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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臨刑前的「衣帶詩」如何被妖魔化?

原標題:和珅臨刑前的「衣帶詩」如何被妖魔化?


作者:卜鍵(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


來源:原標題為《和珅的衣帶詩——一個所謂歷史謎團是怎樣生成的》,載《清史參考》2015年第46期。


思想談欄目編輯:項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博士)


和珅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著稱,但「盛名」之下,諸多模糊,他的發身和隕落,他的貪賄聚斂之道,他究竟有多少金銀田宅,都不甚明晰。尤其是其自縊後被發現的絕命詩(因寫在衣帶上,又稱「衣帶詩」),其第三句有「水泛含龍」四字,詞義詭譎,彷彿玄而又玄,更被稱為難以索解的歷史謎團。

本文對「水泛含龍」的來龍去脈作了一番梳理考訂,剔抉出一錯再錯的兩個節點,釐清其「出口轉內銷」的傳播過程。這是一個由音似和形似造成的語詞怪胎,從而直接影響到對詩文的詮釋,影響到對和珅形象的解析,應予澄清。



▲影視劇中的和珅形象



和珅的獄中詩與末路心境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八日,亦即太上皇帝弘曆崩逝的第六天,軟禁於殯殿的和珅被拿入刑部大牢,開始了其人生最後一段旅程。囚室中備有紙筆,頗有詩才的和珅,留下了不多的詩篇,賦寫一位寵臣和權相的末路心境。有兩首寫於上元(元宵節)之夜,其一:


夜色明如許,嗟余困不伸。


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


室暗難挨曉,牆高不見春。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

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


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仁。


和珅萬萬沒有想到:原以為已然搞定套牢、一心要繼續輔佐的嗣皇帝,居然剛親政便翻臉無情,使出霹靂手段!這時的他在獄中已經待了好幾天,該想的全一遍遍想過,應是想明白了。全詩不見憤懣,甚至也不多寫委屈,突出的是反省和悲傷,為自己20年的宦程跋涉,為自己的過人才華,也為自己對皇帝的忠心。九重仁,當然是指皇帝的仁愛,卻有意不說是已逝的上皇,還是當今聖上。


第二首仍是以月色入筆: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憐此夜月,分明照愁人。


思與更俱永,恩隨節共新。


聖明幽隱燭,縲紲有孤臣。


(楊璐校點《和珅詩集》,上元夜獄中對月二首)


兩首詩都有一個詞——孤臣,應予關注。孤臣,即孤立無助的忠臣,語出《孟子·盡心上》:「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獄囚的詩通常會被搜檢呈交,皇帝常也有閱讀的好奇心,因之也是一個迴轉聖意的機會。孤臣二字亦有「遠臣」之義,大牢之中,咫尺天涯,也覺貼切。曾幾何時,朝中第一寵臣和珅竟以「孤臣」自況了,而字裡行間,則仍在向皇上表達忠誠,仍在委婉申訴,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或者叫掙扎。

正月十八日,嘉慶帝頒布處死和珅的諭旨。根據今日所能得見的文獻史料,可知對和珅的「世紀大審判」並不順利:與他同時拿下的軍機大臣福長安,寧死也不檢舉揭發;負責主審的幾位親王,平日多與之交好,難以審下去;所謂「二十大罪」多數是些雞毛蒜皮,和珅招認得很痛快,卻難以定為皇帝所說的大逆罪。其時抄檢和審訊尚未結束,急急做一了斷,應是採納了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建議。該諭旨很長,寫得層次分明:先說眾大臣與翰林科道官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即正法」,可證民憤極大,眾皆曰殺,而且是「剮殺」;接下來參照康熙帝誅鰲拜、雍正帝誅年羹堯、乾隆帝誅訥親,指出和珅「壓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可證罪行嚴重,且前朝多有處死之例;再說和珅曾任首輔大臣,又值父皇大喪,「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清仁宗實錄》,嘉慶四年正月丁丑),可證聖心寬仁。白蓮教之變延續三年,清廷調兵遣將,數省之地田廬殘破、生靈塗炭,已成為國家的巨大傷痛。應該反省追查的地方很多,但讓老和一人來承擔責任,也有些不公。


