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概說

原標題：榮新江：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概說

自1997年以來，特別是2004～2005年，埋藏著豐富文化寶藏的新疆吐魯番地區，又陸續出土了一批屬於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文書，同時也徵集到一些新出土的文書，兩者相加，約有三四百件。目前，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三個單位合作，組成「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①，正在整理這批新出吐魯番文獻。

有圖一　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2004TAM408:17)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對於大谷文書的整理，池田溫先生對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的整理，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唐長孺先生為首的「吐魯番文書整理小組」對於 1959～1975年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以及陳國燦先生對於英藏吐魯番文獻、寧樂美術館藏蒲昌府文書的整理，沙知先生對英藏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等等，為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工作模式。不論從文書性質的確定，還是文字的校錄，我們都從《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②、《中國古代籍帳研究》③、《吐魯番出土文書》④、《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⑤、《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⑥、《大谷文書集成》⑦、《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⑧等著作中得到啟發和幫助，所以我們首先要對這些前輩學者的功績表示敬意和謝忱。

圖二　張祖墓出土《隨葬衣物疏》 （97TSYM1:5背）

圖三　《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97TSYM1:5正）

圖四　闞氏高昌王國寫本《易雜占》(97TSYM1:13-5)

圖五　闞氏高昌寫本曆日草稿（97TSYM1:13-4背）

圖六　唐調露二年（680年）東都尚書省吏部符(2004TBM207:1)

由於大多數墓葬經過盜擾，所以新出土的文書比較零碎，無法和 1959～1975年間出土的文書相比。但它們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還有出自高昌城東北巴達木墓地、鄯善縣吐峪溝鄉洋海墓地、吐魯番市東郊蘇公塔東北2公里處的木納爾墓地以及交河故城等處，也有一些文書和過去所見吐魯番文書的類型或內容方面都有所不同。目前，我們的整理工作還在繼續，希望儘快出版圖版與錄文合一的對照本，將最新的資料提供給學界。這裡只是簡要地介紹這批新出文獻的主要內容和我們的初步研究成果。

圖七　唐「東都尚書吏部之印」

一　高昌郡時期

高昌郡時代的文書不多。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408號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隨葬衣物疏》（編號2004TAM408:17），屬於一位名叫令狐阿婢的女子（圖一），登錄的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高昌郡時期吐魯番物質文化的重要資料。408號墓墓室不大，可是這份《隨葬衣物疏》記載的內容卻比較豐富，可惜的是墓葬已被盜掘破壞，隨葬品不全，但還是有不少資料可以對比。吐魯番文物局已經發表了這座墓葬的簡報，並附有這篇《衣物疏》的錄文⑨，但文字有誤。現將重新校錄的文字適錄於下：

1　故絳結髮一枚故落（績）結髮一枚故瑄叉（釵）一枚

2　故練絳結髮三枚故紺（績）結髮一枚故銀叉（釵）六枚

3　故練覆面二枚故著體衫一枚故帛大褌一［枚］

4　故紺（績）延一枚⑩故帛小褌一枚故絳袴(11)一領

5　故手中黃糸（絲）三兩銅錢別（捌）故兩當一領故絹衫一領

6　故帬（裙）一領故絳繒襖一領故緋襦一領

7　故絳沙（紗）襦一領故紫碧帬（裙）一領故（練）二丈□

8　故緋碧帬（裙）一領故絮二斤故絹被一領

9　故銀川（釧）六枚故紅粉囊一枚故手抓 （爪）囊二枚

10　故銀環九指故懷右（袖）囊三枚故銅鏡一枚

11　故蹹臼（囊？）一枚

12　故碧紫緋審（枕）一枚故帛襪一枚故絲□一枚

13　故兔豪百十五束故黃金十斤故蹹麴囊一枚

14　故匹白（帛）百匹故白珠二枚

15　右蒪鍾妻令狐阿婢隨身雜衣物凡

16　種

值得提到的是，408號墓北壁繪有一幅墓主人夫婦莊園圖，反映了高昌郡時期當地富有人家的日常生活景象(12)，並可以和《隨葬衣物疏》相印證。

圖八　粟特文殘片(2004TBM107:3-2)

