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與比較：量化比較方法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

量化與比較：量化比較方法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

李伯重

《思想戰線》2018年第1期

作者簡介：李伯重，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在歷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和比較研究都是重要的方法。如何將這兩種方法用於中國經濟史研究？這是需要我們弄清楚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中國經濟史與比較史學之間存在的關係，以往比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比較與量化方法之間的關係，以及量化方法如何在比較研究中的實際運用等4個方面。對這些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有助於我們用這兩種方法對中國經濟史展開深入研究。

關鍵詞：量化；比較；江南；經濟史

一、中國經濟史與比較史學

中國經濟史學大師吳承明先生說過：「任何社會經濟都是在一定的機制下運行的，否則不能持久。各種社會形態的機制不同，但都有再生產的問題，都有增長（負增長）的模式問題和發展周期性問題，都有主權者干預問題，等等。這其中，有些運行規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參照。」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個時期的經濟，和別的國家（或地區）或者這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時期的經濟，總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共同的東西，才有共同規律。當然，既然是不同的對象，彼此也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比較史學就是通過對不同對象的比較來發現共同規律和不同之處的。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比較史學就是通過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的比較，來加深、擴大對歷史認識的方法。

比較史學興起於西方，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出現，並一直延續下來。為什麼比較史學不是在中國興起而是在西方或者說歐洲興起？原因很簡單，歐洲自古就是分裂的。在歷史上，歐洲通常存在諸多大小不等、種類有異的政治實體。即使是羅馬帝國，也只是把歐洲部分地區統一了。甚至在一個國家內，也基本上是分裂的。如神聖羅馬帝國內部，就有幾百個小邦，每個小邦都有自己的君主、政府、軍隊、法律和貨幣。所以，歐洲是一個分裂的大陸，而且歐洲置身於北非、中東和西亞等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包圍之中。因此，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說，無論在歐洲內部還是外部，都會遇到和自己不同的人，彼此有很多接觸，也經常發生衝突。因此，他們會注意別人和自己的不同。如古希臘人就認為自己是最文明的民族，把周邊的民族都稱為「蠻族」。他們常常思考這樣的問題：那些蠻族和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比他們優越在哪裡？為什麼？等等。羅馬人也如此。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比較。所以歐洲很早就出現了比較研究。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後，基督教世界受到嚴重的挑戰，所以歐洲人花了很大氣力去研究伊斯蘭文明。當「蒙古旋風」席捲歐洲的時候，歐洲人又想知道蒙古人為什麼會這樣強大？他們的行為方式為什麼和自己有這麼大的不同？等等。因此，比較的傳統一直延續了下來。但到了近代，比較研究才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為這時出現了很多民族國家。典型的民族國家，就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屬於同一個民族或者以一個民族為主，由一個政府治理，有統一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在歐洲，民族國家大概16世紀左右開始出現。之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衝突也更多了，於是就更要多認識其他國家的情況並且進行比較。而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現狀，就必須了解它的歷史。因此，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以後，比較史學也隨之興起。可以說，比較史學在歐洲源遠流長，近代則日益成熟。

實際上，作為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的比較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的一種方法，歷史比較研究在西方從史學誕生的那天起就出現了。希羅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曾運用過比較的方法。到了近代早期，歷史學家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歷史上各個不同的民族加以縱向和橫向的對比，來說明他們龐大的思想體系。孔德把比較研究作為探求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一個主要方法，並列舉了比較研究的3種方式，這是對歷史比較方法的最早的理論探索。但比較史學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系統的史學流派卻是20世紀初的事情。到了20世紀前半期，產生了斯賓格勒、湯因比這些大家。我們今天經常說的東方文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這些詞語，就是湯因比發明的。歐洲有這樣長遠的傳統，而中國沒有，原因是中國很早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雖然周邊有很多鄰邦，但是在強勢的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在歷史上看不起這些國家，認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旁邊都是「蠻夷小邦」。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那封信，口氣非常傲慢，根本不把「蠻夷」看在眼裡。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發現中國並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華文明也不是過去想像的那樣是世界唯一的偉大文明，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文明，甚至有些比我們更強勢。許多中國歷史學家感到應該多了解其他國家的歷史，通過和其他國家的比較，才能夠認識中國自身的歷史。這樣，他們就將西方的比較史學引入中國，並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一個核心部分。

目前，比較史觀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一個核心部分。魏晉隋唐史大家王仲犖先生在1985年發表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一文中寫道：「不同國家的封建社會，有它們的共同點，也有它們不同的特徵。譬如在歐洲，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在東方的印度，村社殘餘特別嚴重，土地是村社所有，買賣也受到限制。而在中國卻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較早可以自由買賣。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井田制、書社制的崩潰，土地開始可以自由買賣。即使在曹魏屯田制，西晉占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遼金的村社組織，土地買賣受到一定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也仍然佔主導地位。」王仲犖先生研究魏晉隋唐史，而在魏晉隋唐時期，中國與歐洲基本上沒有什麼往來，似乎談不上中西比較研究。但王仲犖先生在文章中用的「封建社會」「領主制」等概念，都是從西方傳來的。使用這些概念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本身就有一個隱含的比較的意味，即在用西方的歷史來和我們的歷史進行比較。因此，哪怕只做中國研究，但實際上已經受到比較史觀的影響了。如果是乾嘉學者，絕不會認為中國是封建社會，因為他們從未把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進行比較。

