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紅軍長征勝利是因為蔣介石故意「放水」？

來源｜《史林》2017年第2期

作者｜楊奎松

原標題為「對蔣介石「放水長征路」一說若干史實的考析」

有關蔣介石「放水長征路」的說法近年來影響頗廣。此說原本只是當年反蔣的地方實力派的一種缺少根據的猜測, 並不值得史家當作未定史實來研究考察。不意, 時至今日, 不僅不少歷史愛好者, 就連一些嚴肅的歷史學者也相繼相信其說未必為假。如此一來, 所謂「放水」說也就變成了一個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學術問題, 並需要依據史料, 用史學的方法, 從學術的角度進行一些辨析和討論了。

嚴格說來, 所謂蔣介石「放水長征路」之說, 至少包含有三重涵義:一是就其第五次「圍剿」的具體成敗而言, 一反國共史以往的正統說法, 轉而強調中央紅軍1934年10月能夠突圍, 主要是蔣介石在軍事和政治上精心密謀、巧妙安排、暗中誘導和武力逼迫的結果;一是就其「追剿」紅軍長征的具體成敗而言, 一改傳統說法, 強調紅軍長征所以能夠由閩贛而西南再西北, 主要是蔣介石為謀統一西南, 巧妙運用中央軍之力, 一路追逼, 迫使紅軍按照其意圖, 引導中央軍成功進入西南各省的結果;一是就蔣當年政略戰略的評價而言, 相信蔣至少在第五次「圍剿」期間就已形成要將四川建成為中國抗戰的戰略大後方的戰略設想, 「放水」紅軍就是為逼引紅軍入川, 以便於中央軍和中央勢力名正言順地跟追入川, 從而達到一統黔、川的目的。限於篇幅, 本文僅就上述第一層涵義略做考察, 且主要只著眼於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過程中是否存在和實施過「放水」計謀問題, 有針對性地做若干史實上的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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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說是怎麼來的?

近兩年, 對於傳統的紅軍「長征」研究, 出現了一種看起來較新的說法, 即紅軍長征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放水」的結果。但嚴格說來, 此說其實並不很新, 甚至由來頗久。

1934年, 中共江西蘇區反「圍剿」作戰失利, 中共中央率主力紅軍於當年10月中下旬出人意料地跳出國民黨南路軍的封鎖線, 進而突破西路軍封堵, 轉進到湘桂黔滇川邊。這件事當時就讓西南地方實力派中人頗多懷疑, 認為這是蔣介石消除異己的一種陰謀。當年12月, 胡漢民就公開刊文, 指責蔣介石是刻意讓紅軍西去以加重西南方面之困難, 「進而平定西南之異己者」。曾做過「剿匪」西路軍總司令部參議、時任貴州省府駐湖南省府代表的胡羽高, 依據他搜集掌握的大量各方電報及地方文獻, 於1937年編撰出版了《「共匪」西竄記》一書, 其中更是大量記述和表達了類似看法。他還分析認為, 蔣介石是「明知匪將突圍西竄」, 卻專挑這個時候飛去北方巡視, 有意「不做任何部署, 聽任主匪流竄 (西南) 」。直到20世紀60年代唐德剛為李宗仁做口述時, 這位當年西南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在憶及這段歷史時, 仍舊對蔣介石不在贛南就地消滅紅軍, 而在西南開一缺口, 「壓迫共軍西竄」一事耿耿於懷。在他看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能突圍西去, 要麼是中央軍根本沒有能力消滅紅軍, 要麼就是蔣介石「有意為之」。

不過, 同樣對於這段歷史, 國共抑或兩岸史家的敘述, 長期以來卻並無多少分歧。中共方面自不必說, 多數談及中央紅軍得以突破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四面合圍西去的著述, 都強調這是中共決策高度機密和巧妙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矛盾, 促使國民黨「剿匪」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所部「讓路」的結果。國民黨官私史書迄今為止仍多認定五次「圍剿」, 「九仞之功, 虧於一簣」, 「這是我們的失敗, 實屬無可諱言」。這一方面是軍事上「過分穩健」, 一方面是當年「情報得到的太慢」, 以致「未達成作戰方針所示『殲滅贛南匪軍主力』的目的」。再加上「南路軍有網開一面之嫌」, 致使江西蘇區紅軍「以其一部 (約三萬七千) 殘置江西, 牽制國軍, 主力 (約10萬) 從國軍間隙突圍, 未經激烈戰鬥, 即脫離包圍進入湖南」。

多半是從90年代末以來, 一方面受到兩岸學界對蔣介石抗戰準備高度肯定的研究進展的啟發, 一方面也是緣於不滿前述台灣官方的歷史解讀, 蔣介石之子蔣緯國於去世前將此前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懷疑, 與學界對蔣介石抗戰準備的研究成果, 兩相結合, 對傳統所說的五次「圍剿」及其「追剿」紅軍作戰的失敗, 提出了突出強調蔣介石戰略謀略能力的新觀點, 即所謂「放水」說。

依據蔣緯國的說法, 這一靈感最初來自一位老飛行員的回憶。他說, 當年這個飛行員奉命從空中勘查江西紅軍突圍時部隊所走路線的過程中發現, 中央軍並沒有努力尾追或超越追擊紅軍。這位飛行員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國軍再怎麼窮, 當時動員幾百輛卡車, 裝載一部分部隊, 哪怕只有一個師或一個團, 都能夠先追到前面, 將中共軍隊堵住, 再加以圍剿, 中共的退兵也不致於能打得過國軍。」當時紅軍南北邊各有一支中央軍部隊, 為什麼「紅軍走多遠, 我們的軍隊就走多遠, 也沒有超越他們?」給人印象是「這哪裡是追擊, 簡直是護航」。蔣緯國因此「恍然大悟」, 意識到這恰恰是蔣介石戰略指導的「獨到之處」。他的解釋是, 蔣介石非常清楚「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 也早就想到「要建立大後方, 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但如何才能統一當時鞭長莫及的西南以及西北各省, 同時又不讓蔣介石非常尊重的那些地方實力派自相殘殺, 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呢?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把江西的紅軍趕去西南乃至於西北, 然後中央的力量在「剿匪」的名義下一路跟進, 為避免地方受損, 也不去打紅軍, 而只是逼著他們經過西南, 再去西北, 「要逼他們到陝西後就範」。據此, 他提出:「當時與其說是 (對江西紅軍) 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 不如說是我們放水」, 「我們確實是壓迫他們進入四川, 經過廣西、貴州、雲南, 繞了一大圈, 再折回來到四川」。我們也正是因為「隨著共軍進入雲貴川, 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

凡比較了解和熟悉當年這一段歷史情形的人, 想來都能夠注意到蔣緯國的說法中存在著頗多不準確、不嚴謹的信口之言。他提出此說, 卻從未做過具體的史實研究。而後來不少相信其「放水」說者也並未嚴格依據史料就此在史實上做過系統的研究考析。其實, 別的不說, 蔣緯國對當時一些最基本的歷史背景, 就既缺了解, 也少經驗。

如蔣緯國所稱蔣介石壓迫江西紅軍進入四川, 是為便利中央軍得以名正言順地進兵四川云云, 明顯是不了解在江西紅軍進軍西南之前, 先後早有三路紅軍分別挺進到西南, 包括進到四川的情況。其中僅紅四方面軍四五萬人, 就已經把四川地方實力派擾得不得安寧。1933年至1934年, 該部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不僅在川北建立起較鞏固的根據地, 而且曾沿嘉陵江南下, 威逼重慶, 一度震動全川乃至全國。1934年9月, 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因接連兵敗通電辭職, 四川紳耆名流即已聯名請求南京派兵入川。蔣介石一年前就開始親自督導川軍各主要將領進行「剿共」作戰, 眼看川軍節節失利, 南京中央軍政高層這時也已在磋商派中央軍入川的問題了。只是蔣介石因顧慮「川軍內部複雜, 對於中央軍入川亦意見分歧」, 且「江西共軍尚未解決」, 因此還強調「準備」, 未能馬上派兵入川。但兩個月後, 劉湘代表四川地方實力派晉京正式請求中央派兵, 江西方面作戰業已告一段落, 蔣介石即決定派胡宗南部由陝甘入川, 並任命賀國光統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駐四川。可知, 中央軍西進, 包括入川, 原本並不需要「放水」江西紅軍突圍, 「經過廣西、貴州、雲南, 繞了一大圈, 再折回來到四川」那樣周折和麻煩。中央軍如不受到江西紅軍的牽制, 早就可以出兵西南和四川了。

