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一月筆記
一月筆記
現代性的獲得並非是對外在物象的選取，而是一種精神性的認知。二十世紀那些偉大的現代詩人，像弗洛斯特、史蒂文斯、米沃什等人，其詩中顯露出來的對世界的看法，在於其中包含的對當代生活的意義的洞見與反思。如果僅僅希望依靠詞語的選擇，而非對詞語本身的內在意蘊有所挖掘來建構起現代性，毫無疑問，這樣的現代性只能是偽現代性。因為很多時候對詞語的使用，一種詩歌語言形式的選擇，是與談論的問題相關的，它們實際上需要內外相合的一致性。所以使用什麼樣的詞語，以什麼樣的方法使用詞語，其實是根據對詩歌問題的認識來設計的。在我看來，中國當代詩的現代性缺乏是認知性的，而不是技術性的。很多詩人表面上對當代生活的追逐，好像很有現代性，但只要深究，便會一下子看到其中的陳舊。這種陳舊是認識論意義上理解世界的觀念性陳舊。正是如此，對於有些詩人來說，不管其以什麼樣的方法，通過什麼詞語把自己置身於什麼樣的當代場境，其詩作仍然存在著骨子裡甩不掉的封建氣息。我曾經在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前期便說過，中國當代詩寫作還沒有跨過六十年代的的門坎，還沒有真正進入到處理二十世紀人與世界關係的柵欄裡面活動，指的就是這種情況。說得具體一點，就像現在很多人還在希望自己在詩中談論俠義精神、高蹈風骨、獨善於世，並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談論這些東西，以簡單的溫情看待純粹出於想像的美好、人性之類的事物，儘管驕傲牛逼的很，但其實不過是抓住一種老朽的東西不放。譬如他們還在幻想著行走江湖，過風清雲淡的，李白、陶淵明、蘇軾等古典詩人所過的浪跡天涯、走州吃州，走縣吃縣，或者隱匿山野，不理會現實社會發生了什麼，純粹出於虛構的生活。他們讓我意識到談論現代性，並將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寫作中，是複雜得很的事情，首先要解決的不是別的問題而是觀念。在我的眼裡，如果沒有觀念的改變，不能以二十世紀以降的人類認識世界的認識看待我們置身其間的世界，不能與世界建立一種嶄新的對話關係，所謂的詩歌的現代性其實無從建立。
詩歌的革命肯定首先是語言的革命。這一點並不需要再費口舌去做過多說明。只是很多人還在糾纏修辭與詩歌的關係問題，使我們不得不花力氣談論一下。應該這樣說吧。語言形式變革的顯相是什麼？當然是修辭方法的變化。任何在歷史上被稱為詩歌革命的現象，其最重要的表象便是修辭方式發生了變化；四言、五言，七言，以及長短句，都是這種變化的具體體現。過去的學問家和詩人為什麼在面對這種表面上詩體的變化時，總是用大量的精力去解釋，說穿了不過是要告訴人們，對語言使用的認識是促成詩體變化的前提。所以今天我們討論一個詩人是否成立，也必須看其語言方式是否呈現出變化帶來的獨立性。這裡面包括了個人化的修辭帶來的詩歌面貌的清晰。注意到這一點，也就注意到了是什麼帶來詩與詩的不同。因為說到底，修辭，在詩歌寫作這一領域裡隱含的意思是——不同。即當我們說到一個詩人的寫作時，如果能夠在修辭的層面上對其進行談論，不過是說明這一詩人，已經是一個具有獨立面貌的詩人了。
網路上總是有詩人抱怨不被讀者理解，或者直接認為讀者對自己的忽視是因為他們不懂詩。這樣的抱怨沒有必要。首先，我們寫詩，是按照自己對語言和事物的理解來進行的。對語言和事物認識的程度決定著一個人寫詩的形態，以及決定著一個人最終在詩里呈現出什麼樣的對事物的認識。只要把握住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清楚，寫詩這一活動，其內在的驅動力來自什麼地方，也就知道寫出來的詩對自己具有什麼意義。而只要對自己有意義，讀者理解不理解有什麼關係呢。記得很多年前與朋友聊天，我們曾一致同意寫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對自己而言救命的事情。我們的意思是，生活在一個諸事都讓人感到不如意，時時產生無力感的時代，唯有寫詩作為一件可以由自己左右的事情，它最關鍵的作用其實是讓我們通過寫來做到對時代的疏離。很多時候，詩實際上是我們建立的一道蘺柵。讓我們得以在一個安全的空間，目睹時代的風雲。同時又由於詩本身具有的記錄、改變、修正等性質，可以幫助我們通過寫而加深對人與世界的關係的理解，而且寫本身就是一個認識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我們能夠比不寫更了解怎樣認識世界。
