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親自下令拘捕親弟弟的隱情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曾披露：「文革」中總理曾親筆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周恩來的胞弟，周秉德的父親)」。其實，周同宇就是和王光美的哥哥吃過幾次飯，紅衛兵就說是陰謀「聚餐會」，是特務活動。案子報到江青那裡，不問青紅皂白，一下送到了總理辦公室。總理找到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商量，傅崇碧建議，與其讓紅衛兵亂來，不如由衛戍區出面以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護起來，以免落在心術不正的壞人手裡。總理接受了傅崇碧的建議，不過他提筆批示時把「拘留」改為「拘捕」—拘留時間短，而拘捕則不同了。
周家在過去是個大家庭，周恩來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身邊沒有子女，按照家裡的老規矩，如果一個兄弟沒有後代的話，其他的兄弟應該過繼給他一個，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續香火」。
三弟周同宇就曾經向周恩來表達了要過繼一個給他的這樣的想法，因為周恩來的二弟那邊只有一個兒子，而他當時有四個孩子。周同宇說，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周恩來身邊不要太寂寞。但是周恩來還是拒絕了。他說:「我要是要了一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
周恩來說，你的孩子我都會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的。事實上，在周秉德、周秉鈞等六個兄妹看來，伯父周恩來確實是這麼做的。沒有子女的周恩來把這幾個孩子真的是視同己出，他拿自己的工資供他們上學，關心他們的成長和進步。而周家兄妹說，他是這個家的大家長，但是他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那麼的與眾不同。
1968年1月，周秉鈞在北京參加空軍系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當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卻發現父親不在。15歲的小妹周秉建告訴他，父親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鈞匆匆趕到西花廳時，天色已黑，寒風中，他看到鄧穎超正穿著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階上等著他，周秉鈞上了幾個台階給鄧穎超敬了個禮，還沒有等他說話，鄧穎超就問周秉鈞這件事情他是什麼態度?
據周秉鈞回憶說:「我那時候也是參加空軍學毛著積極分子會，所以我現在想來不愧是學毛著積極分子，脫口而出，我說1955年肅反的時候毛主席有一段話，就是今年這個肅反要跟1950年的鎮反要有所不同。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殺可不殺的就不殺。這個我說那現在我父親既然被捕了，那看來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們是什麼問題，也不好進一步表態。這時候七媽說好，咱們回屋吧，然後就從那時候高台階，從外面上來越過那個台階再下去到底院，然後七媽跟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到這兒來迎你，我就是不讓你有個迴旋餘地，馬上問你這句話你說的才是真心話，她說你這個想法是對的，她就為了問我這句話。」
鄧穎超要求周秉鈞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廳。周秉鈞說，他的東西還在家裡，而且還沒有見過母親。鄧穎超同意讓他先回家一趟，但堅持他今晚必須回到西花廳。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母親那裡，聽母親說他們來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屜，也沒有拿什麼東西。得知抽屜里的裡面有500塊錢後決定問問鄧穎超解決的辦法。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他母親那裡，給母親留了兩百塊錢，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廳。晚上10點多鐘，伯父周恩來也回到了西花廳。問周恩來那500塊錢怎麼處理，他反應非常快，他說:「你告訴你母親，看看這些票子是新的還是久的，如果是新的，號是不是連起來的，如果是，這錢不能動，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經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連號，那肯定是什麼特種經費，活動經費之類的。」
第二天早晨7點，周秉鈞起床來到客廳，周恩來告訴周秉鈞，他昨天晚上見到了吳法憲司令員，已經跟他說了這件事情。
父親周同宇被抓時，周秉鈞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鄧穎超專門給周秉德寫了一封信，讓小妹周秉建坐火車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夠正確對待這個事情，並且要相信組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這個事情總會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這個情緒。
第二天，周秉鈞回到了廣東，此後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就連父親關在何處都一無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關了七年半之後，父親周同宇才被釋放出來。
對於父親周同宇當年為什麼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當中，周家兄妹都能夠感受到伯父的艱難處境，但是誰也不能說什麼。即便父親被抓，他們其實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說求情的話。因為周恩來定的家規中就有這麼一條，不要為他人帶信，告狀，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媽鄧穎超才向他們講述了事件的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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