又如蔣緯國解釋某飛行員當時空中所見, 即中央軍只是跟著紅軍後面走, 而不用卡車運兵趕到紅軍前面去堵截, 是蔣介石有計劃地逼著紅軍往四川去云云, 其實也是對紅軍突圍後中央軍「追剿」作戰各種複雜情況, 缺少了解的一種主觀想像。

蔣緯國在這裡顯然沒有在意該飛行員空中所見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就簡單地理解為突圍紅軍西去一路都大體如此。其實, 該飛行員所講的情況, 在王多年主編的《國民革命軍戰史》中就有過具體說明。文稱:由於北、南、西三路封堵紅軍的部署過遲, 且西路軍布防於萬安、遂川、大汾、資興、郴縣之線, 北路軍所屬第六路軍還在興國、寧都之間, 及高興墟至泰和之線集結, 只有南路軍一部「尾匪追擊」。因此, 紅軍突圍後行進正面寬廣, 「空軍在飛機上向下偵察數十公里正面, 只見國軍在匪軍後方與其兩側前進, 未見國軍超越堵擊」。

如果具體說到中央軍派定的「追剿」部隊上路「追剿」, 那就更沒有乘汽車去超越堵截的條件了。對此, 只要讀一下最早受命參加「追剿」行動的北路第三路軍第八縱隊第13師師長萬耀煌的日記與時人的電報, 即可了解一二。

受命「追剿」之初, 部隊由遂川西至左安, 或許還修有可通車之路, 進入湖南桂東寨前開始走山路後, 情況就全變了。萬耀煌部所在的這支「追剿」大軍多達4個師, 恰好又遭遇連續數天大雨滂沱, 山路原本就狹窄崎嶇, 馬走都困難, 人行更險。再加上大雨中成千上萬人都擠在只能單人行進的崎嶇山路上, 動輒三四小時不能行進一步, 哪裡還談得上乘汽車?

據萬耀煌記, 僅11月8日到13日, 因大雨不止, 各師山路行軍「途中跌斃人馬」即均在數十以上, 落伍者更不知凡幾。之後進至湖南境內, 一度不用登山, 但一連幾天還是陰雨不斷, 「所經道路均曲折小道, 路滑如油, 輸卒無草鞋難以行走, 馬不能騎, 飼料不能補充」, 仍鮮有公路可行。至進入廣西、貴州後, 就更是山路綿綿, 經常登高攀壁, 上二三十里, 下二三十里, 部隊補給無望, 經常連飯都吃不上, 電訊聯絡也常因大山阻隔而中斷。

蔣介石一度也十分不滿「追剿」部隊總是跟在紅軍後面跑, 因而再三告誡和要求部隊要運用游擊戰術, 創造截擊、腰擊、「兜剿」「堵剿」的條件, 要能埋伏襲擊和正面迎擊等。但在萬耀煌看來, 這都只是紙上談兵。由於完全不了解紅軍行動方向, 中央軍能追得上已屬不易, 哪裡還談得到游擊戰術的運用呢?萬耀煌多次在日記中寫道:「匪步行, 我亦步行」, 「追剿」過程「都是委座親自指揮, 我們受命無不晝夜賓士, 力求達成任務, 然結果無不落空」, 「以步行不能快速, 又走小道, 不僅不能超越, 且有時趕不上」。足以見, 中央軍的「追剿」總是陷於被動, 幾乎不可避免。

由上不難看出, 蔣緯國的說法也是一種紙上談兵。和當年西南地方實力派對蔣介石意圖的種種懷疑猜測一樣, 未必那麼可信。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對於蔣介石具體是如何應對江西中央蘇區紅軍突圍的, 紅軍西去到底是不是蔣介石精心策劃的計謀等, 還是需要做一些較系統的史實梳理與考察, 以及相關史料的研究考析工作。限於篇幅, 本文雖不能深入考察這段史實的具體經過, 但會針對今人較多提到的幾個問題, 依據史料做一些史實的考察與辨析。

2

蔣介石有壓迫紅軍「西竄」的部署嗎?

相信1934年10月中共江西蘇區紅軍得以順利突圍西去, 是蔣介石蓄意「放水」的說法者, 想來無非基於兩種判斷:一是如李宗仁所稱, 因為中央軍難以就地殲滅紅軍, 蔣介石非開一缺口不可, 考慮到可藉機進兵西南諸省, 因而蔣介石「將缺口開向西南, 壓迫共軍西竄」;一是如蔣緯國所說, 中央軍並非不能就地殲滅紅軍, 只是蔣介石出於安內統一以便攘外抗日的戰略布局, 故意「壓迫他們進入四川」, 以便於中央軍進兵西南再跟入西北, 一舉將四川乃至西北變成抗日大後方。

鑒於江西紅軍事實上突圍成功, 關於中央軍自身具體能或不能就地殲滅紅軍的問題, 暫時或可不加考慮。但是, 要證明蔣介石有無「放水」意圖, 其第五次「圍剿」計劃是否存在「將缺口開向西南, 壓迫共軍西竄」的部署, 卻是一件非考察不可的事情。

已知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最初起步於1933年9月底, 其作戰的基本設想及目的是:「國軍以殲滅贛南匪軍主力及流竄於閩西、鄂南、贛西北、浙贛閩邊區匪軍之目的, 區分為北路、西路、南路軍, 及浙贛閩邊區。於十月中旬, 開始同時圍剿。以政治配合軍事, 本戰略攻勢、戰術守勢, 及組訓民之原則, 構築綿密之碉堡封鎖線, 防止匪軍流竄, 逐步縮小包圍圈, 期於最後聚殲匪軍於贛南地區, 並以北路軍為進剿主力。」這裡, 南昌行營將作戰目的講得很清楚, 此次作戰即在要實現「最後聚殲匪軍於贛南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圍剿」大不同於以往「圍剿」。其主要之點, 就在於蔣介石于軍事行動開始之初曾反覆研究, 逐漸概括起來, 又不斷推敲和討論, 最終形成一套新的戰略、戰術和戰法, 基本要點就是要「以七分政治, 三分軍事, 戰略攻勢, 戰術守勢, 穩紮穩打, 步步為營, 節節築碉, 同時修路, 逐漸推進, 由廣大包圍封鎖匪區, 斷其食鹽, 絕其糧食, 逐漸縮小包圍」。此一策略的最突出之處, 就表現在強調不要急於求成。蔣介石對此再三做過解釋, 要求眾將領要沉得住氣。他於1933年10月17日以南昌行營名義發布的訓令, 甚至將此點規定為各部隊行動要領, 提出「今日剿匪, 不在時間之緩急」, 「而在我將士忍性堅心」和能否「效愚公移山之法」。用蔣介石的話來說, 「匪 (區) 縱橫不過五百里, 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 則不到一年, 可以完全佔領匪區」。

