉，後來他與加蘭德成為朋友。僅從這幅圖片來看，似乎加蘭德並不是在受審，而是在與三兩好友敘舊
澄清了可能的戰爭罪行之後，盟軍開始挖掘加蘭德這座成色極好的「富礦」，他們想了解德國空軍的組織、運作、技術和戰術方面最微小的細節，當然最優先的還是Me-262的技術細節。一些王牌飛行員和技術專家輪番前來探視加蘭德，而後者也盡其所能地讓訪客滿意而歸，這些人都發現他確為一名十分職業的軍官和精通業務的優秀飛行員。為確保加蘭德等戰俘的供詞的可靠性，盟軍還曾將他與其他高級將領一起關押在秘密安裝了竊聽器的房間內，希望能在無意間獲得重要的發現。加蘭德的室友先是米爾希，後來換成了曾任參謀總長的哈爾德上將。哈爾德向他講述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和集中營，而當他自己又從其他渠道證實了這些聞所未聞之事後，他似乎又一次遭到了重擊—為之不計犧牲的奮鬥和始終引以為榮的戰鬥，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了勳章、德國，還是元首？血淋淋的事實震驚了他，也動搖了他的信念，很快他決定與盟軍進行毫無保留的全面合作。
1945年7月9日，加蘭德來到坦迷爾 (Tangmere) 皇家空軍基地，見到了許多從未謀面但名字相當熟悉的英軍王牌，當然其中就有巴德。4年前他曾以香檳和雪茄招待巴德，現在輪到這位無腿王牌為加蘭德點上一支上好的雪茄。加蘭德與巴德後來成為密友，其友誼一直持續到1982年巴德過世。英軍王牌們對這位老對手毫無痛恨之心或落井下石之意，相反，他們很理解他針對德軍高層的無能和錯誤決策所做的抨擊，也欣賞他承認納粹的戰爭罪行、但不為之尋找借口的姿態。
攝於1945年8月或9月，加蘭德當時在巴伐利亞的考夫博伊倫機場受審，在場的美軍第55戰鬥機大隊的飛行員們似乎正很有興趣地聽他講些什麼
8月24日，加蘭德與米爾希、鮑姆巴赫等人同機到達巴伐利亞的考夫博伊倫 (Kaufbeuren)，在這裡又接受了羅蘇姆-道姆少校難以計數的訊問。期間他還曾回到英國，回答和消除疑慮，直到當年12月初返回考夫博伊倫。此後近一年半里，加蘭德一直忙於為美軍戰史部門工作，一份份涵蓋德國空軍的組織架構、戰術、技術開發、設備、人事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報告陸續問世，其詳細與完整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1947年4月28日，加蘭德重獲自由，終於呼吸到了戰後的第一縷新鮮空氣。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到處都是尋找工作填飽肚子的人，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前軍官和老兵。軍官們多被指責為軍國主義者，所有大門都向他們關閉，獲得管理職位、進入大學或加入行業工會等幾乎都無可能，而且軍銜越高，所受的制約和敵視似乎就越大。不少與加蘭德一樣獲得鑽石騎士勳章的軍人，都在饑饉和糊口度日中掙扎，能有一份勉強溫飽的工作已屬大不易。加蘭德在不可能繼續飛行職業的情況下，選擇了與自身嗜好尚算接近的一項職業—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州充任一名助理護林員。
加蘭德在平靜的生活中慢慢治療著戰爭的創傷，但是，1948年夏的一封來信又在他的內心中掀起了波瀾—他的好友、Fw-190等著名戰機的設計師譚克教授詢問他是否願意與之一起前往阿根廷，為該國空軍設計噴氣式戰鬥機。無心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加蘭德欣然應允，稍後通過秘密渠道來到了遙遠的阿根廷。當時的南美不僅是納粹高官們逃亡的避風港，更是熱情地張開雙臂歡迎前德軍飛行員幫助他們壯大自己的空軍。阿根廷總統庇隆 (Juan Peron) 當時正在要求該國空軍組建新的戰鬥機部隊，由於加蘭德公認的噴氣式戰鬥機作戰專家的聲譽，阿根廷空軍部為他提供了一份優越的四年長約。
