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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豐教授專訪:我們如何研究實驗倫理學?

《心理新青年》對話心理學家喻豐教授:

我們如何研究實驗倫理學?

1. 嘉賓介紹

喻豐博士,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應用心理專業導師、清華—伯克利高級心理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幸福科技實驗室(H+Lab)首席科學家,山西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北京積極心理學協會常務理事、副監事長,中國社會心理學會人格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中文信息學會社會媒體處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入選西安交通大學青年拔尖人才計劃(A類)。研究方向為社會與文化心理學、積極心理學、實驗倫理學。他於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獲得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聯合培養的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曾為伯克利加州大學訪問學者、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領導力與組織管理學系助理研究員,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項目10項,參與國家973計劃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基金12項;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SCI/SSCI/CSSCI等同行評議論文40餘篇,獲第七屆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 採訪題記

何以為人?何以為德?何以為群?古往今來,哲學家們和心理學家們都對這些問題開展了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在上篇的專訪中,喻豐教授為我們介紹了心理學家為什麼要關注和研究實驗倫理學?下篇內容將繼續邀請到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喻豐教授,與大家詳細探討如何更好的開展實驗倫理學的實證研究和對青年一代的學術訓練?如何做到既能繼承優良的學術傳統,又能有所發展和創新?且聽喻豐教授下文分解。

3. 採訪正文

《心理新青年》:感謝喻豐教授繼續和我們《心理新青年》開展有趣的對話。您上次提到,實驗倫理學是心理學和倫理學的交叉領域,並且是在實驗哲學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不能博古,無以通今。縱觀所有社會科學領域,您認為哪些已有的成熟的理論基礎可以繼續沿襲並且發揚光大?

喻豐:道德問題本質上是倫理學這個學科首先關注的問題。既然我們希望探討道德,所以西方倫理學的理論我們應當都可資借鑒。所謂的西方規範倫理學,無論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還是義務論(Deontology),都在強調使用一種規則來作為行為之準則去指導行為。美德倫理學(Virture ethics)不同於功利主義或者義務論,在這個時代或者在更古老的亞里士多德時代,它較為流行。功利主義和義務論落腳在行為的規則上,而美德論落腳點在人身上。有意思的是,列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將功利主義與義務論這兩個理論的準則做成了同一個維度的兩級,而其實我想,道德判斷應該是多樣化的。大量心理學研究以這兩個理論的規則作為維度的兩級來作為因變數。而其實,人們面臨不同的情境,可能會使用不同的道德準則。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德開始復興,美德倫理學關注人本身,呈現出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回歸。這有很多原因,也摻雜有對現代規範倫理學的不滿。比如道德運氣(moral luck),。舉個伯納德威廉斯的例子,畫家高根拋妻棄子,在一個孤島上鑽研繪畫技巧,他這個決定是否是道德的這一判斷也許基於他是否能夠成功,這不由規則而來,由外在的運氣決定。有趣的是,無論是美德論或者是道德運氣,都和以功利主義和義務論為主的規範倫理學有所區別,美德倫理學當然更加註重內部歸因,而後者當然更加外部歸因,這某種程度上也彰顯著範式轉移。規範倫理學是個規範性問題,與之相對的還有描述性的倫理學,比如元倫理學(Metaethics)的問題,比如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我不是倫理學家,但是如果你非要我選擇一個我喜歡的,我想功利主義比較值得借鑒,因為更多時候它更方便計算,更適合應用於實證研究,比如金錢或者代幣去量化等等。

實際上,更有資格來談倫理問題的應該是中國人。我想,談中國文化繞不開道德。中國沒有宗教也缺乏更加虛無縹緲的超越精神,但是我們在恪守現實中始終保持著我們的「禮」。克己復禮的仁是關係,父子君臣上級下級不能僭越,這是我們做事情的信條,這是我們的道德。以此為核心,中國當然有自己的倫理學體系。2000多年前孔子已經提出了很多我們應當怎麼做的道德行為規範。既然我們是中國人,這些思想對我們最有借鑒意義,考慮中國人的道德判斷時,道德直覺是否起作用,又來源如何?我想,這都是有趣的問題。