既然下定決心「愚公移山」, 可知蔣介石及其南昌行營指導制訂的中央軍的作戰方針和計劃, 中心之點就是強調「穩紮穩打, 步步為營」。各級將領因此也始終嚴格執行包括每天前進以30里為度, 下午3點前必須進入宿營地, 並馬上搶修工事, 次日開始就地築碉和向後修通軍用公路, 一切基礎建設完成後再向前進的推進方式, 絕不冒進。1934年2月平息福建事變後, 當中央軍開始發動對贛南蘇區全面進攻時, 陳誠提出並得到行營認可的第三路軍的「進剿」計劃, 就是本著這樣一種作戰指導思想來制訂的。計劃以「解決我心腹大患之閩贛赤匪」為「唯一任務」, 以「收復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為推進方針, 強調要邊推進邊築碉邊修路, 分步實現階段性目標, 直至各路推進完成, 實現「最後會師, 尋匪主力而圍殲之」。陳誠特彆強調說明, 此方案的特點就是:「我碉堡完成之日, 即剿匪成功之時。雖似覺緩慢, 實萬全之策」也。

既然戰爭計劃原本就規定的是先築碉修路再推進的「穩紮穩打」的「愚公移山」的打法, 北路軍主力由北向南及由東向西的推進步驟, 自然也就不存在時人所懷疑的蔣介石是在刻意拖延「進剿」速度, 以便給紅軍留下突圍脫逃時間的問題。實際上, 即使減去為平息福建事變而不得不中斷的近3個月時間, 北路軍自1933年9月底從永豐、樂安、南豐一線出發, 東路軍1934年2月從建甌、南平、龍岩一線出發, 5月中旬時兩路分別推進至龍岡、廣昌、建寧、歸化、永安、連城, 日均推進只在0.3里至0.7里左右。自1934年6月至10月中旬, 兩路再推進至石城 (10月6日) 、長汀 (10月9日) 、興國 (10月14日) 之線, 日均推進已提高到日均1里至1.4里的水平。至紅軍主力西去後, 兩路進佔寧都 (10月26日) 、瑞金 (11月10日) 、雩都 (11月17日) 、會昌 (11月22日) , 就更是數倍於過去速度了。因此, 說蔣介石及中央軍刻意遲滯、徘徊, 拖延軍事行動, 無論是說10月中旬發現紅軍可能有突圍意圖之前, 或之後, 都未必很準確。

需要了解的是,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問題, 蔣介石此次施行的「穩紮穩打」的推進策略, 效果都是明顯的。部隊推進雖慢, 但既沒有出現大進大退的情況, 也再沒有出現以往「圍剿」所遭遇到的那些慘重損失, 確實做到了「步步為營」。進至1934年9月底10月初, 蔣介石已經很清楚勝利在望了。他為此就幾度公開電告各方, 宣稱「贛匪則已屆最後掙扎時期, 最短期間必可搗破匪巢」, 我各路「圍剿」軍「現已一切準備完成, 復值秋高氣爽, 實為進剿最便之時機。倘三個月內時局不生枝節, 則殲滅贛赤饒有把握」。在這裡, 蔣介石公開所強調的也依然還是要就地殲滅紅軍。

不難想像, 作為蔣介石的屬下, 無論是南昌行營、北路軍總司令部, 還是北路進攻主力陳誠的第三路軍總指揮部, 大家所得到的信息和指示, 包括親歷的作戰進程, 基本上也都是相同的。至少到1934年秋, 中央軍的將領都相信:「當前剿匪軍事已到最後階段, 千仞之功, 差僅一簣。」雖然因情報不足, 他們多以為紅軍主力還潛伏於寧都、石城及其以南地區, 尋機最後決一死戰, 勝則固守, 敗則西竄, 但他們這時特別關心的, 就是一定要「聚殲匪主力於贛南地區」。如陳誠這時就力主「北路軍擬先構築興國、古龍岡、頭陂之封鎖線, 再以主力分兩路, 一路取雩都, 一路取瑞金」, 同時「令西路軍扼要築碉, 並特別加緊守望隊、保安隊之訓練」, 「令南路軍於大庾、南雄、信豐線上秘密加築碉堡, 尤以對於交通要點及市鎮、大村落更為重要, 使其無從劫掠」。總之, 「務求殲匪於贛南地區」。

事實上, 蔣介石及其行營並非沒有預計到紅軍突圍, 包括「西竄」的可能。在其相關計劃和部署中一直就非常重視南線和西線的防禦問題, 並依據預先劃定的縱橫幾條防線, 依次擴大封鎖和圍殲範圍, 所期望的「圍剿」區域, 即在以贛州、信豐、安遠、尋烏為第一縱線, 並以萬安、遂川、大汾為第一橫線的範圍內。情況出現任何變化, 即馬上增強第二、三線的防禦部署。如1934年9月22日, 剛一得知紅軍主力大舉向下進攻南路軍的消息, 蔣介石馬上就電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要著手強固第二縱線, 亦即寧岡、桂東、汝城、仁化、曲江之線的防線。電稱:「該匪此次南犯, 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 雖難斷定, 而第二縱線及遂 (川) 、 (大) 汾橫線關係重要。除已令羅霖師先行南移, 接替儲潭、良富防線, 及令李生達部即日開拔外, 應由西路速派隊守護上述兩線, 及集十五、十六兩師於郴州, 再看情形東移。五十三師應速設法抽集於遂川以南為要。」

緊接著, 南昌行營基本確定紅軍主力的「西竄企圖」後, 也是依照既定方針依次提出:「在殲匪於第一線以東地區已不可能時, 自應殲匪於第二縱線及萬、遂、汾橫線中間地區。」萬一第二縱線也被突破, 即應考慮在第三縱線內圍殲的可能。其電報提出:「如能在沿贛江至信豐、安遠之第一線及寧岡、桂東、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線以東地區殲滅之固善, 倘被竄逸, 則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線封鎖較為確實。」

就實際情況看, 進至1934年10月底11月初, 在得知紅軍大部已入湘境後, 蔣介石也馬上放棄了在贛南殲滅紅軍的計劃。但是, 他這時亦並未考慮到尾追紅軍入黔的問題, 更沒有設想過尾隨紅軍入川的問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各路軍指揮官, 不惜一切犧牲, 「務將西竄匪徒聚殲於湘江以東地區, 勿使漏網」。

不難看出:第一, 在1933年至1934年蔣介石對中央軍和整個「圍剿」作戰的指導和部署中, 並不存在急於將紅軍逼出江西去西南的計劃和方案, 其各項指示亦明確主張要在贛南「搗破匪巢」「殲滅贛赤」。第二, 在蔣介石及南昌行營下達給中央軍各級的「圍剿」作戰部署和計劃中, 就地殲滅紅軍主力, 始終是最基本的作戰任務。萬一遇到紅軍突破了西南封鎖線的情況, 其部署也無一例外地會按照預先設定的「堵剿」線, 由近及遠地努力爭取要在最近的距離內完成殲滅任務, 並未見其有尾隨紅軍進入貴州和四川的具體設想與部署。

3

蔣介石在有意削弱和空洞西南兩路防禦嗎?

認定江西紅軍突圍西去是蔣主動「放水」, 一個基本前提是相信第五次「圍剿」期間, 蔣介石及其中央軍握有充分的主動權。但是, 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作戰, 並不都是靠中央軍來進行的。在當時北、南、西、東四路大軍中, 紅軍最後選定並突破的對象, 一是南路軍陳濟棠所部, 二是西路軍何鍵所部。問題是, 該兩部幾乎都是由與南京中央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利益衝突的地方實力派的軍隊所構成, 他們是否會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呢?這顯然是值得懷疑的。

眾所周知, 1934年夏秋,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與中共紅軍暗通款曲, 最終使得江西蘇區八九萬紅軍「順利實現轉移」, 不過是以鄰為壑的一種自保策略, 不僅不是蔣介石所授意、暗示或默許, 而且是公然違反蔣令的。西路軍何鍵在這方面的態度和立場更明顯, 他們不僅未與紅軍秘密交涉, 而且極度擔心江西紅軍的侵入。在紅軍大舉入湘後, 其兵力雖不足, 碉堡修築也不理想, 卻仍舊與蔣介石密切配合, 在桂東、汝城一線, 郴縣、宜章一線, 以及湘江東岸等地, 進行了異常激烈的攔擊和追擊作戰, 也因此給紅軍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損失。

那麼, 是不是蔣介石不動聲色地利用了陳濟棠不願為南京犧牲自身利益的心理, 故意不讓何鍵在西線組織起嚴密的防線, 同時通過北線空前有力的中央軍的攻勢, 巧妙地把紅軍逼上了西進之路並成就了中央軍尾隨紅軍入黔入川之想呢?

