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最新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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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來。我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但對於這個「博雅清談」我是很擁護的。我覺得如果說上一任系主任有最大的德政的話，那就是我們北大中文系從來不趨時跟風。當校園裡滿眼是各種「老闆班」招生的橫幅和招貼時，中文系雖然窮，就是不辦這樣的班。我並不反對為企業家提高國學知識和人文精神貢獻力量，但北大到底是辦什麼，你到底是以什麼為核心，你對學生能花多少力氣呢？你的重心放在什麼地方呢？這始終是我一直非常憂心的事情。可是中文系沒有受這個感染，值得欣慰。新主任提出的「博雅清談」和上一任主任的德政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並且它是對時下風氣的一種無聲或有聲的抗議，至少是回歸人文精神、回歸北大真正傳統的一個小小的、值得肯定的舉措。

我想談什麼呢，我可以保證我講的都是實話，做到季羨林先生所說的：「真話並不都講，假話決不講。」

我覺得，我的一生可以說體現著佛經講的五個字，並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經認為人的一生貫穿著五個字：第一個字是「命」，你必須認命，比如說你生在哪一種家庭，你長成什麼樣，你沒法選擇。你生在一個貧農家庭和你生在一個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樣的，這是命運，你不能選擇的。這叫「命中注定」。

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運」，時來運轉的「運」。這個「運」是動態的，如果說命是註定的，不動的，而運則是動的。我常常覺得自己有很多時來運轉的時候，也有很多運氣很糟糕的時候。好多時候，你覺得你沒有做什麼，可就是發生了某種運。比如當時我們剛大學畢業，作為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年輕教師，想和夥伴們辦一個能發表年輕人文章的學術刊物，並有幾分狂妄地擬名為《當代英雄》。為此，1958年反右已經快結束了，我還是被補進去，劃成了極右派。我為此二十多年離開學術界。後來我搞比較文學，也真是時來運轉。那時已經是1981年了，我都已經50歲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也不知道怎麼就把我選去哈佛做訪問學者了，而且，不單是在哈佛訪學了一年，當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人來哈佛開會，看見我，就邀請我到他們那兒做兩年的特約研究員。我完全沒有想到，怎麼可能呢？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學校。後來，我就相信這個運，就是說時來運轉。運是不能強求的，當運氣很壞的時候，你不要著急，運氣很好的時候，你也不要覺得自己怎麼了不起，它是有一個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後面推動的，並不是你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第三個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時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講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如果你不講德、不講學的話，那是非常大的憂患了。無論在什麼意義上，我總覺得自己要做個好人，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費孝通先生講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龍，可是他希望孩子是個好人，不要是個壞人，這是生存在我們老百姓文化中的一個基因。在我最困難、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時候，我覺得有兩句話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儘管那時候什麼權利都被剝奪了，但我還可以做一個好人。我在鄉下被監督勞動時，正是大飢餓的年代，領導要求我創造一個奇蹟，要把四隻小豬，在不喂糧食的條件下，也能養肥了給大家過年。就這個任務，當時我真很著急呀，每天漫山遍野讓豬在地里拱食，到處給它們打豬草。後來把那豬養得還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過年的時候都吃得挺高興，我覺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麼樣，就算在很困難的環境里，還是要獨善其身，竭盡全力，做個好人，所以老鄉都很喜歡我。當時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爺是個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時候，撿到一個核桃，半顆花生，都帶回來給我吃。那時候的下放幹部都得了浮腫病，因為糧食不夠，可是我沒有得浮腫，那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可以吃撿到的核桃、花生、白薯頭。而且我們那個大娘養雞，除了上交的雞蛋定額外，總還能剩下幾個。我們三個人，大爺大媽和我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次「雞蛋宴」，三個人吃8個雞蛋。所以我一直沒有浮腫，身體很好。如果那時候看不見前途就完全消沉，什麼也不想幹了，或者說你對老百姓很冷漠，對大家很抗拒，如果沒有「窮則獨善其身」的信念，就會覺得日子沒法過下去。

