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的也只有他了！

韓非，也稱韓非子（約公元前280一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新鄭]，韓王室諸公子之一，《史記》記載，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因為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

韓非生活在戰國末年的韓國，當時的韓國是七雄中最弱的，在戰爭中屢次失敗，喪師失地，在強秦的威脅下面臨亡國的嚴重危機。為了救亡圖存，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提出了變法主張。為了變法，他不怕"身危軀殆"，為實現自己的變法主張而積極努力。當他的主張未被採納後，他便始退而發憤著書立說，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所著達十萬餘言。

他的著作在當時的各國都有手抄本流傳，秦王贏政（即秦始皇）讀到他的文章，讚嘆不已，感慨地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來秦國攻打韓國，逼韓王遣韓非入秦。韓非入秦後，由於李斯害怕他威脅自己的升遷，偉串通姚賈陷害他，使韓非不但沒有得到秦王的重用，反而被迫自殺，屈死獄中。韓非雖死，他的政治主張卻被秦王贏政所採用，並藉此統一了全國。韓非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洋洋十萬餘言。

秦王想重用韓非，是因為當時的秦王朝正處於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形成時期，韓非的思想學說順應了這一時代潮流，集中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根據"當今爭於氣力"的時代特點，分析古今社會的變遷，群雄割劇的七國盛衰，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主張，即反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要求統治者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採取相應的措施。

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彆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

韓非以這種進化的歷史觀為變法依據，反對復古，猛烈抨擊儒家的"法先王"復古主義，揭露儒家所謂"仁義道德"的虛偽性和危害性，認為儒家"以文亂法"是"五蠢"之首。因此，他堅決主張變法，總結出了"明法者強，慢法者弱"的經驗，他在前期法家政治實踐的經驗教訓中，有選擇地接受他們的思想，又吸收道、儒、墨的各家思想，集法家學說之大成。他主張"為治者……不務德而務法"，"賞厚而信，刑重而必"。而法的特點是"明"，應該"編著於圖籍，說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吸收了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推崇的"術"，慎到宣揚的"勢"，第一次提出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三者結合相輔為用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秦始皇后來在秦國推行法制，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指導思想。這裡的"法"是指維護封建階級政權的政策、法令。"術"是指國君根據"法"控制人民的手段和方法；"勢"是指君主據有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

韓非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他在《解表》、《喻言》等篇中，批判地改造了老子"道"的唯心主義思想，提出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認識論，他認為世界的本源是物質，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前者是說"道"是萬物所服從的總規律；後者是說"道"是各種特殊規律的依據，這就是說，"道"是自然界物質運動的根本規律，給老子唯心主義的"道"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因此，他反對鬼神迷信，並把迷信鬼神作為亡國的徵兆之一，尖銳地指出："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禮者，可亡也。"他發揮了荀子的知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崇尚人力，認為"亂弱者亡，治強者王"，把國家的興衰看成是力量強弱的結果。對於自然和人事、不應該聽任其自發和偶然的因素，而應積極自覺地活動。這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上升時期思想家的新面貌。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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