加蘭德與著名飛機設計師譚克在交談。譚克領導的團隊於1951年2月造出阿根廷的首架噴氣式戰鬥機，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場交付給總統庇隆
加蘭德先是建立了一所培養訓練飛行員的航校，之後出任防空司令部的戰術顧問。阿根廷空軍曾從英國購買過100架「流星」噴氣式戰鬥機，但無人知道該怎樣恰當地使用，加蘭德不僅駕輕就熟地教會他們編隊戰術和高速飛行中的射擊技術，還起草了相關的訓練與戰術規範，其專業能力給阿根廷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時，加蘭德曾與阿根廷飛行員一起飛入南極大陸，也曾代表阿根廷到義大利都靈試飛菲亞特公司生產的噴氣式教練機。加蘭德應邀發表的演講不計其數，他的作戰經驗和經歷在這裡有眾多的傾聽者，其建議幾乎都被阿根廷空軍接受，並迅速轉化為可實際運用的規範、條例或程序。加蘭德對阿根廷空軍的影響非常大，有人甚至稱其為「事實上的阿根廷新空軍之父」—1982年的英阿馬島戰爭雖以阿根廷的總體失敗告終，但該國空軍的表現頗為優異，除加蘭德當年注入的崇尚效率和勇氣的精神外，甚至他所提出的戰略理論和制定的戰術在這場當代戰爭中都還在使用。令人滿意的工作成效使阿根廷軍方兩次延長了他的合同，而他在這裡也一直覺得精神愉快、生活愜意。1954年2月，加蘭德與同樣愛好飛行的女伯爵登霍夫 (Sylvina von Donhoff) 結為夫妻，這位女伯爵的父親曾為德國駐印度大使，自身更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社交圈中的明星，加蘭德經常與之成雙入隊於各種社交場合，儘管刻意低調，但這對夫婦在任何場合中都是最受矚目的一對。
加蘭德為阿根廷政府工作期間，曾應該國空軍之請前往義大利都靈，試飛圖中的這架菲亞特噴氣式教練機
在阿根廷期間，加蘭德在他人幫助下完成了自傳《第一個與最後一個》，這本書1953年在德國出版，1955年又在英法出版了譯本。隨後數年裡，他的戰爭經歷和傳奇故事隨著這本書被譯成14種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300餘萬冊的發行量也讓昔日的德軍英雄成為國際名人。1955年2月，加蘭德接受了阿根廷總統授予的「榮譽軍事飛行員證書」後，收拾行囊回到了西德。當時的西德正在籌組新空軍，國防部長布蘭克 (Theodor Blank) 曾詢問加蘭德是否願意出任新空軍首任總監。加蘭德雖然不願錯過這樣的良機，但在接受提名前還是住在施泰因霍夫的家裡花了一周時間進行考慮。由於加蘭德豐富的戰爭經歷與成就、乾淨的政治背景，以及在組訓阿根廷空軍時獲取的最新經驗，當時軍界還真沒有能出其右者，尤其是他在最困難的局面中與下屬同心同德的作風深得人心。但是，在等待國會批准的過程中西德政壇發生了巨變，施特勞斯 (Franz Josef Strauss) 取代布蘭克成為新任國防部長，而他任命的空軍總監竟是加蘭德的老熟人卡姆胡伯！「二戰」中加蘭德與卡姆胡伯一直在戈林面前為各自的兵種爭搶資源 (戈林曾說卡姆胡伯是德國最昂貴的將軍，大約是指他的部隊佔用了過多的飛行員和戰機)，故而關係一直不睦，加蘭德迅速放棄了在新空軍任職的一切念頭—他並不清楚，他最終被棄的原因可能就是他1948年匆忙、非法地離開德國的那段經歷，另外，並非所有政客都對他與阿根廷當局的密切關係感到滿意。
加蘭德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了商界，在空軍總監人選揭曉之前，他已在為杜塞爾多夫的一家公司做事，而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外國軍火商提供諮詢並擔任其駐德代表。隨著西德重整軍備進程的加快，國外大軍火商和製造商們發現了巨大的商機，但他們並不了解西德新軍的採購程序或特殊需要、規格要求等，也不認識新軍里的關鍵人物，而僱傭加蘭德這種人脈廣泛、知名度高且能力過人的顧問，無疑是敲開市場的最好武器。加蘭德從1957年開始為大軍火商和飛機製造公司提供獨立諮詢，其業務擴展非常迅速，很快就在首都波恩 (Bonn) 開設了辦事處。一生信奉「不做則已、做必最好」的加蘭德迅速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1962年50歲生日時，他購買了一架「比奇幸運」(Beechcraft Bonanza) 型私人飛機。他給這架座機起了個綽號「胖子」(Die Dicke)，除了球莖形的機身與戰鬥機的狹長流線形成了鮮明對照外，據說他還有以此名緬懷20年前喪生的老友莫爾德斯之意 (莫爾德斯的昵稱「老爹」的德文是「Vati」，發音為「Fatty」，即「胖子」)。 加蘭德駕駛著這架飛機到歐洲各國公幹或旅遊度假，直到1980年由於視力退化嚴重才最終放棄了駕機飛行。
