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與權力》：哪怕紐約時報早已不再是以前的樣子了

蓋·特立斯從1953年開始在《紐約時報》工作了十餘年。當他離開時報後，第一件事就是回過頭去採訪自己曾經的同事，試圖以時報不鼓勵、不允許的方式刻畫描述這個龐大的、能影響全美乃至全世界局勢的機構。

《紐約時報》1851年創刊，1896年被阿道夫·奧克斯以7萬5千美金收購，在他的經營下秉承著「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懼也不偏私」的信條發展壯大起來，並在下一任接班人奧克斯的女婿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穩健的步調中帶領《紐約時報》度過了經濟大蕭條的危機和二戰的艱苦歲月，並進一步繼承了其岳父的辦報宗旨。

本文節選自《王國與權力》第一章，以《紐約時報》先後兩次對1961年豬灣事件[1]的相反決策為分割點，一方面展現了《紐約時報》寧可選擇呆板形象而不求眼球的歷史傳承，而另一方面也在告訴人們這一切也在權力的新舊交替中逐漸發生著變化，1966年以後的《紐約時報》已經不再是奧克斯時代的樣子。

大多數記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歡偷看下流場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種人身上和各個地方尋找瑕疵。對他們有誘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場面，而是諸如騷亂和搶劫、國家分裂和輪船遭難、銀行家流竄到里約和燒死尼姑之類的事情—榮耀是他們的追求，壯觀是他們的**，而正規卻是他們的敵人。

記者們帶著相互感染的緊張氣氛扎堆兒到處跑，他們只能猜測在什麼程度上他們的大量出現會激起一種偶然事件，把人們的情緒鼓動起來。因為記者招待會、照相機和麥克風已經成了我們時代所發生事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以致今天沒有人知道是人在製造新聞還是新聞在造就人——南越總理阮高祺威脅著紅色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他第六次登上雜誌封面後，無疑感覺更強大了。在紐約警察襲擊了年輕無賴們的指揮部後，人們發現一些匪徒頭子保存有報刊資料剪貼簿；在巴爾的摩，當《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2]提到該城市整個夏天平安無事沒發生一起種族騷亂之後僅一天, 就出現了一場種族騷亂。如果沒有新聞界的介入，政治家們就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發表演說了，民權遊行者就會推遲他們的遊行，危言聳聽者也要撤銷他們可怕的預言了。自越南成了報紙上的主要話題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柏林牆兩邊的軍隊，自然是相安無事，無聊地觀看姑娘們在旁邊走來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報道，就沒有任何影響。因此，記者可以與野心家畫等號，是事件發生的「導火線」。記者常會被邀請參加舞會，受到討好和讚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沒有上名冊的電話號碼，接觸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可以給美國發去一個關於非洲的貧困、關於酷刑拷打折磨的挑釁性消息，然後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裡游泳。有時一個記者會錯誤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職業，才得到了這樣的特權；但大多數記者都是現實主義者，不會被這種遊戲所愚弄。他們利用別人，就像他們被別人利用一樣。而且他們還是不安分的。他們的作品，不斷地發表，但差不多也不斷地被忘掉，於是他們必須不停地尋找新的東西，必須靠副業生活，不能讓別人搶先發了新聞，必須去填塞報紙和電視得不到滿足的胃口，滿足商業對新的面孔、時尚、愛好、怨恨的渴望。他們不必擔心消息何時會發生，因為他們就在那兒；他們也不必思索有這樣的可能性，即他們一生所目擊和寫的每件事情也許有一天在21世紀的教科書里只佔幾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種信念、具有不同品質的記者不顧及歷史，投身於緊迫的事情，急促地報道他們看到的、聽到的、相信的、理解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後大部分消息經過美國來轉播，一分鐘幾百萬個詞，其中幾千個詞滲入百老匯大道旁第四十三號大街上的一座14層樓的大型「材料工廠」，即《紐約時報》大樓。在那裡，每天下午4點鐘——在報紙開印之前，在它能影響國務院並使總統感到困惑之前，在使華爾街運轉起來之前——它先由《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圍坐在一個會議桌旁將稿件提交給一個人，這就是主編[3]克利夫頓·丹尼爾。

