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叫的是烏合之眾的魂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講述的是在「盛世」下，妖術的傳播和發展的故事。看的時候我直冒冷汗，覺得震驚，叫魂案、偽稿案、馬朝柱案各個都引起軒然大波最後卻又無疾而終，非常「魔幻現實」，而作者對於其背後的社會現實分析得那麼透徹，同時又多麼深刻地映射了近代中國出現的問題。
全書對中國18世紀的社會現實進行的剖析是從三個維度展開的：普通平民百姓、各級官僚、專制君主。他們共同推動了叫魂案的發展，但各自的動機卻有所不同。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普通民眾對於叫魂案的反應和行為，他們直接促成了叫魂案的產生並使它在大範圍內傳播開來。書中的一段話讓我對這一群烏合之眾的心理有了了解：「在這樣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裡，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
所以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的補償。因此即使即使叫魂這樣的事情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人們仍然普遍相信，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叫魂的「技巧」便可以竊取他人的靈魂、召喚陰間的力量。這是一種權利幻覺，與之相對應的是真實的權利——人們可以通過指控某人為叫魂者、或以提供這種指控相威脅而得到這種權利。所映射的正是當時的民眾無權無勢的生存狀態。作者在批註中進一步提到，當代中國的歷史中充滿了這種幻覺權利進入社會的例子，如文革里的紅衛兵。
這群烏合之眾是叫魂案產生的基礎，是由於18世紀中國的人口增長所帶來的。以前我從來沒注意到人口的急劇增長對近代中國的發展有那麼大的影響。這一點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也進行了全面敘述。
18世紀中國人口的增長來自多個方面：從東南亞和美洲引進的作物使產量得到提高，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西北西南新土地的開闢提供了更多的居住場所；疫病的減少使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以及人們的傳統觀念，即不限制生育。
人口的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包括：人口眾多導致農業耕作的技術水平難以提高，因為勞動力充足，無需使用機器就能使人們的生產滿足消費的需要；大量的人口移居到了邊遠的地區，在一定區域內對抗著政府的統治，破壞著社會秩序；隨著水旱瘟疫的發生個人道德也日趨墮落，後期許多人沾染上鴉片都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伴隨著人口的增長，政府卻沒有適當擴充它的機構和人員，這導致了許多讀書人難以做官繼而攀親結故、賄賂貪污。政府壟斷著鹽，用於修築黃河堤防的錢也被官員中飽私囊，積累的商業資本不用來投資卻用來鋪張浪費，所以明清雖然商業繁榮但人們還是遵循著「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認為商排在最末位。「康乾盛世」的輝煌下隱藏著巨大的憂患，只是看似繁榮罷了。
這些小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艱難也就不難理解他們身上所存在的權利幻覺了，他們是可憐而又可恨的一群人。
可憐在於普通民眾的生存環境多麼糟糕，他們無權無勢、處於社會的底層、無法被認同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這樣的情況當今仍然存在，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曾經關注他們，《紅與黑》里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是能夠使下層青年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可那是一個多麼難以實現的理想，普通民眾的悲哀命運還是會一直上演。
可恨在於他們是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他們「崇拜心目中的崇高者，害怕他身上所謂的神奇力量，盲目地服從命令，缺乏分析這些信條的能力，只想著傳播它們」，他們在集體無意識的狂熱中使用自己幻覺中的權利，將叫魂演變成了社會大恐慌。
從另外兩個維度來看：乾隆皇帝對「叫魂」妖術感到恐慌來源於四個字——漢化和謀反，「叫魂案」里剪人髮辮的僧侶道士和乞丐們在乾隆看來是在進行反清密謀的團伙，作為一個異族君主他無法不對「剪辮」這一行為所蘊含的政治象徵意義頗為警惕。各級官僚報喜不報憂、欺上瞞下（這在歷朝歷代上都是存在的）。他們不會自討沒趣將妖術恐懼和叛亂謀反聯繫在一起（最好不要將其判定為政治罪）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只求息事寧人。他們擅長「捂蓋子」，造成了無數冤案。這其中還存在著官僚君主制中常規權力與專制權力的博弈，社會的複雜性再次顯現。
我特別想去關注歷史裡的小人物，這樣的「盛世」里普通民眾的命運讓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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