首先, 如前所述, 涉及蔣介石生平思想的史料, 包括日記手稿、電報信函等, 今天已基本公開, 但從沒有人找到過蔣介石有此密謀、設計和具體的安排部署, 包括此一密謀生成變化的過程資料。如果說蔣介石確有此謀, 那也就意味著蔣介石當年不僅瞞住了陳濟棠、何鍵, 而且絲毫沒有讓自己最親信的幹部和將領與聞其計。甚至為了要欺瞞後世, 就連他每日必錄的對於戰略、策略、計劃的思考, 也都刻意不留任何記錄。這顯然既不合情理, 也不符合我們今天所了解的蔣介石的個性和為人的習慣。

其次, 陳濟棠、何鍵等地方實力派既然對蔣介石懷有高度防範和猜疑的心理, 蔣介石言行中但凡流露出任何不利於粵、湘及所謂西南五省的跡象, 都可能會被他們放大為一種陰謀, 以致引發軒然大波。更何況要削弱或空洞南線特別是西線防務, 一切措施都必須要通過電令、信函或專人傳話, 具體讓陳濟棠特別是何鍵去了解和落實, 這就更不可能不留下種種遠不止是蛛絲馬跡那樣的確實證據。然而, 陳濟棠、何鍵均未發現蔣介石的陰謀, 甚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 蔣介石與陳濟棠、何鍵的關係也從未因此引起過任何麻煩, 而且蔣介石與何鍵之間的配合較以往明顯地還要默契許多。

當然, 不能否認的是, 國民黨這次「圍剿」兵力部署, 確實存在著如時人所稱北強南弱, 亦即西、南兩線較北、東兩線軍力及防禦都相對薄弱的情況。問題是, 這是當年國民黨內部各派力量利益格局及其矛盾衝突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還是蔣介石主觀上刻意安排布局設計出來的呢?

因為基於事後的觀察, 我們往往不大容易體會到當年條件下蔣介石及南京中央所處地位之尷尬與力量之不足, 甚至會想當然地以後來蔣介石權力地位和個人威望的影響作用, 來想像蔣介石和南京中央戰略謀略運用或有如臂使指般的能力, 忽略了蔣介石當時日記中種種因自我想像和目標追求間巨大張力所導致的挫折、失落、憤懣和屈辱的感受是怎麼來的。「放水」說的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邏輯悖論就是, 一方面相信蔣介石必須「放水」, 否則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永遠都不會讓中央軍進入自己的地盤;一方面卻又堅稱廣東、湖南地方軍閥防線薄弱, 是因為蔣介石故意不派兵去加強他們的防禦力量, 以致在南線, 特別是西線防禦區域內, 存在著許多無兵防守的空洞現象。

其實, 這段時期蔣介石與陳濟棠、何鍵等地方實力派人物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還只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 蔣介石遠不具備名義上的總司令應有的權力與能力。也正是由於雙方關係還只是一種利用關係, 因此, 我們也不難發現, 蔣介石除了把南線、西線責成陳濟棠、何鍵負責, 並提出計劃、部署, 與之磋商、交涉, 甚至花錢籠絡, 以期待陳、何實施外, 並無可能去干預他們的所作所為, 更不用說派中央軍, 哪怕是非嫡系的中央系統的部隊, 去大舉增強其兵力與防線了。說到底, 陳濟棠也好, 何鍵也好, 都還處在某種割據狀態, 尤其是最後被紅軍首先突破的南線防區, 作為陳濟棠的勢力範圍, 是絕對不讓中央勢力進入的。

在研究這段時期蔣介石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所作所為時, 需要注意的一個基本的事實是, 面對國內外無數敵人, 再加上國民黨內部各種異己力量, 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據勢力, 當時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固然已經取得正統地位, 且正在上升期, 卻依舊勢單力孤, 經常處於左支右絀、捉襟見肘的尷尬狀態。蔣介石所以非得降尊紆貴、委曲求全, 來遷就、羈縻陳濟棠、何鍵, 就是因為除南京周邊江、浙、皖等少數幾省外, 到處都存在著與南京中央貌合神離、矛盾衝突的利益集團。僅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圍剿」期間, 即使忽略當時北方日本愈益加劇的蠶食和威脅不論, 蔣介石及南京要應對的大小敵人, 和要解決的來自各種反蔣勢力與地方割據勢力的挑戰、叛亂和威脅, 包括政府自身財政金融與內部人事上的種種危機, 就層出不窮。這時的蔣介石, 不要說對西南、西北、華北各地方割據勢力, 就是對南京周圍幾省交通不暢的邊緣區域, 都常常會有鞭長莫及, 事到臨頭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的困擾。甚至就連蔣介石親自部署選定的「圍剿」大軍內部, 半途中也還是鬧出了東線十九路軍在福建突然宣布反蔣聯紅的驚人事件。

由此可知, 由蔣介石統帥和指揮的這次看似集全國之力的「圍剿」行動, 他真正可以依靠的, 主要也只是比較能聽其號令並服從其指揮的嫡系的中央軍。問題在於, 在這三 (四) 路「進剿」軍中, 真正能夠被蔣介石視為嫡系的中央軍又佔多少呢?

已知1933年10月中旬「進剿」軍編成之初, 北路軍38個師又1個旅, 西路軍9個師又3個旅, 南路軍11個師又1個旅, 另加扼守東線福建地區的第十九路軍6個師又2個旅, 合計多達64個師又7個旅。在這中間, 基本上不在蔣介石直接指揮命令之下的南路軍、西路軍和十九路軍, 就佔了26個師又6個旅, 即40%左右的兵力。而北路軍同時還要分出7個師去「圍剿」贛東北蘇區和湘贛邊蘇區兩支紅軍武裝, 剩下真正能夠用於對江西蘇區紅軍作戰的部隊只有31個師。它們中可以稱得上嫡系的中央軍, 不過十七八個師。也就是說, 即使是按照既定部署, 「以北路軍為進剿之主力」, 除個別部隊外, 其中戰力很弱、只能用於後方守城守碉護路的非嫡系師旅, 仍舊占相當比例。在這種情況下, 其他三面圍堵, 就非得依靠陳濟棠、何鍵, 包括十九路軍等非嫡系的地方派系武裝或雜牌軍不可了。而由此所產生的問題是, 對於那些明顯帶有濃厚地方派系色彩, 甚或具有半獨立性質的武裝, 蔣介石要想在不與之發生太多利益衝突的情況下, 于軍令政令範圍內有效約束、駕馭, 以用來為「剿共」戰爭服務, 根本就是一件頗難辦到的一件事情, 非用盡政治手腕, 否則便會弄得自己陣腳大亂。因此, 在研究蔣介石實施第五次「圍剿」的史實時, 理當高度重視蔣介石是如何依託中央正統地位, 靠著道義責任的說辭、個人情感、威望乃至金錢的籠絡, 又羈縻又遷就, 熬過了與陳濟棠、何鍵發生衝突尤其是與前者翻臉這一關的。無論如何, 陳濟棠、何鍵兩部固然最後沒能擋住紅軍突圍, 但在長達一年左右的「圍剿」期間, 他們總還是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了蔣介石的「圍剿」計劃, 堅持到了紅軍突圍那一刻。

