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老兵」姜埰及其《自著年譜》
原標題：「宣州老兵」姜埰及其《自著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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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22期
「宣州老兵」姜埰及其《自著年譜》
吳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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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埰謫戍宣城
說起姜埰與安徽宣城的結緣，我們需要從他的謫戍宣州說起。
姜埰（1607-1673），字如農，一字卿墅，山東萊陽人。明崇禎四年（1631），考中進士，時年二十五歲。初授密雲知縣，未赴任，旋改儀真知縣。在儀真知縣任上十年，政績卓著，深得民心。至崇禎十四年（1641），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次年，因南直隸巡撫朱大典疏薦，參與考選，擢任禮科給事中 。姜埰正式進入明廷「言官」序列，其個人命運也因此發生變化。姜埰在禮科給事中任上未及半載，連上三十餘疏 ，以敢言著稱於朝。
內閣首輔溫體仁倒台之後，周延儒繼任。他一反溫氏排斥異己（包括言官）的做法，「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 。但是，這種「言路是非貿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疏無裨實用」 ，朝局混亂。因此，有忌者造「二十四氣」之說，從而詆毀議論蜂起的言官。當時內憂外患，交相迭至，明廷面臨風雨欲來，大廈將傾之勢。崇禎帝憂勞天下，不得已下罪己之詔，「默告上帝，戴罪省愆」 。崇禎帝為整頓吏治，破除積習，「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至有「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諸語。姜埰以為所指「代人規卸，為人出缺」，應為首輔周延儒營私舞弊一事，即倉卒上疏檢舉周延儒，並於書中「反覆詰難」皇帝。崇禎帝以其「詰問詔旨，藐玩特甚」，以下犯上，立興詔獄。所以，後來的一些史傳稱姜埰「以彈劾首輔周延儒故，上疏忤旨，下獄廷杖」 。這不過是崇禎帝藉此打壓日益沸騰的言官行為。
姜埰被投入獄中之後，先下鎮撫司獄。同時下獄者，還有行人熊開元。崇禎帝嫉恨二人，令鎮撫司臣駱養性秘密處決，無奈消息泄露，只好下令轉交刑部定罪。刑部尚書徐石麒擬議姜埰戍邊，熊開元罰金，崇禎帝不可，並以徇情執法削奪徐石麒等人官職，同時將姜、熊二人逮至午門，各廷杖一百。姜埰先下鎮撫司獄，後下刑部大獄，備受楚毒，真可謂九死一生！
崇禎十六年（1643）秋，北京瘟疫蔓延，明廷下令「清獄」，姜埰始得出獄。崇禎帝得知消息後，又令禁之獄中。直到次年二月一日，姜埰才被釋放出來，令謫戍宣州衛（今安徽宣城市）。當他南行至故鄉萊陽時，得知京城陷落，崇禎帝自縊，明朝覆亡的消息。崇禎十七年（1644）六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重建明朝政權，年號弘光，大赦天下。姜埰遇赦，以原官起用。當時，馬士英、阮大鋮掌握中央實權，大興黨獄。其弟姜垓曾經彈劾阮大鋮，因遭逮捕，姜埰與之共逃江東。
明王朝雖已垮台，分崩離析，但姜埰始終不忘崇禎帝謫戍宣城之命。他這種近乎「愚忠」的忠君思想，今天看來是應該批評的，但在姜埰的內心深處，卻成為他後來堅守民族氣節，堅不出仕清廷的思想基礎。他先後播遷蘇州、儀真等地，仍不忘謫戍宣城之命，並以宣城地望名其居所，作為自警。從此，姜埰與宣州結下了不解之緣。
