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經」而「十三經」，儒經體系的演變
儒家經典在結集過程中，有所謂「六經」（或「五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等概念，此外還有「十經」、「十一經」、「十四經」等稱呼。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記錄了儒家經典體系不斷發展的不同階段，反映了儒經範圍不斷擴大和變遷的歷程。
「 六 經 」
孔子之前，儒家賴以刪述的文獻處於「舊傳之史」狀態，諸書各自以類為稱，還沒有一個統一的集合名詞。《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晉趙衰稱讚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這些「禮樂詩書」就是後來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遺存的「禮類」（行為規範）、「樂類」（樂理樂譜）、「詩類」（詩歌文學）和「書類」（歷史檔案）文獻，當時似乎還沒有形成固定經典。《史記·秦本紀》穆公謂由余：「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國語·楚語上》楚莊王（前613－前590在位）時申叔時論教太子，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文獻，其性質也大致與「詩書禮樂」相當。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作《春秋》」，「序《易》傳」，將舊傳「詩書禮樂」四類文獻編成可供教學的《詩》、《書》、《禮》、《樂》四經。孔子為何選此「四經」？早於孔子的晉人趙衰有明確解釋：「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詩、書」是仁義的寶庫，「禮、樂」是德教的準則，一個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須「說《禮》《樂》而敦《詩》《書》」。《禮記·王制》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孔子選這四類文獻以施教，正是出於對周禮的繼承和發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於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經典「六經」。《莊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約前369－前286）明確揭示了從「舊法世傳之史」到鄒魯之士（儒者）所誦法的「詩書禮樂」（亦即六經），再由「六經」到「百家」諸子文獻的轉化過程，這正是孔子依據「舊史」修訂「六經」，進而影響「諸子」這一歷史進程的客觀描述。所謂「舊法世傳之史」即未經孔子整理的歷史文獻，如《左傳》之「詩書禮樂」、《國語》之「春秋」「詩」「樂」「故志」「訓典」等等；「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的《詩》、《書》、《禮》、《樂》，乃是經過孔子刪定後形成的有史實、有義理的儒家經典。
此後相當長時間內，「詩書禮樂」都是儒家經典的概稱，也是儒家文獻的基本範式。上引《莊子》「詩書禮樂」即兼包《易》、《春秋》在內，因為春秋戰國時期「鄒魯之士、縉紳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經而已，而是兼包「六經」在內矣。秦孝公時，商鞅（約前390－前338）以《詩》、《書》、《禮》、《樂》為「六蝨」。《史記·趙世家》載趙武靈王（約前340－前295）時公子成說：「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這些「詩書禮樂」都兼指「六經」而言。又《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教「詩書禮樂」而通「六藝」，其非兼有「六經」而何！「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可簡稱「詩書」。《商君書·農戰》：「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又《筭地》：「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數處「詩書」，都具有「群經」含義。
關於「六經」的性質，《莊子·天下篇》也有明確定義：「《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之同此說者，還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記·滑稽列傳序》等，《漢書·藝文志序》甚至將「六經」與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教對應起來，都足以說明「六經」是一個自足完美的經典體系。
春秋末年，儒家經典已有「儒書」的統稱，至戰國時期乃有「六經」之總名。《左傳》載，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魯人與齊人戰，齊人嘲魯人：「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杜預注「儒書」為「周禮」。(14)其時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禮」斷「六經」，故「儒書」亦可指「周禮」。《莊子·天運篇》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六經」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以此最早。不過，《莊子》之書「寓言十九」，「六經」之詞是否真出夫子還須研究，但至少在莊子時代已有此稱，蓋無疑義。
秦漢之際，儒家經典的類稱概念又有「六藝」之稱。陸賈《新書·六術》：「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史記·太史公自序》）漢代「六經」、「六藝」可以互換，經常通用。整個先秦和漢初的儒家經典體系，都無出「六經」之外。
「 五 經 」
西漢時，《樂經》已經不用來傳授生徒，漢時博士弟子所習皆只《五經》，漢武帝所設經學博士也只有「五經博士」。《史記》、《漢書》儒林傳敘述諸經傳授線索，也只分《詩》學、《書》學、《禮》學、《易》學、《春秋》學五大群體。「六經」缺《樂》，或言「樂合於禮」，或言「樂備於詩」，於是舉詩、禮之教而樂教存焉，故「五經」功能與「六經」無以異。武帝之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使儒學典籍從諸子學（甚至「司空城旦書」）中脫穎而出，一躍成為被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聖經寶典，也使戰國儒家從「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的狀態，在「五經」旗幟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結集。於是「五經」就構成漢代儒家經典的基本範式，人們提到儒經，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經」；提到「五經」，聯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五經」就是當時整個儒家經典的代名詞，也是儒家經典的集合名稱。
「 七 經 」