瑪格麗特·杜魯門和克利夫頓·丹尼爾在與一位不知名女士攀談

他是一個看起來非常風趣的人，但難以描述，因為你用來很好地描述他的那些話，一開始就是對任何一個男人都不適用的，但他給你的印象卻深刻而持久。可以說克利夫頓·丹尼爾是謙和的。他穿著名牌服裝，手和指甲永遠潔白無瑕。他的聲音溫和而平穩，混合有北卡羅來納方言和英格蘭音調。他出生在北卡羅來納的一個小煙草城，在英格蘭作為一名記者成長起來。在那裡，他殷勤對待時髦的婦女，有時被人叫作艦隊街的酋長。當時的倫敦，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不久，對年輕的美國記者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在那裡，你能感覺到溫暖以及和英國人共同的目的，這是在燈火管制和轟炸襲擊時期形成的一個浪漫的地帶。英國社會在各個層次上都是民主的。如果一個美國記者，特別是一個受到很好教育的單身漢，像克利夫頓·丹尼爾一樣，還有某種拘謹、矜持和剋制所表現出的魅力—這是托利黨的方式—那麼，倫敦就是一個更可信賴的城市。對丹尼爾來說，它的確如此。他受到了倫敦主婦們的垂青。人們經常看到他陪著有名望的女士上劇院，看芭蕾舞。他通常不去男士俱樂部，而偏愛舞廳。他冷漠而優雅的風格，他在《紐約時報》處理公司事務時居高臨下的氣派，他偶爾在廣場酒店的橡木屋餐廳扔掉一瓶葡萄酒陳釀的情形，所有這一切都暗示著他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出生在特權世界的人。丹尼爾留給他《紐約時報》的同事和下屬的就是這種印象。他們很少和丹尼爾一起到辦公室之外參加社交活動，所以他們和他最密切的接觸就是每天下午4點鐘在他辦公室舉行的、後來越開越長的新聞會議。

現在是3點40分。這是初夏的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丹尼爾坐在他的《紐約時報》大樓三層寬大的辦公室里，旁邊是繁忙的新聞編輯部。今天他一早就來到了報社，覺得很放鬆，看起來不錯，曬得黝黑的皮膚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長長的波浪頭髮上的銀白色。他和妻子（婚前叫瑪格麗特·杜魯門[4]）在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帶游泳池的別墅。貝德福村是紐約州有權勢的富人居住的安靜社區，有大量的樹林和空地，有供騎馬用的尚未鋪好的鄉村小路，而且沒有任何發狂的娛樂——這種娛樂是丹尼爾夫婦在曼哈頓極力避免但又難以躲避的事情。他們結婚比較晚：她32歲，他43歲。現在十年過去了—並且有了四個兒子，瑪格麗特和克利夫頓·丹尼爾正享受著貝德福的美好夏天。

婚禮上的瑪格麗特和克利夫頓·丹尼爾

與做哈里·杜魯門總統的女婿不同，丹尼爾正體驗著成為另一個人物的新感覺—他最終被公認為新聞界的一個卓越的重要人物。雜誌文章最近對他進行了專訪。他剛剛上了新一期的《今日傳記》。一個月前他向世界新聞協會提交的一篇講演稿在《紐約時報》上獲得了將近整整一版的報道。這篇出色的講演稿談到了美國在豬灣登陸入侵古巴之前，《紐約時報》內部出現的緊張場面：在1961年那個特殊的晚上，報社的編輯們為探討怎樣把入侵之前寫的這篇文章排在頭版的問題出現了憤怒和衝突。最一開始，丹尼爾回憶起，當時這篇文章被安排在頭版頭條。但後來，報社的業主奧維爾·德賴富斯聽從了他親密的朋友詹姆斯·賴斯頓的建議，命令降低這篇報道的調子，把它排在頭版不怎麼突出的位置上，縮小了它的標題字型大小，並且不涉及即將開始的對古巴的入侵。德賴富斯和賴斯頓覺得，向美國人民隱瞞某些致命的事實，包括**情報局的介入情況，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報社的其他編輯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他們中有個人非常惱怒，以致激動得渾身發抖，臉色變得「蒼白」，要求德賴富斯本人從業主位置上下來，並以個人名義要求《紐約時報》進行自我審查。德賴富斯考慮到國家安全以及那些準備在古巴海灘上獻出生命的士兵們的安全，同意這麼做。丹尼爾在他的講演中說，但是在這次入侵失敗後，就連肯尼迪總統也承認，《紐約時報》也許過分地注重保護美國的利益了；肯尼迪指出，如果《紐約時報》提前發表關於這次古巴冒險所含的一切，也許這次入侵就會被取消，也許這場流血慘敗就會得以避免。