清順治四年（1647），姜埰避地徽州，祝髮黃山丞相園。自此以後，他終身僧服，不與清朝顯貴交接。二子姜安節、姜實節，也不令考取清廷科名。順治五年（1648），姜埰奉母歸萊陽。山東巡撫呂逢春重其名 ，下檄召之，以示拉攏收買之意。姜埰故意墜馬折股，不與交接。當他得知呂氏欲「召瘍醫，竹箯舁之」，連夜馳還江南。順治六年（1649），姜埰客居儀真，取南宋文天祥《金陵驛》詩「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之句，而署其寓所曰「蘆花草堂」，效法文天祥不屈抗爭的民族精神。又自號「敬亭山人」，大概是「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 ，以表達他深切的思念故國故君之情。
順治十七年（1660），姜埰正式卜居蘇州，署其別業曰「敬亭山房」 。後魏禧因其次子姜實節之請，為撰《敬亭山房記》 ，表彰姜埰雖流寓蘇州，卻仍以宣城敬亭山名其寓廬，不歸怨於君父。
為了達成謫戍宣城的夙願，康熙六年（1667）五月，時年61歲高齡的姜埰，攜次子親至宣州。與當地明遺民學者沈壽民、吳肅公等人嘯聚，相得甚歡，自號「宣州老兵」、「役叟」，更為明確地表示其明朝遺民之身份。當他決定卜居敬亭山下，「以終謫戍之命」 ，因長子安節病劇而歸。定居宣城的夙願，不果而終。康熙十二年（1673），姜埰病篤，告訴他的兒子們：「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彌留之際，他又說：「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卒年67歲。遺命碑碣、神主皆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作佛事。同人私謚「貞毅先生」。姜埰卒後，其子護送至宣城安葬。長子安節遂移家宣城定居，廬墓於此。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始卜葬於宣城敬亭山西麓趙子岡。其墓由沈壽民題寫為「給諫萊陽姜埰墓」。
姜埰流寓江南，卒葬宣城，引得了同時明遺民學者的廣泛讚揚和褒獎。吳肅公稱：「予因嘆二公先朝舊臣，各懷馬革裹屍之義。其沒也，乃不欲苟置其體魄，而擇地以瞑。一以故君之命，道途險阻，費頗不貲，人所視為迂闊難行」，「曾無復憚阻，豈非忠義者所感孚於身後！」 深深為其忠節所感動。應撝謙撰《傳》，前有小序云：「陶淵明為彭澤令，卒元嘉四年，《綱目》書『晉處士』，以去令而處也。如農姜公為給諫，卒於康熙十二年，書曰『敬亭山人』，以去給諫而戍也。何以不言戍？遇赦也，從公志，免臣責焉耳。」 康熙十六年（1677），黃周星撰《敬亭集序》云：「如農先生以名進士，為廉循吏，為真諫官。後以抨擊柄臣，忤旨廷杖，系詔獄，備受楚毒，九死弗移，謫戍宣州，洵錚錚烈丈夫哉！……今年丁巳秋，余復過吳門，先生沒五年，而輿櫬敬亭山下久矣。」 都是著眼於表彰姜埰恪遵「君命」、不仕清廷的忠節之行和民族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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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著年譜》的編纂與刊行
明清易代以後，姜埰僧服隱居，從事著述事業，所為詩文甚多。順治十二年（1655），始撰《正氣集》，「於先後盡節諸臣各立傳」，「別為四目：曰北都盡節，南都盡節，奉使盡節，起義盡節。其他投簡隨鈔，未暇核實，更為一帙，曰《闕文別錄》」 。當年，「北京盡節書成」 。此書之纂，以時以地為標準，「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 ，表彰明清鼎革之際殉節諸人。康熙元年（1662），姜埰自刻崇禎十七年至順治十六年詩文，為《敬亭集》 ，藏於家中，絕不示人。康熙十一年（1672），又刻順治十六年（1659）以來至康熙十一年（1672）所作詩文，題曰《餺飥集》。又著有《紀事摘謬》一書 。以上撰述，多為學人所知。惟姜氏《自著年譜》及長子姜安節所纂《年譜續編》，卻少有論述。
