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中的幽暗意識與不確定性：莫迪亞諾《暗店街》解讀嘗試
迷宮中的幽暗意識與不確定性
莫迪亞諾《暗店街》解讀嘗試
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 1945— ）
莫迪亞諾《暗店街》的開頭簡明扼要地為讀者提出了小說最核心的謎面，「Je ne suis rien」（譯文「我什麼也不是」，王文融版）啟動了主人公、作者與讀者的解密工作。從認識層面上看，這決定了《暗店街》的故事是居依「認識我自己」的歷程，即有關個人史真相的追溯與重構過程。對作者而言，這也是一次找尋身份的寫作：「pour savoir qui je suis, pour me trouver une identité」【1】（我寫作是為了弄清楚我是誰，去找尋我的身份）。而作者的高明之處，一方面在於偵查真相所運用的迷宮式敘事手段，另一方面在於以個人史為軸心，追溯或還原了群體與城市的二戰史實。在追溯過程中，謎底與謎面不斷翻轉的同時，小說的筆觸深入到了個人、群體、城市等多層記憶黑洞，並由此揭示了鬆散的弱者命運共同體之下，絕對孤絕的生活狀態；而還原真相的困難，與小說總體呈現出的「不確定性」，也使得人類普遍的同質化生存狀態浮出水面，賦予了小說與存在主義相關的哲學思索。
在第十一章里，居依在弗雷迪幼時的「城堡」中遇到了真切的迷宮：
「我們從側面的一個入口進入迷宮，俯身通過一道由青枝綠葉組成的拱門。多條小徑縱橫交錯，有十字路口、圓形空地、環形彎道或九十度的拐角、死胡同、一個綠樹篷以及一條綠色的長木椅小時候，我一定和祖父或同齡的朋友在這裡玩過捉迷藏的遊戲，在這散發著女貞樹和松樹清香的神奇迷宮中，我一定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們走出迷宮時……」
小說中的迷宮不僅指地理意義上錯落的巴黎街道或住所，還是時間意義上、邏輯意義上通向多層真相的錯綜複雜的背景。「……引導我走出迷宮的正是所有這些東西。我的阿里阿德涅線。」（第三十七章）在這裡，迷宮成為某種巨大隱喻，而且與神話直接相關。安·L. 墨菲在論文《中的迷宮象徵》中指出dédale（迷宮）這個法語詞「激活了克里特島的迷宮神話」【2】，並且將居依、德妮絲等人的身份與神話中的具體人物進行了比較分析。很明顯，該神話中的迷宮和居依面臨的迷宮有諸多不同之處。比如，前者內含中心，出入迷宮的方式相對簡單，而後者在各個層面上均較複雜。居依所說的「這些東西」，是由地理位置、人物、對話、姓名、聲音、功能性物件、回憶片段等一切零碎的細節都構成的集合，是他的「阿里阿德涅線」。
從迷宮的規格上來說， 該迷宮有三個層面上的要素，即人物部件及其功能、地理要素與時間要素。
（文後附錄1為阿童根據每章要素整理出的線索表格）
（1）規格
（表1為阿童梳理的三個層面要素）；
通過考察迷宮的規格，居依與讀者能夠梳理出關於個人史的大致「真相」：「我」，居依，或者佩德羅·吉米·斯特恩，或者佩德羅·麥克埃沃依，1912年9月30日出生，希臘人（根據相關書面資料），但也很可能是南美洲人；在路易莎和阿爾巴尼中學上學，之後在多米尼亞公使館工作；1939年2月在巴黎入住林肯旅館（登記身份為經紀人），可能在奧斯特利茲街區羅馬街97號與德妮絲相識，1939年4月3日與德妮絲結婚，住在卡斯蒂耶旅館，之後居住於康巴塞雷斯街區；此後動身去默熱弗，1943年2月15日動身偷越邊境。
（2）偵查方式與內邏輯
從偵查方式與內邏輯來說，居依追溯與重構真相運用到了以下具體方法：
（表2為阿童從各章節中梳理的偵查方式及其內邏輯）
（3）推動力與阻礙因素
從入走迷宮的推動力與阻礙因素來看，居依追尋真相的動力與小說發展的動力幾乎重合。面對「我是什麼」的核心疑惑，居依心中所生髮的對於未知真相的本能好奇，始終是他難以按捺的衝動，隨著線索不斷增加，這種好奇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當關於偷渡邊境的記憶黑洞湧現，居依內心的焦慮、恐懼感也隨之增強，恰恰因此，他對真相也愈發著迷，尋找謎底的心理愈發迫切；再者，謎底的不確定性與朦朧特質所衍生的留白與縫隙，為居依與讀者調動想像提供了邏輯上的契機；而在更大真相，即虛無與同質化生命狀態的感受中，「過去」愈發構成某種真實可感的生命之柱，因而居依的腳步無法終止。
而阻礙力也是顯而易見的。小說中不時出現質疑尋找目的的聲音，如第七章中：
「在河堤的樹下，我有一種做夢似的不愉快的感覺。我已經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只是一個在周末夜晚和和暖的空氣中遊盪的鬼魂。為何要再結已斷的紐帶，尋覓早已砌死的通道？」
