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證據，即使這意味著放棄最深情擁抱的信念
撰文：喬納森·弗里蘭德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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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托尼·朱特是在十多年前。我們在倫敦一家高級酒店的大堂喝威士忌。在那樣的環境里，他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他的身邊都是些穿金戴銀的國際商務人士，這位來英國訪學的美國教授也曾是倫敦居民，他在這個城市最簡陋的區域出生、長大。
托尼·朱特，2006年，紐約
就在我們見面的幾個月前，《紐約書評》發表了朱特最著名或者更準確說，最「臭名昭著」的文章「另求他途」（Israle: The Alternative）。他在此文中宣布中東和平進程已經終結了，解決巴勒斯坦衝突的「兩國方案」也隨之破產。他認為是時候重新思考解決方案了，甚至應當考慮採用「一國方案」：這個國家將成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世俗家園。沒錯，如果採用這個方案的話便意味著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的解體以及催生它（使其得以建立）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終結。但也許這個國家在當前的世界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以色列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它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它目前的運轉也出現障礙。」
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他不僅被那些為人們所熟知的美國猶太右翼分子用最惡毒的語言譴責，至少在一次公開場合被禁止發言，也遭到友人、支持者的譴責。他之前是《新共和》的特約編輯，但突然發現自己的名字在《新共和》的刊頭消失了。朱特一度也曾是猶太復國主義青年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曾在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擔任志願者，提供希伯來語翻譯服務。現在他被那些最不屈不撓的以色列支持者們宣布為「不值得重視之人」。
他的批評者誤讀了這篇文章，或者至少誤解了這篇文章想要表達的意思，當時的我很是為此感到震驚。我問朱特他是否會在英國的《倫敦書評》而非《紐約書評》上發表這篇文章。他頓了一下，思考了這個做法會產生的影響，最後回答說不，他不會這樣做。他的這個回答讓我確認了我的想法沒有錯。
簡單的解釋是，朱特了解英美兩國在整體的意見傾向上的差異。對以色列的敵意在英國（以及歐洲）已經根深蒂固：沙龍當時又一次激起了主流自由主義陣營強烈的敵視，特別是在他鎮壓了巴勒斯坦民眾的第二次起義之後。而在美國，尤其在紐約，人們普遍接受的都是親以色列的觀念。那種強大的志滿意得的情緒以及對以色列不加質疑的支持讓任何真正的辯論都無法進行。在此文發表之後，一些論者致信《紐約書評》編輯部，給出或贊同或批評的意見，朱特在回應中這樣寫道：
中東危機的解決之道在於華盛頓。關於這點，人們有廣泛的共識。出於這個原因，而且也由於美國對巴以衝突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國內的許多因素所決定，所以我的文章首先是針對美國讀者而寫，我希望藉此來讓人們去討論這個很多年都沒有人討論的話題。（本文作者標粗）
在同一段中，朱特補充說，他「對美國猶太群體的動向感到非常擔心」。在我看來，他的文章，特別是文章中表達的激烈思想，是為了將美國猶太人從他們多年來的漠然狀態中驚醒。（在英國和歐洲，圍繞這個話題的討論從未終止，完全沒有必要去重啟對它的討論。）從這個角度來看，朱特並非要在「另求他途」一文中去詳盡地闡述「兩國方案」應當如何，而是去刺激人們，迫使那些美國的以色列支持者去面對一旦「兩國方案」破產會發生什麼。朱特在回應文章中承認，他寫「另求它途」並非是要針對應立刻付諸實施的政策提出什麼建議：
我在文章里將「一國方案」作為另一種可能的未來來寫，我的本意也即是如此。它不是一個馬上就可以實施的解決方案。如果「兩國方案」的實施所遇到的阻礙是因為以色列的統治者不願為實現這個目標做出必要的犧牲，那麼他們又怎麼會願意犧牲以色列獨特的猶太身份呢？就目前而言，如我在文章中所承認的，「兩國方案」只是一個空想。
與朱特在倫敦酒店大堂里的那次相遇讓我看到了朱特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面：他拒絕屈服於教條。一個意識形態宣傳家會堅持認為真理就是真理，不能根據情況對其做調整。但是朱特懂得，同樣的觀點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含義，即使是人們無比堅守的原則也必須考慮到時間或地點的變化，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去調整我們的立場。