1961年《紐約時報》對豬灣事件報道的版面

丹尼爾的講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僅靠《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場軍事入侵，儘管這種觀念對許多看重《紐約時報》對華盛頓的說服力的人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紐約時報》在全文發表丹尼爾的講演稿時漫不經心地給自身注入了一種新見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認了《紐約時報》編輯之間存在著的不和，新聞編輯部存在著的憤怒和煩惱。對於許多不知情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創始性的新發現。他們或許想像《紐約時報》的內部更接近於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靜尊貴的大教堂，灰衣女士[5]之家。也許幾年前《紐約時報》更像這個樣子。但在20世紀60年代，它已不是這樣了。

《紐約時報》編輯室，1942年

《紐約時報》如今內部

表面上看，《紐約時報》的情況是不錯的——發行量比任何時候都高，按行計費的廣告數在上升，金錢滾滾而來，報紙的聲望和權力在擴大。但隨著這家報紙的增長，它已經變得極不好管理，辦公室王國興旺起來。在最近的幾年，一場平靜的革命已經在時報社內部進行著。這場革命因其策略和計謀而見特色，而丹尼爾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單是意見的多樣化，高層人士的自負和口味，還有哲學上的差異，這一切使報社的老人同年輕人分化開來。老人擔心這家報紙丟掉了它的傳統，而年輕人卻覺得傳統成了累贅，甚至在掌握報社所有權的家族成員中，在大家長阿道夫·奧克斯的繼承人中也有重新評價和懷疑。奧克斯在世紀之交從田納西查塔努加來到了紐約，購買了處於衰敗期的《紐約時報》，使它復活起來。當奧克斯1896年購買這家報紙時，它每天的發行量已經下降到了9000份，比該報1851 年創辦才10天時的發行量還少。到奧克斯1935年去世時，報紙的每日發行量是46.5萬份。這一數字現在已經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奧克斯去世以來還有過幾次更好的變化。然而，在許多方面《紐約時報》仍然是奧克斯的報紙，是他的神龕，他充滿智慧的話語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

白髮蒼蒼的傲慢的奧克斯畫像就掛在丹尼爾辦公室的牆上，而且也掛在所有其他高級編輯的辦公室里。奧克斯的一座銅像就佇立在走廊上，而且還立在14 層樓上，那裡是股東和董事們開會的地方。奧克斯的信條——「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懼也不偏私」——展示在這座大樓的各個角落，以及《紐約時報》在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分社裡。直到最近幾年，那些在這個機構里成長起來的編輯也還是對奧克斯的原教旨主義最恭敬的人。報酬最高的記者是那些報道最客觀的、最準確的，並且意識到《紐約時報》每一句話分量的人。然而，這種意識經常窒息了他們的寫作風格。他們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寫作，但在《紐約時報》，他們就感覺到了責任，形成了過於謹慎、嚴格和呆板的風格。

在奧克斯的時代，呆板根本不是過錯。呆板一點兒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強，只要他們仍然忠實於奧克斯的原則，有責任感並且謹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們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他們在《紐約時報》是安全的，他們可以得到優厚的報酬，會受到公正的待遇，不會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騙和工作不穩定的事情。經濟的衰退和蕭條不會使他們的收入減少，世界生存的威脅似乎也沒有擾亂《紐約時報》大樓內部的平靜。《紐約時報》單獨地、穩固地、不可動搖地屹立著。如果它有時有點兒頑固，失去了同民眾思潮的接觸，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像奧克斯一樣，它決不是輕薄的。《紐約時報》是過去和現在永恆的混合，是一個中世紀的現代王國，有它自己的私法和價值。它的**感覺到了對國家利益的責任，比起國務活動家和將軍來更不可能撒謊。《紐約時報》是《聖經》，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攜帶著成千上萬的讀者當作現實來接受的生活觀。人們按照一種簡單的理論來接受它，即凡在《紐約時報》上出現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實的，這種盲目的信仰使得《紐約時報》的許多人成了修道士——許多人，但不是全部。《紐約時報》的有些人曾經不是那麼真實，或者說風格不真實，或者說從做記者的角度來講不真實，或者他們是太誠實，爭議過大以致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和報紙的利益，二者經常是一回事。畢竟《紐約時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國家一起成長起來的，和國家一起繁榮的。《紐約時報》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和民主承擔著同樣的責任，對國家不利的事情經常也是對《紐約時報》不利的。

