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談讀古書
昨接L·K·C先生來信，說我強調青年莫讀古書，未知所指之古書是哪些書籍而言？何解？是否嫌他們之思想太古板？
抑或落後？他又問我：年輕人讀何種書籍為最適合？反正是閑談，待我慢慢說來。
我所說的古書，便是封建社會科舉時代父師們所要我們讀的「古書」，大體說來，便是今日台灣當局所要「復興」的文化，屬於四書五經一類的書。我所說的不要讀，並不是如吳稚暉所說的，把線裝書丟入毛坑三十年再說之意。而是如王國維所說的：這批腐儒們，口口聲聲要讀的古書，乃是專家之業，讓他們整理好來再說，年輕人不必在這一方面枉費心力。一方面，我倒主張四十以上的中年人，眼界廣了，思想成熟了，那批古書，倒不妨看看；因為這是東方的古代學術思想，可能別有會心的。換句話，就先看讀者有沒有消化的能力。
這個問題，過去半個世紀，我也曾討論過好多回；真如吳稚暉所說的：「老狗教不會新把戲！」吳氏死了，台灣人士又要讀古書了。我記得三十年前，在一處座談會中，有人問我：「你說，我們該不該讀四書五經？」我說，在科舉時代，不讀四書五經，那還了得？考不到功名，誰給你官做？誰給你飯吃？在那時期，賣稿子的事是不會有的；即算要譽墓，也得有了功名才行。到了今天，這問題就得分開來說了。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的兩篇，算不得兩種書。而朱子所改編的《大學》，不獨陸王派不同意，即顏李派也不同意。朱熹把原來的「親民」改為「新民」，陸王派斷然否定，一直說是「在親民」，這是一千年中未成的論爭，青年們是摸不著頭腦的。此其一。
五經中的《周易》，自古至今，一直成為爭論的課題。清代經學家，研究得頗有成果，卻是沒有貫串起來。焦循《易》學，獨步古今，卻也有許多解不開的謎底。如今懂得一點唯物辯證法，講起易理來，或許會有新見；可是年輕人懂得了嗎？此其二。五經中的《尚書》，是一部古代的史料，經過了清代經學家的考證、辨偽，今古文大致有了眉目；加以近半世紀，殷墟甲骨文字與之相印證，比前人了解得多。
但如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青年學生懂得了嗎？我看一般文史教師，也未必通這一專門課題，此其三。其次講到了《禮經》；禮有《周禮》、《儀禮》、《禮記》三部門。前人主今文學的讀《儀禮》，主古文學的讀《周禮》，爭論得很久。假使有了政治學社會學的基礎，讀三《禮》一定有點用處。一般中學生，又何必去讀呢？
此其四。又其次，該說到《春秋》了；前人也不會有人讀那部斷爛朝報的。今文派就一直讀《公羊傳》，古文派就讀《左氏傳》；我讀《左傳》比較熟，但不相信，那樣的傳記，對現代青年會有什麼用處，此其五。《詩經》，我讀得最熟；除了《小戎》，我都統背過好兒回，後來在大中學教國文，也教了許多篇。有幾首古詩，我自信教得還不錯。我曾在大夏大學講演過「《蒹葭》蒼蒼」，周氏兄弟頗為讚許，謂得詩人之情。但如《小戎》那樣的詩，似乎不必讀。
我有一位老友記陶行知兄，他本來名叫「知行」，即「知而後行」之意，後來他覺悟了，認為「行而後知」乃是真知識，所以叫做「行知」。他提倡鄉村教育，重實踐，和顏李學派頗相近。他嘲笑那些讀古書的人，既是死讀書，又是讀死書，終於讀書死，只是一種廢物。這不是故意諷刺，事實正是如此。
我知道有人總以為「開卷有益」，而不知「開卷有害」的比數，跟「有益」一樣的高。我年幼時，那時還是必讀四書五經的時代，我們家鄉有一位姓陳的鄉親，他讀了一肚子的經書，有書箱之稱，可是要他寫文章，三四行都不成器。後來，我聽說金華有一位郭秀才，他所讀的古書，真多極了，他的記憶力又好，一部御批《通鑒》，從頭背得爛熟。有一回，他寫了一張便條向友人處去取傘，就五千多字，卻不見一個傘字，朋友看了，莫名其妙。這一類笑話，到處都有。我偶翻《明齋小識》，其中記清代汪凝載故事，說他年少聰明，讀書一二遍，便能成誦。因此，十三經、《漢書》都讀得滾瓜爛熟。誰知他執筆寫文，做了兩三小時，只寫得「然而」二字，老是寫不下去。一時傳為笑談。可見，讀了古書，並不見得比不讀的好一些呢。而且，我一生的師友，許多都是負一代盛名，其中學問博通的，文章卻不一定怎麼高明，而文章寫得好的，學問又不一定怎麼博通，此中消息，也值得我們體會的。
清代那一位性靈派的文人袁枚（子才），他問過一句妙話：「你們說吟詩作文，要以古人為法，請問那些古人，又以誰為法呢？」他的意思，就是說：古人以自然為師法，我們又為什麼不師法「自然」，倒去師法古人，師法那些古書呢？
英詩人波布（Pope）說得更好：「我們要是永遠念人家的作品，那就永遠不會使人家念我們的作品了！」多念古書，對自己寫作上的用處並不很多。魯迅曾經譯介了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有一篇叫做《徒然的篤學》，說到英國博學政治家亞克敦卿（Lord Acton）的故事，這位政治家在政治上毫無成就，或許由於他過於博學的緣故；可是，他的博學，有如沙漠一般，吸盡了所有的水，卻生不出一根草、一朵花來，如鶴見所說的徒然的「篤學」呢！鶴見慨然道：讀書這一件事，和所謂用功，是決不相同的，這正如散步的事，不一定是休養一樣；讀書的真正意義是在於我們怎樣地讀書。我們往往將讀書的意義看得過重，只要說那人喜歡讀書，便即斷定那是好的，於是本人也就這樣想，不再發生疑問。也不更進一步，反問那讀書者是否全屬徒勞了。
從這沒有反省的習慣的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劇……。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學生，她大概在某種歌唱比賽中得了×小姐的頭銜，於是到某歌廳去客串了一星期。客串終了，她刊登了一條謝賓啟事，說是「××檢襖鞠躬」，這當然是一位讀古書的文人的代筆。試問：穿了「迷你」衫的歌女，襝起衽來，會如何了？
四十多年前，魯迅先生曾在廣州知用中學講演，題為《讀書雜談》。他說：「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為了應科舉考試，而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也就是這一類）。我自己也是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是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麼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例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前人也何嘗愛讀四書五經？為了作為敲門磚，就勉強讀了算了）。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抓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頁每一頁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
不過，魯迅接著又說：他並非說大家都該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他並不勸大家在國文課時，在抽屜里看《紅樓夢》。他說，愛看什麼就看什麼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來。他是講年輕學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裡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說：「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麼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談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這話說得好極了。他勸他朋友的孩子不要專看他的小說，便是這個意思。
魯迅談一大段文學研究之後，他又說到印度的一個比喻：「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橋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獃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個抬著驢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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