攝於1977年，加蘭德在他位於波恩的辦公室中
加蘭德終其一生都對飛行割捨不下，對各種各樣的飛行員聚會、研討會和慶典活動從來都樂此不疲。1954年6月，加蘭德曾從阿根廷專程跑到義大利參加一項國際航空大賽，他的搭檔兼領航員就是多年的故友、曾任JG-27上校聯隊長的紐曼。加蘭德與紐曼組合在激烈的競爭中最後獲得亞軍，義大利總統親自為他們頒獎。1955年，剛從阿根廷回德的加蘭德迫不及待地參加了飛行表演，當年9月又在杜塞爾多夫國際航空展上一展身手，此後基本上每年都參加傳統的德國航空競賽。擁有私人飛機後，他的飛行活動更加頻繁，1967年駕駛「胖子」參加德國航空競賽時，他的搭檔竟是西德空軍JG-71「里希特霍芬」聯隊的時任聯隊長哈特曼上校！
加蘭德位於波恩附近上溫特的豪宅落成後，他的家很快變成了德國內外許多王牌飛行員定期聚會的場所，每逢生日，這些好友都會趕來慶賀，也給後人留下了不少如這幅圖片所示的影像。圖中所有飛行員的戰時總戰績加起來竟超過了1100次擊墜！從左至右依次為施泰因霍夫 (176勝)、哈特曼 (352勝)、巴克霍恩 (301勝)、法爾克 (7勝)、塔克 (英國皇家空軍，29勝)、赫拉巴克 (125勝)、鮑威爾 (Kenneth J. Powell，英國皇家空軍，勝績不詳)、林德曼 (Theo Lindemann，15勝)、加蘭德 (104勝)、安德列斯 (Werner Andres，7勝) 和舍普費爾 (40勝)
還在阿根廷時加蘭德就與德國的前戰鬥機飛行員們保持著聯繫，回國後他與老部下的交往更加密切，1956年10月時他被依然愛戴、敬重他的飛行員們推舉為「德國戰鬥機飛行員協會」榮譽主席。藉助於這個組織，加蘭德與美國和英聯邦國家的前對手們開始了頻繁接觸與聯繫，那部暢銷全世界的自傳也早已讓他的大名傳遍了航空界—從卓越的戰鬥機飛行員到優秀的高級指揮官、從階下囚再到成功的航空顧問和商人，加蘭德贏得了對手的真心尊重和景仰。他與英國皇家空軍的巴德和塔克的友誼也一直為人津津樂道，塔克不僅是加蘭德1966年出生的兒子的教父，兩個家庭間也建立了深厚感情—1996年加蘭德去世時，參加葬禮的前空軍總監拉爾中將就曾驚訝地注意到，塔克的兩個兒子竟也從英國專程趕來弔唁，而塔克本人在十年前就已辭世。1961年，加蘭德獲邀加入國際航空界精英俱樂部—「國際名人會」(International Order of Characters)，並與塔克一起獲得「年度飛行員」稱號，1973年他更是成為該組織的名譽終身會員。這個成立於「二戰」中的組織網羅了歐美的一批精英飛行員，如巴德、塔克和英軍頭號王牌約翰遜上校，美軍頭號王牌加布雷斯基上校、杜立德 (James H. Doolittle) 將軍等人，還有宇航員卡彭特 (Scott Carpenter) 和麥克迪維特 (James McDivitt) 等太空時代的名人。「國際名人會」中的德國飛行員除加蘭德外，還有施泰因霍夫、拉爾、赫拉巴克等，在1945年的最後時刻試圖將希特勒從柏林救走的傳奇女飛行員賴奇 (Hanna Reitsch) 也赫然立身其間。
攝於1967至1969年英國拍攝史詩巨作《不列顛空戰》期間，圖片中只有左三的加蘭德和右一的奧斯特坎普是真人，余者皆為演員。左一是劇中的戈林，左二的演員扮演加蘭德，左五的演員扮演莫爾德斯，而右二的演員則出演他身邊著西服的奧斯特坎普