二　闞氏高昌王國時期

公元460年，柔然殺高昌大涼王沮渠安周，立闞伯周為高昌王。闞氏雖然開始了「高昌王國」的新紀元，但由於闞氏為柔然所立，故採用柔然受羅部真可汗的「永康」紀年。據《魏書·蠕蠕傳》，永康元年為北魏和平五年（464年），歲在甲辰。但據清末吐魯番出土《妙法蓮華經》卷十題記，永康五年歲在庚戌（470年），王樹枏據此推算永康元年應歲在丙午，為公元466年(13)，學界多遵從此說(14)。根據新出資料，我們也同意這一看法。

過去有關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很少，吐魯番哈拉和卓第90號墓出土有永康十七年（482年）殘文書，同墓出土的其他文書，可能也屬於永康年間(15)。但總的來說，有關闞氏高昌王國的史料很少，使得這一時段的許多問題無法弄清(16)。

1997年清理的洋海1號墓(97TSYM1)，為我們認識闞氏高昌王國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此墓主人名張祖，其墓表寫在一塊木板上，文字不夠清楚，生前的官職可能是「威神(?)城主」。這在當時應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大概由於張祖的官人身份，而他又是一個通經義、會占卜的文人，所以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價值的文書和典籍。

張祖墓出土的《隨葬衣物疏》只有4行文字 （圖二），非常簡略，而且是用一件契券的背面書寫的，所以上面還有屬於契券的文字「合同文」三個大字的左半邊。正面的契券文書（圖三），可以定名為《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編號97TSYM1:5），是張祖用「行百三拾柒匹」，從一位粟特人康阿丑那裡買一個年三十的胡奴的契券(17)。這件文書既說明了張祖生活的時代在永康十二年前後，同時也證明了進入高昌的粟特人及其販運奴隸的事實(18)。這件契券也是這座墓中留存的唯一一條明確的紀年文書，為我們判定同墓其他文書的年代提供了根據。

張祖大概與當時高昌國的稅役衙門有關，或許當時的城主有著徵稅派役的職責，在他的墓里，出土了一批百姓供物、差役的帳歷，如「某人薪供鄢耆王（有時寫作耆鄢王）」、「某人致苜宿」、「某人致高寧苜蓿」、「某人薪入內」、「某人薪付某人供」、「某人燒炭」。是闞氏高昌時期難得的收稅和派役的材料。

同墓出土的一件永康九年、十年所寫高昌送使的記錄，提供了當時高昌送往迎來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鎮出人出馬的記錄。這件文書反映了闞氏高昌對外交往的情況，往來使者有從南朝來的吳客，從塔里木盆地西南沿來的子合國使，還有從遙遠的南亞次大陸來的烏萇使和婆羅門使者，為這一時期的東西交往提供了珍貴的信息。而這件文書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高昌王國早期的郡縣設置問題(19)。

張祖同時也是當地一個頗有學識的文人，在他的墓中發現了一件典籍寫本殘葉，一面寫某家的《論語》注，另一面寫《孝經義》，似乎都是現已失傳的古書。既然兩面抄寫的都是典籍，則應是作為書籍陪葬的，那麼這個寫本一定是張祖生前所讀之書了。另外，這個墓中還出土了一件相對於一般的吐魯番文書而言是比較長的卷子，大約有三張紙的篇幅保存下來，內容是有關易雜占的（圖四），或許可以填補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和敦煌文獻記載之間的某些空白(20)。占卜書的背面，有關於曆日和擇吉的文字（圖五），雖然內容不多，但年代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貴的曆法史和數術史的資料(21)。

張祖墓出土的這組典籍類文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北涼及闞氏高昌時期學術文化的淵源，特別是與南、北朝文化的聯繫問題。《論語》古注和《孝經義》本身是十分珍貴的佚書，有助於我們理解儒家典籍本身及其傳播的歷史。

