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飲食文化：仕而優則食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食。歷朝歷代，做官者一入高幹之列，伙食往往會上一個大台階。
早年間，什麼人可以享受什麼供應，在官場上是有明文規定的。據《春秋公羊傳》記載，當時的國宴標準是：「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違規者就是謀逆。天子九鼎之中，置放的肉食依次為牛、羊、豬、魚、臘、腸、胃、膚（切碎的肉）、鮮魚、鮮臘。大夫的五鼎，所裝之肉則是羊、豬、魚、臘、膚。宴會所用之鼎並非炊具而是禮器，作樣子用的。開飯時要先將做好的肉食放在庭院中的鼎內，再從鼎中升於俎即切肉砧板上，然後讓侍應生在俎上將肉切割好，進奉給不同等級的吃客，由他們蘸著各種調料享用。
用現在的眼光看，即便是天子享用的九鼎之食，也實在稀鬆平常，別說沒有鮑魚燕翅，連雞鵝蝦蟹都見不著。不過對那個時代的老百姓來說，這些吃食卻是一輩子都夠不著的美味。按照孟老夫子關於「仁政」的宏偉設計，「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也就是說，遇到明君，趕上「仁政」，活到七老八十，好歹能沾點葷腥有口肉吃；如果遇不到趕不上，混到嗚呼哀哉，也還得吃齋。慘哉，慘哉！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使得庶民中的讀書人要千方百計往官場上擠：即便碰上昏君趕上「暴政」，好歹也能添些油水，混個肚兒圓。
即便碰上昏君趕上「暴政」，好歹也能添些油水，混個肚兒圓。
提高伙食待遇也得講究最優選擇。往九鼎上掙蹦，風險太大且有悖讀書人本性，敢發「彼可取而代之」豪言的，往往是項羽一類的武人。七鼎呢，也不好混，除非家裡有個傾城傾國的好姐姐好妹妹幫忙。於是，弄個與五鼎相伴的大夫噹噹，便成為一般文人的最高追求。西漢時的主父偃說得乾脆：「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主父偃最後算是實現了目標，靠著給漢武帝寫摺子得到垂青，一年之中連升四級，做到了中大夫，夠得上「五鼎」級別了。不過，他老人家有點過於急功近利，仗著皇上的恩寵整人，自己又不幹凈，受賄，於是被人告發。最終，給他「五鼎食」待遇的皇上，把他的腦袋「咔嚓」了，也算是成全了他的「五鼎烹」的初衷。可見，當官如果僅僅為了吃飯，懸。
主父偃時代的「五鼎食」，其實只是一種比喻。因為當時的飲宴已經不太聽說弄上一大堆鼎壯門面的事情。其中原因大約有三。一是手續太煩瑣，一道菜老得鼎里鼎外地折騰，總也吃不到嘴裡，著急；其二是吃的花樣多了，就那麼幾個鼎也玩不轉，再增加吧，又沒有經典可循；更重要的是，皇上舉行宴會也想創新，來點輕歌曼舞佐佐餐，免得消化不良，可這些新潮玩意兒與鐘鳴鼎食的老套路實在不搭界。於是，乾脆把鼎一「革」了之。
自打兩漢之後，官方吃喝取消了鼎級制，對於飲饌技藝的提高是大有裨益。因為吃喝不再有行政級別限制，一些過去屬於「五鼎食」階層的主兒便可放心大膽琢磨如何吃得更有味道更有境界，而不必總停留在羊肉片蘸醬的水平上。只要收入來源正當，別說「九鼎」，就是吃「十八鼎」也不犯法。如此，自然會催生出不少美食名饌。中國早期的不少飲食專門著作出現在魏晉南北朝，而且一些作者來自長期為官的世族大戶，恐怕與官方飲食體制的放開搞活不無關係。如北魏時的崔浩，其父係為當時中國北部第一等的高門大族，其母系屬於范陽盧氏，也是歷代為宦的名門望族。崔浩將崔范兩家的飲饌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寫成《食經》一書。儘管此書後來失傳，但專家認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已經收錄進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而《齊民要術》則被認為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集飲食學之大成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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