「封建社會」這個詞，並不是中國原有的。中國古代文獻里的「封建」是「封邦建國」的意思，而我們現在說的「封建社會」是一種社會形態。「封建社會」這個詞是從日本引進的，日本學者從歐洲引進feudal這個詞，用了漢字「封建」。確實，這個翻譯比較符合日本的歷史實際，但是否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呢？中國學者在從日本引進「封建」這個詞時，並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更沒有考慮「封建制度」在歐洲是否是一種普遍制度的問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歐洲，封建制度也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制度。歐洲史專家馬克垚先生指出：「中世紀的西歐人並不知道有我們今天所說的封建制度，更沒有說過什麼封建政府、封建社會之類的話。現在西方史學家所說的feudalism的內容，中世紀時在西歐只是零碎地存在著，各地多有不同，記載它的習慣法更因時因地而異。」無論是把封建主義當作中世紀西歐社會中的一種政治、法律制度，還是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都會遇上它能否適用於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即「封建」有無普遍性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從很早就開始了。馬先生指出：「西方學者把封建作為一個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時，所依據的主要是狹小的羅亞爾河、萊茵河之間地區的9到13世紀的材料，是用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的簡單化的封建主義的理想典型。這一時代，是原始的日耳曼人開始建立國家的時代，所以顯得生產落後、文化荒蕪、政治原始，被啟蒙學家稱為黑暗時代。後來封建漸被賦予一個社會、一個經濟形態的意義，於是依附關係的統治、莊園制、農奴制、自然經濟、中央權力衰落甚至無國家等便被當作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徵，但在實際上，它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即日耳曼人的經濟、政治等組織成長而未成熟的階段，不宜把它看作是一個社會的典型階段。」因為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依靠的是歐洲某些部分發現的材料得出的結論，所以把封建社會當作西歐的普遍的政治經濟形態也是有問題的。至於這個結論是不是放之四海皆準，更需要進行檢驗了。如果我們對這個概念沒有進行很好的分析，就拿它作為一個標準去衡量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用一個有問題的概念作為比較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歷史，就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在1929年出現了一個「社會史大論戰」，中心議題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封建社會。到了1950年以後，史學界接受了中國確實有封建社會的觀點。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又出現了爭議：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是一樣的嗎？我的老師傅衣凌先生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不是西方那種封建社會，因此他把中國的封建社會稱為「早熟而又不成熟」的封建社會。我當時在跟傅先生讀書，問他：「『早熟而又不成熟』，到底應當怎麼理解？」傅先生對此也感到困惑，因為這還是拿歐洲的歷史發展模式為標準來看中國歷史，而這種模式又是從歐洲一個很小的地域發現的材料得出的。到了現在，歐洲的材料發現了很多，學者們認為歐洲即使有過封建社會，也是各不一樣的。因此，傅先生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鄭重申明不再使用「封建社會」這個名詞，而改用「傳統社會」。因此，用什麼樣的標準來進行比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比較的標準改變了，比較史觀也要隨之不斷修正。

二、以往比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以往的比較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其一，簡單化的比較。通常只要找出兩種事物的一些共性與個性，就得出結論。所以從前讀的一些書中，常常說中國怎麼樣，西方怎麼樣，然後就得出大結論，說中國優於西方或者不如西方，論證非常簡單，沒有提供充分證據。

其二，比較多描述性，主要是表象的比較。如20世紀80年代有一本《東西方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對「東方」和「西方」3 000年的歷史進行比較。當時大家要解放思想，因此這個比較有其積極的作用。但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來說，這本書的問題當然就大了。比如「東方」指哪些地區？在中國之外，印度、日本、東南亞、蒙古是不是東方？同樣的，「西方」，今天大多指基督教世界，而基督教內部有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基督教世界有眾多國家，從歐洲延伸至俄羅斯、南北美洲、大洋洲。在基督教興起之前，還有希臘羅馬等非基督教文明。這樣大的地域範圍和這樣長的時間範圍怎麼去比較？所以這樣的比較只是一種簡單化的比較。

我認為，正確的比較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條件。第一，比較的事物必須有可比性；第二，比較的對象應該有確定的時空範圍；第三，比較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第四，比較應該分為不同的層級，該進行哪一級的比較，就進行哪一級的比較。有了以上這些，才能進行正確的比較，而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煮成一鍋粥，胡亂燉出結論來。

首先，可比性。不同的對象之間是不是有可比性，取決於事物本身的性質。先秦時墨子就說過：「異類不比。」（《墨子·經說下》）意思是不同性質的東西是不能比較的。他還舉了一些例子證明這一點，這些例子非常有意思。比方說「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糜與霍孰皬？虭與瑟孰瑟？」（《墨子·經說下》）過去很多比較實際上就是進行不同性質事物的比較。比方說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今天為止還是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結構深層的支柱之一。在這本書里，韋伯對世界上的各種文明進行了比較，結論是在各種文明中，只有新教文明可以引起社會經濟的進步，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他特別批評中國的儒家文明，說這是一個保守的、落後的意識形態，妨礙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這個觀點有深遠的影響。韋伯比較的是文化，但是文化是不是一種同質的東西？可不可以進行比較及怎樣進行比較？對於這些問題，學界的爭論一直都很大。到了20世紀80年代，余英時先生出版了《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明確批駁韋伯的理論。余先生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儒家精神並沒有阻攔現代化的進程，相反，在某些方面還取得了比基督教精神更大的成就，比方說日本和「四小龍」的興起。余先生認為，韋伯的錯誤在於，由於時代的局限，韋伯並不很了解其他的文明。其次，韋伯進行文化的比較，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比的。所以，即使像韋伯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如果進行的是不同性質對象的比較，得出的結論也很可能有問題。

