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集一》小結
《胡適文集一》小結
《胡適文集一》由《我的信仰》、《四十自述》、《胡適口述自傳》、《鈍夫年譜》以及《胡傳日記》等部分組成。
在《我的信仰》中，胡適用白話文的形式介紹了父親的生平、母親的婚姻，以及自己在中國接受的教育和在美國時的思想轉變。胡適的一生受到母親很大的影響，母親注重對胡適的教育，胡適在私塾教育中對古典書籍有了深入的接觸。胡適十三歲去上海求「新教育」，又在美國度過了七年，學得的最大的事情是樂觀的人生哲學，這也漸次改變了他的人生觀。胡適的思想開化，對接受到的教育有深入思考與探討，這時候的胡適探討的是科學的思想、知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四十自述》，胡適在自序中提到，他深深的感覺到中國最缺傳記的文學，所以他提倡身邊的文人們寫傳記，為的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對於個人自傳，胡適曾打算四十歲寫兒童時代，五十歲寫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六十歲寫中年時代，但是他1962年逝世於台灣，並沒有完成這個計劃。在《四十自述》中，他寫到母親的訂婚，九年的家鄉教育，母親給先生的學金比別人高好幾倍，先生肯認真講書給胡適聽。胡適偶然發現《水滸傳》之後便迷上了小說，《紅樓夢》、《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小說」都是白話小說，胡適在不知不覺中得了不少白話散文的訓練，而且這些小說書在通順文字方面給了胡適很大的幫助，胡適提到，他在九年的家鄉教育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打了一點底子。父親胡傳給胡適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胡適又在讀書的過程中受到范縝的「神滅論」很深的教化，所以胡適的思想經歷了由拜神到無神的轉變。
1904年到1910年是胡適一生的第二個階段，這些年他在上海接受教育。胡適從梅溪學堂升到澄衷學堂，受到新思想很大的衝擊。這個時候的胡適很喜歡梁啟超的著作，思想開放、先進，開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維模式，並於1906年搬進了中國公學。胡適在中國公學參加競業學會，競業學會創辦的白話旬報《競業旬報》大力提倡白話文，後來專歸胡適編輯，胡適把在家鄉和學校得到的知識和見解整理，用文字敘述出來，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思想。同時也給了胡適一年多白話文的訓練，白話文從此成了胡適的一種工具。後來胡適通過留美考試去了國外。
《四十自述》里著重講的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和「逼上梁山」。當時的人們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不能有一種整個的敘述，一是因為時間逼近，不免受主觀情感的影響，不容易客觀；二是因為文學運動的各個方面發展不平均。文學革命運動的歷史背景有兩個：一，古文在那四五十年中做最後的掙扎。那個時候是桐城派古文的復興時期，受社會和政治的影響，當時古文的應用比任何過去時期都多、廣。當時的古文用處主要是時務策論的文章、翻譯外國的學術著作、古文翻譯外國小說。但古文終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二，有遠見的人，知道民眾不能不教育，而中國的古文字是不配做教育民眾的利器的。西方和東方的兩種音標文字的影響，就使中國維新志士漸漸覺悟字母的需要。這個時候王照的字母運動最為轟動。但是社會的掌權者多是文人階級出身，不曾感到白話文的好處，也不曾感覺漢文的難學，這對音標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文人多是看不起這音標文字的，把自己與他們進行分類，也是有輕視思想的。
後來白話文學的運動興起，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比如禪門語錄，理學語錄等；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的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有了接觸，有了參考與比較。若要把白話變成教育的工具，就必須先把白話認作最有價值最有生命的文學工具。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死的古文是不可能產生活的文學的，所以要用白話文寫作、建立「活的文學」。所以新文學運動的理論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即文字工具的革新）、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即文字內容的革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中心思想的裡面。在文學革命後期，引起討論最多的是詩、戲劇，最難的是新詩，唯一的方法就是鼓勵大家用白話做新詩。
