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沒者的見證，被拯救者的夢魘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
作者：（意）普里莫·萊維
譯者：楊晨光
版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萊維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納粹大屠殺進行了深刻分析，如手術刀般切開了那些漸被遺忘卻極其致命的人類道德病痛。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作者：（美）漢娜·阿倫特
譯者：安尼
2017年1月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審判，阿倫特詳細記錄了審判全過程，並結合對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
這是一本關於苦難的書，也是一本關於記憶的書。隨著時間的流逝，有關納粹大屠殺的記憶正在離我們遠去，正因為此，從奧斯維辛被拯救出來的普里莫·萊維一生都在捍衛集中營記憶。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是萊維的最後一本書，他在書中對納粹大屠殺進行了深刻分析。他甚至認為，只有那些被淹沒者才是真正的證人，他們沉淪到地獄底部，再也沒有回來，而自己只是代替他們站在證人席上，向這個世界說出大屠殺的真相。他在書中拷問體制，更拷問人性。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為了不讓毒氣室和焚屍爐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重新矗立起來。
要想獲得拯救，就不能忘卻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初版於1986年，離他的第一本回憶錄《活在奧斯維辛》相距近四十年，一年後他墜樓身亡，死前沒有留下任何文字。
萊維1919年出生於義大利都靈的一個猶太家庭，1944年因參與反納粹活動被捕，被遣送奧斯維辛集中營。一年後他回到都靈，很快即寫出《活在奧斯維辛》，但當時這部書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1963年他發表《再度覺醒》，世界才注意到這位偉大的作家。書籍往往有自己的命運，二戰後，歐洲人都不願提起這段歷史，直到1961年以色列審判艾希曼，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才引起世界的關注。
萊維幾乎全部的著作，都是對奧斯維辛的記憶與思考。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稱，他的敘事簡明精確、複雜敏感，比其他人的回憶錄「更冷靜」。《活在奧斯維辛》講述他的集中營經歷，令人想起但丁的《神曲》，《再度覺醒》描寫他返回家鄉的過程，又令人想起古希臘史詩《奧德賽》，而《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則完全是一部進行理性分析與倫理思考的書，他在這本書中深入探討了苦難及人類對苦難的反應。
顯然，萊維具備一個大作家的真正素質，他的觀察和描述就像解剖刀一般精準，但如果沒有奧斯維辛集中營，他會是一個化學家，而不會成為一名作家。他的筆下沒有任何有趣的故事情節，也沒有驚險小說中引人入勝的逃跑、反抗、勝利和復仇。當他寫作時，他的神經就像是裸露在皮膚外面。在「苦難」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上，所有虛構的災難故事都在他的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他說「淹沒」，那就是真正的淹沒；他說「拯救」，那就是真正的拯救。
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經歷了煉獄般的飢餓、疾病、寒凍、勞累和毒氣室，納粹集中營中大多數囚犯被滅絕了，被淹沒了，只有極少數人得到拯救，存活了下來。然而，世界的冷漠、痛苦的回憶和精神的折磨，使得其中不少人後來還是選擇了自殺。沉浸在痛苦中的萊維戰後也面臨第二次拯救，他必須向世界不斷講述真相，以一個倖存者的身份，這個身份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編號是：174517號。
要想真正獲得拯救就不能忘卻，這就是萊維此書的主旨。記憶是構成人格的基礎，如果沒有記憶，就沒有人格的完整性和連續性。一個群體也是如此，如果沒有記憶構成的真實歷史，一個社會就無法正常地生存下去。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大屠殺的多數施害者、被害者與旁觀者都不願直面這段往事，歷史要麼被粉飾，要麼被偽造。萊維將這種行為稱為「記憶的遷移」。
可以說，萊維的寫作就是與這種「記憶的遷移」作鬥爭，與拒絕真實記憶的這個世界作鬥爭。
最糟的人倖存下來，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那些施暴者總是想要忘掉這段歷史，萊維認為，他們試圖把記憶隱藏在內心深處，以減輕罪惡感。萊維在這點上對人性有點過於樂觀，這些作惡者百般否認事實，不是因為出於厭惡自己的行為。必須記住的是，沒有一個納粹骨幹分子真誠地道歉和懺悔，他們在法庭上都是振振有詞，像艾希曼一樣聲稱自己是奉命行事，不應當受到懲罰。
在現代科層制社會，一個公務員忠實地履行國家職責，他應不應當為其具體實施暴行承擔責任，阿倫特討論過這個問題，科拉科夫斯基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是，一個人必須為其執行犯罪的命令負責。說到底，納粹體制不是由希特勒一個人創立的，獨裁者從來就不缺乏幫凶。萊維更想要質問的是，這些施暴者為什麼這麼做？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犯罪嗎？