其次，比較還必須有明確的時空範圍。剛才說的「東西方」比較，「東方」「西方」到底指的是什麼？按一般人的理解，「東方」就是歐亞大陸的東部即亞洲。那麼，亞洲包括多少種不同性質的文明呢？至少包括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等大文明，而每種大文明中又包括了許多次文明。有非常多不同東西包括在內，怎麼能說它是一個同質的「東方」呢？「西方」也是一樣，通常指的是歐洲及其衍生物——大航海時代以來的美洲和澳洲。在「西方」內部，也包括了天主教文明、新教文明、東正教文明等文明。所以，沒有一個明確的空間範圍，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正確的比較。以往人們常討論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有什麼異同，但是具體指的是哪一個時段，也並不明確。一些學者往往把歐洲一些地區在中世紀全盛時期（中世紀中期）的情況作為標準，來觀察、判斷中國明清時期的情況。這顯然是很成問題的。

過去許多學者常常拿中國和英國進行比較，以了解中國為何不能像英國那樣出現工業革命和經濟近代化。但是這兩個國家在國土和人口方面有巨大的差異：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是960萬平方公里，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領土比現在要大出三分之一；人口也眾多，1750年，中國人口達到2.7億，按照李中清和王豐教授的估計，約佔全世界人口的40%。但英國今天的面積才27萬平方千米，1750年人口只有大約570萬。中英之間存在那麼巨大的差別，怎麼進行比較呢？

因為中國太大，國內各地的差別又非常大，因此在和英國或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做法：選幾個地方作為代表來和這些國家進行比較。在經濟史方面，第一個被選的地方就是江南，即長江三角洲。江南至少從唐後期以來就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找一個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作為中國的代表來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這個做法當然是不對的。江南的人均GDP依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1年已達到21 190美元，等於同年英國人均GDP的60%，法國的65%，大大高於前蘇聯集團國家。而中國的西藏、甘肅、貴州等地，與江南的差別非常大。如果江南可以代表中國，那為什麼西藏、甘肅、貴州不可以代表呢？因此，只有把中國的各個地區研究好，找到共性，才能說這是中國，然後和他國進行比較。我們的經濟史學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套用西歐經濟發展的模式。比如封建社會瓦解，接著工業革命發生，通過工業化進入現代社會，這本來是從英國經濟發展歷史中得到的，但這個規律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這卻是一個大問題。事實上，到今天為止，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還是少數，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到今天還遠遠沒有走到這一步。

再次，比較的標準。比較史學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有統一的標準。在比較的時候要注意比較對象的「個性」與「共性」的問題。過去我們在用歐洲模式觀察和判斷中國歷史的時候，會遇到很多難以解釋的問題。比方說在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中國史學界展開了全盤學蘇聯的運動，把中國傳統社會看成是一個停滯的、沒落的、衰敗的社會，沒有內在的活力，不可能走向現代社會。唯一的出路是革命，而革命又是在外部影響下出現的。也就是說，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激發中國人民的反抗，導致了革命的發生。這實際上是費正清著名的「衝擊—回應」理論模式的變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解釋是有道理的，但是把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都歸結為外界影響，肯定是不對的，因為事物的變化內因是主要的。如菲律賓前後受到西班牙、美國統治了好幾個世紀，但今天依然是東亞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相反，沒有受西方統治的日本，卻成為第一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所以，把外力的影響放在第一位是不對的。但如果中國的傳統社會真是一個停滯的社會的話，社會發展的動力就只能來自外部，對此中國學者很困惑，於是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性進行質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即「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依照這個理論，中國傳統社會內部也有發展動力，這種動力和西方近代早期社會發展的動力相似，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始終沒有發展起來，所以只是「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萌芽」這個理論在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沒有，是中國經濟史學家的發明，吳承明先生是這個理論的集大成者。根據這個理論，從明朝後期開始，「資本主義萌芽」就已出現，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但由於各種原因，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到來，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就中斷了。這個理論的提出是中國經濟史學的重大創新，值得高度評價。但它還是用西歐（主要是英國）的發展模式為標準進行比較，希望用這種「共同規律」來指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因此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這個理論。吳承明先生到了晚年，也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而改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同樣的，傅衣凌先生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理論也是中國經濟史學的重大創新。根據這個理論，中國的封建社會確實和歐洲的封建社會不同，是「早熟又不成熟」。但「早熟」和「成熟」都是以西歐封建社會的情況為標準，而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封建社會的差距如此之大，很難用西方的「共性」來套中國的「個性」。因此後來傅先生臨終前在病榻上說，中國沒有封建社會。

最後，比較的層級。根據不同的需要，有些比較是淺層級的，有些是深層級的。比方說進行社會性質的比較，就是非常高層級的比較，做起來很不容易。淺層級的比較做起來容易一些。如在經濟史研究中，選取16世紀江南的某一個小地方（例如一個村子）的農民的生產能力和同一時期的英國、日本或者印度的某一個小地方農民的生產能力進行比較，這屬於淺層級的比較。如果材料充分，這個比較研究可以做得很好。每個學者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以及所關注的問題，選擇合適的對象進行合適的比較。如果不顧一切就進入最高層級的比較，最後說出來就是空話、大話、廢話。彭慕蘭在《大分流》這本書中，特彆強調進行合適的比較的問題。他說：「用英國與印度或中國來比較。但是印度和中國各自在面積、人口和內部多樣性方面都與整個歐洲而不是單個的歐洲國家更具可比性。」歐洲或者亞洲內的地區差別可能非常大，比方說荷蘭和烏克蘭，或者甘肅和長江三角洲。國家不是合適的比較單位。「而在這兩個次大陸內部，一個自身與英國或尼德蘭具備可比性的區域，再加上亞洲那些與巴爾幹、南義大利、波蘭等地對等的區域進行平均後又失去了可比性。」因此，只能選擇那些具有較大可比性的地區進行比較。