《時代周刊》封面上的奧克斯

正是這種思維——奧克斯謹慎的幽靈，在1961年的這天晚上滲入了新聞編輯部里，《紐約時報》決定不發表它對豬灣入侵所知道的一切。這一決定引起了爭議，在新聞編輯部里一方贊成，另一方反對，但最終它還是勝出了。奧維爾·德賴富斯，《紐約時報》的業主和奧克斯最漂亮的長外孫女的丈夫，以及《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分社社長、員工們崇拜的詹姆斯·賴斯頓，聯合起來降低了這篇報道的調子，這再一次證明了他們之間的紐帶關係，一種個人的和哲學的相容性，這是賴斯頓在紐約總部的權力的主要來源。

毫不奇怪，德賴富斯對賴斯頓本人非常有好感，他非常敬重賴斯頓的判斷力。早在他熟悉賴斯頓之前，他就曾讚揚過賴斯頓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明快而不拘形式，不同於《紐約時報》的風格，但又是對《紐約時報》風格的補充。在德賴富斯1942年離開華爾街後不久，在他走運的婚姻使他在報社工作六個月之後，賴斯頓暫時離開了報道工作，當了德賴富斯的岳父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管理助手。蘇茲貝格是一個英俊的人，1917年娶了奧克斯唯一的女兒。到1935年奧克斯去世時，蘇茲貝格已經掌握了《紐約時報》的指揮權，並長達26年之久，直到1961年把職位讓給德賴富斯。他特別謙遜，富有自我反省意識，這種精神從他加入奧克斯王朝，並周旋於那些通過艱苦努力獲得成功的《紐約時報》高層之間而獲得。《紐約時報》是在蘇茲貝格的領導下繁榮起來的，就像在德賴富斯領導下一樣，他們兩人都具有文雅地指導《時報》的智慧，都有可以使其抵擋住不端行為的財力。這兩個人都保持著奧克斯的風格，吸引和留住那些有著奉獻精神和才能的僱員，而最有奉獻精神和才能的便是詹姆斯·賴斯頓。

賴斯頓身材矮小，長著一頭黑髮，有著敏捷的步伐和一種一點兒也不粗野的自信。他是一個窮孩子，美國對他來說的確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他由此產生了一種感激之情，這種感情使他成了一個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評家。他顯然是美國的一個辯護士，即使隨著他成熟起來，他也決不會具有沃爾特·李普曼[6] 的寬闊眼界。他偶爾看起來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國野心的正義性，根本看不到貪婪性，並且多少暗示出美國**情報局的好傢夥或許比敵人間諜隊伍里的好傢夥更多。但他至少不憤世嫉俗，他寫的東西總有看頭，這使得他非常適合於在《紐約時報》工作。在這家報社裡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容忍的，奧克斯憎惡它，可讀性在這家報紙中又少得可憐。最後，在賴斯頓的風格中有一種比他的寫作方式或才智更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他的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說教腔調，這給他的讀者們帶來了一種優秀的星期天佈道般的內心啟示——詹姆斯·賴斯頓其實就是一個傳道士。他的專欄就是指揮台，以此他在全國傳播他的加爾文主義人生觀。他以周密的邏輯性和清晰性使成千上萬人激動起來，影響著學生、教育者和政治家，有時甚至激怒了像艾森豪威爾這樣的總統。艾森豪威爾有一次問道：「這個該死的賴斯頓自以為他是什麼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這個國家？」在他的願景里很少有否定論或懷疑論，因此他筆下的美國是人們能夠進行正確思考的積極場所。他告訴讀者，上帝和我們站在一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我們站在一起一樣。

