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讓明朝續命二百年，為何卻在天下人都知道他冤枉的情況下被殺？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夜晚，在明國都北京，一場並未流血但異常激烈的政治鬥爭揭開了序幕。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人趁景泰帝（朱祁鈺）病重之機潛人南宮，擁立被軟禁在南宮近七年之久的太上皇一英宗（朱祁鎮）復辟。次日凌晨，久受軟禁的太上皇順利登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寶座。歷史上稱之為「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明史》記載：「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昧爽，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輓、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以兵迎帝於南宮，御奉天門，朝百官。徐有貞以原官兼翰林學士，人閣預機務。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下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錦衣衛獄。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人閣預機務。丙戌，詔赦天下，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論奪門迎復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輓太平侯，張軏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丁亥，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朱祁鎮復辟後，他的弟弟景泰皇帝朱祁鈺在一個月後就病死了。復辟之初，朱祁鎮對徐有貞、石亨和曹吉祥等人恩寵無比，言聽計從，而曾為明王朝的生存建立卓越功勛的兵部尚書于謙卻被逮捕，並「以『意欲』二字傅會成獄」，於五天后處以死刑。這場骨肉相煎的「奪門之變」以景泰帝一方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于謙（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是明朝正統和景泰年間一位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績卓著，忠君愛國，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他的生平事迹，感人至深。《明史?于謙傳》說到：「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又說：「憂國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偉矣」。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變」發生之後，當朝廷上下人心惶恐，一片混亂之時，以翰林侍講徐有貞為代表的一批朝臣，以「星象有變」為由，主張棄都南遷。于謙此時挺身而出，當廷怒斥南逃主張，指出「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制止了南遷，並組織北京保衛戰，最終化解了這場關乎明朝存亡的危機。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有功於社稷」的一代名臣，卻在「奪門之變」中，慘遭殺害並被抄家，僅給後人留下「長留清白在人間」的詩篇。作為明代抗擊異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其赫赫功勛而使一代皇朝轉危為安的于謙卻成為了這場政變的犧牲品，成為慘遭皇朝統治集團殺害的悲劇性人物。為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于謙有功於社稷，有功於明朝，更是對明朝的存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為什麼會在這次政變中成為犧牲品呢？
以景帝、英宗兄弟為代表的兩大勢力的消長造就了于謙之死的現實性。景帝以庶次子的身份繼皇帝位，這雖不合祖制，但在非常時期，朝廷內外一般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他又以「父有天下傳之子」[19]的古道為據，毅然廢原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為沂王，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易儲之際，「眾知不可，莫敢言，」太監興安當場表示堅決反對。英宗被俘後，許多大臣多次勸迎，但景帝一再推辭。迎駕之禮，又一再主張從簡。迎回後軟禁南宮，引起許多人的不滿。景泰三年（1452年）元月，鎮守雁門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監在給大臣陳循的信中明確指出：「陛下於太上皇，論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為幽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景帝雖未掌握充分的權力，但一千多年的封建傳統使得于謙毫不例外的、在按自己意志行事時，不能不打上皇帝的招牌，于謙也正是靠著這塊招牌才「得以盡所設施。」正當景帝政權的基礎日趨不牢，于謙的死成為一種可能時，「奪門之變」使英宗一派復辟勢力得以重操政柄。有關史書都說英宗在殺于謙時猶豫不決，殺後又感後悔，其實這都是表面現象。按首倡政變之人惟徐有貞尚有小才罷了，但他既沒有治人之權，又沒有逼人之兵。石亨雖大將，然不過一介武夫，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他參與政變主要是徐有貞輩編造謊言進行恫嚇所致。殺害於謙是徐有貞等建議，但也是經英宗批准的。試想，沒有英宗同意，徐有貞等人的建議又有何用？如果說英宗對殺于謙一事真感後悔，那麼，終天順一朝，迫害於謙者先後都被剪除，于謙功勞已彰，但為何不給於謙昭雪，而一直到憲宗時才給予平反呢？英宗之所以要充當殺害於謙的劊子手，是因為于謙一直主戰，反對議和。雖然正因如此，也先戰不能勝，空抱人質，又失貢市之利才不得不送英宗南歸，但英宗並沒有悟出這個道理，更談不上領情了。易太子事儘管于謙只是個旁觀者，但英宗又怎麼知道這些呢？再加上景帝是于謙力主扶上皇位的。單就這幾點而言，作為昏庸之君的朱祁鎮他能不報仇泄憤嗎？他重登皇帝寶座，于謙又怎能逃脫一死呢？
濃厚的忠君思想導致了于謙死亡的事實。明萬曆五年進士屠隆官至吏部主事，且與于謙同鄉，他對於謙之死有一個分析。他認為，徐、石密謀「奪門」之事，于謙並非不知。于謙當時兵權在握，要想調兵反抗簡直易如反掌。但于謙卻認為如果以武力相抗，身家可保，則英宗、景帝勢不俱全。因此，當他知道徐、石兵夜人南城時，聽之任之，坐等待斃。于謙可以不死，但他願意以一死保全宗社。如果把于謙的思想及當時的諸多背景聯繫起來看，這個分析是可信的。《國榷》作者談遷嘆道：「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變，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時景帝瞽廢，設上變，事未必即下，須便宜制之，少有舉動，則石亨一李多祚，而上皇不復自由矣。危哉此一瞬也!」這一瞬間的錯誤選擇實際上是長期形成的忠君思想的必然結果。正是這一愚忠思想使于謙賠上了性命，從而給歷史留下了一個厚重的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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