彭慕蘭說的道理對於研究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特別重要。中國和印度都人口眾多，國內差異巨大。因此，很難把這樣的大國作為一個整體來和一個人口較少、內部差異較小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彭慕蘭說：歐洲、亞洲在經濟上內部地區差異太大，所以都不能將其視為均質體。他特別舉例說，在歐洲內部，荷蘭和烏克蘭之間的差別非常之大。烏克蘭是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區之一，具有得天獨厚的農業生產條件，號稱「歐洲糧倉」。我讀過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傳記，他是烏克蘭人。在他小時候，烏克蘭許多農村裡沒有人識字，連東正教牧師也不識字，都只能很簡單地背一點經文。19世紀時，農村裡大多數人一輩子就洗3次澡：出生的時候、死的時候和結婚的時候。貧窮落後到這樣的程度，怎麼能夠和荷蘭這樣的國家放在一起作為「歐洲」？荷蘭今天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在16、17世紀更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甘肅和江南，在經濟上的差別也非常大。今天甘肅的整體情況我不清楚，但有一個地方叫做西海固，是西吉縣、海原縣和固原縣3縣縣名首字的簡稱，原屬甘肅省，後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西海固地區極其窮困，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確定為全球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與此相對照的是江南，一直被稱為「富甲天下」。甘肅和江南之間的經濟差別不遜於烏克蘭和荷蘭之間的差別，甚至還更大。因此彭慕蘭說，不能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也不能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他指出：在中國和歐洲這兩個大陸內部，有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地區，例如英國、荷蘭和中國的江南。所以他在《大分流》中指出：「分布於整箇舊大陸的各種各樣的核心區——長江三角洲、關東平原、英國和尼德蘭、古吉拉特——共同擁有某些重要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是它們周圍其他大陸或次大陸地區不具備的（例如，相對自由的市場、廣泛發展的手工業生產、高度商業化的農業）。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對這些區域直接進行比較，而寧可引入那些無論日常生活還是貿易、技術傳播及其他等等的主要模式都沒有多少相關的有著很大隨意性的大陸單位呢？」因此，要進行比較，就應該選擇具有可比性的地方來進行比較。他這本書緊緊扣住了這一點，推翻了過去歷史學界的很多共識，在國際學界引起轟動，他也因此當選了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這是對他成就（特別是對他提出「大分流」理論）的肯定。

三、比較與量化方法

墨子說「異類不比」，接著還有一句是「說在量」。「異類不比，說在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比較的對象不僅要屬於同一性質，而且要有數量，才能夠比較。以往中國經濟史研究中進行的比較，主要是用描述的方法進行比較。如通過一些歐洲人寫的遊記等，說英國人有清教傳統，所以工作很勤奮，而中國人沒有這種傳統，所以很懶惰。但是我們也不難找出相反的材料，說中國人很勤奮而英國人懶惰。因此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要克服這種缺陷，量化方法是很重要的。例如，過去比較研究中常犯的一個錯誤，是所研究的實際上只是中國經濟史的一個側面，但得出來的結論卻是全局的，因此很容易被質疑甚至推翻。

我們以江南經濟史為例來看看這個問題。江南地區，從地域來說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江南包括如今的上海、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的16個市；狹義的江南則是清代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和湖州8個府和太倉州。我為什麼會花幾十年研究這一地區的經濟史？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的資料非常豐富。江南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因此也是中國科舉最盛的地區，留下的東西也特別多。僅就地方志來說，江南的地方志基本上都是幾十年就修一次，而且每一次修志都很認真。不僅府、州、縣，連市鎮、村子也都有自己的地方志。雖然經歷了戰火和政治動蕩，許多地方文獻被毀了，但是去看看《中國地方志綜合目錄》，保留下來的仍然是全國最多的。因此，做江南經濟史研究，材料當然比別處充分，學界的研究也比對中國其他任何地方更深入。我40年前讀研究生的時候，選取了江南地區作為研究對象。1982年，我開始寫博士論文，找來日本人編寫的《東洋學文獻類目》，這是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中心發行的世界上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史研究索引之一，收錄了中、英、日、法、俄5種文字發表的中國史研究論著的篇名和簡單介紹。僅就中、日、英3種文字寫成的中國經濟史論著來看，研究江南的就佔了三分之一左右，研究中國全國性問題的大部分論著，也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江南。所以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江南研究是最充分的。江南經濟史研究的論著，涉及工業、農業、租佃制度、貨幣、貿易等各個方面。但都是經濟發展的某一方面。但是一個經濟是由各個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組合而成的整體。各個部分是怎麼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卻一直未有研究。沒有這個整體，只就自己研究的某個側面，就對江南的經濟整體水平進行評價，說它怎麼發達或者怎麼落後，顯然是不科學的，有點「瞎子摸象」的味道。因此，即使是過去中外學界研究最好的江南，由於存在上述的問題，所得出的結論也會出現很多矛盾和衝突。因此，明清時期江南整體的經濟狀況到底如何，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一個定論。不同學者得出的結論天差地別。例如，過去人們說江南「富甲天下」，但是到20世紀，大多數學者卻認為這個地方非常貧困。陳振漢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地租額不特侵吞了（農民）全部和剩餘勞動，甚且已榨取了大部分的必要勞動，使得農民所有，甚至不足『維持肉體生存』」。到了20世紀90年代，黃宗智先生也認為，在明清至民國的幾百年中，江南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僅能維持人類肉體生存的最低物質需要。他們得出的共同結論是，江南人民生活極其貧困。以此為基礎，陳振漢先生認為，這是農民起義主要的根源，黃宗智先生認為，是1950～1980年實現集體化等的前提。他們都是優秀的學者，其結論也都是有史料支持的。