越是想要通過閱讀過去的文字去理解傳統，我發現對傳統的理解越困難。原因在於，傳統太龐雜了，它就像我們古老的帝國一樣，其巨大的身體裡面藏著多到數不清的，好與壞同樣豐富的舊東西。面對這樣的龐大，分撿、辯別、歸類、選擇實在是一項艱巨而困難的工作。所以不要說通過個人的力量去認清傳統，更不要說通過個人的努力去重塑傳統，就是看清楚它都是非常要命的事。因此，我對有人說自己要重塑傳統這樣的抱負是很懷疑的。我覺得，說這樣的話的人要麼是自負到無知，要麼就是能量真的巨大。反正我是不敢這樣說的。我覺得我現在能夠做的工作是通過閱讀，尋找到傳統對自己而言有用的東西，再看能否把這樣的東西吸收進自己的寫作。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對我來說已經非常滿足了。我希望的是，自己能夠與傳統建立起一種聯繫。這種聯繫的意義在於，讓人看到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們的來龍去脈。這一點能夠完成，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很讓人心滿意足的了。
對自已的寫作的解釋始終是一門學問。這裡面可能有事先的設計，也可能存在著事後的總結。原因在於，寫作一方面需要事先確定大致的方向、範圍，和形式方法，另一方面，寫作經常會出現意義的偏移，語言會在寫的過程中出現對詞語邏輯的自我推導，最終使寫出來的成品並非我們事先想像的那樣，既可能不成功，也可能產生意外的良好效果。由此，我們需要分析這種發生在寫作過程中的，由現象帶來的，或許是新的語意對寫作產生的影響。一般情況下，事後的總結實際上是自我辨認。這種時候，我們總是希望盡量尋找能夠說明寫出來的作品的意義的辭藻，也就是說我們是在為已經成為文本的作品尋找一個存在的理由。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理由的尋找並不困難，但也可能發生尋找到的理由很難說清楚作品價值的情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看重總結的過程，我認為也許在總結的過程中，我們會獲得對自己寫作的新認識，甚至獲得對詩歌的新認識。對詩歌來說，意外的發生總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多年來我已經養成了習慣，凡是別人寄給我的詩歌民刊，總會在拿到手後立即瀏覽一遍，看看有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作品，尤其是有沒有什麼有意思的，自己沒有讀過的新人。只是近年來在這方面的收穫不是太大。幾乎所有的民刊，除了印刷的越來越漂亮，有些甚至可以說印得豪華外，基本上讀不到讓人覺得有意思的作品，更難發現有趣的新人。以致於我在大多數時候覺得，如果辦民刊這兩點沒有達到，民刊辦出來的意義便不是很大。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是我覺得辦民刊的目的應該是以創新為主旨的，有些作品由於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認知有分歧，不被官辦刊物待見，只好自己印製傳播。或者，主要是一些詩學觀念相近，平時里交往又比較多的人，希望辦刊物促近寫作的發展與進步和增加友誼。如果不是這些原因，現在辦民刊的確沒有什麼意義。當然，也許那些辦民刊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作為讀者，在民刊的閱讀中不能獲得一種新的收穫，對之的閱讀興趣真的會消失。現在我就基本上對多數民刊沒有了閱讀興趣。
曾經讀過一本叫《病夫治國》的書，書中分析了十幾位國家統治者的身體狀況對治理國家的影響。其實，寫詩的人的身體狀況，對寫詩亦是有影響的。有病的詩人與健康的詩人在問題的關注點上是不一樣的，因此他們對寫什麼的選擇也會不一樣，甚至最後落實到具體的題材的處理方式，與結論也會不一樣。這一點尤其表現在老詩人與年青詩人的寫作上，對題材的選擇與意義的處理上。過去我們談論晚年寫作，主要談論的是人生經驗的社會性方面，其實晚年寫作還包含有身體經驗。自然帶來的身體機能衰敗，必然會影響到一個人對世界的認識，以及面對日常生活時的態度，這些都會成為非常尖銳，並具有迫切性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促成了寫作對方向的認定。