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競悅：從唐玄宗改革看盛世中的危機
開元盛世與安史之亂，這兩個極端的現象同時發生在了唐玄宗當政期間。開元盛世是中國古代王朝的發展頂峰，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其中的藩鎮割據對後世影響深遠。唐玄宗並非無為的君主，然而他當政時期的一些改革措施本身卻孕育著危機的種子。
盛世下的分化
唐玄宗是唐朝中期的君主。玄宗一朝，官方統計的人口數字是5000多萬。由於賦役原因，存在大量瞞報現象，實際人口應該為7000萬-9000萬。而在14世紀時，整個歐洲的人口總和才8100萬。在人口就是生產力的年代，人口數量表明了國力強盛。雖然人多，但唐朝的平均生活水平並不低。玄宗時代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了700斤。
唐朝的都城長安是當時的世界中心，大量的國外商人、使者、留學生彙集到長安，長安城的外國人佔到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二。根據《唐六典》的統計，開元年間，與中國有朝貢關係的國家達70多個。
然而在大唐盛世之下，分化也很嚴重。大詩人杜甫的兒子就因飢餓而死，杜甫為此寫下了「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
唐朝的賦役除了徵稅之外，還包括軍需役、漕運役、土木工程役、地方雜役等。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間，不僅不能從事農業生產，還要倒貼路費。在武則天時期，由於賦役過重，「天下戶口，亡逃過半」，農民為了規避賦役，將朝廷分給的田地拋棄或賣掉，逃到地主莊園或寺觀中，充當佃農。玄宗即位後，好大喜功，經常大興土木，百姓逃亡的情況更加嚴重。
大唐盛世中蘊藏著危機，從制度上看，唐朝的統治危機主要存在於中央權力的分配以及中央地方關係兩個方面，這兩方面的問題也是中國傳統治理始終未能良好解決的問題。
由中央分權到中央集權
唐初，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三省分工明確，中書省掌決策，門下省掌審議，尚書省負責執行政令，即使皇帝也不能隨意發布政令。三省相互牽制監督，但宰相團體高度團結，能夠挑戰皇帝的權威。
三省六部
唐玄宗登基的背景是武則天統治及其後的朝廷動蕩。武則天統治時期，為了避免源起於隴中的李唐家族的影響，把政治中心向洛陽轉移。這導致朝廷對於西部控制力的減弱，李隆基後來設立藩鎮多少與此有關。為了鞏固權力，武則天設立大量新職位來提拔出身普通的人，還增強了皇權對於相權的制約。在武則天當權時期，經常撤除宰相職務，很多宰相被流放或處死。
政事堂是唐朝的最高中央機構，一般有十幾個人參加，類似於今天的內閣或委員會。玄宗時期，這種委員會制開始向領袖制轉變。在玄宗時代，中書門下兩省的長官總有一個職位空缺，同時尚書省出局，這等於出現了實質上的首相。在張說任首相期間，將政事堂改為了中書門下，原來的集體負責制正式改為了個人負責制。在這種體制下，權力制衡機制缺失，如果君明臣賢，就是開元盛世；如果君昏臣奸，就是安史之亂。玄宗後期貪圖享樂，愈加依賴於重臣，於是出現了任職多年的宰相。李林甫、楊國忠的專權就源於此。
臭名昭著的李林甫實際上是一位能臣。李林甫一重法制，二重財政，而這二者都為正統儒家觀念所鄙視。李林甫擔負「奸相」的罵名除了其本人專權之外，或許也與他的政策傾向有關。而李隆基和李林甫都具有務實的政治取向，他們排斥儒家學者，重視行政效率。然而在效率提高的同時，權力愈發集中。在李林甫擔任戶部尚書期間，他認為預算開支程序過於複雜，每年用紙就達50萬張。736年，李林甫開始簡化預算，將穩定的項目編入長行旨符，不必每年更動；其他不穩定的項目，隨時補充。改革後每州的預算不過一兩張紙。然而李林甫的節約用錯了地方，隨著預算的簡化，預算對支出的制約也弱化甚至消失了。結果貪污腐敗，上下其手就大行其道，中央財政迅速枯竭。
李林甫