《紐約時報》董事會，1962年12月，從正前方順時針方向依次是：奧維爾·德賴富斯，阿瑟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Louis M. Loeb，伊菲吉妮·奧克斯·蘇茲貝格，Harding F. Bancroft，阿瑟·海斯·蘇茲貝格，Francis A. Cox

在25年前的一些日子裡，賴斯頓曾是華盛頓的一個年輕的政治記者，在納粹空襲倫敦時他是那裡的一個戰地記者，此前他和他在美國中西部的妻子及幼兒生活在毀滅和破碎的邊緣。當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是有很大的風險、危險和責任的。那一代美國記者很顯著地受當時時局與地點的影響。盟軍的動機無比純潔，對戰雙方的角色也涇渭分明：良善與邪惡。賴斯頓因此深信這場戰爭是一次神聖的十字軍東征。他就此寫了一本書，這本書使他朝著成名邁出了一大步。這本書題為《勝利的序曲》（Prelude to Victory），於1942 年夏季出版，第一次展示出賴斯頓散文的活力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本書還表達了對《紐約時報》的忠誠。這一事實連同賴斯頓的哲學及其得到的喝彩，對他和《紐約時報》業主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關係有利而無害。

1942年，蘇茲貝格50歲，正值壯年。他是一個精瘦的講究服飾的人，長著灰色的頭髮，警覺的藍眼睛，眼角邊起了皺褶。他能夠果斷地做出重大的決定，而用不著先去理清和他岳父有關的一切事情。奧克斯已經去世七年了，儘管蘇茲貝格決不會成為奧克斯那樣的老闆，但他畢竟是老闆。蘇茲貝格天性上是一個謙和的人，不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創始人。

在蘇茲貝格最初求婚時，奧克斯是不愉快的。奧克斯已經把他的女兒塑造成適合他的維多利亞式的品味了，並不急於要她結婚，她的所有需要都能在家裡得到滿足。但如果她嚴肅地考慮結婚的話，就像她對蘇茲貝格做的那樣，奧克斯也希望她至少要選擇一個有記者背景的人，這個人能對《紐約時報》做出貢獻，也許某一天可以幫他管理報紙。但他女兒對蘇茲貝格鐵了心，奧克斯最終還是同意了，條件是這個年輕人在退伍之後要加入《紐約時報》，學習報紙業務。如果他有能力的話，他會在這個等級體制中得到晉陞，同時奧克斯也能夠照顧他。

奧克斯與女兒

1918年，結婚一年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到了《紐約時報》。他當了秘書，沒有多少事可做。他著迷於音樂和詩歌、色彩和紡織品，並且在他偏愛的報紙的某個文化部門幹得不錯。但奧克斯不讓他染指經營方面更有誘惑力的工作。

在幾年之內蘇茲貝格產生了強烈的工作願望，並且在迅速地學習。他似乎是不停地在忙，在辦公室工作到很晚，研究大樓里各個部門複雜的表格報告。在星期天和節假日他也總是到報社來，如果沒有別的工作，他就在那裡轉悠，和人們談話。正如他在一次談話中所說，這是在「傳遞一個事實，我沒有用老闆的錢去打馬球」。

到20年代後期，阿道夫·奧克斯近70歲時已慢慢不理事了，蘇茲貝格的權威開始上升了，但絕沒有達到獨斷專行的地步。一度，每當蘇茲貝格走得遠一點兒，奧克斯就提醒他：「我還沒有死呢。」奧克斯希望，不僅在他去世之前，而且在他去世後很久都要按他的願望來管理《紐約時報》。

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兒子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攝於1992年, 同年他把自己《紐約時報》發行人的位子讓給了兒子小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 在他的身後則是其祖父奧克斯的畫像。