但也有另外的記載給我們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景象。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胡夏米於1832年6月來到中國的上海，他在日記中寫道：「人口看來甚為稠密，但鄉民們身體健康，吃得也不錯。小麥做成的麵條、麵餅是他們的主食。我們在此期間，地里小麥剛收割完畢，土地耕耙、灌溉後緊接著又種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見當地土壤之肥沃異常。當地的冬天據說十分寒冷，有些年份數英尺深的積雪可經月不化，冰塊大量地存放到夏季，主要用於保存鮮魚……（在上海縣城）除了在中國任何地方都難以買到的牛肉之外，這裡各類食物的供應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應也同樣充沛。這裡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們逗留之時正值桃子、油桃、蘋果和枇杷等上市，價格十分便宜，各種各樣的蔬菜供應也十分豐富。」可知，在英國人眼裡，這裡的人民生活得不錯。上海當時並不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最繁榮的城市是蘇州，到太平天國戰爭把蘇州摧毀後，蘇州的有錢人都跑到上海去了，在租界的保護下，上海才取代蘇州成為江南最發達的城市。那麼，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的蘇州是什麼一個樣呢？1845年，法國有一個商務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代表團成員耶德到了蘇州，稱蘇州為「世界最大的都市」，並說：「諺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特別是蘇州更是了不起。在那裡耀眼的魅惑人的東西應有盡有。物產豐富，氣候溫和，舉凡娛樂、文學、科學、美術的東西無一或缺。這裡是高級趣味的工藝和風靡全國的風尚的源泉地。這裡一切東西都是可愛的、可驚嘆的、優美的、高雅的、難得的美術品。這個都市是江南茶、絲之邦的首府，不僅是美術與風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躍的工業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業中心、貨物集散地。總之一句話，是世間的極樂土，使人深感古來詩人、史家和地理學者之言的確不假。」他對蘇州的稱讚絕非信口開河。在當時，蘇州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居民大概有150萬人，等於歐洲各國首都城市人口的總和。這兩個外國人都親眼看到當時江南人民的生活如此富裕，因此江南絕不會是一個極度貧困的地區。

為什麼對同樣的事情，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你可以說陳振漢、黃宗智先生說的只是農民。但在當時的江南，農民占人口主體。如果農民生活極度貧困，那麼這個地方怎麼可能那麼繁榮？因此，對於同一個事物，如果不採取合適的方法，哪怕有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記載，得出的結論也可能是錯誤的。正如吳承明先生所言：即使所用的史料正確無誤，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要得到正確的結論，還需使用合適的方法。在這方面，量化方法是很有幫助的。

四、量化方法在比較研究中的運用實例

量化方法的適用領域之一是GDP的研究。GDP，即國內生產總值，事實上，人類自出現以來就在創造GDP。作為反映經濟活動總量的指標，GDP比任何描述行業或產業的指標更能反映經濟全貌。同時，因為GDP衡量的是全部生產和服務創造的增加值，比衡量總值的指標更少重複計算。而且，GDP不用成本、利潤等會計方法，計算時較少「靈活性」。因此相對而言，GDP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指標。今天，從最不發達的國家如巴布亞紐幾內亞，到最富的國家如北歐三國，都可以用GDP這個客觀的中性指標來表現其經濟狀況。那麼，GDP研究能不能應用到過去的經濟活動的研究上？是可以的，這就是歷史GDP研究，是西方學者創立的研究方向。

我對19世紀初期江南和荷蘭經濟狀況進行的比較研究，就是用GDP研究的方法。這個研究的主要結果是我2010年出版的《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此書出版後獲得了第四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三等獎和第六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濟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現在正在翻譯為英文，2018年將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英文版。這本書所研究的地方是20世紀20年代松江府的華亭縣和婁縣兩個縣。在今天，這兩個縣是上海市的松江區，是一個很小的地方，面積為600平方公里，人口66萬。在20世紀20年代時，面積稍大，而人口約有52萬。