1916年，胡適與梅覲庄、任叔永進行了激烈的爭辯。爭辯的起點是胡適的「要須作詩如作文」一句詩，梅覲庄認為自有詩文以來，「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就已經分道而馳，而任叔永贊成梅覲庄的主張。緊跟著，胡適的思想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他認為「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歐洲文人都還須用那已死的拉丁文做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胡適提出，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也就是在這時，胡適才認清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後來胡適與梅覲庄和任叔永又進行了幾番唇槍齒戰，二位都不贊成白話可以作詩，這就逼得胡適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要用白話文作詩，要用實驗的結果來證明他的主張的是非，並且得到了陳獨秀的支持。這就是「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胡適口述自傳》是胡適口述，唐德剛錄音、注釋整理而成的。對話錄遠比其他「經書」更有價值，因為對話錄所記的都是脫口而出的老實話。唐德剛在耳濡目染之間，對胡適的觀察和認識也最為真切，「至少比後世學人或外國專家要真切得多。」胡適之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個「人」了，他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
在《胡適口述自傳》中，胡適提到了他的故鄉和家庭、父親的一生。然後提到了初到美國，在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生活。在康奈爾大學，胡適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接觸，他在當時是作為一個思想和訓練都欠成熟的中國學生來觀察二十世紀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屆、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國際思想諸方面的。胡適在美國時，對見到的基督教會和善熱忱的善男信女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並差一點被感化。時值1912年美國大選之年，由教授們直接參加當時實際政治的事例給了胡適很深的影響。後來由於興趣使然，胡適放棄農科轉習哲學。在當時的胡適眼中，美國的基督教、民主政治都是好的，但是在唐德剛看來，當時留美的士大夫階級的少爺小姐們對上層白種美國人懷有「桃花潭水」的深情，卻對當時的華裔移民受到的無理迫害隻字不提，實在可悲可嘆！
胡適因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演講，受到了公開演講的訓練，在康奈爾大學人盡皆知，為了不受訪客的打擾而更好的學習，胡適轉學到了哥倫比亞大學。胡適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掌握，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學習了議會程序。在美期間，胡適有了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一開始由於受老子「不爭」與墨子「非攻」思想的影響，胡適不主張對日戰爭。後來由於受杜威和安吉爾教授的影響，思想開始轉變，強調「力」，牽扯到國際問題時，胡適認為問題的重心是怎樣覓取用力的新方法來代替當前浪費和亂用力量的問題。唐德剛也不得不承認英語民族在搞政治上的優越性，但他指出胡適的政治思想一生並未改變，都是被杜威和安吉爾「牽著鼻子走」。
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各系的教授陣容強大，杜威和他的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影響甚遠、吸引力最大，這很可能是因為杜威對宗教的看法是實驗主義大師里最理性的。受杜威的影響，胡適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做什麼都要證實，注重強調邏輯推理。
胡適幼年時期就具有了批判法則治學的精神，並且有治學懷疑的精神，受馬建忠《馬氏文通》的影響，有歸納法的治學方法。胡適寫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兩篇文章體現了他對時代變遷所影響的語言和文法上的變化的研究興趣。胡適對「校勘」、「訓詁」之學都進行了研究，胡適曾提到「中西校勘學的殊途同歸的研究方法，頗使我驚異。但是我也得承認，西方的校勘學所用的方法，實遠比中國同類的方法更徹底、更科學化。」
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和地位，不是因為他是「實驗主義」，而是他對白話詩文的倡導和試作。「逼上梁山」即文學革命的導火索，胡適也得出一個結論：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於是胡適開始進行孤獨的文學實驗，發表大膽的革命宣言。於1916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在國內引起熱議。
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中國缺少一個標準白話，標準原是一些不朽的小說所訂立的。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先有「標準」然後才有「國語」，相反的是先有「國語（白話）文學」，其後才會產生「標準國語」的。五四運動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為一項政治運動，胡適認為是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種干擾。但是對於傳播白話文來說倒是功不可沒。近代中國文學革命比較容易成功的歷史因素有三：一，反對派實在太差；二，用歷史法則提出文學革命這一命題，潛力比想像的更大；三，傳統小說名著已經為它打下堅固的基礎，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四，中國活文字本身簡捷、易於教授的優點足以使運動成功。
