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是如何從均是領袖變成政治領袖的？

吳佩孚原是追隨馮國璋的「和平統一」，但實際上跟著曹錕是段琪瑞「武力統一」的主力。民國七年（1918年），正當「武力統一」和「和平統一」的焦灼狀態，段祺瑞將他辛苦打下的湖南，拱手送給了嫡系的張敬堯，吳佩孚一怒之下退出衡陽，打起了「和平統一」的旗號。吳氏「罷戰主和」，「自是北方每一政治問題發生，必為吳左右，中間倒張敬堯，擊敗安福系，趕走王占元，擊破奉軍，左馳右突，靡不如志」。然而到了民國十二年（1923年），直系業已獨攬大權，吳佩孚卻又步了段祺瑞的後塵，開始了武力統一的道路，這下成了眾矢之的。

但是吳佩孚最大的政治失誤便是對曹錕的愚忠。吳氏受曹錕的信任和提拔，「蓋北人對長官之忠，非發生於公的意識，全基於私的情感，服從之外，更有報恩的觀念。」[11] 所以儘管津洛分歧已久，吳氏亦有獨領一系的能力，但吳氏始終未有取而代之之心，維護著曹錕的地位。曹錕賄選醜聞一出，直系眾叛親離，吳佩孚對此怒髮衝冠，但還是從洛陽趕回北京，戎裝上陣。

民國八年（1919年），全國爆發了反對「巴黎和約」的五四愛國運動。面對民族危亡，皖系力主簽約，直系堅決反對，奉系則樂得坐山觀虎鬥。吳佩孚直接通電大總統徐世昌：「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鴆自殺也。」並表示「衛國是軍人天職，與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背城借一。如國家急難有用，願率部作政府後盾，備效前驅」。當北洋政府對愛國學生進行大肆逮捕時，他認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時，這些學生不顧自己的生命，為國家、民族前仆後繼，「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讓大總統釋放學生，否則眾怒難犯。吳佩孚在五四運動中的行為深得國人的讚許，認為他是一個富有膽略的愛國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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