限於篇幅, 在此不能展開考察介紹蔣介石在這次「圍剿」期間維持與陳、何關係的具體過程, 但還是可以略舉零星史料稍做說明。

1933年夏, 即還在五次「圍剿」準備階段, 蔣介石就在反覆考慮對陳濟棠、何鍵的策略。他在日記中曾明白寫道:「馮 (玉祥) 逆負隅, 察省和戰莫決;西南叛息時至, 濟棠搖惑不定;赤匪北竄未退, 芸樵 (何鍵) 觀望不前。此時惟有快刀斬亂麻, 成敗有所不計之精神出之, 方能於事有濟也。」在這裡, 蔣介石所謂必須「快刀斬亂麻」, 指的就是要儘快發動第五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而所謂必須「成敗有所不計」, 也即是決心不惜冒險, 大膽倚重陳濟棠、何鍵, 來部署對江西蘇區的四面合圍。

運用政治和經濟手腕, 合縱連橫, 蔣介石早已駕輕就熟。但連續四次「剿共」失敗, 畢竟給蔣介石和他的手下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陰影。開戰前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對戰略戰術和戰法苦思冥想並集思廣益, 一方面清楚地知道東、西、南、北四面, 只能靠北路來擔任主攻;而另一方面又擔心單靠北路, 沒有其他三面的牽制, 北路不僅戰線扯得太長, 而且風險也太大。為此, 蔣介石在考慮最終部署時, 就曾設法想要增加西路和南路的作戰任務, 或抽調其軍力, 以協助北路。

他先是提出應從西路軍調兩個師過贛江以東來, 協防北路軍側翼吉安;接著又直接電何鍵, 希望何鍵「除調第八十九師來贛外, 並令第十八師、第五十師、第七十七師, 又在第四路中再抽一二師, 於本月底集中參加中 (北) 路進剿為要」。同樣, 他也希望陳濟棠能同意預先向距離南路最近的蘇區核心地帶開進, 提出:能否「第一步挺進至會昌及其東西之線, 修築道路, 建築碉堡, 收撫民眾」, 進而「剋期襲取會昌、瑞金固守之」, 以便牽制紅軍主力, 來配合10月1日北路開始的進攻?

然而, 蔣介石為此展開的種種遊說和勸說均未能達其所願, 10月中旬最後敲定的「圍剿」計劃書只能按照陳濟棠、何鍵的意志來做規定。計劃書寫明的是, 此次「圍剿」「以北路軍為進剿主力」, 主要任務是「集中南城、南豐、黎川之間地區……逐步向廣昌方面推進, 捕捉匪軍主力而殲滅之」。至於南路軍的工作, 則只規定為「於贛粵邊境之上杭、武平、尋烏、信豐、大庚, 及贛縣間, 構築綿密之碉堡群, 防匪南竄及渡江西竄」, 「逐步向北推進, 合力圍攻匪之贛南老巢」。西路軍的任務, 則乾脆與北路軍主攻任務無甚關連, 不過是在北路軍的側後方幫助消除可能的威脅而已。計劃書上寫明的只是: (1) 「在蓮花、酃縣一帶圍剿流竄於湘贛邊境永新、寧岡之股匪」; (2) 「在陽新、大冶、通山、平江、萬載、銅鼓一帶湘、鄂、贛邊境, 構築封鎖線, 逐步圍殲孔寵荷、蔡會文兩股匪軍」; (3) 「另以一部維護岳陽、長沙後方之安全」。

事實上, 蔣介石非常清楚, 把進攻主力擺在北面, 向南進攻, 一旦奏效, 贛南紅軍很有可能會「西竄」, 理論上不大可能向東或向南突圍。一來東和南都臨海, 全無大軍發展迴旋餘地, 勢同自陷絕境;二來這時鄂豫皖紅軍已大舉進入四川, 所向無敵, 發展順利, 充分顯示西南活動空間廣大。故還在1933年8月6日, 蔣介石就明確電示南昌行營稱:「匪部將來必西竄, 對贛江西岸之碉堡設計及實施辦法, 務希速定, 並指定負責部隊並限制築成, 派員督促。」問題是, 贛江長達1 500里, 僅在中共江西蘇區附近就有數百里寬, 這一任務客觀上也只能交由西路軍去完成。可是, 礙於西路軍一時需要完成的任務太多, 計劃書最初竟沒有隻字提及此事。

西路軍這時具體有多少任務或問題需要應付和解決呢?讀一下蔣介石8月8日給何鍵的電報就不難明了。該電稱:「茲為求於短期內消滅赤匪起見, 特將貴路各部應取之處置, 條列於後, 請參酌施行。甲、贛江方面匪之主力似已竄往閩西, 該方面現無大部股匪。應飭乘機加緊肅清散匪, 建築碉堡。乙、贛西南方面, 應飭速打通蓮花、安福之線, 將匪區橫斷, 縮小匪之活動範圍。務於最短時間將該匪主力打破。丙、贛西北方面, 務速將小源、白水、慈化、缽盂塘等處之匪巢掃蕩, 派隊駐紮清剿, 斷其歸路, 並派隊對其主力跟蹤窮追。縱不能即時消滅, 亦可使之潰散。丁、鄂南方面, 大墓山、楊林橋、費家沖一帶之匪, 須以通山及修北之部隊任堵截, 以防其與孔匪會合。迅以機動部隊由大冶、陽新, 向西南搜剿, 搗毀其巢穴。」又「據巡查參謀梅萼冬申電稱, 萍鄉與宜春交界宦椰市、白沙埠等處, 系匪運輸往來要道, 且時有匪首不斷潛行。又宜春與分宜交界彬江、水汀等處, 亦系匪運輸要道, 請何總司令對各該處加駐重兵, 及多築堅固堡壘, 嚴密封鎖, 以斷匪區運輸……希即查照辦理為要」。

上述電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 西路軍幾乎不可能用力於對江西蘇區的「圍剿」作戰, 其在湘、鄂、贛邊需要同時應付的, 至少就有湘贛邊、贛西南、贛西北、鄂南等三四處紅軍及其根據地, 以及從萍鄉到宜春到分宜的紅軍運輸線。何況「圍剿」計劃書中還明文規定, 要在湘、鄂、贛邊界陽新、大冶、通山、平江、萬載、銅鼓一帶構築碉堡線, 如果再加上計劃書沒有提到, 而蔣介石為完成五次「圍剿」必定會要求的, 即甲項沿贛江一線建築碉堡, 以西路軍最初編成的只有9個師左右的兵力, 可想而知何鍵會如何做了。

已知從1933年秋, 即北路軍在江西向南推進開始, 西路軍即以3個縱隊全部兵力分別發起了對蓮花、永新一帶紅17、18兩師, 萬載、銅鼓一帶紅16師, 以及鄂、贛邊區及武長鐵路一帶紅軍和蘇區的進攻、「圍剿」和「追剿」作戰。對湘贛各蘇區紅軍的這次「進剿」, 雖接連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同時卻也促使各蘇區紅軍紛紛跳出原蘇區範圍, 跳躍式地運動游擊, 紅17、18師以及紅16師還曾分別接近了贛江口岸, 有東渡中央蘇區的跡象。負責遂川方面從高陽到站前江防的西路軍第77師, 被迫堵截, 一度竟損失了一個多團, 就連這時在南昌的蔣介石都開始感到緊張了。他為此專門去電何鍵, 要求西路軍迅速派兵增援, 「務將該匪於匪區以外設法消滅」, 勿令其渡過贛江, 與東岸紅軍會合。

