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朝初期的南海招諭研究 ——泉州的軍事、交易集團及其網路

原標題：忽必烈朝初期的南海招諭研究 ——泉州的軍事、交易集團及其網路

忽必烈朝初期的南海招諭研究

——泉州的軍事、交易集團及其網路

（日）向正樹 撰 於磊 譯

序 論

忽必烈時代，元世祖對東南亞-南印度諸國（下文稱作「南海諸國」），既派遣使團招諭，亦出兵征伐，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至其治世末期，南海征伐終止，元朝同南海諸國間以形式上的從屬地位建立起了和平的通商關係。對此，杉山正明認為，忽必烈的南海征伐乃是勸服與其通商的示威行為，通過對相關據點的掌握來確立海洋支配權，實現「海上帝國」之目標，而在此背後則是同蒙古已然聯為一體的穆斯林商業勢力在發揮著作用。但是，「海洋支配」的實際狀況和有效性方面的史料發掘，以及穆斯林商人與蒙古政權聯合對南海進行支配的具體論證等問題皆有待進一步解決。

近年來，蒙古時代海上貿易諸集團相關的研究取得較大進展。但是，以中國東南沿海為據點具體實施忽必烈南海政策的集團及其構建起的聯結中央同地方的人際網路，以及這些集團同其背後商業勢力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的研究尚未展開。對這些網路關係的研究也可以成為具體了解伴隨蒙古政權南北統一所形成的歐亞通商網路的重要線索。同時，對聯結中央、地方人際關係的研究也是討論處於唐宋、明清兩變革期之間的宋元明變革期諸問題所不可或缺的。

據此，本文將以忽必烈朝初期實施其南海政策的主要交易據點泉州（現福建省泉州市）為中心，對蒙古將軍唆都所屬集團及其南宋末期泉州的外來商人蒲壽庚等相關集團展開討論。元朝初期，江南（長江以南的舊南宋統治區）的實際支配者其實是率領南宋遠征軍、帶有行省頭銜而平定江南各地的軍團長們，同時行省以及這些軍團在元朝對外經略和構築同東南亞－南印度諸國王權關係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蒲壽庚為首歸順元朝的地方勢力也被納入到以元朝軍團為核心的支配機構之中，在平定沿海、統治福建和海外招諭等活動中功不可沒。據此筆者認為，這兩者互為一體的軍事、交易集團，作為介乎中央與沿海之間的勢力，以泉州為根據地，重新整合宋代以來的交易網路和地方精英的人脈關係，為忽必烈政權南海政策的實施奠定了重要基礎。故本文擬充分利用碑文、地方志等地方文獻，對其構造作具體探討。

一、參畫初期南海諸國招諭的集團

1.蒙古將軍唆都及其軍團

首先來看最初承擔元朝南海招諭任務的唆都及其所屬軍團的情況。

據《元史》卷129《唆都傳》，唆都出身於蒙古札剌亦兒部，入忽必烈「宿衛」，從征雲南花馬國（1253年），參與平定山東漢人軍閥李璮之亂（1262年）。其後，籍沒宋蒙邊境從事馬匹走私的三千「惡少年」充軍，以其中千人隸之，為千戶，駐屯於河南對南宋戰爭軍事據點之一的蔡州。至元五年（1268年）以後，從總帥史天澤參加南宋征服首戰襄陽包圍戰，至元八年（1271年）予東平兵八百，升總管。至元九年襄陽降服後，又予兵卒五千「入覲」，升招討使。如此，唆都的軍團於其一代被逐步組建起來。此後，隨從代史天澤擔任遠征軍總帥的伯顏、阿朮渡江東進，下建康（今南京），以建康宣撫使駐屯。建康的宋軍投降後，為元軍各萬戶所拆分，建康宣撫司是由蒙古軍、漢軍和新附軍所組成的混合部隊，擔負平定周邊地域的派遣任務。由此亦可見建康宣撫司長官唆都麾下也曾吸收新附軍，提高其水軍的戰鬥力。此建康軍不久即為其子百家奴所繼承。其後，唆都亦率水軍參加臨安（杭州）攻略戰及其平定周邊地域的戰爭。這時的水軍戰鬥力即是唆都軍團此後活躍於南海經略活動時的基礎。

