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地方官的執行力是喚醒百姓的向善之心

《孫子·謀攻》說：「上下同欲者勝。」然而在封建社會，很多官員只把注意力放在哄上級開心上，卻無視同百姓的關係，執政全靠官府強力硬推，效果不免差強人意。王陽明卻恰恰相反，將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同百姓的關係時，著力喚醒百姓的向善之心，短期內將一個訴訟大縣治理得井井有條，創造了無經驗的書生治理好基層的奇蹟。

公元1510年，一道吏部的公文下到貴州，擢王陽明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吉安廬陵文化發達，曾出過歐陽修、文天祥，楊士奇等文化名人。但是民風刁蠻、好訟，不僅抗稅不交，還天天上演山寨版的《一號法庭》。官府每天要接八九百訴訟，越級到省里的訴訟每年也在三四千，每篇訴狀都洋洋洒洒上百數千言。歷任地方官都深感頭疼，王陽明的前任更是不勝其苦，乾脆辭官不幹了。面對這樣一個令官員頭疼無措的訴訟大縣，沒有一點兒基層工作經驗的王陽明又會怎麼開展工作呢？

一、深入基層，廣泛調查研究，了解掌握第一手資料。

憑自己的良知，王陽明認為自古百姓都是弱勢群體，「民不與官斗」是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智慧。現在廬陵百姓上訪訴訟成風，必是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了嚴重侵犯。王陽明到各鄉村調查後發現，這裡賦稅一直很重，而且近年百姓收入沒有增長，賦稅卻年年增加，單是歲辦各種木材、炭、牲口的稅收就增長了過去的三倍。且廬陵縣的賦稅中有一項明顯不合理的攤派——葛布捐。廬陵本地並不生產葛布，上級卻向百姓徵收葛布捐，是明擺著的亂攤派。再加上近幾年的旱災、瘟疫又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縣城各處都有全家而死者，倖存者又為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沒有寧日。地方官不開展救災安民，還強行徵稅，這是把百姓往地獄裡推，如果還不寬免廬陵賦稅，逼跑地方官是小事，還有可能激起大變。

二、敢做敢為，為民做主，解除不合理攤派。

王陽明冒著丟官受處分的危險，向上級江西布政司提交了一封《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擺事實，講道理，終於成功為廬陵百姓減免了「葛布捐」這項多餘的攤派，廬陵百姓彈冠相慶。這樣為百姓辦實事的好官，讓廬陵百姓對王陽明這個新任的父母官刮目相看。

三、講道理、喚良知，組織鄉民自救。

針對當時旱災肆虐、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感悟人生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面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死於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通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通過將心比心，與百姓正面溝通，喚起百姓的良知，讓他們在天災面前，不要只等官府救濟，而要積極開展自救和互救。

四、定製度、立規矩，規範訴訟程序。

王陽明發告示立下明確規矩，規定百姓只有重大事情才能打官司，而且要一訴一事，狀紙不能超過兩行，每行不能超過三十字，超過者一律不予受理，故意違反者更要處罰。告示發出後，老百姓一片嘩然，但王陽明堅持不受理那些不符合規定的官司，將官員從訟案纏身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恢復廬陵的經濟文化生產秩序。

五、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王陽明深知，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時間的俗氣所污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他恢復了設立於朱元璋時代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兩亭」制度。旌善亭是光榮榜，申明亭是黑榜，表彰賢良，警戒醜惡，用道德建設去喚醒百姓心中的向善之心，使他們逐漸由他律走向自律。

通過這幾個措施，王陽明在七個月內一舉扭轉了當地一直未能解決的政事積弊，把廬陵縣治理得井然有序。

王陽明的故事啟示我們，手執權力「公器」的地方官，只有用一顆公正、愛民的真心，體現在公正合理的行政行為中，建立起百姓對官員及政府的信任，喚醒百姓對世上「大道良知」的信心，他的行政行為才能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地方官的執行力其實就是用自己的「愛民心」和「利民行」喚醒、激發百姓的「同理心」和「向善心」，引導人民專註於各人的本職，走向人生的正途，達到上下齊心，其利斷金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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