1934年初, 隨著軍事「進剿」取得部分成功, 西路軍已經可以抽出部分兵力部署贛江防守了, 各縱隊亦開始遵令「一面圍剿, 一面築碉推進, 完成封鎖」。但直到1934年8月, 蕭克率改編後的紅六軍團經湘南突圍西進黔、川之時, 贛江西岸湘贛邊作戰區域內的碉堡封鎖線仍未建出個眉目出來。因而蕭克等部得以在贛江西岸忽而北上, 忽而南下。西路軍也不能不以半數左右的兵力跟著蕭克等部紅軍, 疲於追蹤、堵截和應對緊急狀況。也正因為如此, 紅六軍團依照中共中央指令, 從後來江西紅軍西進的汝城、郴州方向突圍西進, 完全沒有遇到任何嚴重的阻礙。何鍵只是在蕭克部突圍之後, 才嚴令湘南各縣大力修建碉堡及防禦工事。即便如此, 在這方面事實上真正有所成就者, 也還只有作為湘南門戶的汝城一帶。已知江西紅軍突圍至此時, 當地已「築成碉堡二百八十餘座」, 「又建橫一道橫二道兩線」封鎖線, 這才對江西紅軍大隊的西進,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滯作用。

在這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築碉修路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作戰取勝的關鍵。它除了能夠穩步地縮小紅軍活動的範圍, 增強國民黨軍自身的機動能力外, 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兵力不足的條件下, 有效堵截紅軍突圍的一種辦法。故還在「進剿」計劃初步確定的過程中, 蔣介石就再三督促和勸告南、西兩路, 要加速修築贛江西岸「牆壁式碉堡」, 並要求在萬安、遂川、大汾、桂東、汝城、仁化、曲江構築橫縱兩線碉堡線。1934年四五月間, 蔣介石事實上已經預見到紅軍後來突圍的具體方向和路線, 並幾度要求陳濟棠、何鍵「速築」粵、贛、湘交界處始興、大庾、仁化、汝城、桂東、酃縣一線的碉堡線, 以及進一步修築從英德、曲江到樂昌、宜章、郴州的第二條碉堡封鎖線。

但是, 邊築碉修路, 邊向前推進, 不僅要極大地影響部隊進攻和推進的速度, 而且還需要耗費大量金錢。南、西兩路軍所以沒有能夠像北路軍那樣築起綿密的碉堡封鎖線, 包括建成幾千里四通八達的公路, 除了上述西路軍在自己防區內有太多需要對付的敵人, 兵力不足, 忙不過來外,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缺錢。

何鍵可以說是地方派系將領中最早積極響應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上提出的邊築碉邊修路邊推進的戰法的。他得訊後, 馬上把原本只是規劃中的連通湘贛、湘粵、湘鄂的多條公路線, 以及省內各支線建設計劃, 報給南昌行營, 要求撥款修建。他同時還要求中央幫助湖南省建設一條輕便鐵路, 並要求依照蔣介石所提「七分政治, 三分軍事」和強化佔領區善後工作的方針, 幫助西路軍解決湘鄂、湘贛邊部分蘇區佔領後的用款等。

由於這些方針、戰法都是蔣介石自己提出來的, 北路軍已在如此實行, 西路軍照此辦理, 有利於「剿共」軍事和成就國家的統一, 蔣介石自然不能拒絕。但是, 何健並不是這時唯一向中央伸手要錢的地方實力派, 而1933年又是中央財政極端困難的一年, 蔣介石因軍費問題甚至與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姻親宋子文鬧翻了臉。因此, 他這時顯然無法滿足何鍵的絕大部分要求。為此, 他只能分別複電何鍵, 懇切表示:「中央軍費困難, 西路實無法多所補助」, 「芸樵與中央關係尤深, 宜加倍努力, 特加諒解」;湘省輕便鐵路事, 已囑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主持照辦;「匪區善後經費, 可在棉麥借款分撥一部, 但須在十一以後」。湘贛間公路, 如茶陵至蓮花至安福至吉安一線「最為緊要」, 湖南方面如能「照行營規定軍隊築路辦法, 每里一百元, 路面鋪砂子一百元」, 行營可「發給經費三萬二千元」。其他各線亦可擇要構築, 唯「經費容俟籌發」, 或需要列入贛西北公路次第構築, 統籌辦理, 或要「由湘省府所定築路公債款項開支」。換言之, 即使財政再多困難, 蔣介石也還是不能對何鍵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 因而非擇其不得不做者, 勉力應付一二。

在這方面, 南路陳濟棠比何鍵就更難對付了。這是因為, 廣東歷來是兩廣反蔣派的重要基地, 蔣介石必須拉攏陳濟棠以避免廣東再度落入反蔣勢力的掌握中。這也決定了蔣介石在對陳濟棠的態度上, 遠比對何鍵會更加敏感、矛盾, 有時也就會更容易遷就。比如, 在軍費問題上, 蔣介石這時就明白拒絕了何鍵的軍費補助要求, 然而卻從未真正拒絕過陳濟棠提出的軍費補助要求。實際上, 因廣東財政一直緊張, 維持龐大軍費開支頗為不易, 故陳濟棠雖然明知中共江西蘇區的存在, 對維持廣東半獨立局面有利, 卻從1932年初就加入到蔣介石第四次「圍剿」計劃中來, 派兵入贛入閩, 擔任南線防堵。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為了讓南京幫助負擔自己的部分軍費開支。這一年夏天, 廣東財政更加緊張, 以致不顧與南京衝突, 單方面實施了徵收進口洋米專稅, 擅自將國稅變成了廣東的地方稅。故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一經提出, 北路軍還未動作, 陳濟棠就於9月間主動電告蔣介石稱, 南路軍已開始推進, 唯因南京過去還有部分軍費補助款未發足, 要蔣介石補發, 並繼續按月提供助款。

陳濟棠顯然沒有注意到, 這個時候恰好也是蔣介石經濟上焦頭爛額的時候。幾個月前, 為落實五次「圍剿」計劃, 蔣介石趁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出訪歐美之機, 把豫鄂皖三省「剿總」內部的農村金融救濟處改組為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 大舉向各銀行墊借了數千萬巨款。宋子文8月回國得知情況, 大為惱怒, 一方面不得不發行1億元關稅庫券來挽救金融;一方面則以辭職相要挾, 堅決限制蔣介石進一步用款。此舉使得南昌行營自身所需的軍費都成了問題, 更不必說蔣介石曾答應過各方的種種舊欠, 如粵軍欠款等。蔣介石氣得大發脾氣, 一時也無計可施。對於陳濟棠的要求, 蔣介石這時也只好苦口婆心地去電解釋中央財政困難的種種情況, 請求陳濟棠寬限時日, 「徐待後圖」。

僅兩個月後, 福建事變爆發, 蔣介石迫切需要陳濟棠進兵福建以威懾並夾擊十九路軍。陳濟棠趁機獅子大張口, 要中央借款1 000萬元。其來電稱, 「粵中紙幣因閩變影響擠兌」, 財政可能崩潰, 「金融問題不解決, 軍事無法計劃」, 請中央速籌款項接濟, 「以救眉急而安軍心」。這時蔣介石已設法使宋子文去職, 讓比較聽話的孔祥熙擔任新財長, 故他立即要求後者為陳濟棠設法解決。不過, 孔祥熙與陳濟棠反覆交涉, 畢竟陳濟棠所要數額太大, 擔保問題亦解決不了, 雙方也未談出眉目來。蔣介石雖焦慮, 還是無可如何, 但其內心裡堅持認為必須「遷就粵陳」。好在福建事變很快即告平息, 蔣介石不再需要陳濟棠進兵福建, 陳濟棠的借款理由也泡了湯, 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 陳濟棠參加「圍剿」既以金錢為轉移, 在得不到軍費補助的情況下, 南路軍的行動自然更趨消極。福建事變後, 蔣介石讓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與陳濟棠協商兩面夾擊的辦法, 爭取說動陳濟棠「能由龍岩入汀州, 佔領瑞金最好」。陳濟棠堅稱兵力不足, 拒不接受。蔣介石讓步為「會昌、雩都與興國三縣必須由粵軍負責, 並請其規定各期進度」。陳濟棠為求款, 也象徵性地讓南路軍向會昌推進了幾十里, 拿下了距離會昌縣城40餘里的筠門嶺, 然後就停止不前了。恰好1934年春夏幾個月, 兩廣反蔣活動甚為活躍, 陳濟棠的態度讓蔣介石強烈懷疑其可能加入反蔣, 因而對陳濟棠的動向也變得極其警覺, 雙方關係一度變得十分緊張。當然, 事情過去後, 蔣介石還是必須要努力與陳濟棠維持好關係, 一方面謹防「南路撤退, 網開一面」, 使一年來「圍剿」作戰前功盡棄;一方面蔣介石也仍舊想要南路軍在堵截紅軍突圍時能夠發揮作用。