不受教條拘泥這一品質貫穿了《事實改變之後》整本書：這本文集收入了朱特自1995年至2010年62歲的他因罹患漸凍症去世之前寫的文章，其中許多最早發表在《紐約書評》上。這本書所涉及的領域之寬廣很是驚人，朱特在志趣和知識上的不拘一格在此書中得到了很好地體現。他就以色列、法國、英國、美國、中歐、「納粹大屠殺」、社會民主主義等其它許多題目的寫作展現了他淵博的知識。他能非常深入地分析當代政治和現代史。書中收入了他寫波蘭知識分子的文章，也有他對布希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的嚴厲抨擊；對歐洲福利開支問題的詳致評述與對鐵路的榮光的讚頌都可以在書中讀到。
這些文章的一個共同要素是智識上的實用主義。本書的書名是由朱特的兒子丹尼爾取的，它來自於經常被認為是凱恩斯說的一句話：「事實改變之後，我的想法也隨之改變。您呢？」朱特經常在寫作中引用這句話。
托尼·朱特一家人和他的學生
我們從這本書的編者、朱特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所寫的溫情而動人的序言中知道，這句話對於朱特就如一句咒語。她在序言的開頭承諾要「將托尼這個人與他的思想分開」，但是其實這篇序言達到的效果正好相反。她筆下的朱特是一個學者（包括對他的寫作方法的迷人敘述，細緻到他在做筆記時會用不同顏色的筆都寫到了），也是一個丈夫，這樣的描述方式勾勒出了朱特曾有過的經歷，讓我們看到朱特的個人歷史對他的思想有怎樣的影響。這樣的寫法再恰當不過，因為這也是朱特寫作中的一個主題。在整本書里，很顯然的是，朱特不認為理念只存在於純粹的抽象領域中，他認為無論是對於作為個體的個人還是作為集體存在的民族，他們所信奉的理念都源自於他們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講，她在序言中寫到他們曾經就一件家務事發生的爭執便不是一種個人的縱情之舉，而是會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朱特。他們爭執的是要不要賣掉他們在普林斯頓一間不需要的房子。朱特一開始是希望把房子留住，後來霍曼斯女士做了一張表格，在表格中列出了如下事實：
通勤列車時間表，票價，需要在賓州車站停留的總時間，工作。
他仔細地研究了表格，然後當即同意把房子賣了。沒有遺憾，沒有悔恨，沒有指責，沒有必要進一步討論……事實改變之後，當別人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更有說服力的觀點，他就會改變主意，然後繼續前進。
朱特針對以色列的評論文章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包括2003年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他根據事實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幾十年來，他一直是「兩國方案」的倡導者，但是看到猶太定居點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地上的不斷擴大這一現實，他認為以色列還沒有意願為「兩國方案」的實現採取哪怕最微小的舉措。因此，他嘗試去「另求他途」。一個選擇便是「一國方案」，但是在這個解決方案上，他也準備好隨著事實的改變來調整觀點。2009年他寫道，「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雙方會極力、不惜用武力反對 『一國方案』，那我也會贊成 『一國方案』。 『兩國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協，儘管以色列在種族問題上的妄想會因此繼續存在下去。」（第十一章，以色列須放棄民族神話）
好像要證明這篇寫於2003年的文章具有著持久的力量，至少有一篇關於本書的評論幾乎全部集中在對此文的評述上，完全沒有注意朱特針對此事的補記或者收在這本書里的他後來就這個話題寫的文章（譯者註：指書中的第十三章，「還要做什麼」）。這種做法不僅令人懷疑，也忽略了朱特作品中某種本質性的品質：他從不販賣教條，他不會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反覆兜售同樣的、不變的想法。他一直在邊思考邊表達，拷問自己以前的立場，並且根據事實的變化而修正自己的立場。這也意味著，任何一個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文集來尋找某種一成不變的方案或者一板一眼的宣言的讀者會失望。