迄今為止，納粹的群體滅絕行為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萊維其實明白，如果大屠殺這種有組織的暴行再次發生，這些施暴者還會這樣做。就此而言，他們為什麼這樣做的問題，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他不明白的是納粹對暴力的無意義的濫用，他們本可以將一個猶太老人殺死在床上，但他們卻將他從床上拖起來，運送到遙遠的集中營，在毒氣室里殺死，根本不考慮殺人的成本。
許多受害者同樣極力想忘掉自己的經歷，除了生理與心理上的痛苦，還有一種尖銳的羞恥感。事實上，集中營不會使囚犯的靈魂受到凈化，壓迫越是殘酷，人性就越墮落。「這個體制損害他們的道德和尊嚴，同化他們。」幾乎所有受害者都沒有反抗，他們像野獸一樣，為了活下去而互相傷害。尤其是集中營里的特權囚犯，如操作焚屍爐的特遣隊，管理囚犯的「卡波」，他們虐待其他犯人時，一點不比納粹差。
當然，萊維沒有將這些特權囚犯與納粹相提並論，而是試圖探究人性對權力的趨奉與妥協。他提到波蘭羅茲猶太人隔離區的負責人蘭科斯基，這個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在隔離區建立起自己的獨裁統治，作威作福，最後他也被送進了毒氣室。萊維寫道：「我們看到蘭科斯基，便如在鏡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們一樣，這是我們的第二天性——我們正是由黏土和靈魂混雜而成。」
極權主義為了摧毀被壓迫者的抵抗，總是處心積慮地將手中的權力變成不可抗力，使集中營成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他們利用的正是人類的弱點——人的自私與怯懦。納粹正是用隔離、羞辱、被迫行軍、撕裂親情紐帶，斷絕與外界接觸以及當眾槍決抵抗者等方式，瓦解了囚犯的意志，使他們改變了自己的道德標準。
萊維講述了自己的一件小事，他在集中營地下室發現了一個水龍頭的存水，但他沒有告訴別人，而是悄悄留給了自己。他寫道，他活下來，卻剝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存權。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集中營的「被拯救者」並非那些總是行善的人，而是那些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合作者、密探者。「最糟的人倖存下來，也就是說，那些最適應環境的人；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而集中營的證言往往卻是出自倖存下來的特權囚犯。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結論，真正的見證人並不是那些被拯救者，而是那些被淹沒者。
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說出真相的勇氣
很大程度上，《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是為普通德國人而寫，當然也是為全世界所有人而寫。書的最後一章，他講述了他與普通德國人的通信。那些人在讀了他的書以後，回信給他，試圖答覆他的問題。許多人聲稱他們並不知道大屠殺的真相，儘管他們知道後也對此感到厭惡和羞愧。也有人給他寫信，認為不應當將納粹的罪行歸於整個民族。
但是，萊維絕不相信普通德國人對納粹的惡行一無所知，他們都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了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憎恨，但他們卻投票選他上台。他們沒有見過集中營，但卻目睹過「水晶之夜」。戰爭期間，德國人可以領取奧斯維辛倉庫里的童鞋，卻沒有人質疑過這些童鞋來自何處。這使他確信，「當時幾乎所有德國人的真正罪行，集體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說出真相的勇氣。」
在萊維看來，很少有德國人願意冒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險給猶太人提供避難所，他們對納粹暴行視而不見，裝作不知道奧斯維辛發生的罪行。這反映出人性無法避免的卑下，只要災難沒有落到自己身上，一個人就很難體驗到他人的痛苦。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民族面對自身歷史上的災難時，許多人往往不願正視它，甚至會去美化它的原因。正如一個德國人給萊維的信中說，反思這一切需要具備文明的勇氣。
萊維並不仇恨所有普通德國人，但他相信，存在著某種叫做民族精神的東西，存在著集體犯罪的東西。他不是哲學家，不會像雅斯貝爾斯那樣在反思納粹暴行時，思考存在的本質和悲劇的超越，他只想重拾自己對人類的信心。在萊維最後的這本書中，他質問的不僅是制度，而是人性。他最終死於自殺，給世人留下了一個謎，這個謎同樣是一個質問。
萊維始終對人類的前景憂心忡忡，人類會吸取足夠的教訓嗎？他宣稱自己只是證人，而讀者才是法官。對此，今天的許多年輕讀者也許並不想要去了解這段歷史，或者不忍心去了解，大屠殺離我們彷彿是太遙遠了。但是，就像另一位奧斯維辛倖存者、匈牙利猶太人、作家凱斯泰爾所說，如果一個人不了解囚犯的生活，當災難有一天降臨到自己頭上時，他將會對此一無所知。
因為人類是一個整體，所以喪鐘是為所有人而鳴的。
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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