至元十四年（1277）唆都以福建道宣慰使在江西行省參政塔出的指揮下，南下追擊逃走的南宋二王，轉向參與平定浙江南部、福建地區。此時，元朝派兵救援為南宋軍所包圍的泉州蒲壽庚，同時平定了漳州、潮州、廣州等沿海城市。繼而，至元十五年（1278）「入覲」，同蒲壽庚一併授以泉州行省左丞，著手進行南海招諭。

對於唆都，需特別注意他同忽必烈之間的個人關係。堤一昭曾對參加南宋遠征的華北蒙古軍團長進行了系統研究，他認為，他們共同的特徵是：皆為突厥?蒙古系；並非出自重要蒙古部族但其祖先多數同成吉思汗保有私人的關係；始於窩闊台時期的金朝征服戰爭和對南宋戰爭的華北駐屯等。但具體到唆都來說，除卻出自蒙古部族這點與之相通外，並未見到其祖先同成吉思汗之間保有某種關係的記載，亦無可供繼承的軍團。故他作為「宿衛」的一員，亦即怯薛歹，同忽必烈之間的私屬關係乃是其地位鞏固的基礎。每次任務完成後，唆都皆「入覲」，朝見忽必烈，同時被授予新的官位和任務，繼而再至新的任地赴任。這無疑明顯體現了怯薛歹的特徵，亦即，不論在官與否，與大汗之間的主從關係則持之相續。片山共夫將之稱作「怯薛關係」。由此亦可見，忽必烈以此等人擔負招諭南海諸國之任務，其意在藉此將交易權力控制於己手。

2.「蕃舶商人」的南海招諭和泉州「諸蒲」的貿易網

另一方面，同唆都一併參與南海招諭的蒲壽庚，一般認為他是泉州阿拉伯系或者波斯系外來商人。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貿易網路對南海招諭貢獻極大。下文即依據史料對此加以論證。據《元史》卷10《世祖本紀》，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詔泉州唆都和蒲壽庚，海外招諭活動開始。

詔行中書省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巿，各從所欲。」

據此，忽必烈意欲通過「蕃舶諸人」向諸外國傳達其招徠意向。而另據《元史》卷210《馬八兒等國傳》（後文稱《馬八兒傳》）所載「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可知，當時攜帶詔書的船隻遠達東南亞－南亞諸國。而所謂「蕃舶」，本來指外國貿易船，此處當為中國同海外往來船隻。由於蒲壽庚於南宋末年在泉州「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故元朝通過「蕃舶諸人」招諭時，毫無疑問利用了蒲壽庚的貿易網路。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南海招諭實施的背景同當時海外貿易的狀況密不可分。實際上，13世紀初期以後，泉州的貿易日漸式微，泉州商人多轉移至貿易較興盛的廣州。但不久，在討伐南宋勢力的戰爭中，廣州灣成為了重要舞台，廣州的貿易盛勢也受到阻礙。《大德南海志》卷六《戶口》開篇即載由於此次戰爭的影響所導致的戶口數減少，所受打擊，可見一斑。