另外，在徵集的文書里，有一組從紙鞋上拆出的若干殘片，可以綴合成一件計貲納絲的帳歷，而據同一紙鞋拆出的文書所留存的殘字，推測這一鞋紙的文字也是永康年間闞氏高昌時代的文書，參考朱雷先生關於北涼計貲文書的研究(22)，可以對高昌國時代的賦役制度有進一步的了解。

三　麴氏高昌王國時期

新發現的文書中，屬於麴氏高昌時期的文書相對來講不多。2004年發掘的巴達木245號墓出有一件《高昌延壽九年六月十日□在得衣物疏》(2004TBM245:1)。其他文書中還有一些帳歷、僧尼籍、遺囑分書等。

此外，2004～2005年發掘的交河溝西康家墳院，總共有四十餘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墓誌：如《延昌三十年（590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缽墓表》、《延昌三—十三年（593年）三月□□（日）康蜜乃墓表》、《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二十八日康眾僧墓表》，但這裡比較潮濕，墓中沒有文書留存下來(23)。在巴達木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誌保存下來，如《延昌十四年（574年）二月二十一日康虜奴墓表》 (2004TBM201:1)、《延昌十四年（574年）二月二十三日康虜奴及妻竺氏墓表》(2004TBM202:1)、《延壽七年（630年）十二月廿四日康浮面墓誌》 (2004TBM212:1)。木納爾墓地也有高昌墓誌出土，如《延和八年（609年）五月壬辰張容子墓表》 (2005TMM3:1)、《延壽四年（627年）宋佛住墓表》(2004TMM2:2)、《延壽九年（632年）宋佛住妻張氏墓表》(2004TMM2:1)等。這些墓誌對於高昌衛國的紀年、官制、婚姻、外來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資料(24)。

四　唐西州時期

和已經刊布的吐魯番文書一樣，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大量屬於唐朝西州官府各級衙門的官文書，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內容涉及官制、田制、賦役制、兵制等方面；如果從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則可以看作是研究官員生活、百姓負擔、日常生活等社會史的材料。其中也有一些與此前發表的吐魯番文：書有所不同的材料。

巴達木113號墓出土了此前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文書(2004TBM113:6-1)，鈐有「高昌縣之印」，文書登記高昌縣思恩寺三個僧人的僧名、法齡、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數及誦經名數，年代為龍朔二年（662年）。據新近公布的天一閣藏《唐令·雜令》的相關條目(25)，這件文書應當是《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的原本，所著錄的內容較令文規定為詳，異常珍貴。而且，文書作於唐朝的西州時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時間追溯到高昌國時期，表現了唐西州佛教教團的延續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對於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認(26)。

吐魯番巴達木207號墓中，出土了一些有關考課和銓選的文書，其中包括調露二年（680年）從東都尚書省吏部發下來的統計諸州闕員的文書（2004TBM207:1，圖六），鈐有「東都尚書吏部之印」，為過去所未見，異常珍貴(27)（圖七）。據《資治通鑒》，這一年唐高宗一直在東都洛陽及其附近的離宮中，所以文書用「東都尚書吏部之印」來發送文書。同墓還有一些文書，涉及西州官府一些官員的乖僻、負犯等事的調查文案，應當也和考課有關。

巴達木207號墓還有一些殘片，登錄「晚牙到」的官吏名字。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若干件《更薄（簿）》，是高昌縣各鄉夜間在官府內值班的名籍，按日期記錄每夜當值的各鄉里正和典獄的名字。這些資料補充了唐代地方官吏當值的制度規定和具體實施情況。

2004年木納爾102號墓出土了一些非常零碎的文書殘片，經過仔細拼接，獲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兩組文書，都是西州折衝府低級將官申清讓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後有長官批文。雖然文書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關鍵的辭彙卻得以重新解釋唐朝府兵「番上」的內涵(28)。

