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如此，真的不能怪中國人

文：2900字

國民性這個詞的歷史並不長，是清朝後期才被創立。乾隆年間，英國外交使團帶著對中國的美好期盼、幻想千里迢迢來到中國。他們甫一落地，就看到了和想像大相徑庭的現象：無人不偷，無人不奸，上行下效。他們看到一群內里狡猾、外表木然、沒有活力的東方人。

這次出使，大大顛覆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從此討論中國國民性在西方變成了一個話題。清末民初，國民性這個詞進入了漢語。一說到對國民性的批判，大家就會先想到不苟言笑的魯迅先生，想到他創造的一系列體現國民性的人物形象。

張宏傑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中說，魯迅在國民性的批判上「抄」自梁啟超。從梁啟超以後，再沒人在國民性方面提出過更全面豐富的意見。而魯迅主張以文學來改造國民性，這一點也與梁啟超同出一轍。在魯迅同時期，還有個國民性改造的力將，就是胡適。與魯迅相反，胡適主張用好的制度催生出好的人性。

作者張宏傑原是一名銀行普通職員，後在復旦大學學習歷史，獲得歷史博士學位。對其歷史分析，作家莫言評價：「張宏傑以冷靜細緻的筆法，把人性的複雜、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原本熟悉的歷史事實在他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鮮而又迷人。」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顧名思義。書中從先秦講到民國，主要涵蓋：國民性演變過程，專制的源頭，民國期間對國民性的改造（如上魯迅、胡適等人）。

提到國民性，我們可能都會有這麼幾個疑問在心裡：

有的日本人說看不起現在的中國人，尊敬中國古人。難道中國人產生了人種變異？

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西方部分國家的民主和人權概念？

魯迅和胡適的對策，哪個更適合中國？

作者讀史從國民性角度切入，嘗試對以上幾個問題給出自己的理解與思考：

1.書中說：「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經常斷流，已奄奄一息。」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知識分子和國王合則留、不合則去，如孟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更是「凌駕」於國王之上指指點點。

秦朝一統天下，結束了這種百花齊放的狀態。秦始皇稱帝，廢除貴族，開始從思想上行政上法律上約束百姓。中國人跪起來了。

秦二世而亡後，漢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專制制度也越來越成熟，不似秦只有法的嚴苛，漢朝在法治之外尚能有儒、道的道德掩飾。畢竟距離皇帝的誕生相去不遠，專制制度的成熟也需要時間，漢朝人還有幾分天性自然，到了魏晉時期還出現了被人稱為可與春秋戰國媲美的竹林七賢。

唐朝再次統一天下後，建立的科舉制度，把天下人盡入吾彀中，文人的思想進一步統一。然而，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態度，給了文人很多自由思想的空間。李白進京面聖，「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不覺忘萬乘之尊。

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戰亂，宋朝開始害怕武人、害怕戰爭，於是揚文抑武。宋人變得多愁善感，再沒有了唐朝征戰邊塞的豪氣衝天。女人裹小腳就是這時候開始的，對女人的貞潔也控制得空前嚴格。

元朝建立後，當局者喜歡低俗文化（忽必烈：「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於是戲曲文化開始橫行。官場上漆黑一片，賣官鬻爵、強搶民財，到處都是地痞無賴。這種無賴氣質也從上層社會蔓延到下層，偷、耍、奸、滑。中國人身上再看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氣質，變得猥瑣下流。元朝一共90年，三代時間。三代可以產生貴族，也可以改變民族的性格。

到了明清，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力更強，明朝的東廠，清朝的文字獄，都讓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沒收了知識分子最後的一點獨立空間。

英國人巴羅說：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明清政府終於成功地培養出了他們希望的中國人：馴服，忍耐，麻木，心裡永遠是跪著的姿態。

2.專制制度是導致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很大原因。作者認為專制並不起自秦始皇，而是在夏朝之前就有了專制思想的萌芽，夏朝的建立正是專制的產物，春秋戰國時期看似百家爭鳴，而各思想家也都透露著對專制制度的支持，比如孔子的君君臣臣，荀子認為人君就是要擁有天下最好的享受，老子的「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3.作者特別提到了父權對中國人奴性的培養。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講究的是穩定、重視父輩經驗，父輩的權威就在此基礎上滋生出來。農業又把人圈在土地上，限制人的視野和精神發展。不像彼時的古希臘，不適合農業，又臨海，人可以隨時出海去其他地方定居，父輩的經驗在此相對於年輕人的勇猛精進，不是那麼重要。

雅典還頒布了一條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後（17周歲、18周歲）即完全擺脫父親的控制，在通過由父親或監護人及立法大會主持的市民資格考察以後，即可獲得獨立權利而登記造冊。」

4.上文說到，國民性的批判起自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認為要自下而上地改變國民性格，制度才能推行。沒有好的國民，就不能有好的制度。梁啟超認為國民性主要體現在：奴性強，民智低下，重私德輕公德。

魯迅接下了梁啟超的接力棒，用散文、雜文、小說，試圖喚醒中國人，改造中國人。魯迅多諷刺，挖苦，然而很少從正面提出建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魯迅缺少系統的理論知識，沒有辦法從正面指出解決方案。

胡適認為只有建立一個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國民性。好的制度能約束人性中的惡，發揚人性中的善。

胡適這一點與英國人巴羅不謀而合。書中提到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其實，從元朝就可以看出一個壞的制度是如何塑造出壞的國民的。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僅對人提出道德要求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魯迅

關於如何改造國民性，作者並沒有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說作者本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由於一些原因刪除了。故此，讀者看到的書中僅是講了歷史。

本書引用的史料、書籍甚多，然而也如一些批評人指出的「僅是資料的堆砌」，為了證明國民性而「國民性」，有些自圓其說的味道。這可能是因為作者早年長讀魯迅，魯迅對作者的影響也很大。隨著閱歷增長，作者看到了魯迅身上的峻烈偏狹。然而，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使得作者一直對國民性議題感興趣，讀史時也試圖從國民性角度去解讀。

還有批評作者以偏概全，比如秦朝立法廢除貴族，人人平等，廢除奴隸等，這些都是有進步意義的。再比如作者大力吹捧的希臘，同時期卻有2萬多奴隸等等。作者不會沒有掌握這些史料，然而這些是與其論述主旨無關的事項。

作者也在後記中自謙道：「這本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禪式的自圓其說。相對於嚴肅的學術著作，裡面也許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個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許有很多不嚴謹、不準確、泥沙俱下之處」。

還有人批評作者不尊重古人所處的歷史背景，妄加評論，作者甚至還要求孔孟等對專制制度的建立負責。

作者只是講專制制度形成的歷史線索而已。通過宋襄公敗北、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子路死前系纓，正可以看出作者並沒有以自己的時空背景來評價古人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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