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寇盜，或轉徙於他所，不可勝計。

相比慶元、上海、澉浦、泉州（至元十四年（1277）設置），廣州市舶司設置（至元二十三年）較遲的原因應該也是如此。不難想像，二大港口之厄也直接導致了海外來航商人的減少以及居留中國的外來商人向海外轉移的增加。伴隨海外招諭而對商船的招徠，並不僅僅是因王朝交替而重啟朝貢關係，其意義更在於，恢復作為南海交易的中心中國港口，再造其繁華之勢。為此，忽必烈著眼於「蕃舶諸人」的貿易網路，利用外來系海商蒲壽庚對他們進行動員。當然，他們同蒲壽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如此，初期的南海招諭拉開了序幕。據《元史》卷二一〇《占城傳》載：「（至元）十五年（1278），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從接受詔書的年份來看，這應當屬於通過「蕃舶諸人」的招諭活動。《馬八兒傳》提到，其結果「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實際上，據《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占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來獻」。但是，據《馬八兒傳》，印度西南岸的俱藍並未應詔，元廷則繼續遣使招諭。

此外，《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紀》記載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唆都所派遣的治中趙玉歸自「闍婆國」，這也應當是至元十五年所遣使臣。深見純生認為，爪哇在元代一般記作「爪哇」，而「闍婆」這一稱謂在宋代較為常見。所以，此「闍婆國」招諭當為宋代以來出身海外而居留當地的海商（深見純生稱之為「流散型海商」）所承擔的。這種情況下，「治中」，應當是在出使之際權授予海商的頭銜。這也是外來系海商代表蒲壽庚同「闍婆」之間保有關係的史料。《桐江集》卷3《乙亥前上書始末》所載「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亦是如此。該史料則反映了南宋末年「諸蒲」參與胡椒貿易的情況。在宋代，闍婆已成為印度馬八兒產以及爪哇產胡椒的集散地。如此，也可以認為，元朝初期以泉州為基地的南海諸國招諭也積極利用了南宋以來泉州「諸蒲」同闍婆間的貿易網路。而所謂「諸蒲」則是五代－北宋以來來華的阿拉伯?波斯系海上商人（大食舶主）定居泉州等地者。一般認為，「蒲」是阿拉伯語人名構成要素Abu的漢字音寫。《桐江集》所載「為販舶，作三十年」同前引《宋史》所載「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壽庚也明顯一致，可以視之為同一性質。桑田六郎認為招諭東南諸蕃國詔書中所見「蕃舶諸人」也可以視作「中國舶商」，既然利用了蒲壽庚的交易網路，那麼「諸蒲」這種外來商人集團也無疑在招諭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南宋以後「中國商人的海上活動」中尤為突出的南海貿易來看，表面上不甚清晰的「中國化」阿拉伯?波斯系海商貿易網路的重要性仍是不可忽視的。

二、初期的南海招諭及其構造

1.南海招諭的「中央主導體制」

如前所述，當初以委任泉州的行省官唆都、蒲壽庚開展的南海招諭也不久即沿著中央的方針實施起來。其後兩者儘管仍然是實際推行的主體，但應是在中央領導下積極參畫南海招諭政策的具體實施。例如，《馬八兒傳》記載由於俱藍未下，行省議遣使者十五人往說服之。忽必烈即明言「非唆都等所可專也」，意在牽制行省等獨自遣使行為。《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辛亥條亦載，蒲壽庚請頒招徠海外諸國詔書時即為忽必烈所拒絕。

另據《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丙申條載，令樞密院、翰林院官員參議中書省和唆都招諭海外諸國事。同時，據同月丁酉條，對有內附之意的占城敦促其國王親朝。對此，《元史》卷二一〇《占城傳》記載到，派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同唆都等同使占城，諭其國王親朝。據《占城傳》，翌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占城王遣使奉表入元，但未親朝。而《元史》卷11《世祖本紀》載，至元十七年六月再次招諭（要求入朝）。另外，對歸附之意都未有表示的俱藍，也在中央主導下派遣了使者。據《馬八兒傳》，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即派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往諭俱藍。楊庭璧等到達等至元十七年，「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卻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

這一系列的遣使活動，乍看之下乃是中央政府主導下的行為，但如後文所述，其背後皆同唆都、蒲壽庚有著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在表面上的中央主導體制背後，他們自身所構建的人際網路則發揮了較大的作用。關於其人際網路的具體情況，筆者接下來即依據近年新發現的相關史料以及研究成果，做進一步的分析。