我本來沒有做過歷史GDP研究，也不知道應當怎麼做。2001年，參加了一個在瑞典開的經濟史會議。與會學者中，有一位來自荷蘭的范·贊登（Jan Luiten van Zanden），他是荷蘭經濟史研究權威，也是歷史GDP方法的創始者之一。有一天，我們一起散步閑聊，他說：「我讀了你的那本關於江南農業的書（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很感興趣。如果把書中的地名、人名、術語和農作方式換成荷蘭的地名、人名等，就好像在說荷蘭一樣。」他的話使我非常吃驚，說：「真有那麼像嗎？」他說：「真是這樣」。並且建議：「既然江南和荷蘭那麼相像，那我們一起來寫一篇江南和荷蘭比較研究的文章，怎麼樣？」我說：「好呀。」但是回國之後仔細想想，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什麼？因為他用歷史國民賬戶系統對近代早期荷蘭GDP進行研究，而這種方法我當時連聽都沒有聽過。後來他把他的書寄給我，於是我看他是怎麼做的，然後再進一步讀關於歷史國民賬戶系統方法的書。學會這種方法，我收集史料，建立自己的研究資料庫，設計各種計算公式，進行分析和研究。由此用了8年時間，寫出了《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一書。這本書寫完後，我和他合寫了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比較江南和荷蘭兩個地區在19世紀初期的經濟狀況。由於我們的比較對象有明確的時空範圍，又使用同樣的標準和方法，而且都以自己對相關地區的第一手研究為基礎，因此所得到結論當然比較接近真實。

為什麼選擇19世紀初期的荷蘭和江南進行比較？荷蘭是一個小國，面積很小，19世紀初人口才兩百多萬，但在歷史上它曾經非常的輝煌。在英國興起之前，荷蘭是整個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在16世紀，荷蘭是西方世界的海上霸王，在亞、非、美洲都有很大的海外殖民地，而比較的另外一方江南，至少從南宋以來，就是東亞最發達的地區。到了明代後期和清代前期，這裡出現了許多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新變化。

在近代早期的經濟成長方面，江南和荷蘭也有很大的可比性。至少1400年以來，荷蘭的經濟發展一直在歐洲名列前茅。1579年荷蘭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後，更進入一個長達1個多世紀的快速而持續的增長，被稱為經濟史上的「荷蘭奇蹟」。到了17世紀，荷蘭在生產率和技術上都是西方世界的領袖，自1600年至1820年，荷蘭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是歐洲最高的。這是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結論。英國雖然後來居上，但英國的發展從荷蘭受惠很多。17世紀中期，英國陷入了長期的內亂，最後邀請英國國王的女婿荷蘭執政奧蘭治公爵帶著荷蘭海陸軍進入英國，成為英國國王，即威廉三世。之後英國大量招募荷蘭農民、工匠、技術人員等到英國開荒、發展工業，於是英國政局穩定了下來，經濟也發展了起來。英國崛起後，荷蘭就被英國所超越了，而且還受到了英國的壓制。很有意思的是，在歷史上，日本也長期受惠於中國的江南。到日本興起後，迅速超過了江南，並給江南嚴重的破壞。這兩個曾經的先進地區，都被臨近的島國壓制，這也是一種經濟史上的可比性。

在地理位置上，荷蘭和江南都位於大洋邊，並靠近西歐或東亞最大河流的出海口。江南在長江口，荷蘭在萊茵河口。這使得這兩個地區能夠進行廣泛的內貿和外貿。荷蘭被稱為歐洲的「海上馬車夫」，擁有歐洲五分之四的商船，荷蘭的商人跑遍全世界。江南是中國和東亞的商業中心，全中國的大商人都跑到了這裡做生意，江南的產品暢銷全世界。如江南產的絲綢的80%都銷往外地，遠及歐洲和美洲。到了清代，江南出產的棉布也大量銷往歐美。地理位置給這兩個地區非常大的便利。

在空間範圍方面，這兩個地區的可比性也很高。廣義上的江南的陸地面積是3.9萬平方公里，而荷蘭是3.4萬平方公里（但19世紀初兩地人口差別達10倍以上）。這兩個地區內部的地形也非常相像。江南地勢低洼，東部江南平原的平均海拔大約只有4米左右。荷蘭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三分之一的國土是填海造出來的。現在為止，荷蘭還有很多土地低于海平面。另外，這兩個地區都有大量的湖泊、沼澤、運河。江南自古被稱為水鄉澤國，蘇州號稱水城，阿姆斯特丹河網密集，比威尼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嘆為觀止。由於區內河流綜合交錯，使得這兩個地區內部的經濟聯繫非常緊密。

綜上所述，兩個地區空間範圍大體相當，地理位置、地理狀況也都大體相似，在近代早期的經濟發展的程度也都比較接近，而且後來的命運也都頗為類似。正因為有這麼多的可比性，我們才選擇這兩個地區進行比較。而從時間上看，在19世紀的頭20年，這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在這個時期，它們都失去了自己原來的領先地位，被臨近的島國超過。荷蘭和江南的經濟曾經都很發達，但是沒有自行出現工業革命。這一點，和大多數國家有共同之處。因此，研究荷蘭和江南為什麼不能自行發生工業革命，對於世界經濟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要對19初期荷蘭和江南的整體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必須藉助於量化的方法，進行GDP的研究。具體來說，就是要使用歷史國民賬戶系統（Historical system national account）進行研究。GDP研究有不同的方法，現在用得最普遍的就是國民賬戶系統。這種方法就像記賬，記下所有的投入（input）、產出（output），然後計算創造出來的增加值（value）。這個增加值就是GDP。研究過去的GDP，就必須用歷史國民賬戶系統的方法來研究。使用這種方法，我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結果，然後和范贊登使用同樣方法得出來的荷蘭經濟的結果進行比較。大體上來說，在19世紀10年代的荷蘭和19世紀20年代的松江，第一產業（農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松江大概佔到31%左右，荷蘭則佔27%左右，都不到三分之一。第二產業（工業）所佔的比重，松江約為35%，荷蘭約為30%。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江南為36%，荷蘭則為46%。與此相應，在勞動力就業結構方面，江南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只佔全體勞動力的27%，而荷蘭為43%。從前大家認為，在工業革命以前的「傳統經濟」中，農業是最大的產業部門，人口的大多數是農民。但在19世紀初期的江南和荷蘭兩個地區，都已經不再是農業社會，而是工商業主導的社會了。因為工商業主要是集中在城市，這兩個地區城鎮化的水平也很高。在荷蘭，城鎮居民數量佔全部居民總數的35%，松江則佔40%。住在農村裡的居民，也有許多人不從事農業而從事工商業，因為很多工業在農村裡。

