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祖國和土地，而母語是我們唯一的根
毫無疑問，達爾維什既是主角也是證人，他心中感到坦克的位置，在古老文明和詩歌的位置，聚光燈照亮國際舞台的中心。
——北島《我屬於那兒》，收錄於《今天》第115期
▎我屬於那兒
一
2008年8月9日，默罕默德·達爾維什在美國休斯敦因心臟手術失敗而辭世。按其遺願，把他的遺體運回拉姆安拉。葬禮是巴勒斯坦國的最高規格——國葬，降半旗，全國哀悼三天。
兩個月後，柏林國際文學節為紀念達爾維什，召喚全世界各地同時舉辦詩歌朗誦會。10月5日下午3時在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演講廳，舉辦了紀念達爾維什詩歌朗誦會——我屬於那兒，借用他的一首詩的標題。
在開幕式的演講中，我這樣寫道：
「今天，2008年10月5日，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在全世界五大洲一百多個城市，分別用不同的語言舉辦詩歌朗誦會，紀念一位剛故去的詩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而香港和台北是加入這一世界性詩歌活動的兩個華人城市。
可悲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被權力與金錢瓜分的世界，無錢無勢的人要麼是這世界的奴隸，要麼是它的敵人。我們紀念達爾維什，紀念一個不僅無權無勢，甚至連家園都沒有的詩人，就是要對這樣的世界說不！
我們一直在不斷追問：詩歌何為？在今天，在全世界的詩人用各種語言紀念達爾維什的莊重時刻，我們或許重新懂得詩歌的榮耀與悲哀：它是無權者的權力，無產者的財富，無家可歸者的家園。
是詩歌讓我們大家聚在這裡，超越種族、國家、意識形態與文化。或許正如達爾維什在詩中所說的『我屬於那兒』，『那兒』是人類共同做夢的地方，代表著良知、勇氣和創造力。正因為有了『那兒』，才有了此刻與身份，才有了我們超越現實存在的可能。」
2002年春，圍城中的拉姆安拉。3月24日下午，我們抵達特拉維夫國際機場，由法國駐以色列領事館的領事帶隊，乘大巴專車前往拉姆安拉。作為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成員有，美國小說家羅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義大利小說家文森佐·康索羅（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說家胡安·高伊蒂索羅（Juan Goytisolo）、法國評論家克里斯蒂安·薩爾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說家何塞·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和奈及利亞詩人劇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還有我——八位成員來自四大洲八個國家。頭一天下午六時，在巴黎書展大廳的法蘭西廣播電台專櫃，我們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籲書」，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五百多位作家，包括以色列作家也簽了名。
在記者問及我們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時，索因卡答得好：「這很簡單，我是應被圍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達爾維什之邀。大家兩度盼著他去領取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獎金，並和其他作家交流。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遲，然後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這次翻越邊境的機會是大遺憾。由於達爾維什不能來，我們應該去找他，就這麼簡單。」
天色漸漸暗下來。先是一個緊挨著陰森森的兵營的哨卡，旁邊停著坦克，前方是炮樓，射擊孔像空洞的眼窩。我們穿過重重包圍。天剛擦黑，我們進入拉姆安拉的領地，由一輛巴勒斯坦警車引導，終於抵達花園大酒店。
在酒店大門外，迎接的主賓是巴勒斯坦作家和詩人，領頭的是默罕默德·達爾維什，兄弟般緊緊擁抱。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熱情而矜持，鏡片閃爍，帶著白色絲綢圍巾。他61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我注意到，他有個樂觀的大鼻子。
我們在客房放下行李，從花園大酒店步行到餐廳。腳下是燈火閃爍的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相距僅16公里。
晚宴是巴勒斯坦文化部主辦的，儀式從簡，沒有媒體在場。自助式晚餐，加上本地紅酒。我們和巴勒斯坦作家和詩人交叉走動，用英語或手勢交談。我在落地窗前獨自飲酒，一位優雅的中年婦女走過來，她叫塔妮婭（Tania）。她指指山上那帶圍牆的建築物，那就是以色列定居點，它不斷擴張，常無緣無故向這邊開槍，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周前，這裡滿街都是坦克。達爾維什插話說，在拉姆安拉總共有140輛坦克。我注意到，他有明顯的鼻音，好像得了感冒。白色絲巾那麼柔軟，我聯想到和鐵絲網的鮮明對比。
第二天上午，我們步行到文化中心。走進花園和拱形門廊。一層正舉辦畫展，二樓是辦公室，包括達爾維什主編的文學刊物的編輯部，再往上是三樓的會議廳。
我們和巴勒斯坦作家詩人在長桌旁相對而坐。由巴勒斯坦駐法國的總代表雷拉（Leila）介紹代表團成員。她是樂觀的胖女人，喜歡開玩笑。
首先由達爾維什講話，他先提到「這個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說，你們勇敢的來訪就是一種突圍。你們讓我們感到不再孤立。「我們意識到有太長歷史和太多先知，我們懂得多元環抱的空間而不是牢房，沒有人可以獨霸土地或神或記憶。我們也知道歷史既不公平也不優雅。而我們的任務是，作為人，我們既是人類歷史的犧牲又是它的創造。」最後他說，「而我們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將讓這兒恢復其原意：愛與和平的土地。感謝你們和我們一起背負這希望的包袱。」