另外,我們心理學領域早期的基礎理論,對道德研究肯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領域的人-情境之爭很大程度上和倫理學中美德與情境主義的爭論一致。當然還有心理學有關理性—情緒的諸多解釋。你要問我直覺與理性何者重要,我想,首先直覺很重要,作為第一思維繫統它對道德判斷和行為的作用很大,這在近期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里被廣泛研究了,也包括情緒、以及進化而來的非理性因素等。其次,雖然理性在近期道德研究中被削弱了,但是我反而覺得理性成分應當重新被重視和更好地審視。比如下個時代一定會是人工智慧大面積取代人類進行簡單重複性勞動的時代,當然也許會取代得更加徹底,那麼此時理性便能夠起作用。舉例子來說,比如基於一種功利主義原則,我們制定演算法,讓一個機器習得道德規則,當然這是個例子,功利主義容易編成程序。當然也可以根據人類行為通過機器學習讓其習得規則甚至人類情緒,但這終究不是人類情緒,還只是規則化的模擬情緒而已。某種意義上說,柯爾伯格、圖列爾等人的理性理論,其實更容易幫助我們制定抽象規則。當然我們都知道無論情緒還是理性都對道德有影響。不過縱觀心理學歷史,折衷的理論其實沒有太大的生存價值。心理學史上的理論家,通常都是把某一方面推向極端,才能名垂青史。比如華生,他何嘗不知道除了環境,個體當然也會影響行為,但是他的行為主義理論卻是極端的。

道德心理學還有很多理論模型,比如Jonathan Haidt的道德基礎(moral foundation theory)、Joshua Greene的雙過程理論(dual-process theory)、還有諸如Fiery Cushman、Jeremy Frimer等人也都試圖提出很多細小理論模型或者不同範式來描繪不同類型的道德判斷過程。但你問我的偏好,我個人偏好Kurt Gray的二向道德理論(the 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 一是因為它是簡約的,二是因為它直接考察了何以為人的問題。他和Dan Wegner的Science文章,用了一個簡單的因素分析,轉出兩個人所以為人的基本維度:能動性(agency)和體驗性(experience),你看著很簡單,但是研究結果卻描繪了樸素認識上人們知覺心靈存在的維度。人工智慧不是總想知道它們何時可以亂真嗎?圖靈測試就是這樣在做,但是Gray的維度實際上告訴人們人的問題遠非那麼簡單。都知道Kurt Gray和Jonathan Haidt及Jesse Graham的道德基礎理論是衝突的。有趣的是,我記得之前Haidt來訪中國時訪問了清華,我曾經和他交流過這個問題。我說Gray研究中的具體特徵其實是預先設定好的,如果那個研究在中國做,可能結果會非常不同。因素分析只會聚類出結構,但是無法改變項目中所隱含的意義。你如果先抽取出中國人對於人的定義性特徵,中國人可能會回答:人是使用工具的、人是獨立行走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都是我在清華教課時學生給出的答案。而能動性和體驗性明顯是偏向純粹個人的維度,而在定義人時,中國人身上可能包含更多集體層面的維度。在我們的中國文化中,一個人不僅是行動主體(moral agent)或者客體(moral patient),也同樣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是社會角色的疊加,這是明顯可以得到的結果。這個結果應該也能做為反駁Kury Gray二向道德的證據,我在清華做了此研究,Haidt相當贊同這個看法。當然,社會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也可以為我們提供理論基礎,比如塗爾干(Emile Durkheim)、施瓦德(Richard Shweder)、費斯克(Alan Fiske)的理論等。

總結起來,其實凡與道德相關者均開卷有益。

《心理新青年》: 那麼您認為在相關學科中,哪些已有的實驗範式可供未來的實驗倫理學實證研究參考和借鑒?