從這個比較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兩個地區經濟的差異。例如，荷蘭的外貿在GDP中的比重遠大於江南。這是因為江南主要依靠廣大中國國內市場，而荷蘭則因為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並不很好，經常被敵國封鎖，因此不得不向海外發展。

最後，我和范贊登合作探討19世紀初期江南和荷蘭兩個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問題。我們把兩地的人均國民收入用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出來，折算為1 990美元，結果為松江（華婁）1 015美元，荷蘭1838美元，而麥迪森計算的同期西歐的人均國民收入是1194美元。也就是說，松江的人均國民收入大約為荷蘭的55%，而與西歐持平。這裡說的西歐指英國、法國和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是歐洲最發達的地區。這樣，我們就能夠看到利用量化的方法得出來的結論了：19世紀初期的江南不是一個貧困的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水平與西歐差不多而落後於西歐最發達的地區。以往學界對鴉片戰爭以前江南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兩種看法：富甲天下和極度貧困，儘管都列出了許多證據，但仍然不能服人。要得出真正客觀的結論，量化方法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量化方法在比較史學中運用的一個例子。

從用量化方法中得出來上述結論，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歷史有更好的了解。世界上的第一個近代經濟，從前大家認為是英國，但荷蘭經濟史學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和范·德·伍德（A．M．van de Woude）的《世界上第一個近代經濟：荷蘭經濟的成功、失敗與持續，1550～1815》這本書告訴我們：世界上的第一個近代經濟不是英國，而是荷蘭。他說：荷蘭經濟在16世紀到19世紀初的時期中，已經發展為一種近代的、城市的商業經濟，但是所依靠的還是傳統的技術。因此，儘管使用的是傳統的技術，仍然可以出現一種近代經濟，即早期近代經濟。這是荷蘭的經驗所體現出來的發展模式。德弗里斯說：早期近代經濟不必具有20世紀工業經濟的外觀，而是包含了那些使得上述外觀成為可能的普遍特徵。這些特徵中最重要者如下：（1）市場：包括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市場，都相當自由和普遍；（2）農業生產率：足以支持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和職業結構，從而使得意義深遠的勞動分工成為可能；（3）國家：其決策和執行都關注產權、自由流動和契約合同，但同時對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的物質條件則漠不關心；（4）技術與組織：一定水平的技術和組織，能夠勝任持續的發展和提供豐富的物質文化以維持市場導向的消費行為。也就是說，一個經濟如果具備了他所列舉的近代經濟的那些重要特徵，就可以說是一個近代的經濟，當然如果還依靠傳統技術的話，就是一個早期近代的經濟。我對19世紀初期松江經濟進行的研究，所得出來的結果與荷蘭頗為相似。上述這些特徵，江南經濟都具有，江南也是一種近代的、城市的商業經濟。因此可以說，在鴉片戰爭之前，江南已經是一個早期近代經濟，儘管也依靠的是傳統的技術。

荷蘭早期近代經濟成長的是斯密型經濟成長。斯密型成長與工業革命開始後出現的庫茲涅茲型成長都是近代經濟成長。但是斯密型的成長是一種依靠市場擴展和勞動分工的近代經濟成長，沒有技術革命和組織變革；而庫茲涅茲成長建立在急劇的結構變化、制度創新和新技術的持續發展與使用的基礎之上，因此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很複雜。斯密型成長並不一定必然導致庫茲涅茲型成長，但沒有斯密型成長，庫茲涅茲型成長是不可能的。英國工業革命是庫茲涅茨類型成長的開端，通過工業革命，出現了我們一般理解的近代經濟。斯密型成長也會導致一種由商業化推動的近代經濟。這兩者都是近代經濟。工業革命並非到處可以發生，它的發生需要各種各樣的條件。比方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裡格萊（E.A.Wrigley）認為，能源是英國經濟革命最重要的基礎，因為英國擁有豐富而易於開採的煤礦。《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被稱為「英國小說之父」和「英國報紙之父」的笛福，在18世紀初已注意到了煤礦對英國的重要影響，說：大自然對英國特別惠愛，使它擁有最好的地理位置、急湍的流水和不易淹沒的煤礦。由於產煤多，英國的人均煤消費量在17世紀末已達459千克，倫敦更高達816千克。這個人均消費量，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也是相當高的。與此相對照，荷蘭在能源方面條件很差，其能源主要靠泥炭，產量不高，熱值很低，不能符合工業革命對能源的要求。至於江南就更差了，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我計算的結果是，清代中期江南的人均能源消耗量摺合成煤，大約只是幾千克而已。如果沒有煤，就沒有辦法建立重工業；沒有發達的重工業，社會的再生產就難以擴大。所以荷蘭和江南沒有、也不可能自行出現工業革命。