2.楊庭璧和唆都：南海招諭同軍團之人脈

楊庭璧於至元十六年（1279）－十七年、十七年－十八年、十八－十九年、十九－二十年四次在前往馬八兒和俱藍的航海途中招諭各國的事迹早已為眾所知。但是，關於此人經歷，除了《元史?唆都傳》所載至元十四年平定福建北部之時曾為唆都部將之外，幾乎全無所知。實際上，石刻史料中尚存線索，廣東肇慶市北郊七星岩即存有「楊廷璧平寇記」。迄今為止，學界並未注意到該石刻同楊庭璧之間的關聯性。

古、端兩邑，三四年來，為獠寇突境，日以殺戮掠賣為事，鄉民苦不忍言。已丑冬杪，東平路恩州楊庭璧，字君璋，以昭勇大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奉省檄督師而來。庚寅上元日即破賊矣。端民均拜更生，鐫此以紀實雲。時庚寅孟夏晦前一日。

下面即對該碑文所記是否確實為楊庭璧之功績加以考訂。首先，所謂「古、端兩邑」是指古州、端州。古州近貴州，宋代置州，元代置八蠻洞軍民長官司，明代置蠻夷長官司。在「溪洞蠻」等非漢民族居住之地，涉及「獠寇」問題是可以理解的。碑文中所重點提及的端（州）乃是肇慶的舊稱。而「邑」則通常為縣的雅稱，由於石刻又位於肇慶，故其本身當無疑問。

從碑文中出現的「東平路恩州」、「廣南西道宣慰司」等元代特有的行政區劃及官職名來看，該石刻當屬元代（特別是恩州在元代為東平路的飛地）。那麼，該石刻所記庚寅年具體所指何年？元代（世祖以後）庚寅年只有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和順帝的至正十年（1350）。清代的《高要金石略》、《廣東通志》、《道光高要縣誌》（據《廣東通志》）皆認定為至正十年。其理由為，「字君璋」為「李君璋（李璋）」之誤。而李璋見於虞集《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很明顯同碑刻所提人物毫無相干，以此校正實不可解。《廣東碑刻集》（目錄29頁）定作至元二十七年則較為妥當。

所以，該刻文可以推定為己丑年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廣南西道宣慰使楊廷璧奉行省檄文至肇慶，至元二十七年平「獠」之事。據《元史》卷12《世祖本紀》，楊庭璧於至元二十年正月由招討使轉宣慰使，奉命出使俱藍。身任南海事務者作為宣慰使領有軍團參與平定廣東、廣西周邊地域之事並不鮮見。例如，《元史》卷11《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條載，孫勝夫和尤永賢自緬歸後即任廣州宣慰使。《廣東通志初稿》卷11《名宦?塔剌海哈傳》也記載他作為廣東宣慰使正在為征緬軍運送兵糧之際在廣東北部的南雄遭遇「山獠」並平定之。如果目前其他史料中不能確認另有楊廷璧同名者的話，那麼《楊廷璧平寇記》很有可能就是記錄楊庭璧自南海歸還後活動重要史料。

如果《楊廷璧平寇記》所記楊庭璧事迹確實無誤的話，那麼其出身地即為「東平路恩州」。這對於復原楊庭璧的經歷意義重大。再回過頭來看，至元六年（1269）襄陽之戰范文虎水軍敗後，唆都自史天澤處獲東平兵卒八百（《元史》卷一二九《唆都傳》）。據此可以認為，楊庭璧亦自同時統領東平路軍團的史天澤處隨此部隊轉移至唆都麾下。王惲《論大作水軍事狀》也記載了以史天澤軍為主組建的武衛軍（後為侍衛親軍）在中都模擬水戰訓練之事。實際上，忽必烈政權較早就已開始培養水軍將領。而楊庭璧被派遣出使俱藍的前提也是因為他是被充分訓練過的水軍將領。當然，隸屬唆都軍團得以被提拔這一事實，也同本文所論述的支撐南海政策實施體制背後的人際網路相互關聯，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如後文所述，楊庭璧的活動也不止作為唆都部下這一點。除卻作為水軍將領所保有的勢力之外，他同史天澤（1275年沒）軍團之間的關係也不可忽視。而後文所述及的自祖父起就以東平路為根據地的福建行省忙兀台及其東平的人際網路應當也發揮了重要影響。