還有一件與唐朝制度有關的文書不能不提，即交河故城一所唐代寺院遺址發現的殘片 (2002TJI:042)，據考內容是有關中央十六衛將軍袍服制度的規定，而此抄本很可能就是開元二十五年《禮部式》殘卷(29)。唐代的律令格式文書非常珍貴，說明雖然有關中央十六衛將領的袍服規定與西州地方社會毫無關係，但作為唐朝的令式仍然要頒布到邊遠的城鎮。這件文書後來廢棄，被寺院的僧人當作廢紙，在背面繪製了佛教圖像。

在這批新出吐魯番文書中，有一些我們很感興趣的有關西域史的材料。有一組文書殘片，從上下文來看，大概是西州都督府奉唐朝尚書省轉達的敕令，派人往金滿州都督府，安排哥邏祿部落返回大漠都督府，但哥邏祿部落因被賊破散，所以困難重重。文書中還提到「某某州刺吏沙陀某氏」、「處半達官」、「哥邏祿咄俟斤」等突厥官人姓名。文書的年代大概是龍朔三年（663年）。有趣的是，巴達木第107號墓出土了一件粟特文殘片（2004TBM107:3-2，圖八），據吉田豐教授的轉寫，上面也提到了「哥邏祿」部，年代也是龍朔三年(30)，其上所鈐官印，我們釋讀出為「金滿都督府之印」，金滿州屢次見於新出漢文文書。因此，我們懷疑這組新徵集的有關哥邏祿的文書也應來自巴達木，或許就出自巴達木107號墓。

按，哥邏祿即「葛邏祿」，又作「歌邏祿」、「歌羅祿」等。據《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哥邏祿屬西突厥葉護阿史那賀魯部，貞觀二十二年內屬，居庭州(31)。唐太宗去世後，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賀魯起兵反叛唐朝，據有西域，並進擊庭州。唐朝數次調遣唐軍以及燕然都護府所統回紇兵討擊賀魯，直到顯慶三年（658年）才徹底打敗賀魯，西突厥汗國破滅，天山南北、蔥嶺東西原西突厥汗國的屬部和屬國，都逐漸成為唐朝羈縻州府(32)。

據新出文書有「金滿州」的稱呼，又有「金滿都督府之印」，加上文書中有「元年十一月」、「今年三月」等字樣，所述史事應當發生在龍朔元年到龍朔三年，反映的大概正是安輯原本屬於阿史那賀魯的破散哥邏祿部返回原本游牧地的一些具體過程。這支破散的哥邏祿部落屬於唐朝設置的大漠都督府，其民眾應當是屬於三姓哥邏祿中的熾俟部(33)。

在阿斯塔那395號墓中，出土了三件戶主名籍，一些戶主的名字是列在「金山道行」或「疏勒道行」的後面，應是西域行軍時唐西州高昌縣武城鄉的一次臨時雜差科的征錢名籍。我們知道，在大谷文書和《吐魯番出土文書》刊布的材料中，也有涉及金山道行軍和疏勒道行軍的記錄，有的也同時出現在一件文書上，據阿斯塔那184號墓出土的《唐開元二年（714年）帳後西州柳中縣康安住等戶籍》，金山道和疏勒道分別是唐朝在垂拱元年（685年）和垂拱二年（686年）派往西域的行軍。其時吐蕃大軍進攻西域，唐朝命令拔安西四鎮，並派兵往碎葉 （金山道）和疏勒（疏勒道）救援(34)。其戰事激烈，除了已經見到的文書所提到的從西州發白丁往前線外，現在又有文書證明當時還按戶征納錢以助軍需(35)。

文書中還有一組殘片是唐西州交河郡客館往來使者的記錄，按日條記使者的到來和離開的時間，其中有關於中亞「寧遠國」使者的珍貴記錄。唐時寧遠國，即漢之大宛，位於錫爾河中游的費而干納(Ferghana)盆地。據《新唐書·寧遠傳》記載：「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744年），唐玄宗將原本音譯的國名「拔汗那」改成「寧遠」這一富有寓意的國名，並「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為和義公主降之」。這是唐朝與中亞諸胡唯一一次和親，這一系列舉動也說明寧遠國與唐朝關係之密切。文書中有一條記「寧遠國王男屋磨等」，恰好在《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條》記有：「天寶八載（749年）八月，寧遠國王子屋磨來朝。」(36)史籍和文書兩相對應，可以證明史籍和文書所記就是同一位寧遠王子，根據文書所反映內容，年代應為天寶十載。