甚至促成了具體寫作中對詞語的選擇。如果我們讀到一個老年詩人的作品，看到他的用語、意象，如果仔細琢磨，應該會發現與年青詩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很多時候，寫作的種種奧妙，並非很多人說的那麼玄乎，它不過是身體的自然反應。我們需要分析的是一個詩人怎樣利用了這種反應。在我看來，一個好詩人是能夠有效地利用這種反應的詩人，他會恰當地分析，合理的選擇身體變化帶來的種種象徵性意義，從而寫出生動的詩篇。這種時候，加上對社會的認識積聚的經驗，寫作會呈現出另一類複雜性。這時候的複雜性，在最佳的情況下，會讓我們看到一種明析、透徹，和直接。就我個人而言，它同時是一個不斷分析的過程，也讓我在理解一些前代詩人與同代詩人時，有了清晰、明確的角度，讓我能夠一下子就看到他們寫作的具體支點來自什麼地方。
我之所以不願意談論詩人的社會責任之類的問題，是因為我一直覺得這類問題其實是一個立志寫作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糾纏是與否的問題。詩歌寫什麼，怎樣才能使其具有真正的價值，這一點從古至今的詩歌史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無數範例。就像我們談論屈原、談論杜甫，談論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偉大詩人，對他們之所以偉大其實是心知肚明的。而如果我們還想自己亦寫出具有偉大品質的詩歌，對詩歌之所以成為詩歌的那些基本要素，應該說不用想也應該有所認識。不然的話還寫什麼寫，寫來幹什麼呢？當然，由於身處的時代不同，社會生活呈現出來的具體樣態也會有具體差異，語言的進化與發展也需要我們對之做出有效的分析。但這一切都是作為一種詩歌的技術性問題在寫作之前就存在在那裡的，我們要做的工作無非是在這種對具體性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將之納入到與基本的，對世界的一致性認識的框架中，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之明晰化，或者將之向更深入的方向推進的。並由此使其以一種符合時代規範的方式呈現出來。情況非常顯然，如果一個詩人的寫作連這些都做不好，寫作的意義根本就不會獲得呈現。而沒有這些基本屬性的寫作，如果還在被人們稱作寫作，在我看來其實是對寫作的誤會。所以當我看到有人大力強調這些問題時，總是覺得這樣說話的人有一種傻而自以為是的無知。總是會想，難道他們連這種寫作的前提性問題都沒有搞懂嗎？真是讓人不得不悲哀。
對詩歌是否偉大的認識必須是來自對寫作的兩個方面的認定，一是語言形式，二是主題談論。從古至今，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一直是人們打筆墨官司的重點。不過不管筆墨官司打成了什麼樣子。今天我們在談論誰是偉大詩人時，基本上還是從這兩個方面的考察來認定。到現在，我其實已經有些厭倦談這些問題了。一首偉大的詩歌能夠分解了談論嗎？譬如說屈原的《天問》、《九歌》這樣的作品，再譬如杜甫的《秋興八首》和李白的《將進酒》、《蜀道難》。我相信在這些詩中語言的力量與想像力帶來的意義的力量是渾然成為一體的。我們不可能將它們分解了只談某種元素在詩中的意義。如果真是那樣，我們要麼是進入了語義學的考察，要麼是在意識形態的意義上對詩歌做出判定。很顯然，這樣的工作是不可能確定一首詩的價值的。另外一點，甚至一些詩外因素也會加入到詩歌的評價之中，很多時候在我們這裡詩人的身份亦加入到了對詩歌的評價中。有很多詩人如果剔除了他們的身份、生活處境，以及詩歌寫作的具體時間與地點，其作品的意義便會崩坍。想一想其實是很可怕的事情。