從10月初開始直到中旬, 蔣介石特派陳濟棠的廣東同鄉、第18軍軍長羅卓英作特使, 想要勸說陳濟棠與北、東兩路配合行動。陳濟棠派參謀長見羅卓英, 除說明各種困難外, 主要即要求行營按月津貼10萬元, 同時卻並不確實承諾會進攻蔣介石所要求的雩都。鑒於此, 蔣介石只好讓羅卓英告訴陳濟棠:按月津貼沒問題, 但要在南路軍「確實佔領雩都後」。

由上點滴情況, 應該不難發現, 南、西兩路防禦部署及力量所以不如北路, 原因複雜, 且多與兩路防區在半獨立的地方實力派控制之下, 以及陳濟棠、何鍵兩部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關。儘管依據現有史料, 尚無辦法證明中央軍這時真有實力增援南、西兩路, 但至少, 目前也沒有任何能夠形成的史料鏈足以證明南、西兩路防禦薄弱, 是蔣介石刻意設計、安排造成的。

4

蔣介石離開前線是有意遲滯北路軍的「進剿」嗎?

在當年, 眾多相信蔣介石有「放水」密謀者, 不僅懷疑西、南兩線防禦薄弱可能和蔣介石的計謀有關, 而且認定「放水」的時機也是蔣介石巧妙地計算好了的。否則, 為什麼蔣介石早不走, 晚不走, 偏偏要在中共中央確定了突圍時間和路線之後, 就跑去北方「巡視」去了呢?

1934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率紅軍主力動身南下, 開始大舉西征。蔣介石提前四天先行離開南昌, 飛去武漢, 並在10月10日紅軍開拔的同一天, 轉飛洛陽, 去了西北。在紅軍主力與陳濟棠、何鍵所部苦戰於粵湘贛交界處之際, 蔣介石卻接連遊歷了潼關、西安、寧夏, 再經濟南飛去北平, 悠哉悠哉地住進協和醫院, 花了5天時間檢查身體, 之後又去宣化、張家口、大同、太原, 直到11月11日才經漢口返回廬山。這件事早在當年就引發過西南諸多地方實力派的強烈質疑。他們特別不滿於「朱毛主匪, 出竄半月之後, 南昌行營始頒部署」, 且以中樞大軍克複空城瑞金等地, 不派主力「追剿」。給人印象, 這正是蔣介石選擇這個時候離開南昌有意造成的。胡羽高當年就借「神精過敏者之口」指責稱:「蔣委員長料定匪將西竄, 故意先往西北, 藉名考察, 俾避免正面衝突, 及縱匪脫逃之譏, 暗中授意中央軍將匪放出, 使共匪流竄在前方, 對消異己的部隊, 然後乘其兩敗俱傷之際, 一鼓之下, 連茹拔茅, 計亦良是。」

這種推斷, 首先是把蔣介石在「圍剿」作戰期間離開南昌這一表面現象, 等同於撒手不管前線軍事, 讓人以為蔣介石一旦離開前線指揮位置, 作戰指揮就會中斷, 部隊推進就會遲滯。其實這種判斷是不成立的。

一個明顯的反證就是, 一年前, 福建事變爆發的關鍵時刻, 蔣介石也突然離開江西前線指揮位置, 經南京去杭州, 先是遙祭岳母70誕辰, 後與妻子一路沿杭州、衢州、浦城, 又在閩浙贛交會處的越王山下住下, 悠遊於周圍各種幽美之山景和古迹中近一個月。然而, 以北路軍為主的針對十九路軍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而且進行得還有條不紊。一個月後即順利地平息了這場事變, 將十九路軍打垮、收編, 然後調離了福建。

這一情況也提醒我們, 恐怕應當了解一下處於第五次「圍剿」關鍵時期的蔣介石, 在1934年10月以前是否就不曾離開過前線指揮位置 (即南昌行營和撫州北路軍總指揮部) 。蔣介石一旦離開, 是否部隊作戰推進就會陷於停滯或徘徊了。

為便於比較起見, 也因第四、五兩次「圍剿」及其中間的準備期, 都是蔣介石在主導、部署並指揮的, 我們不妨把1933年2月至1934年10月合併起來, 分為四個階段來做一考察, 即1933年2月至4月第四次「圍剿」作戰期、1933年5月至9月第五次「圍剿」準備期、1933年10月至11月第五次「圍剿」的初戰階段和1934年2月至10月第五次「圍剿」的續戰階段。看一下蔣介石在這四個階段里, 在前線和不在前線的天數各佔多少, 進而比較分析一下其中可能的原因 (見下表) :

1 9 3 3 年2月至1 9 34年10月蔣介石在和不在南昌行營和撫州指揮部日期統計

上表中階段區分的時間線並不十分嚴格, 但大體上不難看出「圍剿」作戰期間蔣介石駐在和離開前線指揮機關的天數各有多少: (1) 1933年2月至4月第四次「圍剿」作戰期間, 蔣介石駐南昌和撫州共54天, 在南京9天, 為組織長城抗戰去北方18天, 可知其主要時間和精力這兩個多月大都放在了「圍剿」作戰的指揮和督戰上。 (2) 1933年5月至9月第五次「圍剿」準備期間, 蔣介石駐南昌和撫州共72天, 在廬山及其軍官訓練團68天, 幾乎沒有離開過江西。同時, 由於這期間並無作戰, 蔣介石這4個月即使在廬山, 也主要在研究「圍剿」軍事計劃、戰法、部署, 包括組織北路軍中下軍官的「剿匪」訓練, 故實際上與在南昌、撫州並無不同, 可以視為蔣介石這幾個月幾乎全身心都投入在研究、組織、計劃「圍剿」的過程中。 (3) 1933年10月至11月中旬第五次「圍剿」初戰階段, 蔣介石駐南昌和撫州共45天, 在廬山6天, 去南京2天, 主要精力依舊放在了對「圍剿」作戰的計劃、指揮和督戰上。 (4) 1934年2月至10月第五次「圍剿」續戰階段, 蔣介石駐南昌和撫州共86天, 在廬山及軍官訓練團78天, 在南京12天, 回杭州及奉化老家15天, 算至蔣介石及各路軍確定紅軍已突圍的10月24日、25日, 去北方大約20天。由於蔣介石此一階段上廬山及主持軍官訓練團, 已經主要不是為正在進行的第五次「圍剿」作戰服務, 因此可知這將近8個月時間裡, 蔣介石至少一半以上時間沒有在前線的指揮位置上。

由上可以看出:第一, 在第四階段8個月的時間裡, 蔣介石並不只是到了戰爭的最後一刻, 即所謂「料定匪將西竄, 故意先往西北」的。如上表所示, 除了第五次「圍剿」準備階段外, 他每個階段都可能有離開前線的情況, 問題是第五次「圍剿」續戰階段他離開前線的時間極多。事實上, 即使在1934年10月之前, 他離開前線就已經是經常性的了, 最長能達兩個月左右, 離開一兩周更為常見。