大清律法有「議親議貴」之條,諭旨中也提及,說和珅喪心昧良、不齒於人類,不應援引「八議」減罪。和珅可謂既親且貴,此時皇帝絕口不提其為皇親貴戚,不提其對太上皇的多年效力,不說皇妹的哭訴求懇,但還是以他曾任首輔從寬處置。世上萬千事,本一死了之,可古代律法又將死罪分為數等,比起凌遲寸磔,賜令自縊,便是皇恩浩蕩了。據記載:行刑之時,後來的內閣大學士耆英(就是那位奉旨簽訂《南京條約》的欽差大臣)時為刑部司員,隨同監視,但見和珅於磕頭謝恩後,接過欽賜的長長白練,仰首看天,又俯視地下,嘆了口氣說:「我是個痴人。」(繆荃孫《藝風堂雜鈔·和致齋相國事輯》)此語看似自責,實以責人,卻沒了舊日的逼人鋒芒。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和珅抄家清單



通行本生造了一個謎


和珅死後,留下的詩作仍有人在意,宗室裕瑞輯成一冊,題名《嘉樂堂詩集》,收錄了前引兩首元宵詩。而其絕命詩很早就在坊間流傳,寫於衣帶之上,自縊後即被發現。裕瑞沒有收錄,不詳何故。


和珅通常所用衣帶,與一般民公爵位者不同,是乾隆帝特賜服用的宗室黃帶,以金黃色絲線織成,綴以四塊金屬鏤花板,板上鑲嵌寶石珠玉。入獄後,黃帶子大約不會再用了,腰系一條布帶,倒也便於在上面寫詩。他的衣帶詩流行甚早,而演為一段文案,應屬清朝覆亡後之事。先錄今之通行版本,曰:


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

(《清通鑒》,清仁宗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


我們知道和珅是讀過《紅樓夢》的,還曾與乾隆帝探討過該書的寫作主旨。其絕命詩頗有點兒紅樓意蘊,幻夢、撒手、香煙、紅塵、後身,寫來若真若幻。但和珅讀得太淺,未能讀懂書中的《好了歌》,未曾有大感慨和徹悟,不能解何為「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古今多少政商界人士,都是好了還想更好,不知料理了局,不知道「好就是了」的哲理,又不獨一個和珅。


該詩被稱作難解之謎,指的是第三句的「水泛含龍」,四字真言,不識出於何典?於是索解歧出,大都論為和珅死前對朝廷充滿怨恨詛咒,指向後來的慈禧太后和大清淪亡:


有的說用「夏後龍漦(chí,涎沫)」典,見於《國語·鄭語》,寫夏朝末期有二神龍止於王庭,夏後得龍漦(傳說中龍的唾液)而秘藏之,後周厲王開盒觀看,龍漦流出,化為玄黿(yuán,大鱉),宮中女子遇而受孕,生褒姒,西周因她而亡。論者以這個女色亡國的典故,隱指後來的慈禧太后的橫空出世,說她為和珅復仇,禍亂大清。


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為前一年河南的黃河大決口(實也頗為接近事實,遺憾的是忽又一轉);而「含龍」二字,則是說女主藉水患降誕。還是落到三十餘年後慈禧太后的出生,當年黃河河南段又是大決口,竟說這個女嬰就是和珅的後身,代為復仇雪恨,葬送了清廷。


扯的有些遠了。



▲和珅府邸恭王府



錯訛是怎樣造成的

「水泛含龍」四字,究竟作何解?


我查了一些史學家的書,包括幾部重要的乾隆傳與和珅傳,多有徵引,多不作解釋,彷彿毋須考證。實則此為傳聞轉抄之訛,是一個由兩次抄錄錯訛造成的語詞怪胎,根本沒有這個典故,因此也無從索解。史學界長期以訛傳訛,以訛解訛,演為一段學術謎團,不可不辨。


先說第二個錯誤,當在於著名清史專家孟森先生的《清高宗內禪證聞》,其在引錄《朝鮮實錄》中相關文字後,曰:


臨絕作詩,似偈似謠,不甚可解。或謂「水泛含龍」似用夏後龍漦故事,為孝欽禍清之兆;「香煙後身」,孝欽或有煙癮,而和珅於嘉慶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當時能吸洋煙者為絕少,至咸、同、光則不足奇。但以此為識,直謂再生作亡清之禍首,以身報仇耳。此無稽之談,姑存軼聞,其解說則朋輩酒間,拈《朝鮮實錄》此則而推測之詞也。(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