第四個字是「知」，知識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說你要有知識，要有智慧。這一點，我覺得我也一直沒有放棄。即使在放豬的時候，我也一邊放豬啊，一邊念念英文單詞，沒有把英語基礎全丟掉。我原來是喜歡外國文學的，特別是屠格涅夫等俄國小說。他寫的革命女性對我的影響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歡中國的古詩詞，特別是元曲里那些比較消極的東西對我影響也很大。這些「知識」對我以後走上比較文學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為我知道一點西方，又知道一點中國，然後又運氣好。所以這個知對人很重要，有時也會決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沒有這個知識領域，可供你選擇的道路也會很少。

第五個字是「行」，上面談到的一切，最後要落實到你的行為。這個行其實是一種選擇，就是當你面臨一個個關口的時候，你怎麼選擇。人所面臨的選擇往往是很紛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個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這最後一步，當你跨出去的時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或者你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照樣還是不會得到很好的結果。我覺得我自己有很多這樣的關口，例如那時到蘇聯去開會，領導真的很挽留我，告訴我你可以到莫斯科大學留學，兼做國外學生工作，但是我還是決定回北大。後來季羨林先生給我的一本書寫序的時候，他說：「樂黛雲這個選擇是對的，也可能中國失掉了一個女性外交官，但中國有了一個很有才華的比較文學開拓者。」這就是說選擇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時選擇對了，有時選擇錯了。選擇對了，運氣不來也不行。記得我大學畢業時，彭真市長調我去做秘書，我選擇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沒想到一來二去，當時竟把我的檔案弄丟了，我也不想去找，後來也就算了。這樣，我還留在北大，這就是選擇和命運的結合。

總之，命、運、德、知、行，這五個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此有些感悟，我講出來與大家分享。

【外一篇】

情感之維

當社會越來越重視金錢、權力等物質觀念時，知識世界與人類情感世界的距離似乎也越來越遙遠了。當今的教育制度往往集中於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而很少顧及學生情感世界的塑造與培養。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十分重視情感的。公元前兩百多年，就已有「道始於情，情生於性」的記載（郭店竹簡），後來孔子提出「親親」「愛人」，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也」。他們強調的都是出自內心的至情。這樣的至情從愛父母的親情，愛兄弟朋友的友情，愛自己所愛者的愛情，到愛一切受難者的「泛愛眾」的同情，從小到大構築了一個人的情感世界。

情感世界是需要培育的，沒有培育，就會像荒蕪的花園，日趨凋零，甚至成為荊棘橫生、藏垢納污的場所。語文教育（包括英語讀本）是培護青少年情感世界最重要的途徑之一。記得我上初中時，各校廣泛採用的課本都是由夏丐尊、葉聖陶主持的開明書店出版的。魯迅的《秋夜》、朱自清的《背影》、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等，我都是第一次從這些語文課本或英文課本上讀到的，在情感上受到最初的熏陶。後來，到了高中，我的語文老師特別喜歡古詩詞，常給我們增加一些這方面的補充讀物。記得短短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四句詩，他講了一堂課，他的朗誦和他的陶醉深深感染著我們，教我們如何關注身邊的大自然，欣賞大自然的節律，懂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可能永駐。他的解讀，積沉於我的情感世界，至今有時還會無名地冒出來佔據我的心靈。

1948年，我上北大時，北大中文系一年級，設有「大一國文」和「現代文學作品選讀」，分別由系內享有極高威望的沈從文教授和廢名教授主講，這是當時的重點課程。之後，中文系二年級有文藝文習作，三年級有議論文習作，四年級有社會調查習作。這些課程所講解的每一篇範文，對每一篇學生習作的評講，都培育著學生的高尚情操，是陶冶青年性情不可或缺的環節。可惜由於院系調整，這些課程都被取消了，即便還有「作品選讀」之類，也都更著重於知識的系統講授，情感之維被大大地淡化了。

目前，整個教育機制對教師和學生的評價日趨物化和量化，這不能不和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念大相徑庭。儒家強調「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認為教育的過程整個就是一個塑造人格，追求人性和諧完美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情感培育的過程。當前日益盛行的網路教育更進一步切斷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感情聯繫，教育不再是一個讓人社會化和人情化的進程，而是使學生在一個虛幻的群體形式之下維持著孤立的個體。他們時刻只看見自己，因此他們同這個世界更容易建立起來的常常是一種索取而非給予的關係。

總之，目前的教育體制只著重於讓學生在智力上獲得訓練，而情感教育方面卻近乎荒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問題。

（摘自《天際月長明》，海天出版社2016年9月版，定價：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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