3.蒲壽庚的地方精英人脈

儘管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派往占城的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等是在樞密院、翰林院、中書省協商後選出的，但《占城傳》記載「與唆都等使占城」，可知他們依然同唆都的海外招諭相關。同時，使者之一孫勝夫還同蒲壽庚有聯繫。《島夷志略》吳鑒的序中明確提及，孫勝夫、尤永賢乃蒲壽庚子師文之「副」。明代何喬遠《閔書》亦記載蒲壽庚在泉州為南宋軍包圍受到攻擊之時，曾遣孫勝夫至唆都處求援，自己則同尤永賢一起參加防衛戰。

蘇基朗也注意到以蒲壽庚為首的支持泉州開城的地方精英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列舉同孫勝夫、尤永賢等一起協力的福建駐屯軍主力左翼軍將領夏璟之例。據夏璟墓誌，其子夏定保娶了尤永賢孫女為妻。由此可見他們之間所存在的密切關係網路。同時，蘇朗基還指出，蒲壽庚之父蒲開宗及其兄壽宬分別獲得了承節郎、梅州知縣的身份，據此也完全可將蒲氏一族視為地方精英之一員。

夏璟降元後即獲管軍上千戶，而據夏璟墓誌，這便是由於他在宋元交替期從仕蒲壽庚。其子夏定保也領有繼左翼軍而置的福州新軍上千戶，承襲其父之軍團。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像夏璟一般支持蒲壽庚開城，通過蒲壽庚的關係在元朝獲得一定地位，而後積极參与到南海招諭活動中的地方精英應當不在少數。蒲壽庚降元後，重新任用「宋故臣」，《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可見庄彌邵例：

蒲壽庚附元為中書左丞，辟宋故臣之在泉州者復其官。

同書同卷《鄭曾子傳》載：

泉州降元，蒲壽庚薦授武略將軍、梅州路治中，不受。

明代編纂的典籍中，記載棄南宋而降元的蒲壽庚作「盜賊類」的同時極力稱揚辭官不任的鄭曾子較為常見，而實際上，更多的人仍是由蒲壽庚之「辟」「薦」而被元朝登用。筆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提及，儘管蒲壽庚集團軍事方面的要素在元朝統治機構中作用重大，而另一方面，作為交易集團，他在泉州亦保有極強的私人勢力。在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蒲壽庚亦欲重構舊南宋地方精英人脈網路的努力，同時，南宋時代地方上既已發展起來的精英階層的關係網，通過蒲壽庚的勢力繼續在忽必烈的南海政策中發揮作用。

在中央主導方針下，蒲壽庚和唆都積極擴展對外關係的主動性頗為值得注意。《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丁丑條載有「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三佛齊在宋代文獻中出現頻繁，乃馬六甲周邊諸國的總稱並非元代的一般稱謂。而這一稱謂在元代出現本身也說明同南宋時代（或者蒲壽庚）的貿易網路之間的聯繫。當然，唆都、蒲壽庚等利用出使的機會也理當從事自己的貿易活動。桑田六郎認為《元史》卷11《世祖本紀》所見唆都部下顧總管的海上私掠活動暴露了對中央主導方針的不滿。如果考慮到上述出現的情況，也可以理解為在中央主導強化的狀況下，為填補私人貿易機會減少而進行的活動。