喻豐:首先,倫理學中經常使用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我們心理學可以直接使用和改編借鑒。比如經典的列車難題,便是把思想實驗中的具體情境轉換成實驗室情境下的研究材料。然後在情境之後,加上是或者否的問題(比如諾布效應,Knobe effect),或者加上李克特量表作為因變數。根據你的研究假設,可以進一步操縱具體的自變數。其次,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範式,比如合作遊戲(cooperation game)、信任遊戲(trust game)等等,不過它們的設計是去解決經濟學問題的。我個人認為這些範式雖然與道德相關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問題。當然實驗倫理學也可以間接借鑒。但是需要改良或者變式,進行需要更加嚴密的實驗設計。再次,社會學的大面積調查、長期跟蹤數據以及社交媒體和歷史大數據,這些結果和數據可以為我們提供總體趨勢和理論啟示,但是大面積問卷的結果通常並非十分嚴謹,容易過度解釋。社會學調查一般不太考察測量本身的信效度也不太注重因變數測量的標尺。基於經典測量理論我們都知道問卷的項目並非孤立的,它是依託於整個問卷而存在的,項目反應理論的項目才是孤立的。再者心理學喜歡用李克特量表來強行變成連續,但社會學調查喜歡用分類變數(三個月、五個月、半年、一年等),這造成有時會強行將分類變數變成連續變數,也有將連續變數強行分類,比如1-7的量表強行變成同意、不置可否與不同意,或者7點轉換成3點(123變成1、4變成2、567變成3),這在邏輯上實際已經改變了面對問題回答者回答的原意。因此這些社會學大面積調查在數據量上極大非常有價值,但是在項目和測量的尺度上卻不太精細化。心理學反而在具體操作上很精細但是通常在取樣和樣本量等過程上嚴重缺乏。這二者一定需要相互結合,精確的心理學實驗可以基於社會學大規模的結果來提出細小研究假設。更值得仔細注意的是大數據研究,通過社交媒體、歷史資料等等一系列文化存在的精細大數據分析,應該能為這個領域提供更多和更有價值的思維來源。第四,社會心理學的情境實驗(Scenarios)範式。它最大的優勢在於它是最符合實驗哲學的研究範式,因為它直接考察普通人的樸素直覺(folk intuition),而且操作過程相對簡單,劣勢是它是假設的人工情境,並不符合人們真實情況下的反應。第五就是典型的心理學問卷方法,這裡涉及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問卷本身的信效度如何,第二是道德問卷不容易測出人們的真實想法。編製問卷的動機至少有兩種,第一種是通過問捲去界定概念,第二種是通過問捲去測量概念。這是不同的。對於前者來說,事先不清楚普通人如何看待這個概念,那麼這時一個量表編製都不是在單純編製量表,它是在界定一個概念,心理學是個實證學科,實證學科的意思是它不是在扯淡。概念如何界定?那麼概念就可以通過實證的方式來界定,其中一種就是編製問卷。好,做到這裡你就知道這個概念的外延是通過項目(items)來定義的,我不用想概念,僅僅看項目就能明白它是什麼,概念就是由測量來界定的。但是道德心理學裡大多數問卷都不是這種,是先有個理論或者概念,根據這個概念去編製測量工具,比如道德基礎問卷(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是先有概念,再有問卷,所以理論概念和實際測量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因為它們就是不同。第六是經典認知任務,採用反應時或其他方式來測查。我的博士論文做過一些這種類型的研究。第七是真實行為任務。我認為這是最聰明的方法。測量道德行為是反映人們真實道德過程的最好方法,比如斯坦福監獄實驗或者測量撒謊(lying)和欺騙行為(cheating)的矩陣任務、同義詞任務等。它的優勢在於這些是心理學家能夠測量的最為真實的道德行為,但局限在於,這些任務通常都設計為欺騙行為,它只能考察非常有限的道德問題,大多數沒有涉及到傷害、公平等重要的道德範疇。當然,也許傳統的攻擊範式可以供我們借鑒,選擇槍支、撕紙、吃辣醬、評分等等各種方法也許都能進行道德化的改編。我想我們接下來努力的方向,應當是探測中國人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真實道德行為。我的觀點是,至少要嘗試傷害、公平等各種道德維度。第八是目前大為盛行的神經科學和生物取向以及新興技術等,我個人認為基礎水平的證據能夠反映出的心理過程較底層,直接回答的問題更多是神經生物層面的問題,而非道德這樣更深層問題。當然不嚴格地說也可以簡單看做是認知任務的延伸。這些證據是否比行為實驗得出的證據和其他心理學方法更有優越性,這其實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對於道德問題來說,需要也一定需要神經層面上的證據,但是毋要迷信,過度強調它的結論和發現比行為實驗更加具有說服力可能有點過度推論,理論假設與思考才是最為重要的。

《心理新青年》: 那麼您認為,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身份角色去探究實驗倫理學,如何突出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和特色?

喻豐:首先,縱觀社會科學,唯有心理學採用嚴謹的實驗範式來做研究,其他社會科學更多採用的是實證,而不是實驗,所以心理學為之提供了獨特的實驗範式。其次,道德議題本身也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範疇,你可以看見道德話題在PsycINFO中的檢索量在排除了總體問題數量干擾之後還是逐年提高的。在近幾年的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年會中,道德話題總是一個相對熱門的領域。再次,心理學基於普通人的直覺平均數得出的結論可能得出和哲學家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論。哲學家是有智慧的,他們也許不相信普通人的直覺而直接關心自己的思考即可。但是心理學卻是只關心平均數,我相信這個差別會帶來完全不同的結果。也許可以對倫理學的思想和假設加以證實證偽或者至少提供給智慧者思考的餘地,這可能是推動這個學科發展的部分,也是社會心理學家可以做出獨特貢獻之處。

《心理新青年》: 目前為止,您認為實驗倫理學為我們帶來了哪些貢獻和啟示?