首次對儒家「六經」或「五經」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學」。蜀本西南夷，戰國末中原人士還說：「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戰國策·秦策一》）此情至漢猶存。景帝末文翁為蜀守，初到成都，仍「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翁「仁愛好教化……乃選……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縣邑吏民……爭欲為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東漢末秦宓述其事說：「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當作張叔－引者）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常璩也說：「（文）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這就是「文翁化蜀」的歷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說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經》，什麼是「七經」呢？古來解釋異辭，有「六經」加《論語》說，有「五經」加《論語》、《孝經》說。既然《樂經》在漢代不以教學，文翁石室當然也不例外，故「六經」加《論語》說為無征。考之《漢書·平帝紀》：「征天下通知逸經……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已將《論語》、《孝經》與「五經」並列；晉傅咸作《七經詩》，其中也有《論語》、《孝經》，可見「五經」加《論》、《孝》之說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經」及《論語》、《孝經》為教材，實現了當時尚有「蠻夷之風」的巴蜀地區的移風易俗，迅速華化。
於是在漢代儒家經典形成了「五經」、「七經」兩個概念。中央太學傳「五經」，蜀郡石室傳「七經」。中原人士熟讀群經稱「五經兼通」云云，許慎號「五經無雙」，所撰也是《五經異義》（《後漢書·許慎傳》）；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後漢書·桓譚傳》）；張衡「通五經、貫六藝」（《後漢書·張衡傳》）；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後漢書·姜肱傳》），等等。而蜀學人士熟習群經，卻多以「七經」譽之，如《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成都人趙典「學孔子《七經》……靡不貫綜」；《華陽國志》卷十下載：梓潼人楊充「精究《七經》」云云，皆是。
漢室君臣引用《論語》、《孝經》，只稱「傳」而不稱「經」。自從「蜀學」將《論語》、《孝經》升格為「經」之後，東漢儒家經典範圍也隨之擴大，熹平年間蔡邕書刻《熹平石經》就有《論語》，鄭玄、王肅諸人號稱「遍注群經」，其中也包括了《論語注》和《孝經注》，這應當是「七經」概念形成的結果。
「 九 經 」
然而儘管東漢學人已經接受了「七經」概念，唐人修《五經正義》卻沒有繼承這一稱號，孔穎達等受詔撰《五經正義》，只有《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五者。唐代官方儒學，在經本文獻上只重視「五經」以及依經而立之「傳」（或「記」），對子書性質的儒學著作卻不甚關心。唐代「明經」考試的「經典」，有「三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加「五經」（《春秋》附「三傳」）而成「九經」。唐人在撰定《五經正義》同時，又撰有《周禮註疏》（賈公彥）、《儀禮註疏》（賈公彥）、《穀梁註疏》（楊士勛）、《公羊註疏》（徐彥），合稱《九經正義》。
在唐代，儒家經典的總體印象是上述九部經典，時人於是呼群經為「九經」，並以「九經」一名概指群經。《舊唐書·柳仲郢傳》說郢曾手鈔「《九經》、《三史》」；又《儒學傳上》載谷那律「淹識群書」，被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儒學傳下》說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王友貞傳》稱友貞「讀《九經》，皆百遍」等，所謂「九經」皆群經是也。當時《論語》、《孝經》也在經學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學童啟蒙、國學釋奠所必讀必講之書，在科舉考試中《論語》、《孝經》也曾與《老子》一起被奉為「上經」，成為考試「兼經」。但是唐人並沒有將《論語》《孝經》當作自己心目中神聖崇高的「經典」。在唐人制訂的科考「大經」、「中經」、「小經」中，只有「九經」：《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卻沒有將《論語》、《孝經》列為專門科目。更有甚者，《開成石經》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經典，也依然被稱為「石壁九經」；諸儒校訂十二經文字，則稱「校定『九經』文字」；刻入「石經」的十二經字樣，也稱《九經字樣》。校、刻十二書而稱「九經」，其以「九經」概群經也可知。
「 十 二 經 」
「十二經」之名昉於《莊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繙《十二經》以說。」但當時「十二經」之書卻不明所指。將儒家十二部經書有意識地合敘在一起或合刻在一處，實始自唐人。由陳入唐的陸德明曾收錄《周易》、《古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並「三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十四種經典性文獻，刊其異文、舉其異義，號為《經典釋文》。去掉其中道家兩種（《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經。但是《釋文》雖將儒家十二書列入「經典」，卻與道家《老》、《庄》雜處，他還沒有明確的儒家「十二經」意識，也沒有形成「十二經」的概念和稱謂，有其實而無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鄭覃等人校刊群經入石，至開成二年（837）成，是為《開成石經》。石經在唐人流行的「九經」之外，增加《孝經》、《論語》、《爾雅》三書，共為十二部，稱為「石壁九經」。《唐會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九卷。」《舊唐書·文宗紀》記開成二年，「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經典首次匯刻，儒家經典的新規範呼之欲出。可惜當時諸儒並無此意識，「石經」不稱「十二經」，仍稱「九經」；所附十二書的校訂文字，也稱《九經字樣》，不稱「十二經字樣」。可見典型之牢、傳統之頑，而新典範形成之不易。
「 十 三 經 」
《十三經》始於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經」。該石經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張德昭、孫逢吉等人手寫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時乃正式刻成。「蜀石經」刻成後，立於當時蜀郡最高學府文翁石室，稱《石室十三經》。「蜀石經」有經有注，是中國歷代石經中規模最大的一種，「石逾千數」，學人譽為「冠天下而垂無窮」之壯舉，可惜今皆失傳了。石經除立體展示外，還廣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宏甫《石刻鋪敘》、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都有著錄；晁公武還對「蜀石經」進行校勘，撰有《蜀石經考異》一書，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按趙清獻公（抃）《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貢）又刻『孟軻書』參焉。」於是形成「十三經」叢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親見親歷，所述具體可靠。
◎本文原載於《社會科學研究》雜誌（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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