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粹主義在日本沒有市場？
儘管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正在席捲歐洲、美國、印度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當下的日本似乎並沒有受太多影響。日本目前還沒有一位典型的民粹主義政客，比如荷蘭的海爾特·維爾德斯、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和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這些政治家激起了民眾對於文化和政治精英們壓抑已久的憎惡。為什麼民粹主義在日本並不興盛？
日本國內最接近的例子要屬大阪市長橋下徹（Toru Hashimoto）。他因電視名人的身份而出名，隨後因稱讚日本將戰時「慰安婦」送往前線日軍妓院的行為而受到批評。他極端民族主義的觀點和對自由派媒體的憎惡與全球範圍內的右翼民粹主義極為類似。但他未能夠進一步參與到國家級的政治活動中。
橋下目前正義務地為首相安倍晉三提供收緊國家安全法律的建議。日本右翼民粹主義勢力較弱的一大原因就隱藏在其中。沒有人比安倍更符合政治精英的身份了，他是日本戰時國會議員安倍寬的孫子、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的兒子。然而，他與右翼民粹主義者一樣，極度反對自由派的學者、記者和知識分子。
戰後的日本民主於1950至1960年代一直受精英知識分子影響，他們有意地使日本遠離戰時的民族主義思潮。安倍和他的盟友正在試圖消除這種影響。他嘗試過修改和平憲法、重建日本戰時的自豪感、還試圖敗壞諸如中間偏左的《朝日新聞》一類的日本主流精英媒體的聲譽。這些舉措為他贏得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前任戰略參考史蒂芬·班農的讚譽，他將安倍稱作「比特朗普更早出現的特朗普」。
從某種角度來看，班農這麼說也有一定的道理。2016年11月，安倍告訴特朗普：「我成功地調教了《朝日新聞》。我希望你也能夠像我一樣教訓《紐約時報》。」即使這只是兩個本應體現民主原則的領導人之間的玩笑話，它也非常令人難堪。
我們或許可以說日本政府的核心當中已經有了一些右翼民粹的因素，而這一點體現在該國最精英家庭之一的後代身上。然而這樣的矛盾，並不能很好地解釋沒有出現日本版的勒龐·莫迪或維爾德斯。
政客們要想能夠激起民眾對外國人、國際主義者、知識分子和自由派的憎恨，國內必須要有廣泛且明顯的金融、文化和教育差距。1930年代中期，日本曾經面臨過這類情況，好戰分子發動了一次針對銀行家、商人和政客的失敗政變，聲稱這些人正在腐蝕日本政治。
政變獲得了許多生長在貧苦農村地區士兵們的支持。他們的姐妹有時會被送至大城市的紅燈區以支撐整個家庭。西化的大城市精英便是他們的敵人。諸多民眾都站在了反叛者的一方。
當代日本有諸多不足，但它仍然比美國、印度和許多歐洲國家都要更加平等。高稅收使得財富難以通過遺產傳承下去。不像在美國一樣，物質財富的豐富不會被大肆炫耀，起碼不會像特朗普一般誇張。最富有的日本人大多傾向於低調行事。日本已經超越了美國，成為了中產階級之國。
憎恨來自於恥辱感和自卑感。在一個人類價值由財富名譽和個人成功衡量的社會裡，人很容易感覺到一種由缺少名利而產生的碌碌無為的羞恥感。在有的極端例子里，絕望的人會幹出刺殺總統或搖滾巨星這樣的事，只為了出一次名。民粹主義者感覺精英階層背叛了他們，奪走了他們所屬的階級、文化和種族所帶來的驕傲感。
但這尚未在日本發生。日本文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式的自我主義在日本並不受歡迎。當然，日本有大眾傳媒推動的名人文化，但自我價值更多地由集體中的位置來決定，而不是名望或資產，人們要儘力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
在百貨商店裡工作的人會因為能夠包裹出精緻的商品包裝而驕傲。有的工作甚至會顯得非常多餘，比如銀行門口穿著制服，帶著微笑鞠躬歡迎顧客的中年男子。要說這些工作會帶來很大的成就感未免有些幼稚，但是它們為人帶來一種歸屬感，使他們感覺在社會中有了一個位置，不管這個位置有多麼卑微。
與此同時，日本本國經濟在發達國家當中是數一數二的封閉，日本人非常保護他們自己的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也非常淺。日本政府之所以拒絕里根、撒切爾時代西方推廣的新自由主義，有這麼幾個原因：財團利益、官僚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政治分肥。但犧牲效率來保護人們工作的自豪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這樣可以阻止個人主義抬頭，那什麼都無所謂。
撒切爾主義或許使得英國經濟更有效率了，但是打壓工會和其他工薪階層的組織機構使得政府奪走了人們自豪感的源頭，而這些人乾的往往都是非常煩人的工作。效率不會帶來團結。那些感覺失落的人會將他們的痛苦怪罪在精英頭上，這些精英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加有才華，因此也更能在全球化的經濟當中成功。
另一個諷刺的後果是，在美國，很多這樣的人把他們的票投給了一個整天吹噓自己的財富、成功和智慧的自戀億萬富翁。這樣的事情不太可能在日本發生。我們或許可以通過了解上述的原因來吸取一些寶貴經驗。
圖片來源：The Japan Times
編輯/楊燕媚
翻譯/賴雄弢
校對/繆昕
排版/陳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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