這個理由說明了，奧克斯為什麼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執地實現他的願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師諮詢。他要求自己去世後，《紐約時報》應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親屬來掌管，進而再由他們的家庭成員來控制，他們全都有責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種奉獻精神在一生中進行管理。他也知道，這是許多建立王朝的人都會做出的臨終願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報》的偉大業主約瑟夫·普利策[7]可能也是這樣。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繼承人把《世界日報》出售給了斯克里普斯–霍華德集團。這件事情恰恰是在奧克斯去世前不久發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別沮喪。因為《世界日報》曾是寫作和報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結合，傷害它的主要不是編輯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經營方面管理不善。奧克斯知道，單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義的職員不能夠引導《紐約時報》度過未來幾十年。這家報紙還必須得賺錢。奧克斯的天才不僅在於他創造的報紙的類型，而且在於他使這個報紙賺了錢。當然，奧克斯工作努力，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小個子，除了他的報紙以外沒有別的任何興趣。正如他所說的，他從來不懷疑消息可以是一種耐用的有銷路的商品。但奧克斯以自己經營上的敏銳，具有一種避免經營誘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繼承人也多少繼承這一點。例如，奧克斯在紐約的最初日子裡，非常缺錢，為了節省幾個美分，他有時會在報社到處轉轉，關掉還亮著的桌燈。然而，一個傑出的紐約人，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為他提供了一份價值15 萬美元的市政廣告合同，並且不附帶任何條件，奧克斯卻拒絕了。他這樣做的根據是：我的確非常需要營利，以致可以調整運作計划去爭取意外的收穫，但這樣做後如果別人以取消合同來威脅我，我便不願違心地去做這種事情了。奧克斯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樣有普通人的弱點，正因為深知此點，他便警惕著自身誘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擺動。對於他的繼承人，他只能希望他們也具有抵制誘惑的智慧，不僅僅是為了利潤而經營《紐約時報》，而且多少要遵循偉大教會的經營路線，靠美德來給財富鍍金。這樣，阿道夫·奧克斯在去世後就能永遠活在禮拜中。

《世界日報》的偉大業主約瑟夫·普利策

當然，他在禮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繼承人在此後幾十年的進展如何。對他的基礎構成破壞的，無非是家族的爭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視的目標。他的後繼者應該去賺錢，但不應受金錢誘惑；應該順應潮流，但不應被潮流所裹挾；應該僱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卻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這種人自認為他們作為作家就該特殊一些，或者作為編輯是別人替代不了的。在《紐約時報》沒有哪個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奧克斯。他希望，《紐約時報》永遠辦下去，他的家族要和報社一起工作，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壓抑住任何個人的憎惡，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他的家庭成員在婚姻中要選擇那些願意「嫁」給《紐約時報》的人為伴侶。這就是奧克斯夢想的一部分。1935年，當他重遊自己發跡的田納西州的過程中去世時，實現他的願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蘇茲貝格和女兒伊菲吉妮的責任。

1942年，蘇茲貝格50歲，正值壯年。他能夠果斷地做出重大的決定，而用不著先去理清和他岳父有關的一切事情。奧克斯已經去世七年了，儘管蘇茲貝格決不會成為奧克斯那樣的老闆，但他畢竟是老闆。蘇茲貝格天性上是一個謙和的人，不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創始人。他喜歡平靜地做出決定，考慮同事的意見，然後像其他神殿維護者那樣崇敬地紀念先祖。蘇茲貝格像奧克斯一樣是猶太人的後裔，除此之外，這兩個人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

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是一個嚴肅的、有著淺黑色的眼睛和膚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來令人愉快。在看起來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著非常堅強的性格。年輕的伊菲吉妮像她母親一樣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卻很少具有她母親浪漫的超然態度。如果她父親允許的話，她本可以成為一名記者，一個迫切要求改革的鬥士。作為一名女學生，她曾敏銳地意識到紐約的貧民窟問題，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歐洲旅行時，她看到了更多的貧民窟。在巴納德學院，她主修經濟學，形成了自己的社會觀。她和其他學生一起提倡紐約應該進行更好的福利改革，還作為一名志願者到該城市的貧民區福利改革之家裡做工作。她的父親讚賞她的理想主義，但有時也對她表達自己觀點時決斷的方式感到吃驚。一天，奧克斯給她介紹了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認為，無法單靠教條的力量來贏得論證，主張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詞語，如「目前對我來說」或者「我想像」，「我理解」——對這種談話的方式的必要性，奧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奧克斯說話從來不高聲，並且以寬容的方式來調教伊菲吉妮（「也許你最好多看看」)。這種教育逐漸地影響了她的童年，並且隨著她年齡的增長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人們都對她講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時將它誤以為羞怯。