而「朝前看」作為一種勸慰語性言的慣性，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規避追溯過程對當事人帶來痛苦的一種態度，例如於特起初所言：「親愛的居依·羅朗，從現在起，不要再朝後看了，想想今天和未來吧。」而這種態度是由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結構作支撐的，人們對德佔區歷史無意識的迴避，二戰後巴黎總體的淡漠氣氛，促成了這種較為主流的選擇取向。而對追溯之旅造成更大阻礙的是有關生命個體存在形態的真相。虛無短暫甚至是物化的特徵，作為隱形而壓抑的背景或基調，籠罩在居依的旅程和小說敘述中，甚至構成了某種消解追尋意義的危險。
1940年6月，德國攻入巴黎，法國政府投降。佔領時期無疑是巴黎這座城市記憶黑洞的直接來源。因為某些共同的遭際，兩個特殊的群體由此分化而出：難民與普通巴黎居民。
（1）偷越邊境與逃逸：流亡難民的生存抉擇
小說中多次出現「護照」「證件」等用來作身份憑證的物件，這些證明物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難民」的人身安全。如第二十五章：
「每次我走上米拉波街便感到害怕，怕被人主義，怕被抓住，怕有人要我出示證件。離目的地只有數十米，這將多麼遺憾。千萬不能跑。我邁著有規律的步子一直走到頭。」
諸多此類檢查與被檢查的切身體驗，使得這批不享有法國國籍的群體成為「流亡者」。護照與身份直接決定了這個群體的生存權利，因為無法受到本地的庇護，他們隨時有被驅逐出境的危險。邊緣化的生存狀態，無所蔭庇的生命感受，決定了這個命運共同體的共同心理特徵與行為選擇：疑懼自危與逃逸漂泊。
以蓋·奧爾洛夫為例：她是流亡美國的俄國後裔，她的雙親和她本人是俄國難民，但都被剝奪了俄國國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不承認他們為本國僑民。蓋·奧爾洛夫在法國持有普通居住證，為了不被驅趕出境，她先是嫁給了一個美國人瓦爾多·布倫特，正如瓦爾多所說，「她要和我結婚，僅僅因為她想留在美國，不願移民局找她麻煩」。之後蓋·奧爾洛夫認識了弗雷迪，並和他一起來到法國，在身份檢查氛圍愈發嚴峻後，也動身去了默熱弗。又如斯庫菲，他在巴黎居住時引起了風化警察大隊的注意，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警察大隊甚至考慮過將他驅逐出境。居依與德妮絲一起逃到默熱弗後，儘管他「感到來自風景的一種超脫」，但是生存危機下無邊的恐懼依舊籠罩在他們身後：
「我和德妮絲，我們絕不可能擺脫困境。我們被囚禁在這深山峽谷中，大雪將漸漸把我們埋葬。擋住地平線的群山最令人沮喪。恐懼向我襲來。」（第三十七章）
在這些「流亡者」中，猶太逃亡者是最特殊的群體之一。莫迪亞諾在其他小說中也關注了猶太身份問題，如出版於1997年的《多拉·布呂代》。《暗店街》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視為與二戰時期猶太群體生存境遇的小說。「30年代，巴黎有一個由多家小型服裝店構成的街區，這些服裝店屬於猶太人，當時的名字就叫做「三十年代廉售暗店」。此外，莫迪阿諾的《暗店街》受到了喬治·佩雷克的《暗店》的影響，而後者正是一部涉及猶太身份問題的作品。」（Bent，2006：22）【3】
小說中，默熱弗像一個漩渦，成為難民奔赴的庇護之處。它是法國境內離瑞士邊境不遠的一個小鎮。而瑞士這一地點的出現，也恰好應證了有關瑞士在二戰期間難民入境政策的歷史公案，即戰爭初期先堵後趕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數萬猶太難民被瑞士拒絕入境，其中絕大多數後來被納粹殺害。莫迪亞諾並非用尖銳的筆觸直接回應這一歷史現實，甚至絲毫沒有表露對這一嚴肅事件的態度，在小說中，他以關注宏大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生存抉擇作為切入點，與其判斷他對猶太身份與境遇問題的態度比較曖昧，不如說，這恰好觸碰到了剝除了社會倫理話語後，個人在亂世安身立命如何成為可能這個問題的核心。
（2）記憶創傷：巴黎街道里的幽暗空間
