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化成為了一種更加寬泛的概念，它可能掩蓋了什麼？

來源|好奇心日報

去年冬天，我在去曼哈頓中城區的路上（我到那兒要一個小時，得穿過皇后區的部分地區以及時尚的布魯克林北部）讀到了一篇文章，上面寫了一道叫做「排骨芝士」（chopped cheese）的菜是怎麼被中產階級化的。這種用漢堡肉做成的芝士牛排一度是市郊酒店的特色菜，後來引起了追求新奇的美食家的注意。它們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賣 4 美元，比在布朗克斯（Bronx）賣的要貴上一倍，但仍然有人買。

仔細想來，用「中產階級化」這樣的城市理論討論食物這事兒，可能還是從全食超市開始的。新聞網站 The Grio 上一篇文章寫道，2014 年全食超市把羽衣甘藍稱為「新羽衣甘藍」，作者米基·肯德爾（Mikki Kendall）認為這種做法就是「食物中產階級化」，是羽衣甘藍被冷飲店磨碎做成飲料賣給富裕消費者的第一步。肯德爾想知道，這種羽衣甘藍會不會因此變得更貴。一些人回復說，這沒什麼可擔心的，羽衣甘藍的價格十多年來就沒怎麼變過。但是，隨著討論的逐漸深入，大家開始明白，問題並不在於商品的真正價格，這是一種文化所有權。很快，所有被認為受白人美食家青睞的傳統菜據說都被「中產階級化」了：鱷梨色拉醬、蛋蜜乳、湯包、墨西哥卷、越南粉。（越南粉還上過《赫芬頓郵報》的頭條，標題為「這位美食家正在中產階級化越南粉」的新聞令人記憶猶新。）

當我們老生常談一般地說回住房和經濟問題時，中產階級化就顯得有些尷尬笨拙了。2016 年，BuzzFeed發表了多琳·沙夫里爾（Doree Shafrir）寫的一篇關於「微型住宅」現象的文章。「微型住宅」現象指的是一種在極小、可移動的家中「簡單」居住生活的風潮，人們把設計癖、炫耀式的極簡主義、昂貴的自我剋制等等大量乏味的矯揉造作塞進了一塊狹小的地方。沙夫里爾指出：「住在休旅車或活動房屋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這不過是把住的地方小的事實中產階級化的說法。」《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薩拉·瓊斯（Sarah Jones）把微型房屋和另外兩種生活方式趨勢聯繫在了一起：一是「生水」（raw water，未過濾的飲用水，通常是直接從自然環境中收集的），二是「#貨車生活」（#vanlife，住在貨車裡，但什麼都往 Instagram 上發）。瓊斯寫道，這些從自然環境中收集飲用水的人「選了一種窮人艱苦生活的方式，並斷開了它和貧窮之間的聯繫」。她補充道：「喝生水是在把貧窮中產化。」

窮人依舊是中產階級化的受害者。但是，在這個新的意義中，「受害」指的並不是房租上漲或被逐出家園。他們受到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傷害，他們的自尊驕傲被偷走了。和住房不同，貧窮是一種可能算得上是無窮無盡的資源：傑夫·貝索斯可以獲得大量全球財富，然後什麼也不做，就光喝從他那輛 79 年的 Vanagon 迷你巴士頂上收集的雨水，可這並不能將我們剩下的這 70 億人從貧窮中拯救出來。這種隱喻式的中產階級化展現出的其實是一種不誠實、疏忽大意和無知：這麼做的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帶著一種特權階級的優越感踏入這個他們不熟悉的領域的。他們從他們的「發現」中獲益，重新包裝他人的生活方式，再一次把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用一種令人沮喪的方式呈現了出來。但最令人煩惱的並不是他們完全不提及錢的問題，而是他們很討人厭。

不久前，中產階級化成為了一種更加寬泛的概念，這點並不令人驚訝：這個詞所描述的現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產階級化這個詞在揭露很多現象的同時，也模糊了很多地方，掩蓋了改變我們生活的更加龐大的力量。隨著宏觀經濟的風向逐漸改變美國都市、少數族裔社區正被不斷拆除，研究人員擔心房屋住宅的高昂開支拖累我們的整體經濟。年輕人不是在房租上花了太多的錢，就是乾脆逃離過熱的城市市場，到工作更差但住房更便宜的地方生活。我聽說，他們中有些人甚至住在貨車裡。

「中產階級化」這個詞幾乎是不經意間被順口造出來的。1964 年，英國社會學家盧斯·格拉斯（Ruth Glass）在一篇關於戰後倫敦的論文中寫到了這個詞。環顧四周，她發現城市變得更加現代、富裕了，但一些問題也隨之出現：通勤時間更長，交通情況更糟糕，中產階級工作專業性更強（比如「項目工程師」、「系統分析員」），卑微的工作更少了。一些驚人的事出現在城市的工薪階層中——他們被水平不一的中產階級「入侵了」。這些新來的人買下「破舊、簡陋的馬廄房和村舍小屋」，把它們變成了「優雅、昂貴的住房」。格拉斯寫道：「一個地區的『中產階級化』一旦開始，就會快速地進行下去，直到趕走所有或大多數工薪階層居民，然後這個地區的整個社會特點就被改變了。」