但不久，南海招諭政策即逐步為海外征伐等更為大規模的南海政策所替代。那麼，在此過程中，唆都和蒲壽庚兩方勢力的命運如何呢？

三、出征海外諸蠻、征緬：其後的唆都和蒲壽庚網路

1.南海政策的擴大和「前方機構」中的新舊勢力

至元十八年（1281）前後，忽必烈政權的對南海諸國政策開始積極起來。據《元史》卷11《世祖本紀》，十月，於占城置行省，主要負責官員為右丞唆都、左丞劉深、參知政事也里迷失（亦黑迷失）（在此階段，並非於當地實設行省，而是預先授予應當赴任的諸將以行省官職）。其中，劉深為參與南宋征伐的水軍將領。而關於亦黑迷失，據《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傳》，他是忽必烈時期入值宿衛的畏兀兒人，曾奉世祖之命出使印度等海外諸國，熟知海外情況，也是宮廷中掌管交易的集團成員。亦黑迷失這類人員的參與也預示著南海政策新局面的到來。《世祖本紀》同條接著記載，元朝以占城為據點，於至元十九年正月以海船百艘，合新舊軍和水手萬人計劃「出征」南海諸國。並要求占城和陳朝大越提供糧食補給。同時命令從占城歸來後任廣州宣慰使的孟慶元和孫勝夫也做好「出征」的準備。

這一時期頻繁的使節派遣皆如實反映了元朝在南海地區所實施的同「出征」計劃互相關聯的大規模外交戰略。當然，派遣使者類型也是多樣的:至元十八年派至干不昔、探馬禮、爪哇、馬八國；至元十九年派楊庭璧招撫俱藍、那旺、蘇木都剌之外，亦將管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派至暹國，而宣慰孟慶元、萬戶孫勝夫也已從爪哇歸還。阿耽則前往蘇門答臘島東部的法里郎、阿魯、乾伯等，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前往馬八兒。同時，遣往木剌由（蘇門答臘島南部）的速剌蠻、苫思丁以及馬八國的俺都剌等帶有穆斯林名的使臣們也都兼有外交任務。

該時期圍繞南海政策的實施積極活躍的「前方」集團也並非鐵板一塊。其背地圍繞不同利害關係的爭鬥也是可以想見的。

宣慰使孟慶元和萬戶孫勝夫自爪哇歸來後即為福建行省忙古帶所拘。此次出使當是《元史》卷一一《世祖本紀》所載至元十八年為「詔諭爪哇國主，使親來朝」所派遣。如前所述，孫勝夫同唆都、蒲壽庚皆有聯繫。而另一方面，忙古帶的福建行省以福州為根據地，同唆都等相異。忙古帶以海軍勢力為背景對其曾經管轄的泉州貿易灣保有較大影響，同時還交結著與管理元朝御用商人的中亞出身穆斯林沙不丁。由此可見南海「出征」計劃前後的對外關係同中亞系的穆斯林商人也有著密切關聯。

但是由於占城局勢的惡化，南海「出征」計劃便即擱淺。此為對元朝一貫持抵抗姿態的王子補的奪權、拘禁元朝使者所致。所拘者即為前往暹國的何子志、皇甫傑和前往馬八兒的尤永賢、亞蘭。唆都等占城行省諸將則再次進攻補的。其後，遠徵佔城又演變為同不配合陸地進攻的陳朝大越間的戰爭，繼而長期拖延。在此期間，兼具和平勸諭的朝貢及使節往來仍不絕於途。在同南海要衝之地佔城直接交戰狀態結束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九月，由於至元二十年派出的宣慰使楊庭璧的招撫，位於印度東西海岸、蘇門答臘島北部?東部以及馬來半島的「十國」使節來貢。杉山正明認為，以至元二十四年前後為界，忽必烈政權的政策開始由武力手段向以和平通商為基礎的關係建立上發生轉變，而作為其前提，同當時海上交通阻礙較大的占城間戰爭狀態的結束則意義重大。同時這一時期，大半由唆都、蒲壽庚勢力所積極主動推行的南海招諭政策的實施體制也迎來了轉機。下文即對唆都、蒲壽庚的活動進行闡述。

