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駐美大使

外交向來也是戰爭的外延，對於戰爭中處於弱勢的一方來說，高超的外交技巧往往能起到扭轉戰爭趨勢的作用。抗日戰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之一，除了中國八年慘烈的非對稱戰爭較量，還有險象環生的的弱國外交博弈，正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外交家們在風雲變幻的舞台上奮力拚殺，影響著整個戰爭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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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全面爆發前日本已是步入現代化的先進工業國，而中國是一個經過晚清列強欺壓，共和伊始軍閥混戰，工業剛剛起步的落後農業國。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正是依仗它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雄厚經濟實力和強大國防工業，中國和它在這些領域的差距至少是十的二次方，根本不在一個量級，而這只是賬面上的差距，在軟實力上差距更大。每結束一場戰鬥，日本能通過其完備的軍事工業迅速補給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組織下一場戰役，而中國大多數時候只能碼壯丁，因為脆弱的工業設施幾近癱瘓，能用的產不出，打殘的修不了。好比中日足球隊，賬面上日本是世界盃常客，十六強選手，中國只是僥倖入圍一次，還是回國最早的，軟實力上日本從小學到高中都有科學的訓練方法和完備的聯賽體系，而在中國學校的操場上校長和教務主任正在組團收拾踢壞教室玻璃的足球小票友。

扯遠了，回來再接著說。在東北和平津淪陷後中國只是靠著抵抗到底的勇氣和大面積的戰略縱深苦苦支撐，之後一年多時間裡在經歷了悲壯慘烈的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蘭封會戰和武漢會戰後，戰略縱深被逐步蠶食，零星的工業重鎮大部分失守，中央政府退居西南腹地逼近喜馬拉雅，抵抗已滑向奔潰的邊緣，中國迫切需要外界的援助。事態的發展正如1935年還是學者的胡適，在給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寫信中所表達的對時局的認識和戰略判斷：「在近期間，日本因滋生了一個狂妄而陰險的圖謀稱霸世界的野心，世界無能制裁，最終激怒英美。若中國局勢發生逆轉，只能寄希望於一個很遠的將來，到那時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可以做我們翻身的機會。我們必須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當中我們不能期待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的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促使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正是從這個咬定牙根的階段開始，儒生胡適開始擔負起救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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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胡適接受任命，出使美利堅，正式成為中國駐美大使。三年前的戰略構想將是他作為外交官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他的使命核心是爭取美國的經濟援助以及對美國對日本動武。當時的情形是羅斯福總統有意援助中國遏制日本，但是所有的行政命令必須到美國國會通過，國會這伙子議員們真是把美國的雙重標準演繹的淋漓盡致，在國內他們推廣普世價值，為弱勢群體伸張正義，在國際事務上卻是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奉行孤立主義和綏靖政策。但他們也擔憂日本做大從而威脅到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新任外長鬍適利用了他們在這方面的顧慮，給這些議員們狠灌日本威脅論的猛葯，使他們的態度逐漸鬆動之後，與美國財政部的老朋友金融家陳光甫先生通力協作，在同情中國的官員幫助下，先後促成了近50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滇錫貸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戰時中國的經濟壓力。

與此並行的就是想方設法敲邊鼓使美國捲入戰爭，讓中國有翻身的機會。胡適憑藉自己在的影響力和出眾的口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在美國各地演講，會晤各色政客和財閥，正如在《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等演講中反覆闡述的那樣「中國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認清這次抗戰，是個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法俄的革命戰爭，土耳其的解放戰爭一樣，在這種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的勝利」、「美國人民會為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而戰，中日衝突的形態便是和平自由反抗專制、壓迫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大講民主、普世價值、以及中國人民遭受侵略的現狀，並將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等代入式地類比，挑動美國人民的敏感神經，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於是在1940年後美國開始在太平洋上封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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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也總是留給時刻準備著的人，1941年日本的野心持續膨脹，在兩年前關東軍向北試探性地進攻蘇聯未果、侵華戰爭越陷越深急需補給的狀況下，日本最終將魔爪向南伸入英美利益範圍——南亞、西南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區。美國政客這下著急了，中國人可以不管但自己的利益絕對不能不顧，此時他們已和日本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談判了九個月。在此期間胡適一點兒也沒閑著，在北美各地巡迴演講，一直在「攪和」，因此日本人也急了，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蓄謀挑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引爆美日之間的戰爭，並對美國國務院的默許行為表示強烈的不滿。而當胡適得知美日兩國談判的結果是計劃簽訂一個以損害中國利益，換取日本終止南下的妥協方案後更急了，首先向美國國務卿表達了強烈抗議，然後拉著美國的老情人英國向羅斯福總統施壓，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很給力地說「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機」，在如此緊要關頭美國思量再三，最終於11月26日撤銷了與日本的談判方案。而十天之後日本偷襲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美國史學家，哥大教授查理·畢爾曾在他的著作中吐槽說：「美日大戰本可避免，可是中國那位頗為幹練的駐美大使利用了羅斯福總統為維護在亞洲的利益的迫切心態，才招來日本偷襲珍珠港，最終將美國拖入二次大戰。」此觀點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也足見胡適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已血戰四年的中國，也終於看到了翻身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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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42年9月1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裡，胡適卻選擇了離任，結束四年的大使生涯，他的離開很符合中國曆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傳統。1940年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孔祥熙，這個向來對抗戰三心二意，只關心自己的錢袋子的胡適頂頭上司，屢次向蔣進讒言，說胡適爭取美援不力，心思全在秀口才為自己攬名譽上，他小舅子宋子文也是看到胡適取得的成就後醋意大發，生怕胡適在美國的影響力超過他們宋氏家族。在倆外戚的干預下，蔣介石也動搖了對胡適的信賴，於是又命令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國需求貸款援助，而宋氏抵美後直接架空胡適幾乎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務，還嫌他礙事，頻繁致電蔣介石要求罷免胡適。胡適除了抨擊宋子文是「太上大使」，干涉自己的工作外，更多的還是克制了自己的書生意氣，努力維護國家的形象，盡其所能地影響美國朝野。當目睹了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他預設的使命也隨之完成，在受盡排擠後，索性主動遞交辭呈，將節杖交給了早已等的不耐煩的國舅爺。

卸任後的胡適並沒有立即回國，一方面是收到了美國許多大學的講學邀請，從而以學者的身份繼續在中美關係中發揮餘熱，對他自己來說不至於因丟官而太栽面子，而另一方面似乎是得到了當局的某種暗示，避免國民政府給中外政壇留下一個卸磨殺驢的負面印象，從而對其中國戰區領導的地位產生非議。從這兩方面講也還算是個雙贏的局面，胡適也用四年時間回退至學界宗師，那些光榮與夢想，屈辱與誤解也隨戰爭的結束漸漸消散，迎接他的將是重塑北大這個更為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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