儘管斯密型成長不能導致庫茲涅茲型成長，但是二者都是近代經濟成長，因此都有一些共同的經濟近代性。比方說二者都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必須有充分發展的市場，以合理地配置各種資源；有足夠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供足夠的糧食以養活日益增加的工商業人口；有完備的金融體系，為工商業發展籌集資金；等等。如果沒有這些，工業革命是不能夠出現的。在這些方面，19世紀的荷蘭和江南都走在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前面。因此，這兩個地區雖然沒有出現工業革命，但是它們的斯密型發展也為後來留下了寶貴的遺產。留給江南的這份遺產，是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地區所不能比的。這就是為什麼從19世紀以來，江南在近代工業化方面比其他地方表現更為突出的原因之一。19世紀中後期上海興起之後，迅速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個工業化地區。到了抗戰前，上海的現代工業產值佔中國現代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上海迅速實現工業化，很大程度上說得益於西方資本、技術與管理的引進。但除了資本、技術和管理之外，西方的到來也使得長期困擾江南經濟發展的許多問題得以解決。例如在抗戰以前，上海每年輸入400萬噸煤，解決了以往能源嚴重匱缺的問題。這時也大量進口江南缺乏的各種金屬材料。能源和材料的大量輸入，為上海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但江南現代工業的發展，外來因素雖然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不是最關鍵的原因。在中國，作為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的香港，所接受的外來因素比上海更多，但直到1950年，與上海相比，香港依舊是一個第二等的商港，沒有什麼工業，貿易量也遠比不上上海。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工業中心都在上海，上海的人口也比香港多好幾倍。

著名經濟學家柏金斯（Dwight Perkins）指出：今天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起飛，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有幾個世紀的「經驗與複雜的組織和制度的預先積累」(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沒有這個預先積累，今天的經濟奇蹟是不可能發展的。這個觀點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江南在晚清和民國時期能夠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馬當先，也解釋了為什麼這個地區近幾十年來會出現經濟奇蹟。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9年，但江南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從1992年才開始，比廣東、福建晚了10多年。因此在改革開放的頭一二十年，大部分外資、技術和管理到了廣東和福建，4個經濟特區都在這兩省。廣東、福建（特別是珠三角）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領軍地區。但到了1992年上海真正開放之後，江南就迅速趕上並超過了廣東和福建。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各地區中經濟表現得最好的另外一個地區是廣東。廣東人口和江南差不多，都是8000多萬，面積則比江南大很多。但是2009年廣東全省的GDP總量和人均GDP，都只是江南的三分之二。我有一篇文章《「江南經濟奇蹟」的歷史基礎——新視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經濟》，專門討論江南在1992年以來的經濟成長。1978年江南GDP只有443億美元，到1992年也就增到654億美元。但到了2009年，卻猛增到8 786億美元。這個速度在世界上是史無前例的。廣義的江南地區有8 000萬人口，大致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如果江南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的話，2009年它的GDP將和義大利並列全世界第十名，比俄羅斯、韓國都更大，比墨西哥、土耳其、印尼這些大國更要大很多。從人均GDP來看，江南1978年人均GDP大約只相當1 200美元，比松江在1個世紀以前差不了太多，不到同期法國的八分之一，英國的五分之一，只相當於西歐最窮國家葡萄牙的二分之一。但是到了2009年，江南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21 000美元，相當於同時期英國的60%，法國的65%，和葡萄牙持平，大大高於前蘇聯集團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匈牙利和波蘭，比俄羅斯更要高出許多。所有這一切都是20年之內出現的，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

為什麼江南的經濟表現如此優秀？如果沒有它幾個世紀的早期經濟近代化經歷所留下的結果，是不可能的。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中央給廣東、福建的政策比給江南的更優惠，廣東、福建向中央上繳的財政收入比江南要少很多。但到了後來，廣東和福建還是無法趕上江南。為什麼？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歷史基礎不同。因此，一個地區沒有柏金斯所說的「經驗和複雜的組織和制度的預先積累」，就是給它優惠的條件和大量的援助，也不一定發展得起來。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第三世界國家。有一本書叫做《資源的詛咒》，說許多非洲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帶來災難。例如，奈及利亞有很多石油，請外國人來開採出來後，有了大量的石油收入，但結果是政府卻變得非常腐敗，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更加困難了。

馬克思有一段話和柏金斯的話有共同之處：「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所以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都期待把中國變成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但是走了不少彎路，一個原因就是對過去缺乏正確的認識。

松江（以及江南）在兩百年前就已經是一個工商業社會，已經有相當的「預先積累」，因此一旦給它合適的條件，就能夠很好地發展起來。我在我的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那本書里說道：實行城鄉分離的政策，農村裡聰明的孩子念了高中和大學都不願意回去，因此形成了長期的人才單向流出。但是到了改革開放開始以後，留在農村裡的農民卻創造出了經濟發展的奇蹟。他們靠的是什麼？就是世世代代留下來的經驗和能力，他們可以迅速地適應新的市場經濟，成為農民企業家和技術工人。這就是「經驗與複雜的組織和制度的預先積累」所起的作用。在沒有這種「預先積累」的地方，人為地去扶植這個地區的現代經濟發展，是很困難的。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如果割斷歷史，是要受到歷史的懲罰的。

德國大詩人歌德兩個世紀前說過一段話：「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像的要深。」從更深的地方去挖掘今天中國的成功和問題的根源，是大家未來的責任。

（為閱讀方便，參考文獻從略。圖片來源於網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