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權力失去制約

原標題：「熙寧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權力失去制約

「熙寧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權力失去制約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宋神宗年間，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時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觀點。特別是近代以來，這一觀點一直被當作是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不斷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褒揚。但仔細想來，結合王安石變法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一看似冠冕堂皇的觀點卻存在很多漏洞，以至為他以後的改革留下了很多隱患，這一觀點是很值得推敲的。

如果純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天變當然是不足畏的（但王安石的「不足畏」是針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而言，而不是指抗禦自然災害）。但是，如果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背景下來看，天變不足畏就值得推敲了。

所謂天變足畏，來自西漢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應」理論。他認為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董仲舒把天視為至上的人格神，認為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天子應當因此感到畏懼而改行仁義；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這一理論貌似純屬封建迷信，但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在古代，皇權至高無上，沒有任何人有權力能夠約束皇權。那麼，誰能夠制約「天子」呢？那就只有「上天」了。而「上天」如何來傳達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過「天人感應」。可是，「上天」不會說話，只能通過一些打雷、地震、日蝕之類的天變來發表它的觀點，因此必須有人來翻譯解讀，這些人又是誰呢？就是士大夫階層。

這樣一來，情況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應」理論，實質上是士大夫們用來合法制約皇權的「殺手鐧」。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每逢日蝕、地震、水火災害等天變發生，常有士大夫們借題發揮，上書言事，針砭時弊。而平時對這種膽大妄為的「逆龍鱗」行為怒不可遏的皇帝，在天變面前，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低頭認錯，甚至發表「罪己詔」。雖然在皇帝倒行逆施的時候，並不總能及時的發生天變，而士大夫們對天變的解讀也並不總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這畢竟是一種對皇權難得的制約手段，所以，「天人感應」理論，在皇權一家獨大的中國古代社會是有著相當積極意義的。

王安石的「三不足」觀點，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制約機制。如果天變也不足畏，祖宗也不足法，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還有什麼能約束皇帝的呢？難怪曾經積極支持過范仲淹變法的三朝宰相富弼聽到這樣的言論時，感到十分震驚，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不受約束的權力是極其危險的。在擁有絕對權力的情況下，濫用權力的誘惑力幾乎是無法阻擋的。王安石變法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通過「三不足」觀點，取消了對皇權的一切約束，在宋神宗與王安石「上與安石如一人」的情況下，在變法的前幾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生性執拗，人稱「拗相公」的王安石，雖然是抱著一顆變法強國的赤誠之心，但也逃不出絕對權力的誘惑。

他濫用權力的第一個表現是，未經深思熟慮，在試行驗證階段就匆忙推出新法並強行執行。從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到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的短短五年時間裡，王安石就頒布了十幾條新法。其中，許多核心的新法，是在變法的初期就頒布了。要知道，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很多都不是在舊法上小打小鬧的修補，而是對整個國家體制（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的重大調整。這樣重大的改革，在幾個月間就提出並頒布執行，不能不說是過於草率了。王安石在變法之初，原本還有些試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他自己推翻了。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試行階段發現並糾正的問題，被放大到了全國範圍，因而引起了嚴重的後果，對整個王安石變法造成了重大影響。

王安石濫用權力的另一個表現，也是後果更為嚴重的一個表現，是他推行了「順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錯誤用人政策。凡是對新法提過意見的，不論意見有沒有道理，是不是全面反對新法，還能不能爭取，都一律罷黜；凡是高舉贊成新法的旗幟，不論其人動機如何，品行如何，政績如何，一律升遷。這種做法的後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說話的名臣幾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對立面，譬如，韓琦、富弼、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兄弟等等，其中不乏原本並不是全面反對新法，只是就其中一些具體問題，提出客觀意見的人，如韓琦、蘇軾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謂支持新法的人中，則混進了不少有能無德的人，甚至是企圖利用新法升官發財的投機分子。他們雖然靠著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並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們或是貪污腐敗、魚肉百姓，或是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甚至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對面。譬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鄧綰，就是典型的勢利小人，曾說過「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的「名言」。這一錯誤用人政策的後果，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讓他只能聽到阿諛奉承的一面之詞，而無法根據客觀情況對新法的實施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其次是給許多人造成了新黨多是奸臣的印象，從而對新法本身也產生了懷疑，最終導致變法的失敗。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這些濫用權力的錯誤，固然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假如他的權力受到一些制約，畏一點天變，恤一點人言，在每一條新法出台之前，與反對派們辯論一番，修改幾稿，非盡善盡美不能出台，這樣一來，新法必會少很多漏洞。同樣，如果王安石不能隨意升黜官員，讓朝中留著幾個像韓琦、富弼、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那樣的建設性反對派的話，一旦新法出了問題，他們就會立刻指出，迫使同時也是幫助王安石調整政策。絕對的權力，貌似對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終卻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寧變法」的經驗教訓，對當下依然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固然可作為鼓勵人們大膽改革、勇於創新的號角，但在改革過程中應該是，該畏的還是要畏，該恤的還是要恤。而且，應該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機制，以保證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面性。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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