然而，並非《紐約時報》所有感覺敏銳的編輯都有這種誤解，特別是在奧克斯去世後，這並不是說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實上，在新聞編輯部里很少能見到她，她到《紐約時報》大樓去通常也限於她丈夫辦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參加《紐約時報》董事會的會議。然而，《紐約時報》幾乎所有高層人士都有這樣的印象，認為伊菲吉妮以她溫文爾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為奧克斯的唯一後代和他事業直接繼承人的身份，對《紐約時報》的聲望和三位繼承他父親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她的女婿奧維爾·德賴富斯、她的兒子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她是他們生活中和奧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聯繫。在這個世紀里，她從奧克斯的小公主成長為《紐約時報》的貴夫人。編輯們和管理者們在她出現時總是畢恭畢敬的，在她不在時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進行公共講演時會引用她喜愛的故事和觀點。他們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紀的一個關於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個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個石匠，分別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在做什麼事情。第一個石匠說：「我在砸石頭。」第二個石匠說：「我在做一塊奠基石。」第三個石匠回答說：「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蘇茲貝格總是說，《紐約時報》的力量在於它的大多數職員都是教堂建設者，而不是砸石頭的人。在最近25年內加入《紐約時報》的教堂建設者中，也許她喜愛的是詹姆斯·賴斯頓。

伊菲吉妮讚賞賴斯頓的理想主義，他對《紐約時報》和國家的忠誠，他牢固的中產階級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和她父親的價值觀並無不同。賴斯頓和奧克斯從未見過面，他們兩代中間隔著半個世紀，但兩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從小城鎮來到了東海岸，兩人都受同樣的原則和**所指導。奧克斯在美國所理解和讚賞的大部分東西，從未能形成文字，後來都由賴斯頓書寫下來了，假如奧克斯能活著讀到賴斯頓寫的東西，並且親自了解他，他無疑會像伊菲吉妮一樣對他抱有熱情。賴斯頓恰恰就是為《紐約時報》準備的。他的作品表達了對國家未來的信仰，他從來不搗亂，對當局是溫和的。賴斯頓像奧克斯一樣，不是在有著大量的住宅、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會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國精神的，而是在有著敬畏上帝的家庭、有著空地的小城鎮中找到的。於是他筆下的美國是一片人們似乎沒有那麼幻想盡失，警察沒有那麼殘酷，美國對於越南的轟炸並非毫不正當，華盛頓的政客們並非過於自私自利，傑斐遜時代的美國還沒有遠去，或本色盡失。

在賴斯頓的世界觀中有許多東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記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和她的丈夫卻為他深感自豪，這才是關鍵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也喜歡賴斯頓，但方式與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賴斯頓的才能，並且會當面稱讚他。

賴斯頓與紐約的編輯們不同，他既然僱用了這些人，就不會讓他們在沒有個性的大新聞編輯部里凋落，乾等著又一次「泰坦尼克號」沉沒。對這支相當於紐約總部十分之一規模的職員隊伍，賴斯頓能夠而且也的確熟悉每一個人。他指派每一個人去採訪政府活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會保證他們在《紐約時報》上有足夠的篇幅並且能夠署名，進而又使他們在報社裡有了身份，並且能夠進入首都有影響的社交圈子。在賴斯頓的職員隊伍里工作，應是《紐約時報》的精英集團的一員，賴斯頓利用他對高層的有力影響，使他們得到豐厚的報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別的，而是這些人對《紐約時報》的忠誠，並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還要求他們同他打招呼時可以直呼他的綽號「斯考蒂」（蘇格蘭人，譯者注）甚至連辦公室的小夥子也這樣叫他，斯考蒂·賴斯頓。他們把他當作偶像來崇拜。

斯考蒂·賴斯頓，1964年，正值他的權力高峰期

對職員中的年輕人來說，正是賴斯頓把《紐約時報》所具有的任何偉大特質都人格化了，卻又不是紐約的那些高級教士。有一家報紙想為《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提供一個更好的職位，這位記者猶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為這意味著他要離開斯考蒂。有些記者深受賴斯頓的舉止和才能的激勵，都極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樣的服裝，改戴領結和穿有領扣的襯衫的程度。他們像他一樣吸煙斗，虛張聲勢地走路，極力模仿他講話的樣子。但後者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賴斯頓奇妙的冷淡聲音中有獨特的音色，他精選的詞，他停頓的方式，使得他說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載史冊的口吻。