這並不是說朱特的寫作不是由一套連貫的原則所指導的。對教條的抵制對他而言幾乎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這令他厭惡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他認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恐怖佔據20世紀的中心位置，後來的一切無不籠罩在其陰影之下。漢娜·阿倫特堅持認為「邪惡問題」將會是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朱特引述了此觀點並對此表示贊同，在本書中他不止一次地應對、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對於在英國出生、後來在美國任教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來說，堅定不移地譴責希特勒的邪惡並不危險。他的勇氣表現在他敢於直面以左派的名義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嚴厲譴責以斯大林主義為名造成的殺戮，拒絕原諒那些假裝看不見罪惡或者為殺戮辯解的左派人士。
例如，本書的第一章就是朱特對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評論文章。朱特在寫於2003的一篇文章「埃立克·霍布斯鮑姆與共產主義浪漫史」（收入2008年出版的文集《重估價值》）中對老人的學術成就表示欽佩，卻為他沒有能夠「正視邪惡」感到惋惜。他批評霍布斯鮑姆一直未能擺脫20世紀30年代那種二元區分方式，認為左派、共產主義、進步就等同於善的，右派、法西斯主義、反對進步等同於惡。朱特認為，如果霍布斯鮑姆能夠擺脫這種簡單化的劃分，他會看到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
霍布斯鮑姆
許多早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經歷過朱特的幻想破滅的過程，最後走到了另一極端，改頭換面成為強硬的反共分子和新保守主義分子。朱特並沒有這樣做：他不會用一個教條去替換另一個教條。他是布希政府的嚴厲的反對者，對其踐踏國際準則的行徑提出猛烈批評。但是他提出了屬於自己的自由主義主張，既不受制於反西方的左派，也不受制於支持美國優先的右派。所以他才會抨擊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除其他方面的批評外，朱特認為他們的行徑削弱了美國作為示範的力量，威脅到美國對世界上其他自由國家的吸引力：
這將毀滅我們半個世紀以來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戰後北大西洋國家因利益和相互友誼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前從來沒有過，它極其寶貴，如果這樣的共同體不復存在了，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災難。
我們無法想像諾姆·喬姆斯基會寫出這樣的話。朱特並非要主張那種乏味的中間主義——那種總是認為真理位於兩個極端的中間的看法。他反對極端主義，反對簡單地在強硬的左或右翼之間做出選擇，他堅決地秉持此立場，並對其做出了有力地論證。對他而言，實用主義是人道的信條，妥協本身就是一種理想。另外一個選擇則是絕對主義，而它只能用鮮血來保衛。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當時他已經四肢癱瘓，離不開笨重的呼吸設備，他在紐約大學發表了一場演講，在演講中他熱烈地捍衛了社會民主主義，三十年來，這一理念一直受到撒切爾—里根模式的打壓。他懇求不要繼續廢止戰後經過許多人的艱辛努力才建立起來的福利制度和公共部門：
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成就不夠完美的而感到不安。就算我們從20世紀什麼也沒學到，那麼我們也至少應該能夠明白答案越完美，後果越可怕。 我們可以期望最好的結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不完美的改進，或許這也是我們應該追求的。
他明白，完美是殺人如麻的獨裁者的目標。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不流血的溫和改善才是人們應該追求的更好的理想。
這點從朱特的「英雄祠」里的人物身上即能很明顯地看到。霍曼斯一個個列出他們的名字，並且特意指出，他們其實不算是朱特的英雄，而更像是「一直陪伴著他的許多已經故去的人」。他們是：凱恩斯，以賽亞·伯林，雷蒙·阿隆，A.J.P.泰勒，阿爾貝·加繆——「他的辦公桌上放著加繆的照片」，當然，還有喬治·奧威爾。朱特在書對其中幾位大加稱頌，這些為朱特所激賞的特質在書中反覆出現。他讚揚泰勒能夠做到「背離自己的偏見來寫歷史」。在追悼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里，他讚美這位波蘭思想家能夠在拒斥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沒有去斷定社會主義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或者認為為改善人類的境況所做的努力沒有任何意義。朱特欣賞的是那些在倒洗澡水時不忘救出水裡的孩子的人，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加繆，1944年在巴黎