莫迪亞諾在一次訪談中曾說：「如果要使得想像力起作用，在初始時就必須很具體，需要很具體的地點。」（In a 1992 interview with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Modiano explains: 「Pour que l』imagination puisse fonctionner, il faut que ce soit très précis au départ, il faut des endroits très précis」 (For imagination to work, you must be very specific at the start, you need very specific places. Maury 1992, 102).【4】
《暗店街》中的街道具體細緻，這一方面是為了遵循小說自律性中的「真實」原則，一方面是為了凸顯無處不在的幽暗氛圍，而這種幽暗氛圍，在當下與歷史的空間相互重合的同時，得以無縫隙地暗合對接。當細微的街道角落也籠罩著特有的空氣時，這座城市背後的記憶創傷才得以有普遍性特徵。第二章中，昔日的酒吧老闆索納希澤問居依是否還和斯蒂奧帕見面，居依說不，索納希澤說：「你做得對。必須在現時生活。」索納希澤作為普通巴黎居民，對過去採取適度的迴避態度。小說中的各色人物沒有直接談論佔領時期的具體事件，有的只是用一種擦邊的詞語來形容當時的氣氛。
佔領時期留給普通巴黎居民的記憶創傷，既有具體可感的恐怖事件，又有「無物之陣」般無形的不可言語的殘餘空氣。針對前者，薩特有相關的回憶：
「然而，在福熙林蔭道或者柳林街，鄰近樓房的居民整天，直到夜深，都能聽到驚呼慘叫聲。巴黎沒有一戶人家沒有親友被逮捕、流放或槍決的。 」「住宅絕對不是可靠的庇護所，蓋世太保經常在半夜到清晨5點之間出動抓人。好像房門隨時可能被打開，放進一股寒氣，一片夜色和3個客客氣氣的、帶著手槍的德國人。 」
對諸如此類具體記憶創傷的處理，作者是通過發掘出當下居民的具體記憶與生活現狀來表現的。第二十章中，朋友被謀殺一事對攝影師產生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他對居依說：「你會再來看我的，是吧？我太孤單了……我害怕……」又囑咐居依：「在街上要小心。」居依離開後，「他關上了門，我聽見他一個接一個地插上插銷」。因謀殺、暴斃而產生的心理淤青從未被有效疏導，由此造成了徹底孤絕、謹小慎微的狀態。而這種創傷無可療救，他只能靠個人力量與它獨處，其中甚至產生了某種詭異的趣味：「骨子裡，他嫉妒朋友的命運，他忌恨灰眼睛的傢伙沒有暗殺他。」（第二十章）
小說中多次出現「失蹤的人」，這一指稱在本文中有三重層次的內涵：其一為偵探事務所需要為顧客進行調查的人，其二為佔領時期的失蹤者，其三是從人們記憶里徹底消失的人，這三個層次相互交叉。噹噹下與二戰歷史接軌時，佔領時期的失蹤者成為文本深層著重關注的對象。
「它躲在暗處攫住我們中最優秀的人，使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似乎城裡有好些看不見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從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確切部位的內臟出血症似的。」【5】
而更持久的創傷影響體現在戰後巴黎的空氣中。普通居民對佔領時期的迴避更源於那段淪陷時期其本身就難以談論，即人們普遍處於一種失語狀態之中。究其原因，首先，「德國人」是以「無害」的面貌出現的，他們不拿著武器在街上巡邏，也不強迫居民讓道，並非以強暴的外力形象出現。再者，他們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建立起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而戰爭意義上的敵我關係在這種共同依存的氛圍中顯得尖銳卻隱秘。除了於無聲處有驚雷的事實，這種無物之陣更使人窒息，就像薩特所說，兩者之間「確切說是生理上適應後形成的相互依存。最初我們只要見到他們便不舒服，後來，我們逐漸學會對他們熟視無睹，他們已具有一種建制的抽象性質，最終使他們變得無害的……」【6】這種看似溫吞的高壓淪陷空氣，在揭除了戰爭背景後，卻在二戰後延續下來，造成了持續性的壓抑氛圍，而民族心理上的挫敗感、不甘與質疑，更是加劇了敏感閉塞、存有後怕的心理狀態。因此在《暗店街》中，普通居民沒有表現出大喜大悲的舉動，更多的時候，親歷者們生存在幽暗狹小的空間內部，在迷宮般的城市裡，將自己固定在某一個封閉的角落，以極為複雜的心態，固守但又逃避著過去的記憶迷宮。