第二, 以當時的通訊條件和交通手段, 蔣介石離開南昌、撫州, 絲毫不影響其通過電報、電話及時獲得作戰情報, 並進行實際的指揮與督戰, 包括空投手令等。他在平息福建事變期間的離開就是證明。另外, 查蔣介石10月5日離開南昌北上後大量日記、電報和手令, 也可以了解這一點。蔣介石几乎仍舊天天都在了解、研究江西前線部隊進展及紅軍動向, 並頻繁下達指令。

第三, 縱使單純從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一職務角度來考慮, 在長達8個月時間裡他會經常離開前線去處理其他相關事務, 也不屬於反常現象。比如蔣介石選擇10月初北上,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夏天以來, 他一直在主持督導7月開始的連續三期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訓練工作, 9月27日第三期才告結業, 他這才得以抽身前往武漢「剿匪」總部開會, 以研究部署同樣是他職責範圍之內的要務, 即對四川、貴州、鄂西、皖西、皖南、閩浙贛各地紅軍的「進剿與促進川事」, 也包括「嚴防朱毛彭黃等西竄」的問題。至於之後的「北巡」, 雖9月底已列入計劃, 卻也並非不可改變。

如10月4日, 即飛武漢前一天, 蔣介石還曾期待與陳濟棠能就南北夾擊的作戰問題商得結果。他為此致電陳濟棠, 明確表示:為具體了解羅卓英與南路軍參謀長協同行動的商談情況, 「已派坐機接尤青 (即羅卓英) 由南城直來漢口」。如需要, 「弟明日 (到武漢後) 可乘此機赴南城也」。唯因陳濟棠對此無所表示, 蔣介石赴武漢數天後仍只得照原計划動身北上。由此亦可發現, 蔣介石北上未必含有打算放手讓紅軍突圍的預謀。恰恰相反, 如果陳濟棠這時準備與蔣介石攜手堵截紅軍, 實現蔣介石的計劃———即在北、東兩路進佔石城、長汀同時, 南路攻取雩都、會昌, 將紅軍主力圍堵在以瑞金為中心的狹小範圍內, 蔣介石這時未必還會北飛。

第四, 也是最需要了解的, 就是這次「圍剿」作戰持續時間長達一年以上, 也正是導致蔣介石後來不得不頻頻離開南昌前線的一個原因。當然, 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蔣介石自己確定的計劃和戰法造成的。如前所述, 蔣介石在「圍剿」之初就明白宣布過, 要準備「愚公移山」, 不惜用一年時間搗毀「匪巢」。而依照其「穩紮穩打, 步步為營」的新戰術和新戰法, 北路軍各路最初幾個月日進緩慢, 卻異常成功地達成了在部隊不遭受重大損失的情況下實現節節推進的作戰效果。影響所及, 各主管將領愈加依賴於蔣介石所制定和規定的這套戰法, 反倒是蔣介石本人對部隊的推進速度經常會感到不滿足了。問題是, 任何急進的要求一旦具體落實到作戰推進的條件時, 即使是蔣介石本人, 也無法放棄自己規定的且事實上成功的戰術和戰法, 改取變通和靈活之策。由此帶來的一個明顯影響就是, 身為國民黨事實上的最高統帥和國家政治領袖的蔣介石, 已不可能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江西「剿共」作戰問題上了。而繼續此前已經見效的戰術、戰法, 除非出現重大變故, 必須調整改變作戰計劃, 他事實上也不用天天守在南昌和撫州的前線指揮崗位上了。

對於這種情況,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從上表中看出來。在上面所列四個階段中, 前三個階段蔣介石都很少離開前線。即使離開, 要麼時間很短, 要麼因為日軍南侵, 非離開不可, 要麼還是為了「圍剿」軍事。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三個階段中的前兩個階段, 蔣介石當時還沒有制訂出成熟的戰術和戰法, 因而還非得自己盯在前線或埋頭於研究準備不可。第三個階段一是時間甚短, 二也是新戰術、戰法還在實踐中, 蔣介石無法離開前線指揮崗位。但第四階段就不同了, 在開始的三四個月里, 蔣介石還和過去一樣堅守在前線。如他自2月9日重回前線後, 兩個半月之久都未離開過, 直至4月25日才跑去廬山住了10天。這次去廬山, 也是因其身負的公務所迫, 如要抓緊修訂他剛剛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若干講演稿和運動綱要文件等, 以便馬上印成小冊子。同時, 他還要會見一直要求會面而不得的美、意公使, 並且就國防、外債等問題, 花相當時間向德、法顧問討論、請教。用他日記上的話來說:「來廬十日, 應接外使, 與討論軍事, 幾無暇晷, 現時不能斷其成效如何, 亦盡其心力而已。」足以見蔣介石此次離開南昌, 仍頗受前線軍情羈絆, 不僅無法遠離, 如回京, 也還不能自由支配時間。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6月中旬才大致告一段落。蔣介石於5月6日離開廬山, 回到南昌, 仍舊集中精力於「圍剿」作戰的計劃與部署。這說明他回南昌後, 相當精力又放在「圍剿」作戰的問題上。但是,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6月9日蔣介石再度離開南昌後, 除了7月26日至8月1日幾天外, 他基本上再沒回到南昌來了。一方面, 這反映出蔣介石已經確定了依照原定已經成功的戰術、戰法行事, 「圍剿」計劃和部署均已大體落定, 不必再做重大調整改變, 部隊作戰也基本上不需要他臨陣指揮和督戰了;另一方面, 這也顯示, 自此之後, 他已經不再糾結於這次「圍剿」的軍事指揮問題, 開始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放在全國性內政外交及軍事的其他方面去了。

那麼, 自6月中旬至10月初, 即蔣介石基本上不在南昌指揮崗位上的這三個多月時間裡, 北路、東路國民黨主力的推進和進攻, 是否受到影響, 被迫停滯不前了呢?顯然沒有。

前已述及, 這一時期蔣介石對江西前線軍情的了解與指揮, 仍可在其各種日記、電報和手令中清楚地看到。同時, 北、東兩路6月中旬已「佔領泰寧、廣昌、建寧、龍崗、連城、筠門嶺各重要城隘」。在這之後, 部隊依照蔣介石6月底下達的作戰任務, 於7月上旬已分別向規定的作戰目的地邊築碉修路邊推進。唯因進入江西蘇區中心區域, 地形及山勢均較複雜, 部隊築碉修路相對緩慢。至8月2日, 第三路軍才開始進攻驛前, 激戰26天, 於28日中午佔領驛前。第八縱隊於8月9日向興國以北高興墟據點發動進攻, 激戰5天, 佔領高興墟。第六路軍9月11日才得以正式向古龍岡發動全面進攻, 前後激戰近一個月, 於10月10日奪占古龍岡。基於不同的築碉修路進度, 第三路軍於10月3日續攻石城, 4天後攻入城內。第八縱隊則於10月11日發起奪取興國的作戰, 也於3天后佔領。這中間驛前戰役、古龍岡戰役, 都堪稱艱苦異常, 北路軍和紅軍的損失都十分慘重。直至10月中旬以後, 紅軍主力才陸續放棄保衛所余各縣城, 國民黨軍的攻佔才變得輕而易舉。依此進程看, 蔣介石6月中旬離開南昌前線指揮崗位, 事實上並沒有影響到北、東兩路依照計划進行的作戰和推進。

綜括以上討論, 或可了解一點, 即現在恐怕還找不到可以證明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 有過可以構成史料鏈的, 以削弱南、西兩線防禦, 並以強化或遲滯北、東兩路的推進, 有目的地壓迫、誘導, 促使中共紅軍依其預定計劃、時間和方向, 突圍西去的任何史實上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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