2.唆都海上勢力的消滅同阿里海牙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補底（補的）捨棄都城開展游擊戰，占城之戰陷入膠著化後，兵卒逃走使唆都軍的戰鬥力嚴重受創。據《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紀》載，同年四月，同占城行省合併後的湖廣（荊湖）行省長官畏兀兒人阿里海牙赴沿海地區，集合「占城散軍」（戰爭中四散的占城遠征軍），請求「南征」（進攻陳朝大越）。五月，依照樞密院的提案，令唆都的潰軍集於江西行省李恆麾下，同時招集江淮、江西行省的潰軍，補給軍糧修復戰船，等待阿里海牙的「調用」。應唆都援請被派遣的忽都虎等揚州（江淮）行省軍在遭風暴潰敗，其殘兵也受阿里海牙節制。翌年一月，流放逃歸將領二十三人。唆都的占城行省被置於阿里海牙行省的管轄之下，殘存兵力也為阿里海牙所接收。如此，阿里海牙成為了南方海上的軍事統領。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鎮南王脫歡進攻大越，占城的唆都軍本該合流北上，但最終脫歡敗退，孤軍力戰的唆都戰死。其後唆都之子百家奴和楊庭璧等也逐漸遠離海外招諭的活動。隨從脫歡同陳朝大越戰鬥的唆都之子百家奴，於至元二十五年南京宣慰司「括五路民馬」，二十七年，升建康路總管。武宗時，遷鎮江路總管，沒於至大四年（1311）。楊庭璧則曾任宣慰使，據《楊廷璧平寇記》所載楊庭璧事迹，他之後遷轉廣南西道宣慰使，其兵力也被用於平定廣西地區。如此，唆都在福建等沿海地區所發揮的影響並未為其關係網中諸人所繼承。而唆都及其集團在沿海地區的銷聲匿跡，亦當影響到了同唆都已成一體的蒲壽庚在蒙古政權內的地位。

3.蒲壽庚地方勢力及其後

另外，這一時期蒲壽庚的情況如何呢？前述《黃四如集》所收《夏宣撫將軍墓志銘》記蒲壽庚作「開雲蒲平章」，《元史》及《八閩通志》卷三〇《秩官》所收任官名單（其信息源於元代的地方志、題名碑等）等中央和地方的官方記錄中皆無蒲壽庚就任平章政事（從一品）的記載。但系年於元末後至元四年（1338年）的《重建清源純陽洞記》摩崖石刻中卻有稱蒲壽庚作「平章」的例證。

我朝至元十有八載，四松僧法曇撫跡吁悼而謀復興。適心泉蒲公同其弟海雲平章協力捐財以資之。

據此，蒲壽庚確被稱作行省長官平章政事。至元十八年（1281）左右南海招諭及其相互聯結的交易活動興盛，給蒲壽庚帶來巨大的利潤，這當同其年的「捐財」密切相關。如果此時蒲壽庚確任平章政事的話，有可能其後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年間福建官場的統廢整合中被降格了。特別是至元二十年三月蒲壽庚的泉州行省為福建行省合併，那麼降格就應當在此時。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甲申，福建行省（福州）與江淮行省合併，於泉州置分省，此時，蒲壽庚為左丞（正二品）。想必這是為了明確泉州的行省—分省比福建乃至江淮行省級別低吧。但不論如何，至元十七至二十年間，蒲壽庚都毫無疑問一以貫之保持了泉州行省—分省的最高權力，完全具備「蒲平章」的實力。