清晰說明錄自《朝鮮實錄》,而對「水泛含龍」四字,表示「似偈似謠,不甚可解」。後面雖記夏後龍漦故事和慈禧禍清之兆,甚至扯出和珅與慈禧的嗜好洋煙,仍視為無稽之談。


《清通鑒》照錄此詩,見於該書卷一五六,編者在卷末注中,稱采自《李朝實錄·正宗大王實錄》卷五一。而查對吳晗先生所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作「水汛含龍」。再查《朝鮮王朝實錄》本卷,也是「水汛含龍」。原文來自朝鮮書狀官徐有聞呈進的「聞見別單」,其中記述和珅之逮治論死甚詳,茲節選與該詩相關一節:


正月十八日,賜帛自盡。和珅臨絕作詩曰:「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遂自縊死。


(《正宗大王實錄》)


此段文字,見於李朝正宗二十三年(1799)三月三十日,孟森文亦照錄。李朝曆法與宗主國清朝相同,亦即嘉慶四年三月三十日。該國制度,凡使臣出使上國,應將親身經歷和聞見之事及時列款上奏。此時和珅死後不久,衣帶詩剛開始流傳,徐有聞也算有心,記錄下來,呈報給自家國王,也成為今知這首詩的最初記載。詩中的「汛」,與「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先生轉抄時出現了失誤,為後來各書沿用。其所視為無稽之談的附記文字,也被一些人當作真解,再加渲染延伸。


第一個錯誤,也是最主要的訛誤,則出現在朝鮮人那裡:或是徐有聞錄寫時偏差,或是《李朝實錄》整理時誤判,先將原詩中的「睢」,以音似誤為「水」;復將「合」,因形似誤書為「含」。水汛含龍,應是「睢汛合龍」。

這是當時朝廷的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黃河來水甚多,六月間睢州(今商丘睢縣)下汛即曾迭見險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著衝決大堤,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門,奔騰下泄。因決口出現在睢州河段,當地恰有古地名睢口,河員便以「睢汛」「睢口」稱之。興工之後,原擬在年前堵閉,東河總督司馬騊於臘月間上奏,稱睢口(睢工大壩口門)雖僅留18丈,可連日大雪嚴寒,引河頭堆積大量冰凌,請求暫緩合龍。其時上皇因患病不再閱批奏摺,嘉慶帝作出批諭,准許等日暖開凍後再行合龍。


一個敞開口子恣肆流淌的黃河,總是皇帝和樞閣重臣的心腹大患。死到臨頭的和珅,在詩中表達的,仍是期盼睢口合龍與水患結束。而黃河決口的每一次成功合龍,在朝廷都是重大喜訊,照例要由京師特別馳送大藏香二十支,隆重祭祀河神。讓我們再來讀一遍此兩句詩:「他時睢汛合龍日,認取香煙是後身。」大意為:等待睢口合龍那一天,祭神的裊裊香煙中,你們會看到我的忠魂。哪裡有一丁點兒怨恨詛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誠國事。題寫之時,和珅大約不會再期望嘉慶帝的赦免,卻想著要他有朝一日愧悔。


和珅絕頂聰明,絕不是痴人,但「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少聰明人都是由於過分自信,才出現致命誤判。而雖然身陷死牢,他仍能擇取最恰當的行為:不去跳腳嘶喊,不去詛咒嚷罵,甚至也不絕食流淚,而是將自己的死與解決河患相連接,借詩句抒發最後的忠懷。


這才是和珅。



▲和珅書法



被長期忽視的另一版本


該詩還有著另一個版本,多書皆見收錄,時間上雖較前引略晚,可信性則還要高一些,惜乎未見學界關注。梁章鉅《浪跡叢談·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意氣軒昂,語言無忌……且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眾目所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拿問入獄時,作詩六韻雲……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為之兆矣。

作者為嘉慶七年進士,曾任軍機章京,所記和珅臨終情形與衣帶詩應較為可信。安瀾,謂使河流安穩不泛濫,與合龍義近。第三句以「睢口安瀾」代替「睢汛合龍」,所指則完全一致。其字面上的小差異,當也是傳抄造成的。