緊接著是新聞發布會。薩爾馬戈成為焦點。從巴黎出發前他一語驚人，把以色列當局和納粹相比，使用了奧斯維辛（Auschwitz）和「大屠殺」（Holocaust）這樣的詞。代表團的多數成員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論會影響此行的目的。因造成分裂，他此行後退出國際作家議會。我倒覺得薩爾馬戈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又不是政客，用不著那些外交辭令。一個作家有權使用隱喻，若能警世，正好說明語言的效用。再說，他的話如預言，被隨後發生在傑寧（Jinin）等地的屠殺證實了。以色列並不擁有奧斯維辛和大屠殺這些詞的專利權。過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今天的暴君。
在錯落的屋頂上，升起不同顏色的風箏，看不見的線在看不見的孩子們的手上。只有天空才是自由的。他們在哪兒？
當天晚六點，阿拉法特要接見我們。阿拉法特站在門口，由雷拉介紹，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這是阿拉法特的辦公室兼會客廳。阿拉法特和國際作家議會主席羅素坐在中間。按事先說定，這次會見不對外公開，故所有記者都被趕了出去。羅素首先代表國際作家議會說了幾句話，表示對巴勒斯坦獨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彆強調說我們是來看望達爾維什的。阿拉法特指著達爾維什開玩笑說：「他是我們的老闆。」
72小時後，以色列坦克衝進阿拉法特官邸，近於置其死地。
當天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大廳擠滿了聽眾，估計近千人。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這兩年無法參加這樣的文化活動。首先由達爾維什朗誦。從聽眾會心的讚歎，直到雷鳴般的掌聲。毫無疑問，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
2015年5月我參加馬其頓詩歌節，見到加桑·扎克坦（Ghassan Zaqtan），他是巴勒斯坦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也是達爾維什的老朋友。在2002年春天的圍城中，我們和巴勒斯坦作家和詩人在一起，也包括扎克坦。
在斯特魯加的第二天晚上，扎克坦告訴我，在拉姆安拉圍城的朗誦會，他從監視器中，注意到台上台下的表情及細節。作為組織者之一，他獲得內幕的消息，坦克群正在收攏包圍圈，向劇院不斷逼近，天知道，聽眾誰能回到家中。這恐怕是世界上最獨特最驚悚的圍城朗誦會了。毫無疑問，達爾維什既是主角也是證人，他心中感到坦克的位置，在古老文明和詩歌的位置，聚光燈照亮國際舞台的中心。
三
2004年6月26日晚8點在波茨坦廣場，柏林國際詩歌節舉辦詩歌之夜的開幕式，主題是「世界聲響」。同台朗誦的是幾位來自多語種的國際詩人，包括達爾維什和我。
在露天舞台上，我和德國演員一起，分別朗誦中文詩作和德譯本。聽眾黑壓壓一片，靜悄悄的，路過幾個「暴徒」呼嘯而去，讓我走了神，我讀中文時磕磕巴巴，串了行，連經驗豐富的德國聽眾都明白，中文詩歌被「暴徒」綁架了。
在波茨坦廣場旁的曼德拉酒店（The Mandala）下榻。那是半透明的極簡風格，好像巨大的冰箱。在詩歌節的不同場合，我和達爾維什匆匆打招呼，如穿過戰爭的幕間休息，喘了口氣，用紙杯喝速溶咖啡，定了定神，我們終於約好小聚。
記得那是7月1號，詩歌節結束了，大多數詩人在大堂紛紛告別。中午時分，達爾維什約我和甘琦吃午飯。曼德拉酒店第五層是餐廳，頂層是平台，小溪流水，翠竹搖曳，帶有東方情調。由領班引導，緊靠落地窗的餐桌就坐。
面對面，時間從容不迫流過。兩年多過去了，從拉姆安拉到柏林，就像轉動的舞台—戰爭與和平，主人與客人，輕與重，生與死。他在巴黎流亡近十年，成了法國葡萄酒的專家，挑選了一瓶勃艮第白葡萄酒。他聳聳肩，攤開手，如同卸下戰士的盾牌。
他看起來有點兒疲倦，歲月畢竟留下印記。我們先幹了一杯，這清冽的醇酒，令人振奮。他頓時輕鬆多了，從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
先從2002年春天的圍城說起。從拉姆安拉到加沙走廊，我只待了四五天，好像度過漫長的一生——盡量剋制我的憤怒，積壓到書寫的文字之中。他點點頭，完全表示理解。對他來說，流亡就是家園，現實正是如此。那年的圍城，只是他無數的難關之一，而詩歌引導巴勒斯坦的苦難，隱喻追上現實。
眾所周知，達爾維什曾是巴解組織（PLO）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不屬於任何政黨，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抗議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憤然退出巴解執行委員會。在他和阿拉法特之間，正面的是多年的友誼，卻經常發生衝突。他對我說，詩人和政客是兩類人——語言、思路、腳步和目標都不一樣。
說到權力的腐敗，甚至連阿拉法特也不例外。達爾維什抱怨時講到某些事實，令我吃驚。
流亡是共同的主題之一。就像薩義德所說的「流亡的愉悅」，如果卸下「流亡」的負擔，獲得了自由與創造的特殊源泉。在某種意義上，失去祖國和土地，而母語是我們唯一的根。
我們又打開一瓶勃艮第白葡萄酒。那侍者矜持而傲慢，達爾維什發了好幾次脾氣。他既溫和又性急。記得香港女記者張翠蓉告訴我，達爾維什對女性特別溫柔，十分體貼。
我喝得有點兒高，飄飄然。時間不早了，竹影婆娑，餐廳只剩下我們了。我和達爾維什兄弟般緊緊擁抱，說好在拉姆安拉見面，一定。
那是永別。
作者：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詩人。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誌。出版有詩集《陌生的海灘》《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上的風景線》等、散文集《藍房子》《失敗之書》《青燈》等，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先後獲瑞典筆會文學獎、古根海姆獎學金等，被選為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並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題圖：The Homestead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arbed Wire Fences，John Steuart Curryjpg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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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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