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爾·柯林頓和托尼·布萊爾都喜歡談論「關鍵中心」。這個詞經常聽起來沒有實質內容，就像「第三條道路」一樣空洞。但是，在閱讀朱特的文字時，我們知道它是可以有實質內涵的。它可以指對教條的懷疑；拒絕相信因為一個方案中的部分有其優點或缺陷，那麼整個方案就必須被接受或拒絕；能夠具備道德上的複雜性（moral complexity），承認並且審視自己的矛盾之處。托尼·朱特讓「關鍵中心」這個概念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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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針對時事寫作的文章選集，甚至是其中最高質量者都會面臨一個相同的問題：它和當下的時代有何相關之處呢？對於朱特的書來說，簡單的回答是其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預言性。第二章「歐洲幻夢」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此文寫於1996年，在那之後三年，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範圍內正式發行，那是一個歐洲聯合主義高漲的時期。朱特會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捷克語和一些西班牙語，而且是作為一位研究法國的歷史學家為人所知，他沒有許多主張「英格蘭本土主義」的英國同胞面對歐洲大陸時的那種陰鬱與憂懼。1995年他剛剛創辦雷馬克研究所，他希望這個研究所可以把歐洲和美國（當時他剛加入美國國籍不久）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那麼多學者里，朱特最有可能對歐元的發行表示熱情歡迎。
然而，1996年的朱特對歐洲的未來抱有謹慎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寫道：「移民政治」不會很快退場」，他說對了。他指出，隨著歐盟的擴大，歐盟內部會迅速分化為「贏家」和「輸家」，近二十年後歐盟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他警告說，「輸家」會轉向民族主義。又預測對了。
但是，人們閱讀朱特並不是因為他能夠預測未來。（位於利沃夫的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現在正舉行一個針對研究生的研討會，名字就叫「托尼·朱特作品研讀會」，即使烏克蘭內戰正酣。）我想在下文討論使他的作品具有強大且持久影響力的另外三個原因。
首先是他對事實的忠誠。本書有許多豐富的、常常不乏數據支持的事實，這類例子有很多。我且列舉幾個特別引人注意的例子，我們從書中知道，普里莫·萊維的奧斯維辛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If This Is a Man）曾經被數家出版社拒絕，最終由當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只印刷了2500冊，賣出的就更少。很多冊書就存放在佛羅倫薩的倉庫中，1966年被一場大洪水毀掉。戰後初期的人們對「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缺乏了解的興趣，沒有別的例子能更好地說明這點了。再舉一例：下次稱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為約旦河西岸的一個定居點時，記得如下事實：這個「定居點」的面積達30平方英里以上，是曼哈頓的1.5倍大……多麼不一般的 『定居點』」。
讀朱特的文章處處可看到他的學識之淵博：甚至他的論敵也很少能夠在事實的掌握方面強於他。嚴謹在他手中成了制敵利器。本書收入了朱特評論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的《歐洲史》（Europe: A History）的文章（第三章，「罪行與過失」），此文不啻一枚重型炸彈，戴維斯的這本書在朱特的猛烈批評下體無完膚。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從自己的「武器庫」里挑選相關事實，只是他的「武器庫」里儲存的事實比戴維斯的更準確更詳實。在布希時代的華盛頓，對法國的詆毀、譏諷曾一度達到最高點（因為法國在聯合國的阻撓、制止、推遲美國的計劃），巴黎被嘲笑為愛吃乳酪的「投降分子」的首都，國會餐廳菜單上只允許寫「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譯者註：炸薯條在英文中是「french fries」，換掉「french」以示反法），朱特在文中（第十六章，我們生活的方式）洋洋洒洒給出如下事實：
法國從頭到尾參加了整個一戰，法軍陣亡人數是美國在其所有戰爭中陣亡總人數的三倍。二戰中，法軍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間抵禦德軍進攻，六周內死124,000人，傷20萬人，這比美國在韓戰和越戰中的死傷人數加起來還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國宣戰，在此之前美國一直與納粹德國保持著正常的外交關係。而此時，在歐洲戰場東線，德軍特別行動隊（德語：Einsatzgruppen）對猶太人的屠殺已經持續了六個月；在法國被佔領地區人們組織了抵抗運動。