李林甫擔任宰相後權力日隆。在李林甫的搭檔牛仙客去世後，李適之取代了牛仙客的職位，他開始與李林甫爭權，從而引發了一場血腥清洗的黨爭。經過黨爭，李林甫感到邊鎮節度使的權力過大，於是從748年起，他要求玄宗推行一項新政，即由寒族胡人擔任邊疆的軍事長官。因為這些人是更優秀的軍人，其軍事野心多於政治野心，不大與他競爭職位。到751年，除四川劍南以外的所有藩鎮都受外族將領指揮。在這些人中，最強大的就是安祿山，這就為安史之亂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隨著玄宗對楊貴妃的寵幸日隆，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得以入主中樞，兼任了大大小小四十餘個官職，當然不是因為他能力強。楊國忠隨著權力的上升開始排擠李林甫。在李林甫死後，楊國忠更是大權獨攬，而此時的玄宗已經不大親理朝政。正是由於專權，才導致楊國忠先後與安祿山、哥舒翰等將領結怨，唐朝的大廈從內部瓦解。
《明皇幸蜀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其實唐初理想化的制度設計之所以還是走向瓦解根源在於皇權的一權獨大。再完美的內部制衡機制，都抵不過皇帝一個人的意志，因為沒有外部的權力制約，是否能夠按規矩辦事主要取決於皇帝的意願和能力。唐朝的盛世之下還始終潛藏著繼承人危機，從開國到安史之亂，「太子」一直是最危險的職業，很少有人能夠順利繼位。在這期間，光是太上皇就有三位——李淵、李旦、李隆基，基本上都是迫於形勢而退位，為各朝所罕見。圍繞著皇位的鬥爭牽連了無數有才華的大臣，大批傑出的人物被殺，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
大國央地關係的困境
戰國時期，為了爭霸天下，秦實行了全民皆兵的體制。漢朝建立後，逐步取消普遍兵役制，結果導致地方軍事力量的興起。
唐前期的兵制主要是源起於北魏的府兵制。唐初的府兵主要來自於精英家族，這些家庭能夠供養子嗣從事軍事訓練。府兵可以免去大部分賦稅和勞役，每名士兵獲得一塊可以耕種的份地，國家提供鎧甲和精良武器。這種模式保證了軍隊的專業化水平，同時又不會耗用國家太多的財政開支。府兵還為當地治安提供人力。
府兵的衰落有著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原因。政治方面，武則天掌權後，為了避免隴中勢力的影響，逐漸把權力東移。隴中世族開始衰落，府兵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動搖。經濟方面，府兵制以均田製為基礎。由於軍府過分集中於關中，關中戰亂頻仍，農田荒廢，生產下降。本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逐漸凋敝，關中地區越來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應。加之均田制被破壞，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大批農民紛紛逃亡，府兵越來越少，府兵制名存實亡。限制土地兼并、維持均田制等針對地產的宏觀調控政策頻出，但收效甚微。
於是玄宗時期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暫時解決了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一些問題。但是募兵制帶來新的問題。首先是軍費激增，開元中期軍費為每年二百萬貫錢，到開元末年就增加了五倍。出於經濟的考慮，唐朝的軍隊主要分布在邊境，而內地軍事薄弱，京師的禁軍更是員額不足、素質較差，主要由關係戶和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軍職。安史之亂時的藩鎮割據主要是河北三鎮的割據，都屬邊疆戰事較多地區。這種軍力布置如果是在民治國家，把軍隊分派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主要針對人民，顯然毫無問題。但是在家天下的國家，就很成問題，如何保持邊境軍隊對於皇室家族的忠誠是一個難題。這種軍隊分布無疑降低了反叛的成本，後來安祿山的叛軍可以長驅直入逼近都城長安就得益於此。
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勢。