不論是流亡者還是普通居民，以身份、共同遭際為憑藉，都可以被劃分為命運共同體，在這個群體里共享隱秘的生命體驗。然而，這些集合極為鬆散，個體與個體之間絕對隔絕，因而它們無法為個體提供強有力的團結的集體，作為安頓自身的憑藉之一。這也是小說中居依只能向以個人為單位的人尋求線索的原因之一。就其實際功用上來說，這些命運共同體是無效的，由於戰爭歷史遺留問題所造成的重擔，或無法承受之輕，只能由個體來承擔。也就是說，個體心中的這種幽暗意識，是絕對性的，無從通過他人或集體得到消解。
「For the art of memory with which he has evoked the mostungraspablehuman destinies and uncovered the life-world of the occupation.」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諾迪亞諾的頒獎詞中，「ungraspabl」e一詞一方面突出了人類命運無可捉摸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暗含著對小說相應筆法的評價。《暗店街》在思想內蘊和創作詩學層面，都體現出「不確定性」的總體特徵。居依、作者與讀者，無法對小說起初的謎面「我是什麼」做出確定的回答，而關於個人身份與歷史真相的可靠性，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
（1）「不可靠」的身份與社會屬性
就居依所還原或構建出的個人身份來看，他的姓名、國籍等基本信息，依舊存在諸多模糊之處。如他的姓名，是佩德羅·吉米·斯特恩，還是佩德羅·麥克埃沃依，始終無法得到確切的驗證。而後，安德烈告訴居依，他最終所獲取的身份也是假的，這就讓這些最基本的信息更加撲朔迷離。
其次，隨著謎面與謎底不斷地進行翻轉，真相的獲取沒有盡頭，居依的下一處目的地「暗店街」也很難成為找尋身份的終點，因而或許最終真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者，見證物的遺失、中學檔案的燒毀、重要人物的缺席，意味著完全還原真相無法成為可能。他人的敘述與提供的線索，其可信度也並非百分之百。正如泰勒所說，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懷疑所有元素的「不可靠性」：Thus, the reader equips himself/herself with a double approach: one that treats the story with logical deductions and one that suspects unreliability in all elements.【7】
從偵查方式與內邏輯看，居依多數情況下遵循「直覺先行」的方法。如在第八章中，居依假定自己是霍華德·德·呂茲，然後進行一系列地想像，通過這個人的堂兄的敘述、第十一章園丁的敘述，排除我是霍華德·德·呂茲的可能性：「小時候，我一定和祖父或同齡的朋友在這裡玩過捉迷藏的遊戲，在這散發著女貞樹和松樹清香的神奇迷宮中，我一定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第十一章）。與直覺先行相關的做法，包括以回憶取代事實，而回憶的可信度本身就值得懷疑。如果記憶片段可以替換，這也就意味著，個人身份可以相互置換，「你」可以成為「我」，「我」也可以是任何人，「我」也可能什麼都不是：
「這確是我自己的生活呢？還是我潛入了另一個人的生活？」「直到目前，我覺得一切都那樣混亂無序，那樣破碎不全……在尋覓的過程中，我會突然想起一件事的某些細節，某些片段……總之，或許生活正是如此……」甚至「存在」本身也遭到了居依的質疑：「他們曾經存在過嗎？」（第四十四章）
正如威爾赫姆指出的，有關居依的個人真相，他的自我意識並不是靠那種由名字、街道、建築物所構成的旅程所構建出的身份得來的：His sense of self is less an identity of its itinerary where names and streets and places figure prominently。【8】更深層次的疑問在於，還原或構建的一系列言行事件能否構成真正的真相，心理的真實是否比外在可感的真實更加重要，抑或，由非外在符號所定義的真相是否更為重要。
（2）生命的自然屬性：渺茫、虛無與同質化
從「不可靠」的身份與社會屬性層面來看，關於居依身份的真相可能已經並不重要，居依在迷宮中，或者說，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或揭示了一種生命普遍的存在狀態：無法被固化的、虛無的、轉瞬即逝的、不穩定的、脆弱委頓的狀態，這或許成為了居依在追溯旅途中獲取的最大真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把自己和讀者從「我是什麼」這個起初的謎面中暫時釋放出來，從而進入另一終極層面的問題——生命是什麼，而這個問題也是存在主義哲學所著重思考的核心問題。