姜埰《自著年譜》，題為「《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是現存為數不多的明遺民學者自撰年譜中之一種。
關於姜埰《自著年譜》的撰作緣起，《年譜》首頁有姜氏及門弟子雍熙日題識云：「楊忠愍公有《自著年譜》，先生仿之。」則知姜埰仿照明嘉靖年間楊繼盛《自著年譜》而撰是譜。按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河北容城人。官至兵部武選司，因疏劾首輔嚴嵩而下獄廷杖死，抗疏批麟，忠肝義膽，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事具《明史》本傳。楊氏在死牢撰寫的《年譜》，「自述平生四十年險阻艱難，歷歷紙上」，「故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為後日墓誌之用」。姜埰以己之遭遇與之相似，自著年譜，以敘說時代變革和個人遭遇。此為其一。其二，我們亦可從姜氏《敬亭集自序》，略窺一斑。《自序》有云：「蓋自京國喪亂以後，生死萬態，或轉側戎馬，命若懸絲，或漂泊江湖，身同行乞，其間窮仄窘步，焦爛危年，托哀鳴於異鳥，感音節於候蟲，大抵羈臣勞士離憂惝恍之聲矣。」所以，他的《自著年譜》正是「羈臣勞士離憂惝恍之聲」之突出代表。
是譜所記，起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止清順治十六年己丑53歲而輟筆。然此譜之撰始於何時，無法考證。《自著年譜》以明朝正朔加干支紀年，至崇禎十七年明清易代以後，則僅書干支，不書清朝正朔。顯示了明遺民學者恪遵明朝正朔的史學正統觀念。
姜埰過世後，葬於宣城敬亭山下。長子安節移居宣州，開始補纂其父後十四年的事迹（清順治十七年，1660——清康熙十二年，1673），稱為《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下稱《續譜》）。題識有云：「先府君《自著年譜》，至五十三歲而輟。越十四年，癸丑，府君捐館。安節追憶往跡，續成全譜雲。」《續譜》專記譜主遺民生活。考姜安節《續譜》之成，當在康熙十八年（1679）之前。錢塘應撝謙所撰《墓表》云：「庚申之秋，姜子安節自吳門持其先公貞毅先生《年譜》而來，告曰：『先君子以建言譴戍，易簀之辰，猶拳拳敬亭之麓。今承先君子之志，已厝于山趾，將擇日而就窀穸焉。敢乞先生言以表之。』撝謙辭不敏。既而言曰：『撝謙於口碑中聞先生有季矣。今吾子辱臨，得益聞譜、傳之詳。雖老矣，其敢自外而不頌揚其美。』」 是年，清朝官方《明史》修纂工程正式開始，開始向各地大規模地徵集史料，以備纂修 。值此之際，遺民世家子弟，紛紛請人撰寫先輩碑銘傳狀，以博得清朝官方的記載和表彰。姜安節《續譜》，就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姜安節深知其父撰述用意，謹遵《自著年譜》體例，在紀年上仍僅書甲子。因此，來新夏先生說：「是譜不書清朝正朔，入清後紀事以干支為此，似藉此自明其為明之遺民。」 至此，姜埰《自著年譜》與姜安節《續譜》終成完璧，逐年排比史事，成為明遺民學者撰寫墓志銘、傳記的基本依據。而且，讀後令人忠義奮發，思緒萬千，想見其人。如沈壽民讀後，為撰書後之語云：