每一時代都有對自己的才能信心滿滿的詩人。這些詩人有的最後成為了他生活的時代，甚至是超越了他的時代的偉大人物，但有的人則最終沒有越過死亡帶來的生命的停止，他們的名聲總是隨著死亡嘎然而止。所以，當我看到今天仍然有不少詩人嘯嘯於自己的牛逼時，不免覺得也許他們中的一些的確是真的牛逼，他們寫下的東西或許真的會成為這個時代留給後世的財富。當然也有的詩人則可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假牛逼了。說起來這其實是特別有趣的事情，以至我總是用欣賞的態度看待人們談論這類問題。不過，從關心的角度來說，我其實更關注那些對自己所做事情惶恐不安，總是拿不准它們是否有意思的詩人。我看到這樣的詩人總是在幹活時小心謹慎，不敢有些許驕傲。而正因為此，他們做的每一件事情才讓人覺得有了可靠的質地。它說明了什麼呢？我覺得大概是因為就人類的心智而言，個體的能力總是有限的，縱然一個詩人是天才，也不可能什麼都把握得住，他要面對的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的偉大詩人，同時還必須面對自己所處時代的眾多同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個體總是顯得單薄而不足以對抗全體。所以我認為那些保持了惶恐不安情緒，在寫作小心謹慎，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的詩人，應該是對寫作的困難有明晰認識的詩人。就個人的心性來說，我更喜歡這樣的詩人。在我看來，低調，一方面可能與一個寫作者的性格有關，另一方面則可能說明，它是一種認識的產物。在面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偉大時，個體並非那麼值得談論。
關於詩歌是否押韻一事，很多年前我就有明晰的認識，也考察過一些說自己的詩一直押韻的詩人的作品。結果發現，當代詩的構成中押韻的確是可能的。但是，它是一件十分複雜的技術活。多數情況下那些說自己的詩押韻了的詩人，不過是在寫作時對韻做了一般化的，甚至是十分簡單的處理。譬如一位現在名聲已經很大的詩人，很多人都認為他的詩在韻律的處理上是有獨到處的，結果我發現他的詩基本上押的都是一個韻，即A韻，也就是由A開頭的，諸如A、AN、ANG，這樣的開口韻。這一韻的聲音屬於比較響亮的類型。所以他的詩讓一般讀者覺得有一定氣勢。但是，說實話他的詩是我不太喜歡的類型。每一次閱讀都讓我覺得太流暢了，流暢的缺少現代詩必要的複雜和停滯。可以說他是為了押韻而押韻，並因此犧牲掉了詩的準確性。實質上，正是在對韻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後，我覺得當代詩的成立，與韻的關係並非那麼關鍵，有沒有都無所謂。所以在後來的寫作中，我基本上屬於不去考慮韻律的寫作者了。當然，不考慮韻律，並非說我對詩之為詩在音樂性上的要求不關心。相反，我亦仔細想過用什麼方法保證音樂性在詩中的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據漢語的音韻特點，當代詩的構成應該在節奏上注意把握。也就是說，通過對語言四聲的運用，使詩獲得一種能夠在聲音起伏上盡量抑揚頓挫，起伏變化的效果。我覺得這樣的效果一旦獲得，詩之為詩自然會出現一種屬於聲音的屬性。在這一點上如果做得好了，反面更能夠因為個人對語言的理解，個人在謀取詩歌時的個人語言習慣，以及個人專有的氣息帶來的語言節奏感，使詩歌獲得屬於自己的風格特徵。因而，在我看來，節奏是更重要的。
威廉斯在艾略特的《荒原》一詩發表後，曾經說過艾略特讓英語詩歌的發展倒退了二十年。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讀到這樣的言論時被嚇了一跳。當時的想法是有那麼嚴重嗎？也曾懷疑事實可能真是如此，畢竟艾略特的這首詩在人的認知能力的要求上設制了障礙，並非一般讀者能夠輕易讀懂。但今天我的看法時威廉斯言重了。相反的是，恰恰是艾略特這類詩歌的出現，激發了人們寫出更具有閱讀挑戰性的詩歌的雄心，由此我們才看到二十世紀以降直到今天，詩歌在形式的變化上出現的多重性，以及出現的複雜性。人們說現代主義帶來了詩歌領域對技術性問題的認知性改變，使得寫作變為更具有語言挑戰性的工作。我覺得從這一點上說，艾略特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追根溯源，如果沒有艾略特與龐德這樣的詩人，現代詩哪裡會有今天這樣的面貌呢？其他的不說，一個最需要人認識到的問題是，正是在艾略特之後，語言複雜性對於詩歌的新意義才被不斷思考。到了今天我們才會看到包括中國當代詩的寫作，才會出現真正的革命性變化。我一直是這一變化的堅定的擁護者。我覺得它解決的是人面對語言時如何處理複雜性的問題。而這一點是與當代生活的發展，世界向我們呈現的複雜性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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