在第八章中，居依和於特在探討失蹤者時，已經發現了生命的飄渺狀態：
「古怪的人。所經之處只留下一團迅即消散的水汽。我和於特常常談起這些喪失了蹤跡的人。他們某一天從虛無中突然湧現，閃過幾道光後又回到虛無中去。」
而「沙灘人」的隱喻，更是將生命的轉瞬即逝、脆弱虛無凸顯出來：
「我不敢對於特說，但我相信這個沙灘人就是我。」「我們大家都是沙灘人」，「沙子只把我們的腳印保留幾秒。」
「她無緣無故地哭著，她不過想再玩一會。她走遠了，她已經拐過街角，我們的生命不是和這種孩子的悲傷一樣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嗎？」（第四十二章）
又如：「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即使在生前，也不比永不會凝結的蒸汽更有質感。」而這句話將生命與蒸汽並置，發現了兩者在物化上的同質化可能，人與物之間的界限依然模糊不清，而生而為人的價值再次得到了叩問。
當人與人、人與物均可相互置換，面目模糊，關於「我是什麼」的回答已然退居其次。「我相信，在各棟樓房的入口處，仍然迴響著天天走過、然後失去蹤影的那些人的腳步聲。他們所經過之處有某種東西在繼續顫動，一些越來越微弱的聲波，如果留心，仍然可以接收到。其實，我或許根本不是這個佩德羅·麥克埃沃依，我什麼也不是。但一些聲波穿過我的全身，時而遙遠，時而強烈，所有這些在空氣中飄蕩的分散的回聲凝結以後，便成了我。」我第一章開頭的「我什麼也不是」到這裡的「我什麼也不是」，有一個發明或發現更大真相的認識過程。
記憶和見證物能夠固化生命的存在，因而「過去」與「證據」顯得尤為重要，第一章中，於特尤為珍視他的「工具書」：
「於特常對我說這些是他永不離開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書，這些人名錄和電話號碼簿構成最寶貴的、最動人的書庫，因為他們為許多人、許多事編了目錄，它們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見證。」
這也預示著於特最終發生的思想轉變，即探索與悅納過去，抵達生命平和喜悅的狀態。而小說中充滿了不可挽回的遺忘與消逝的見證物：如第三十五章中提到：「但當時的中學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中學的全部檔案都燒了……無一例外……」在第三十八章中，居依尋找滑雪教練而不得：「他死了。幾年前，他從跳板往下跳時摔死了。」在文章結尾，作為關鍵人物的弗雷迪也失去了蹤跡：「不，他肯定沒有在海上消失。他大概決定割斷最後的纜繩，現在一定躲在某個珊瑚島上。」（第四十七章）
作者提出這些問題，顯然有意無意地召喚著人們對記憶與證據的珍惜和尊重。作為對遺忘的反抗方式，居依的追溯之旅本身就是定義與確認自我「存在」的方式，對個人、群體、歷史「存在」的見證，因而其追溯過程本身就成為了具有終極價值的途徑與目的。
在與作為作家，莫迪亞諾的寫作本身也是抵抗遺忘與消亡的努力，是他在永動的世界裡應對沉默、死亡和虛無主義深淵的表徵。小說表現了人們應對「過去」的不同姿態，比避而不談（斯蒂奧帕）、刻意失憶（第三十二章中的「她」），或沉溺黑暗角落（攝影師）與戀舊（酒吧老闆），或偶爾晾曬發霉的記憶，作者並沒有苛求普通人在沉重的歷史記憶面前做出刻意銘記與反思的姿態，而他自身的書寫努力恰恰是在承擔一定的責任與擔當。與其說他作品的同質化傾向嚴重，不如說他有斗膽直面創傷與遺忘的勇氣。
（3）spot of time：記憶里的生命質感
《暗店街》在感情流露上顯得非常克制，分寸感很強。而在幽暗壓抑的總基調下，有關世俗溫情的重要片段與時刻，構成了時光中凹凹凸凸的小點，充滿著生命質感。在抗拒遺忘與消逝的同時，如何正面把握當下的生活也是小說提出的重要問題。在第三十三章中，作者寫道：
「經常光顧此地的是一些原來的賽馬騎師，他們在一起回憶往事。」第二章中酒吧老闆說：「除了你，先生……我很高興能夠給你……給你確定了位置……你屬於斯蒂奧帕那幫人……我祝賀你……那個時代比我們這個時代美好得多，尤其人的素質比今天好。」
第四十六章：
「渡海的時候，他嗓音柔和地向我講述少年時和阿蘭·熱爾博一起踢足球的情景。」
重新感知過去成為建構溫暖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集體重溫。在個體與個體絕對孤絕的狀態下，相對性的共鳴不失為一種可取之法。