又按：公自丁亥以後，輒自號曰「敬亭山人」，又號曰「宣州老兵」，又號曰「役叟」，署其廬曰「敬亭山房」，題其像曰《敬亭荷戈圖》，刻詩文曰《敬亭集》。而丁未則親至宣州，欲結茅敬亭以終讀（謫）戍之命。辛亥，自真州還吳，不復出，益日思終老宣州，為詩數百首，題《教（敕）家集》。癸丑，委頓床褥，猶曰：「及吾病未劇，當待盡宣州，以始終吾志。」既數日，又曰：「吾病不能往，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六月人日，垂革，舌根艱澀，猶申速往宣州之命。蓋三十年來未嘗須臾忘戍所也。此心泣鬼神矣！愚意銜旨出國門，不四十日，國事一變，抵家家破，避兵兵逼，奉母攜弟，踉蹌三吳兩浙間，倏往倏還，或婚或葬，訖無停足。迨卜居稍定，則寧委家人於專諸之里，而毅然獨歸骨敬亭，忠為孤忠，義真不朽義也！河山既易，荷戈無從，鼎湖既升，賜環無望，庶藉此以告先皇天上而已哉！
姜埰詩文集，其身前曾經自定，分為《敬亭》、《餺飥》二集。姜埰卒後，其子姜安節、姜實節將二集合併為一，刊布流傳，名曰《敬亭集》 。清康熙年間，蘇州姜氏念祖堂所刊《敬亭集》，將姜埰《自著年譜》及姜安節《續譜》一併置於書首。光緒十五年（1889），山東書局重雕《敬亭集》，因襲原本。所以，姜埰《自著年譜》及《續譜》僅以附刊本流傳，未見單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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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著年譜》的學術價值及相關問題
姜埰《自著年譜》，出自親身經歷明清鼎革之變的明遺民之手，所記又系其親身經歷與痛苦遭遇，更為真實可信。《續譜》雖由其子嗣補續，然相隨多年，深知行跡，故所記皆信而有徵。所以，姜埰《自著年譜》及《續譜》，均屬於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獻價值。其學術價值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彌補《明史》所載姜埰史事之缺漏。
按照清朝官修《明史》定本的體例，明遺民史事概不載列。若有不可迴避者，或採用互文之法，或簡單敘述，如李清、方以智、徐枋諸人 。因此，全祖望曾上疏《明史》館，請求表彰明末遺民忠義節烈史事 。
《明史》雖為姜埰立傳，不同於其他遺民，顯得有些例外，然細加尋繹，所記多為明清易代之前史事，且與崇禎朝政大有關係者。《明史?姜埰傳》，作為清朝官方的歷史記載，重在記載崇禎十七年以前的史事，如姜埰上述彈劾陳啟新、「陳蕩寇二冊」以及參奏首輔周延儒、下詔獄諸事。尤以後者為詳。這應該是清朝官修《明史》為姜埰立傳的基本緣由。至記敘崇禎十七年以後史事，僅稱：「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所記明亡以後姜氏三十年史事，寥寥數語，難究其詳。而姜埰《自著年譜》及《續譜》，將姜埰明崇禎十七年至清康熙十二年間的行事，逐年排比，條分縷析，甚為明細，對於我們研究姜埰史事與思想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二）保存了一些寶貴的史料。
以明朝的嚴刑峻法為例，《明史?刑法志》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 然而，具體的執法程序與慘烈程度，卻不得而知。而姜埰《自著年譜》記載崇禎十五年廷杖，相當慘烈，甚為詳細。《年譜》云：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禎帝）御皇極門，手持紅本，親宣玉音，（將姜埰與熊開元）同收錦衣衛，而埰下詔獄。……例，詔獄每三日才得進水薪，埰三日棄勺水入口，僅廣陵囚某以陳粥半盂噉之。是時，寒冰慘裂，僵仆土室，襥被莫具，肌骨欲碎，獄卒以皮兜一具裹埰足，夜間柝聲四起，益增辠臣繫纍之悲。……上諭以著實打問，（鎮撫司司臣梁）清宏奉命考治，聲色變動，一拶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疏入，上駁，令再打問，一拶敲八十，一夾敲八十，杖三十。……（十二月）二十一日，發埰及開元午門外，杖一百。……例廷杖，金吾主之。是日，遣兩大璫監視。上意特嚴切，以故棍凡數折。拜杖時，午門外西偏，襞衣百餘人，各執木棍一。宣讀畢，一人持麻兜一，自肩脊而下束之，令不得左右動，而頭面觸地，濁塵滿口中矣。又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但兩臂受杖而已。杖畢，埰昏迷不知痛，竹箯舁之出，弟垓口銜童溺飲我。