她造出的這個術語存在一個延續至今的歧義。「中產階級化」的英文是「gentrification」，它的詞根「gentry」既可以指那些非貴族出身的人，也可以指那些從土地所有權上獲益的人，既可以指一般小康家庭，也可以特指靠收租生活的人。不過，這種不明確性倒是很合適：在一個正在中產階級化的社區，土地所有權首先是會發生現實層面的轉移，然後再是精神層面的轉移，當地企業和機構會轉而迎合更加富裕的新來者的喜好。用「中產階級化」來形容生活方式風潮時，我們主要關注的是第二階段而非第一階段，是階級的標誌而非階級本身。

去年，傑森·帕奇（Jason Patch）、約翰·喬·施利希特曼（John Joe Schlichtman）和馬克·拉蒙特·希爾（Marc Lamont Hill）三位學者出版了一本探討中產階級化的著作，測試了他們各自在這一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準確地將他們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化者」。 「中產階級化者」這個詞是由「中產階級化」這個術語延伸出來的另一個新術語。畢竟，英國擁有嚴格的階級體系，格拉斯能夠輕易辨識出，推動中產階級化的就是貴族。但在美國，我們用了一個新詞來指稱那些「推動中產階級化的人」，他們是積極出擊的殖民者，他們就像在舊貨商店試襯衫一樣試社區。這就把中產階級化變成了一種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因此，迎合千禧一代的網站上出現了各種清單式的文章，這些文章或是引導剛冒出頭角的中產階級化者朝著貴族紳士的方向發展（比如 Thought Catalog 網站上的「在布魯克林，如何從一個城市規劃者變成一個好的中產階級化者？這裡有 10 條準則」），或是建議人們繼續參與這一過程但甩開「中產階級化者」的頭銜（比如 AlterNet 網站上的「不做中產階級化者的 20 種方法」）。這些文章不約而同地建議讀者在當地購物，和鄰居交談，並且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有影響力。和雜貨店老闆成為朋友是件好事，但當房東把他的房租漲到三倍多時，你可不能無限制地幫助他。

如果說有意的消費主義邏輯影響了我們對「中產階級化」的理解，或許這是因為中產階級化總是始於那些有頭腦的人，那些「創意階層」。1979 年一本名為《社區更新》（Neighborhood Renewal）的書中，城市理論家菲利普·L·克萊（Phillip L. Clay）列出了中產階級化的四個階段：首先，「先鋒人士」（通常是波希米亞人和藝術家）為了更便宜的租金搬到荒廢破敗的地方；隨後，中產階級也來了；第三階段，他們取代了這裡原本的人群；到了最後一個階段，整個社區就完全被銀行、開發商和富人佔據了。這時，藝術家們又會被高價逼去另一個地鐵站或另一座城市。在那裡，他們會被視為前來尋求冒險的人而受到歡迎。

但是，記者彼得·默斯科唯茨（Peter Moskowitz）在 2017 年出版的《如何殺死一座城市》（How to Kill a City）中指出，克萊的列表中還應該加上第五個階段，這樣才能對應曼哈頓中城區這類地方的情況。曼哈頓中城區有一些造價數百萬美元的公寓，這些公寓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它們都被賣給了可能由外國億萬富翁把持的空殼公司，二是它們通常都是空置的。默斯科唯茨寫道：「第五個也是中產階級化最後一個階段是，社區不僅對資本比對人更友好，它還將變成一個不適合人們過普通生活的地方。」紐約有許多這樣的建築，風中飄著大堆塞滿現金的床墊。《紐約時報》去年曾報道過，西村區巴勒克街（Bleecker）就淪為了「高房租枯萎病」的受害者，那裡的商業用地租金（一個月 45000 美元）高到連馬克·雅可布（Marc Jacobs）都開不起店。那些曾經迎合富人喜好的店鋪如今都空置著，等待著能夠付得起租金的租客入駐。搶劫完了，是時候分贓了，資本扼殺了我們的文化。

然而，文化、以及與文化緊密相連的資本，已經深深在我們對中產階級化的認知中紮下了根。這就好像是面對不可阻擋的無形力量時，我們抓住了我們可以看見、可以控制的東西。你不會察覺到投資者可以買賣你社區里每一棟房子，但會關注近在眼前的東西，比如那間員工待人刻薄的咖啡店。資本在全球流動時途經你所在的城市，撞下每一塊凸起，撕開每一道裂縫。它們會繼續肆虐，直到這裡像河裡的石頭一樣光滑平順——與此同時，你正在貨比三家，只為買到一輛價格合理的舒適貨車。

深耕國內外併購與上市公司投資，致力於打造全球化併購及產業投資領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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