戰後幾十年里，由於巨大的聲望以及遍及全球的業務關係，加蘭德成了航空界的巡迴大使。無論他走到哪裡，只要有前德國飛行員，不管他們是新軍將校還是普通百姓，他們都會自發地聚集到他的身邊—對他們來說，加蘭德永遠都是他們的「老闆」。而加蘭德對推動各國飛行員間的理解與友誼也可謂貢獻良多：在他的直接推動下，首屆「德國—美國戰鬥機飛行員會議」1961年在德國西部小城基恩 (Kirn) 成功舉行；1967年2月至3月他出訪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見到了包括帕克中將 (Sir Keith Park) 在內的一批不列顛空戰中的對手；1968年9月，英國皇家空軍戰時的「探路者」們 (為轟炸機編隊尋找目標和導航的飛行員，多為技術出色、經驗豐富的王牌) 舉行聚會，特邀了加蘭德、法爾克和其他幾位夜戰王牌與會暢談；1967至1969年間，加蘭德應邀擔任英國拍攝的史詩巨作「不列顛空戰」的德方顧問，塔克則是英方顧問。這部巨著的拍攝過程起起伏伏，雖有不和諧的波折，但問世以後在歐美和德國獲得了巨大成功，加蘭德也得以有機會再次駕駛令其魂牽夢繞的Bf-109戰鬥機；至於邀請加蘭德參加或出任主旨發言人的俱樂部、學會和協會、德國內外的軍事單位等更是不計其數，他也不止一次地出現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 (SHAPE)、美國國家宇航局 (NASA) 和北約許多空軍基地的講台上；1970年9月，加蘭德應邀到加拿大溫尼伯 (Winnepeg) 出席首屆「英聯邦戰時飛行員聚會」，他以和平與理解為主題的發言結束後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與喝彩，溫尼伯市長還將「榮譽市民」稱號授予加蘭德、巴德、約翰遜 (英軍頭號王牌) 以及加拿大空軍驕子法奎爾 (John E. Fauquier) 准將；1974年1月，加蘭德被請到英國坎伯利 (Camberley) 參加陸軍參謀學院的圖上演習，而主題就是1940年德國試圖入侵英倫的「海獅行動」；當年稍晚些時候，美國海軍陸戰隊又邀請加蘭德和時任西德空軍中將的巴克霍恩一起訪問亞利桑那的基地；1975年12月，英國皇家空軍博物館在倫敦附近的亨登 (Hendon) 揭幕，作為特邀貴賓的加蘭德為德國廳剪綵，並與王儲查爾斯王子進行了長時間交談，充分反映出他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時代里所享有的巨大聲望；1979年10月，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國際戰鬥機飛行員聚會」吸引了12個國家的許多飛行員，加蘭德試圖悄無聲息地溜進會場，但他的出現還是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1980年後，雖然身體欠佳，但他仍頻繁出訪美國，甚至加拿大遙遠的育空領地 (Yukon Territory) 的狩獵隊伍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1975年2月，加蘭德作為特邀嘉賓來到美國佛蒙特州的諾維奇大學 (Norwich University)訪問，發表了題為「海峽突圍—德國艦隊1942年衝出英吉利海峽的作戰」的演講。這所建於1819年的大學並非普通學校，而是美國國防部認可的培養後備軍官的准軍校
1980年代末期，由於身體每況愈下，加蘭德謝絕了仍然絡繹不絕的各方邀請，安靜地與妻子和孩子共度最後的時光。1996年初，就醫治療絕症已頗有時日的加蘭德自覺來日無多，徵得醫生許可後，他在2月初回到上溫特的家中。2月9日子夜剛過，距84歲生日不足一個月的加蘭德在家中辭世。2月21日，加蘭德夫人根據他的遺願將之埋葬在聖勞倫蒂烏斯 (SLaurentius) 教堂的墓園裡，德國空軍派出的6名上校為加蘭德抬棺，藉以向這位最著名的飛行員和空軍領袖致以敬意。健在的海陸空三軍老戰士、來自全世界的朋友和相知都趕來弔唁，1945至1946年審訊過他的惠滕也在人群中默默地追思。加蘭德的墓石碩大無朋，矗立在綠樹環繞的幽靜所在，墓石上既無軍銜也沒有鐵十字，除生卒年月以外就只刻有「Adolf Galland」這個名字。
本文摘自《帝國騎士：二戰時期德國最高戰功勳章獲得者全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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