這不僅顯示了朱特豐富的知識儲備，雖然他的確是淵博的，我們從這樣的寫作看到的是一種對證據的信仰，一種虔誠的經驗主義，無論事實導向何處，都受事實約束——即使這意味著丟掉自己的偏見，放棄自己最深情擁抱的信念。他期待霍布斯鮑姆能夠這樣對待自己的共產主義信念，像他對自己曾經熱情擁抱的猶太復國主義那般。事實上，它本身便近乎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信念：我們可以通過認真、誠實的調查開掘出真相。這部分解釋了朱特為何如此看重「真誠之心」這個概念。
第二個原因就顯而易見了。雖然朱特寫文章評論當代政治，創作的是所謂「深度」新聞評論，他還是帶著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感在寫這些文章。這當然會豐富他對當下的觀察，但除此以外，我們看到，他也是過去的捍衛者，堅持認為人們應當從過去吸取教訓，而且要將值得保留的事物延續下去。他的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文章以及另外幾篇在20世紀結束之際回顧這一百年的文章背後也是這種感情。朱特看到，他的同代人匆匆奔向未來，拋棄了前人精心建造、值得拯救的東西。
結果是，在書中好幾處地方，這位左翼人士令人意想不到地表達了保守主義的主張。他呼喚「讓火車回歸」（第22章），還談到「創新的破壞」（第23章）。在生命的最後時光，朱特寫下了這樣的話：「直接地說，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東西。」這樣的表達也許讓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樣驚訝。
朱特對記憶的重視讓我們得以更接近他作品所具有的恆久價值的核心。他雖然能討論歷史或地緣政治所具有的宏大、影響範圍廣闊的力量，但他從未忽視生活經驗在塑造人們的思想、態度和渴望所發揮的中心作用。這些東西不是「『既成事實』，而是 『內在事實』，這些事實就在那裡，就像他頭腦中的一個事物」，霍曼斯寫道。這些「內在事實」可能會在我們看不到或者無法對它們全面了解的情況下影響我們。
他將這樣的邏輯用於他研究的對象，比如，霍布斯鮑姆之所以拒絕徹底否定斯大林主義，乃是因為霍布斯鮑姆不願背叛「少年時期的自我」：少年霍布斯鮑姆目睹了共產黨員在戰前的柏林街頭對抗納粹衝鋒隊的場景。他也用這樣的邏輯來思考一些民族的行為，所以即使在譴責以色列人對自己作為佔領者的不自知，他也可以看到，因為猶太人過往的經歷，「他們自己眼中的以色列仍然是一個由受害者組成的小群體，在巨大的困難面前十分克制與不情願地防禦著自己」。他也這樣去看自己，去理解他自己的生活經歷——從他童年時代在英國遭遇的反猶主義，到獲得多重身份，成為一個生活在曼哈頓的猶太裔英國歷史學家——會怎樣影響他對世界的看法。這樣做的結果是，他的筆下處處透著一種理解之同情，而那些對自己的意識形態確定無疑的人們是不會有這樣的耐心的。
然而，這種同情不應該被誤認為是道德相對主義，不是說種種不良行為因為由這種或那種經歷所造成，於是便都可以被理解、被縱容。朱特的作品中有一種激烈的道德觀念，一種清晰的是非觀念，這種是非觀念可以追溯到作為道德試金石的納粹大屠殺。霍曼斯認為猶太人的身份也許是朱特「內部事實」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寫道，他父親的表妹、名叫托妮（Toni）女孩殞命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悲劇——
成了他的腦海中的某種黑洞，沉重，就像邪惡或魔鬼，不可被理解，歷史上的這一刻和他猶太人身份的這一面都在這個黑洞之中。這種感覺並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來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劇成為了他生活的一份責任，從某種程度上托尼的「真誠之心」也與之聯繫在一起。
朱特的作品中的確有一個道德核心，它也許是朱特對人性之惡的了解的產物，這也是讓他的作品具有恆久價值的第三個因素。但是，朱特同時也有對更好的事物的希望以及對我們前進路途中的障礙的理解。朱特這樣寫加繆：「加繆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他在對善惡的區分上毫不猶豫，但他不去譴責人性的弱點。」這句話作為朱特自己的墓志銘也很恰當，他的充滿智慧、人道主義和勇氣的學識被很好地記錄在了這本書中。
喬納森·弗里蘭德（Jonathan Freedland），英國記者，《衛報》專欄作家，曾任《衛報》評論版執行主編。曾於2014年獲得奧威爾獎（新聞特別獎）。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2015年5月21日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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