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他是青年運動的旗手
【新民晚報·新民網】延安東路1472弄7號，原先是一幢磚木結構坐北朝南的老式石庫門住宅。這棟不起眼的小樓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裡成為了團中央機關的所在地。時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任弼時就住在這棟樓簡陋的亭子間里。
雖然這個地址已經不復存在，但從這棟小樓發出的聲音卻傳遍了上海，傳到了每個進步青年的心中。
圖說：
團中央機關舊址。資料圖
革命路途從上海啟程
很多人不知道，任弼時讀小學時的學名叫任培國。小學畢業後，任培國考入了湖南第一師範附屬高小部。湖南第一師範有個學生自治會，是個傳播新思想，提倡新社會的進步組織，經常組織學生開展講演等活動。毛澤東就是這個自治會的成員，任培國當時很喜歡聽毛澤東的講演。
一天，任培國和同學肖勁光來到嶽麓山下。任培國說：「勁光，我們國家如同一隻破船，正在風浪中尋覓方向，我輩熱血青年，應擔此重任，豈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飯上？」 二人找到毛澤東，把想要出國勤工儉學的想法說了，毛澤東笑著說：「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國去留學，如你們願意去，我可以寫信介紹你們一起去。」任、肖二人聽後，十分高興地說：「好哇，我們一定去！」
毛澤東見這兩名青年勁頭如此之足，也很高興，立即寫信和上海聯繫。1920年8月，任培國與肖勁光乘江輪東下到上海。在上海做赴俄準備之時，任培國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任培國與肖勁光等青年一起，搭乘一艘日本客輪，從上海前往海參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鄉的漫漫旅途。
寫文章宣傳馬列主義
1924年秋，任弼時回到上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擔任團的蘇、浙、皖區區委委員。1925年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根據黨中央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弼時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團中央的組織部長，和張太雷、惲代英等同志一起領導青年團中央的工作。
從回國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開始，任弼時就表現了理論聯繫實際、深入群眾、埋頭苦幹的優良作風。他積極從事青年團的宣傳工作，曾用弼時、辟世等筆名，在《中國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向青年介紹馬列主義，大力推進青年團組織建設與發展。任弼時還很重視教育培訓基層幹部的工作。他以「平民學校」為掩護，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多個訓練班，經過半年培訓，這些訓練班的學員，後來大多成了黨和團的骨幹。
1925年5月，上海發生了日本紗廠資本家無理開槍打死青年工人顧正紅事件，黨中央於5月28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首先在上海發動反帝示威運動。負責團中央工作的任弼時馬上召開團中央會議，迅速發動上海各界青年積极參加這場鬥爭。5月30日，上海學生2000多人，走上南京路街頭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和示威遊行。任弼時和惲代英、蕭楚女等同志也都參加了示威遊行的行列。
1929年11月，在任江蘇省委常委的任弼時不幸被捕，被關進了監獄。敵人的嚴刑拷打沒能讓任弼時吐出半個字。到12月底，任弼時才在黨的積極營救下出獄。
「娃娃親」升華真感情
1926年4月初，一場簡樸的婚禮在上海舉行。婚禮雙方是任弼時和他指腹為婚的陳琮英。這個並不為人所知的女子比任弼時大兩歲，他們倆定的是「娃娃親」。誰都沒有想到，任弼時與年長他兩歲的陳琮英，卻建立起真正的感情。
12歲時，陳琮英作為童養媳來到任家，二人以「姐弟」相稱。陳琮英是一個格外節儉的人，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錢幾乎全部交給了任弼時，供他讀書開銷。兩人能夠從「娃娃親」升華為真正夫妻情，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堅實的基礎。在任弼時前往上海準備赴俄學習之前，囑咐「姐姐」陳琮英，有機會要學習文化。在任弼時莫斯科接受紅色教育、成為中共黨員的四年時間裡，陳琮英半工半讀，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1924年，回國後忙於工作的任弼時收到了組織精心安排的「驚喜」——闊別六年的陳琮英被接來了上海，兩人隨即完成婚禮，也從「娃娃親」結為正式夫妻。
在之後的日子裡，兩人經歷過被捕、也忍受過孩子夭折的悲痛。在任弼時的影響下，陳琮英也戴上了紅軍帽，這對革命伉儷開始共同為了一個美好的明天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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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藏著他濃濃情懷
任弼時擔任過團中央的執行委員、團中央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如果要問他是何時加入團組織、走上革命道路的？就不得不提漁陽里。1920年秋天，他來到淮海中路漁陽里6號的外國語學社學習，在此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這位年僅16歲的小夥子真正開始走上革命道路。
上海是熱血青年任弼時成長成才的所在地，許多地方里藏著他濃濃的革命情懷。他在這裡發過願、教過書、坐過牢、結過婚······今天當我們步過他曾走過的街道，我們會為任弼時這位革命家、上海這座城市而油然生情、肅然起敬！王娟（團中央舊址紀念館館長）
新民晚報見習記者 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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