稍後學者繆荃孫也記載了和珅伏誅情形,照錄衣帶詩,與梁書一字不差,但加上一段批判文字:


……又於衣帶間得一絕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後刑部奏聞,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二十四日睢口合龍,有雲和相即睢口河神者。當塗黃勤敏鉞有《感事詩》云:「禍福由來召有門,雷霆擊物敢言冤?老獾入室熙寧亂,軋犖生兒天寶昏。豈有神明猶誕降,大都妖孽偶遊魂。稷狐社鼠紛逃匿,六幕清明奉泰元。」蓋深斥之。


(《藝風堂雜鈔·和致齋相國事輯》)


黃鉞清正耿介,以不親附和珅辭歸,復以和珅倒台回朝,被嘉慶帝稱為特達之知,仕至尚書和軍機大臣。其詩有感於眾人附會衣帶詩,編捏和珅死後變為河神的傳說,措詞犀利,可稱痛快淋漓。後來葉廷琯《鷗陂漁話·和珅詩》、史夢蘭《止園筆談》等書,皆與梁章鉅所記相同。


和珅的有才,不僅僅是自負自戀,而是早就出於乾隆帝之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平定台灣,和珅作為二十功臣之一繪像紫光閣,弘曆親撰像贊,「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欣賞他的才華,稱譽為國家干城。五十七年擊退廓爾喀入侵,和珅再次列名圖像,「清文漢文,蒙古西番,頗通大義」,其語言才華似乎又有長進。乾隆帝曾不止一次誇獎他兼通四種文字,說滿朝中只此一人。顒琰讀衣帶詩後的評語,也承認和珅「小有才」,別處還說過他「小忠小信」,至於說他「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是對的。


帝王之心也如秋天的雲。和珅被賜死後,嘉慶帝開始想起他的一些好處,想起其對父皇的多年侍奉之勞,或也能想起其為自己效過的力,心情有些複雜。外地將軍督撫的議罪奏摺仍紛紛來到,自是一無例外地籲請嚴懲,御批則變了口風,開始找各種理由,訴說苦衷。如正月十八日山西巡撫伯麟奏摺硃批:


已施恩賜令自盡矣。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


又二十二日,御批湖廣總督景安奏摺,曰:


已賜令自盡矣,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也。

明明是去除一個大貪官,究竟有什麼不得已?有什麼難言的苦衷?二十三日,顒琰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摺上略有流露:


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實出於萬不得已。是非公論自有定評,無庸置辯也。


不知是說和珅功高蓋主,還是說他狂悖恣縱。然若說親政後其也會如此,大約沒幾人會相信。又同日批漕運總督梁肯堂折:


此人不除,天下人心不正,所以必行,後世自有公論。


說的是和珅敗壞了朝政乃至社會風氣,很有些道理,卻又不能深追,一旦刨根便到了父皇身上。二十七日,廣東巡撫陳大文折御批:


天下至大,兆民至眾,近年皆為和珅所蒙蔽,諸務廢弛,若不速辦,幾不可問矣!不得已之苦衷,惟上蒼昭鑒耳。


(以上五條皆見於《和珅秘檔》)


措辭也覺誇張。天下和兆民都不是和珅能蒙蔽的,其所蒙蔽的主要是太上皇,有此一人做靠山,也就足矣。所有這些相同和微有不同的批語,都能透露出顒琰的心緒難安。和珅的聰明,其借衣帶詩傳遞的遺意,似乎也得到一些回應。


和珅長已矣,卻長期作為人們茶餘飯後的一個話題。梁章鉅所記,起因於某河員的來訪,講起當年睢口合龍的一些怪異情景,引起他聯想到和珅的衣帶詩。至於睢口合龍時有如神助、和珅死後化為河神一說,應是衣帶詩流行後的虛妄之辭,章鉅在筆墨間已含遊戲之意。


作為歷史人物的和珅是複雜的,死後卻同許多反面人物一樣,經歷了一個妖魔化的過程,眾惡歸之;而早期的傳播中,似乎還不無同情。這個版本的價值,在於為糾正「水泛含龍」的訛誤提供了確證,也對和珅形象的再認識,提供了一個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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