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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據河湟 郵路通達

  我省出土了許多印鑒,隴西中部督郵印就是其中一枚。隴西中部督郵印長、寬2.4厘米,高只有1.4厘米,很小巧,但是這枚小小的印章,卻見證了漢代河湟地區行政機構建設及通信郵驛建設的歷史。

  1972年農曆十一月,河湟大地上一派蕭瑟。一天,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中川公社清泉王家村的村民王國忠和其他幾位社員一起,到村北一個叫「花兒曼來」的台地上勞作。「花兒曼來」是土語,意思是媽媽的墳。

  王國忠手中的鐵鍬一下一下地翻動著台地上的黃土。就在此時,王國忠的鐵鍬似乎碰到了一個堅硬的物體,王國忠用手撥開黃土一看,發現自己鐵鍬碰到的是一個銅帶鉤和一枚印章。因為文化程度有限,王國忠等人並不清楚印面的內容。

  王國忠等人發現一枚印章和一個銅帶鉤的消息不脛而走,民和縣文化館館員趙存祿先生專程前往清泉大隊調查了此事,並向青海省文物考古隊作了彙報。

  銅印為漢代遺物

  趙存祿先生介紹,清泉王家村出土的印章和銅帶鉤是漢代文物。據《民和史話》記載,印章為紅銅質、橋鈕,方形。印面上是陰刻篆文「隴西中部督郵印」七個字。據考證,隴西中部督郵為漢代官名。銅印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漢代時曾活躍於民和等地的督郵,因為缺少其他實物佐證,這位督郵到底是誰,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史料記載,漢武帝時期,隨著李息、徐自為征伐羌人,以及趙充國屯田河湟,河湟地區逐步納入到了漢王朝的版圖。

  海東市民和縣文聯主席馬曉晨介紹,西漢時,在今天甘青接壤處設置了金城郡,郡治就在今民和。今天甘肅臨夏及我省海東市民和區的南半部均屬於隴西郡管轄,所以隴西中部督郵印才會出現在民和。

  據史書記載,自西漢以來,為了方便中央管理,根據各郡的情況,會將一郡分成兩到五個部,每部設置一名督郵。趙存祿先生介紹,漢代時隴西郡可能分為兩三個部,今民和中川地區可能屬於中部管轄。

  漢朝,河湟建立郵驛體系

  督郵是督郵書掾、督郵曹掾的簡稱。史書中關於督郵的記載很多,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三國演義》中,因盤剝劉備、關羽、張飛,而被張飛鞭打的督郵。

  督郵最早的職能是督送郵書,舉凡國家政令,郡治政策,以及相關政令的文書等,都需要督郵負責傳遞到各縣,這就要求有便捷的交通和郵驛為督郵提供方便。

  西漢時,青海地區的郵驛建設取得了重要的發展。漢時,西寧稱為西平亭,亭其實就兼有郵亭的功用。漢朝統治河湟後,羌人的反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屢禁不止,因為戰爭的需要,這也促進了河湟地區郵驛系統的發展。

  《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西漢時河湟地區的驛傳急遞效率非常高,趙充國屯田河湟時,一些緊急文書從河湟地區傳遞到長安,4000里路途,往返只需要七天。

  據《青海通史》記載,漢代以前,經河湟地區到祁連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經柴達木盆地二道新疆若羌的青海道,是重要的東西交通之路,被我國歷史專家裴文中先生稱之為「主要之道」。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閆璘介紹,漢時絲綢之路青海道和河湟地區郵路的發展相輔相成。漢朝,在匈奴和漢朝的雙重擠壓下,河湟地區的西羌被迫遷徙,從而促使了青海道的拓展和延伸。漢朝河湟地區郵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絲綢之路青海道。

  絲綢之路青海道是因為經濟貿易、物資流轉、人口遷徙等原因形成的道路,漢代絲綢之路青海道的發展,也促進了郵路的發展。

  督郵印的史學價值

  隨著漢代中央集權的日益強化,我國的郵驛、交通的組織管理也更加完善。

  郵、亭、驛等郵驛組織逐漸有了專職的吏卒,因而督郵無需再專司督送郵書,轉而以監察屬縣為主要職責。

  後來,督郵甚至成為了郡守了解各屬縣的耳目,督郵的職權也開始擴大,逐漸有了代郡守督察屬縣的權利。

  馬曉晨說:「隴西中部督郵印在民和出土,說明漢代時,中央王朝就已在青海東部地區建有地方行政機構,河湟地區郡縣二級地方監察體制也已形成。」

  據史書記載,督郵雖然官職不大,權利卻不小,凡在督郵管理部內,上自王侯權宦,下至亭長小吏,均為督郵的監察對象。除了督察官吏,督郵還對教令傳達、地方豪強、違法刑獄、地方賦稅等內容有監察權利。當時,督郵因為地位的提高和權利的增大,成了「郡之極位」,一直到了隋代廢郡,督郵才被廢除。

  史學家認為,清泉王家村漢代督郵印在民和出土並非偶然,它不僅見證了漢時河湟地區絲綢之路的繁榮,郵路的通達和便捷,更重要的是,根據督郵這個官職職能的轉變,不難看出,漢時中央集權在河湟地區的鞏固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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