不難想像，紐約的許多同事都妒忌賴斯頓的工作隊伍，都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在為數不多的場合，當紐約的記者和賴斯頓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擔某些特殊的外出採訪任務，如採訪佛羅里達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間發射活動時，紐約的記者就會僅僅因賴斯頓的到場而成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賴斯頓的汽車旅館門外，在賴斯頓的要求下會有一捆新印出來的25頁的《紐約時報》從紐約空運到佛羅里達。賴斯頓理解記者們的想法。他知道，當承擔一項外派的任務時，他們大多數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時看到刊有他們自己文章和名字的報紙，從而感受到快樂。

賴斯頓的整個立場似乎是和《紐約時報》纏繞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義和性格與蘇茲貝格夫婦贊同的觀念是一致的，懷疑賴斯頓也就是懷疑《紐約時報》本身。在20世紀50年代，賴斯頓和德賴富斯成了親密的朋友，賴斯頓到紐約時，經常停留在德賴富斯的家裡，充當這位新業主的知己和顧問。在他的講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讚美這家報紙和擁有這家報紙的家族，當1963年工人襲擊《紐約時報》時，賴斯頓以義憤填膺的悲痛之情譴責勞工領袖：「襲擊《紐約時報》就像是襲擊一位老婦人。」

所以，毫不奇怪，當1961年的這個晚上《紐約時報》要就豬灣報道做出重大決定時，新任總指揮奧維爾·德賴富斯會向賴斯頓求教。賴斯頓對國家利益和《紐約時報》在國家利益中的利害關係非常敏感，建議降低這篇報道的分量。他的確這樣做了。如果克利夫頓·丹尼爾1966年春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的講演沒有再一次挖掘出這件事的話，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紐約編輯們沒有像他們在1966年6月2日在《紐約時報》上所做的那樣對丹尼爾的講演配合報道的話，這篇報道就會和1961年以來其他上百篇大型報道一起，降低調子，發表出來，並且被遺忘。他們把這篇4000字的講演散布到報紙的六個欄目上，還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報道這次聖保羅講演的美聯社記者寫的幾千字的文章，標題為：《肯尼迪後來願意讓〈紐約時報〉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來》。對丹尼爾的講演進行這樣廣泛的新聞報道，甚至連發表講演後回到紐約的丹尼爾都感到驚奇。這篇新聞報道顯然是正當的。理由是，它給歷史下了一個重要的腳註。

但也無可懷疑，它的傑出表現的另一個理由是，這篇講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賴富斯和賴斯頓否定的紐約編輯們成了英雄——它實際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責了德賴富斯–賴斯頓聯盟。這種事情在五年前是不會發生的，但現在，在1966年，情況就不同了。奧維爾·德賴富斯已經死了。

批註：

【1】豬灣事件，又稱吉隆灘事件，是1961年4月17日，在**情報局的協助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豬灣（吉隆灘，Playa Girón），向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豬灣事件標誌著美國反古巴行動的第一個高峰。

【2】《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1956 年到1970 年播出的晚間新聞類節目。

【3】在一般報社中，managing editor指主管業務的「總編」。《紐約時報》則於1964年首創職位executive editor，延續至今，而managing editor的職位於2014年被撤銷。從本書中可知，executive editor職位凌駕於managing editor之上。1964年之前，《紐約時報》業務上的一把手是managing editor。考慮到前後統一，且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將managing editor統一譯為「主編」，executive editor譯為「總編輯」。

【4】瑪格麗特·杜魯門（Margaret Truman, 1924—2008），婚後改名瑪格麗特·丹尼爾，美國歌手，後以寫作連環殺手題材小說聞名。她的父親哈里·S. 杜魯門（Harry S. Truman）是美國第32任副總統（1945 年），隨後接替因病逝世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成為美國第33任總統（1945—1953）。

【5】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稱theGrey Lady，是《紐約時報》的別稱，嘲諷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與風格。

【6】沃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 1889—1974），美國作家、記者、政治評論家，也是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代表作有《公共輿論》（PublicOpinion）。

【7】約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 1847—1911），匈牙利裔美國人，美國報刊編輯、出版人，大眾報刊的標誌性人物，普利策獎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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