最後，還有一些實際應用的文獻材料，如可能是西州當地學生所寫的《千字文》，同時也發現了高昌王國時期的《急就篇》寫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區習字文本的演變。還有一件學生習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潤的《詠魚》詩和一首佚詩，頗為難得(37)。另外，還有從唐朝官府頒下的《永淳三年（683年）曆日》，這件曆日是台藏塔出土的，原本已經撕成碎紙條，但保存了唐代官方頒布的正式曆本的格式，並鈐有官印，所以非常珍貴(38)。

附記　文中所引新獲吐魯番文書和墓誌錄文、綴合等，皆屬於「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集體研究成果。本文完成後，又蒙小組成員討論、指正，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①「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組長為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組員有張永兵、湯士華、朱玉麒、史睿、張銘心、雷聞、余欣、畢波、王媛媛、裴成國、陳昊、文欣。

②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第三，法藏館，1959～1960年。

③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9年。

④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1～4冊，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⑤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⑥陳國燦、劉永增《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⑦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三卷，法藏館，1984～2003年。

⑧沙知、吳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①②冊，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年。

⑨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李肖、張永兵執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408、409墓清理簡報》第 1～12頁，《吐魯番學研究》2004年第2期。

⑩第4行「延」，疑為「尖」，參看《吐魯番出土文書》壹，第3頁（一，2行「紺尖」）。

(11)原寫作「褌」，後改為「袴」。

(12)李肖《吐魯番新出壁畫「莊園生活圖」簡介》第 126～127頁，封底，《吐魯番學研究》2004年第1期。

(13)王樹枏《新疆訪古錄》卷一，23葉。此卷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

(14)參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88～89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15)《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第壹冊，第116～ 127頁。

(16)參看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第266～281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柳方《吐魯番新出的一件奴隸買賣文書》一文，錄出這件契券的文章，並對年代、格式、所反映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做了分析，文載《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頁。但個別文字和標點與我們的錄文略有不同。

(18)榮新江《新出トゥルファソ文書に見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6～8頁，《環東ァジァ研究センタ－年報》第1號，新澙大學，2006年3月。

(19)榮新江《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余欣、陳昊《吐魯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寫本〈易雜占〉考釋》，同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21)陳昊《吐魯番洋海1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同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22)朱雷《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武漢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第1～2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清理簡報》第1～14頁，《吐魯番學研究》2005年第2期。

(24)參看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第10～11頁，《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又《新出トゥルファン文書に見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8～11頁。

(25)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雜令〉復原研究》第108頁，《文史》2006年第3輯。

(26)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原本》，《文物》本期。

(27)史睿《吐魯番出土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考釋》，同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28)孟憲實《唐代府兵「番上」新解》，「唐代與絲綢之路——吐魯番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年8月26～28日。

(29)雷聞《吐魯番新出土唐開元〈禮部式〉殘卷考釋》，《文物》本期。

(30)2006年1月31日榮新江與吉田豐教授往來電子郵件。

(31)《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第5179、5186頁，中華書局，1975年。

(32)同(31)，第5186～5187頁。

(33)見上引榮新江《新出トゥルファン文書に見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11～12頁。

(34)參看黃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第396～438頁，武漢大學出版社， 1983年。

(35)文欣《吐魯番新出唐西州征錢文書與垂拱年間的西域形勢》，同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36)《宋本冊府元龜》第3853頁，中華書局，1989年。

(37)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魯番文獻中的古佚詩習字殘片》，《文物》本期。

(38)陳昊《吐魯番台藏塔新出唐代曆日文書研究》，同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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