但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福建行省的首腦名單被更新，亦黑迷失、高興、史弼等替代了蒲壽庚父子及唆都、百家奴等，積極活躍于海外經略活動中。亦黑迷失曾經作為參知政事同唆都、劉深並為占城行省首腦，在遠征大越中作為「管領鎮南王府事」從仕於忽必烈之子脫歡帳下。確是作為忽必烈的耳目強勢控制福建的合適人選。至元二十八年（1291）遠征爪哇，他們成為新福建行省的中心人物，儘管遠征軍從泉州出發，但從中已難見同蒲壽庚父子的關係。而當初蒲壽庚所投誠的對象董文炳，留蒲壽庚於泉州北還後不久，即於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急逝。如此，蒲壽庚直接關係的元朝中央強大的人脈即已失去。其後，由於擔任海外招諭的唆都於至元二十二年戰死，原本也說不上是中央強硬後台的人脈也幾乎斷絕。

但是，蒲壽庚一族自宋代以來通過強勢的人脈所構築起的地方勢力以及蒙古時代乘國際商業繁榮所開展的貿易活動卻並未輕易衰退。明嘉靖年間的手抄本《泉州南門忠所蒲姓族譜》載蒲壽庚之子蒲師文「大德元年（1301），以文功襲職，官為福建平海行中書省」，可知，在成宗鐵穆耳朝時期蒲氏一族仍作為福建最高權力曾而存在。另據《泉南雜誌》卷下等記載，朱元璋曾下詔禁蒲壽庚子孫任官，據此或可認為，蒲氏一族在元末泉州仍保有較大影響力。

結 語

據上述本文所論，忽必烈朝初期南海招諭的體制構造逐漸清晰。首先，在推行南海政策的重要據點泉州，唆都以下其部將等軍團同蒲壽庚為代表的南宋以來泉州地方人脈及其南海交易網路相互聯合，結成表裡一體的集團，為振興貿易，積極從事海外招諭和對外經略活動。換句話說，唆都、蒲壽庚成為聯結泉州貿易集團，舊南宋軍團、地方精英的當地人際網路於蒙古軍團末端的中介，整合了從蒙古的南海政策中謀求最大利益的合作者。這一體制使得最初期的南海政策成為可能。

但是，該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忙古帶等其他的行省官員以及軍團長也對貿易、外交極為關注，由此，忽必烈中央政府同「前方機構」集團間屢生齟齬。所以，初期的南海政策並未按照忽必烈及其中央智囊們一貫的計劃順利推進。即便如此，「前方機構」尚未完全從中央分離並繼續發揮作用的原因在於，類似「怯薛關係」這種忽必烈同從事支配福建和對外經略的軍團長之間所保持的私人關係發揮的作用必不可忽視。

另外，執行南海政策的行省長官同時也是地方的統治者。所以，南海政策中所反映出的中央－地方關係模式，在元朝的地域支配中也是共通的。今後，始於怯薛關係的私人紐帶關係如何融入到正式的官僚體制並發揮其作用這一問題，在宋元明變革期討論中，特別是尚未完全明晰的元朝地方支配方式方面，皆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

最後，關於南海政策同商業勢力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忙古帶和中亞穆斯林的關係早已為眾所知，但是同蒲壽庚之間的關聯卻並不明確。蒲壽庚同蒙古政權中樞之間的聯繫並不牢固。而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後，新派駐的忽必烈廷臣則積极參与到南海政策中。作為其背景，應當進一步探究中亞穆斯林等商業勢力融入到蒲壽庚等重新構築起的貿易網路之中的可能性。例如，本文曾提及的亦黑迷失、阿里海牙之外，至元五年（1268）作為安南國達魯花赤被派遣至陳朝大越的忽籠海牙及翰林學士迦魯納答思等畏兀兒人在泉州以及南海政策中的積極活動也引人注目，而其背後畏兀兒人網路的存在則不難想像。與此相關，為闡明蒙古時代的海域世界本質，便有必要對每一個集團的活動及其集團間的關係作進一步縝密的考索和研究。

（本文作者為日本同志社大學環球與地域文化學院准教授，

譯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原載《東方學》第116輯，2008年，第127—145頁）

來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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