胡適喜歡用「中國文藝復興」來代替「新文化運動」，因為「中國文藝復興」能概括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中西方兩個文藝復興運動有一個極其相似的地方，就是對人類解放的要求。據胡適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中國文藝復興有四重意義：一，研究當前具體和實際的問題；二，「輸入真理」；三，「整理國故」；四，「再造文明」。只有做到前三個，才會產生第四個。評判的態度在這一廣義的文化運動中的前三個具體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關於「科學」與「民主」，胡適所要傳播的只是一項科學法則和科學精神。科學精神便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科學的法則便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與馬克思主義者是有衝突的。後來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大規模的批判胡適的思想、清算胡適的思想，重點闡明胡適思想的全部和胡適所有的學術著作都是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為目標的。
近三百年國故學上有三大成就，分別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考古即發現古物。傳統學術雖有不可置疑的成就，但是有三大嚴重的缺點：研究的範圍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針對這三大缺點，北大教授們得出三大結論：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的研究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材料的整理與解釋。隨後，胡適開始研究神會和尚，大量查閱資料，並寫成《神會和尚遺集》，對禪宗史進行研究以及從頭改寫禪宗史。
中國傳統小說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應給予他們在中國文學上應有的地位。把小說當成一項「學術主體」來研究，在中國實始於胡適。胡適研究了《儒林外史》、《水滸傳》之後，開始著重研究《紅樓夢》。從1921年到1933年，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歷時十二年之久，先後做了五篇考證的文章。胡適認為要認識《紅樓夢》，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並且還要替這部名著的版本問題作出定案。胡適的工作就是用現代的歷史考證法，來處理這一部偉大的小說。
把漢學研究的範圍擴大一直是胡適的目標。胡適所從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國故的工作，至少有兩大目標：一是中國文學史，另一個是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胡適揭穿認真作假的和尚道士，在研究和尚道士方面太過「科學」。老子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但老子是孔子的前輩。胡適並不是要打倒孔家店，就全體來說，胡適在他的一切著作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在《說儒》一文中指出，在孔子以前，「儒」早已存在，胡適認為「儒」是「殷代的遺民」，是主持宗教的教士。唐德剛在注釋中指出，胡適的《說儒》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是三十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漢朝以後一直到胡適當時的中國文學的發展，形成並行不悖的兩條線。由民間興起的生動的活文學和一個僵化了的死文學，雙線平行發展。這一在文學史上有革命性的理論是胡適首先倡導的，也是胡適對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新貢獻。關於中國思想史，胡適按西方學術界的傳統方法把中國史分為古代、中古、現代。其中，中古時期的特點是：第一，文化上、種族上有一種「變於夷者也」的趨勢；第二，當時佛教、道教、儒教三種宗教同時流行；第三，中國語文的蠻夷化，這時候的駢體文盛行，它與古代的老子和孔子所用的體裁完全不同，和後來所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別。中古期以後的階段，胡適稱之為「中國文藝復興階段」。公元十一世紀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中國的「革新世紀」，便是在這個時代里發生對荒謬的中世紀迷信的一種反抗。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後，「理學」便隨後興起。理學家重探中國古文明，並提出「格物致知」的新方法。近三百年來的學者都繼承了朱熹治學的精神。
《鈍夫年譜》記錄了胡傳所經歷的動蕩的賊寇時代與逃難時代，用大量筆墨寫了他修建宗祠的事迹，分家背負債務，後辭家遠遊，赴東三省考察地理。胡傳生平不易，為家鄉建宗祠所做的貢獻值得後人銘記。胡適所寫《鈍夫年譜》，是對父親的追憶，也盡到了做兒子的孝道。
TAG:清夢一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