所記受刑慘切之狀，為他書所少及。因此，魏禧後作《明遺民姜公傳》云：「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有，作俑者罪，可勝道哉！」 朱彝尊亦稱：「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用刑之酷，前代未有。……不意嘉魚熊公暨萊陽姜公論列柄臣，時日輻輳，逆鱗既觸，天怒難回，拷掠之慘，洵九死而一生者。蓋至柄臣自裁，而兩公之荷戈終未見釋。」 這種詳細的歷史記載，對於明代刑法研究而言，無疑是有幫助的。
（三）當時人親見親聞的、寫實性的歷史記載。
眾多遺民學者經歷明末清初「天崩地裂」式的歷史巨變之後，內心受到了極大的創傷，留下了很多寫實性的歷史記載。姜氏作為親見親聞者，所撰《自著年譜》記載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巨變，及當時士大夫身處鋒鏑擾攘之中的不幸遭遇和亡國之後的精神折磨，更為直接，更為清晰。屬於當時人親見親聞的、寫實性的歷史記載。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明清之際的政治鬥爭史、社會史、思想史、學術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直接的參考意義。
現存明遺民自著年譜中，保存下來的不多。姜埰《自著年譜》及《續譜》，材料豐贍，值得信賴，成為後來撰作的史料基礎。魏禧撰《明遺臣姜公傳》、應撝謙撰《墓表》與《傳記》、徐枋撰《姜如農給諫墓志銘》，皆以此鋪敘開來。
最後，我們仍然要回到譜主所述獲罪之由上來，進一步考察譜主在歷史紀實方面的某些問題。如關於姜埰獲罪之由，他自認為是上疏得罪了首輔周延儒，周延儒藉助皇權，使他遭到沉重的政治打擊和人身束縛。同時倖存遺民學者為姜埰撰寫墓志銘、傳記，為其《敬亭集》作序，等等，多采其說。這實際上是當時情況下譜主未能認清歷史現狀，不意捲入明末黨爭漩渦而產生的個人偏見。這裡，我們逕引用鄧之誠先生的考訂文字，作為理論的根據，並作為本文的結尾。鄧之誠先生說：
崇禎中建言諸臣，埰與熊開元得禍最烈。初欲以密旨斃之，事既章露，乃廷杖百，監以大璫，必欲其死，幸而不死，猶長系不肯釋，目為兩大惡。世以埰疏「何所見而云然」一語觸怒，而開元則帝怒其劾周延儒不肯盡言為反覆。埰自謂錢天錫營密雲巡撫，行賄首輔周延儒，為言官所劾。延儒懼，欲脫己罪，乃具密揭委罪言官。上信之，戒諭言官，代人規卸，為人出脫。埰因力爭涿州知州劉三聘薦馮銓事以憾延儒，致觸上怒。開元則謂埰遭延儒忌嫉尤深。兩人皆以為得禍由延儒陷之。劉汋所紀略同，特謂二人墮廖國遴術中。文秉《烈皇小識》，獨言戒諭言官為破積習，非指天錫，埰探之未審。頗得當日實情。諭既不為天錫而發，則延儒密揭同於子虛烏有，是時帝已疑延儒，豈肯代周延儒殺人。既誅周延儒而不釋二人，則二人得咎，非由周延儒明甚。白胤昌《榮安齋酥談》有言曰：「天啟時，以吏部專擅，科道合力糾之，吏部不勝。而 權在科道矣。崇禎時，又以科道專擅，內外厭之。科道消沮，而權在翰林矣。」當時政局，數語已可盡之。是即烈帝戒諭之所由來。埰言陳啟新，言齋醮，言陳新甲諸疏，不啻形帝之短，早觸其怒，特借「二十四氣」，及詰問語而重懲之，以為此科道之擅權者。開元則適逢其會耳。烈帝聰察自任，不處操縱首揆為通貨賄之廖國遴、楊枝起，而督過埰與熊開元，憒憒如此，安得不亡！諸紀埰事者，皆未及此。《明史》獨采文秉之言，可謂有識。然猶未顯，故為疏通證明之。
（作者系淮北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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