其次是軍隊素質問題。募兵就是僱傭兵，大量流民成為僱傭軍，對朝廷的忠誠度較低，而與徵兵人員的關係更近。雖然募兵與府兵的軍士來源不同，但是在依賴血緣和准血緣關係來維繫軍隊上，募兵制與府兵制異曲同工。邊軍的將領就是節度使。在玄宗開元後期，邊將常常連任十幾年，有些邊將還兼任幾鎮節度使。開始節度使不管行政，後來也管理地方事務，逐漸獨攬一方軍政人事財權，其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成為尾大不掉的威脅。
唐朝應對安史之亂的辦法猶如飲鴆止渴。
一是用節度使來對付節度使。為了迎擊叛軍，唐朝把邊境地區的節度使制度擴大到了內地。由於中央軍事力量薄弱，平定安史之亂主要依賴的是其他的藩鎮勢力。這樣一來，安史之亂的平叛不但沒有結束藩鎮體制反而加劇了藩鎮割據的局面。除安史之外，還出現了多地兵變，這是中央政府對軍事失控的鮮明體現，為統一帝國的再次分裂埋下了伏筆。實際上，安史之亂平定後，也出現過銷兵罷鎮的言論。但是由於邊疆局勢不穩，這些建議難以操作。如果只是罷內地諸鎮，而保留邊疆諸鎮，勢必又會使內外的軍事布局失衡，再次導致安史之亂一樣的禍害。而當初如果不是有內地藩鎮，根本無法平定安史之亂。而且由於均田制早已被破壞，加之多年戰亂，流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軍隊的供給是令朝廷頭痛的財政問題，募流民為兵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切實可行的好辦法。藩鎮割據的延續不是誰的主觀意願決定的，而是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
唐朝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二是用宦官來牽制節度使。早在李隆基當政時就多次派宦官去視察節度使的履職情況。而宦官往往缺乏操守，容易被收買，他們回報的情況都是安祿山忠實可信，這類信息誤導了皇帝，使安祿山可以有時間蓄積反叛的力量。在平叛期間，為了制衡日益興起的地方勢力，朝廷還屢屢讓宦官出任軍隊的監軍。這一做法加劇了內部矛盾。宦官不懂軍事，與將領發生矛盾在所難免。因為與宦官的矛盾，平定安史之亂的主要功臣郭子儀被削奪兵權，李光弼鬱郁而亡，僕固懷恩叛亂。從肅宗時的李輔國始，宦官更是開始掌管禁軍，封王封相不在話下，後來宦官的權力甚至大到可以廢立皇帝的地步，唐後期比較英明的君主憲宗李純就被宦官殺害了，著名的高力士之權勢根本無法與唐朝後期的宦官相比。唐憲宗之後，有三位弱勢的皇帝都是被宦官扶上位的。當然，皇帝對宦官也不完全信任，如代宗用程元振除去李輔國，又流放程元振，重用魚朝恩，後來又除去魚朝恩。不過都是用宦官取代宦官，換湯不換藥，宮廷內部鬥爭不斷。宦官為了維護自身地位，往往打壓重臣名將，導致大臣和君主的距離疏遠，唐初形成的君臣共治局面不復存在。
可以說，宦官專權與節度使割據之間相輔相成。由於節度使尾大不掉，所以皇帝寵信宦官；而由於皇帝寵信宦官，節度使愈發與朝廷疏遠。唐朝的治理陷入死結，衰敗成為必然。
電視劇中的唐朝太監形象。
縱觀歷史，雖然已經歷了幾百年的變遷，但唐朝的沒落與漢朝有很多相似之處。唐朝前期對於地方的管理與漢朝很相像，都是把行政區劃設得很小，以防止地方對國家的威脅。但這種做法沒有能夠阻止地方勢力的興起。當時的兵士與地方官吏的關係更為緊密，鎮壓各地起義主要依賴於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像樣的武裝力量。到了後期，地方政府本身就像起義軍，他們為改朝換代而積蓄力量、做政治投資。大漢和盛唐都沒能逃脫衰亡的命運。（完）
（本篇為畢競悅專欄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轉載、合作請留言。編輯：豆姑娘，劉安琪。）
作者介紹
畢競悅，現為神華集團研究院戰略研究人員，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有多年智庫工作經歷，曾任《改革內參》執行主編、華中科技大學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學術興趣為能源與環境政策、公法與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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