而小說中筆觸最感人的片段是居依與德妮絲之間的回憶，而這些片段也是整部小說中為數不多的抒情性描述：「我跨進門。接待處沒有人。我走進小客廳喘口氣，擦乾額頭上的汗。這一夜我又逃脫了危險。她在樓上等我。她是唯一等我的人，是這座城市裡唯一擔心我失蹤的人。」正是如此富含溫情的片段喚起了居伊的回憶，重新激活了他對過去的感知能力。又如：
「一個淡綠色牆壁的房間，紅窗帘已拉上。床左邊的床頭燈亮著。我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一股胡椒的氣味。我只看見他皮膚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的一顆黑痣。」
又如給德妮絲買戒指的片段：
「我擔心德妮絲不來赴約，我第一次想到，在這座城市裡，在這些急匆匆趕路的人影中間，我們倆可能再也見不著面。」（第三十一章）
這些片段的呈現，一定程度上表明，作者的思索途徑現實與歷史的迷宮，重構個體與歷史真相，洞察幽暗意識之中人性、人情與民族心理，穿越抽象的存在主義式的思索，對生命本質進行叩問，又重新回歸到現實生活中，使得世俗生活生死疲勞中的人情物理在幽暗的歷史記憶映襯之下重新從內部發出和煦的光熱，成為精神性思考與探索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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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ean-Louis Ezine, Sur la sellette: Patrick Modiano ou Ie passéantérieur.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 (6-12 October 1975): 5
【2】刁俊春 譯：《中的迷宮象徵》，原文作者為Ann L. Murphy: The Figure of the Labyrinth in Patrick Modiano"s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The French review. 2003, Vol.77 No.2, p340-350
【3】這段文字為胡圓圓《中的文化身份追尋》的一處注釋。
【4】France Grenaudier-Klijn: Street names in Patrick Modiano』s work: La Place de l』étoile and the case of rue Lauriston. Neohelicon. 2017, Vol.44, No.1 (217-227)
【5】薩特：《佔領下的巴黎》（施康強 譯）.宋兆霖 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散文選 》，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4，P272
【6】同上，P271
【7】Theodora Taylor: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abucchi s Il filo dellorizzonte and Modiano s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Italian Culture, 1998. 16:1, 197-205
【8】
Marja Warehime: Originality and Narrative Nostalgia Shadows in Modiano』s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French Forum, Vol. 12, No. 3 (September 1987), pp. 33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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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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