喻豐:這個學科最大的貢獻,首先是挑戰傳統的倫理學理論和發現,能夠得到新穎的發現、結論或者啟示。因為普通人在平均值附近,而哲學家在標準差之外。其次是看似科學的方法用來研究倫理問題具有很強的象徵和變革意義。亘古不變的道德議題從哲學家的躺椅上轉交到了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室里。這種變革的核心區別在於其所推崇的科學價值,可證偽、可重複原則等等。再次,對於心理學研究者來說,開闊了社會心理學家的眼界,開闢了一些新的道路和空間。心理學越做越細,當然這每個學科都一樣,以至於在剛開始發展之時可供研究之物俯首皆是,而現在提出問題都殊為不易。社會心理學家最初關注低階認知,比如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等,慢慢逐漸開始探索高階更加精神性的問題,比如道德的、宗教的、人性的、政治的、審美的、創造的等等,當然這些視角也更能體現出社會心理學家的思想深度和人文關懷。

要說啟示,我想實驗倫理學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可能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擴展倫理學家的視野、豐富倫理學的研究。實驗倫理學家更加關注普通人的道德觀念和心理狀態,並且從實驗角度出發來思考倫理問題,和從思辨角度來思考倫理問題大不相同;第二,它可以促使心理學家更加關注和探究深刻的人性;第三,「是「(is)的結論也許可以為「應該」(ought)問題提供一些支持和幫助,為傳統倫理學家的結論推導提供實證依據,提供更多對話性的研究。第四,實踐層面,如果我們能夠發現了一些穩定的規律,可以為政府機構或者企業領導提供科學參考,並且幫助普通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他人和社會的道德心理模式。

《心理新青年》: 在可預見的未來,實驗倫理學主要面臨哪些局限和挑戰?

喻豐:首先,心理學家和倫理學家之間非常缺乏溝通,哲學家不會也不屑做實驗,而心理學家大多不懂也不願意思考哲學;其次,儘管實驗法非常嚴謹,但同時也存在局限,比如生態效度問題。因此它的代表性和推廣性較低,所以其實不能直接應用於人們的實際日常生活;再次,哲學家也許會認為心理學家通過實驗獲得的答案,他們早已通過思辨得到了,做它幹什麼?心理學家通過大量實驗得出的結論可能僅僅是證明了哲學家的思辨和直覺。不過,我個人認為,即便是最簡單的心理學效應也是有研究的價值,所有科學結論都必須得到實驗的檢驗,何況心理學研究經常發現反直覺的結果。甚至可以說,實驗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哲學家思辨的結果也可能是隨機偶然、運氣使然。即使是源於聰明絕頂的哲學家的知識積累,那僅僅是個體性的,在科學的標準中是無法證偽的。即使一個聰明人的想法勝過一群普通人的想法,但是我們仍然需要知道普通人的想法如何,因為這世界上普通人多啊,你我皆是。

關於實驗倫理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我這裡提出以下幾個我自己非常個人化的想法以及我和我的團隊正在進行的研究:第一,未來研究可以更多關注倫理學的多元化理論,比如功利主義和義務論是否可以作為兩個獨立的維度分開考察,道德判斷作為因變數的類型也應該進一步細化分類,因變數一定要更豐富、多元;第二,基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如何來刻畫中國人的道德心理。我個人比較關注的維度是基於倫理學視角出發的關係主義。由於認知觀、價值觀、自我觀導致的文化差異,都可能對道德判斷與行為產生影響。與此之外,我們也可以關注地理環境、生產方式、氣候條件等文化起源的原因,這些角度都能對應抽取出道德維度的差異,但是我們需要尋找一個好的概念和話語體系來描述這些差異,進而來描述中國人特有的道德心理現象。找到一個特有的中國化的維度與術語體系這是下一步最需要的事情。第三,美德如何來分類需要更多實證研究。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較少,比如積極心理學領域中塞利格曼和彼得森提出的品德優勢(character strength),其是基於理論而非實證的。有趣的是,我自己曾經做過美德分類,但是結果並不滿意,我發現美德並不能很好地在實證上聚類,而惡德可以。這可能是基於美德是有整合性的,我在自己的文章里把它稱之為美德的安娜卡列琳娜效應,即有美德的人都是相似的,而惡的人各有各的惡。我希望找到一種良好在實證上對美的進行分類的方法。第四,人工智慧的道德問題值得我們探究。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量改變了我們的未來,科技革新的速度遠超想像並帶來了一系列道德問題,前不久Science上發表了無人駕駛汽車的道德問題,而實際上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實驗室都探討過,現在我們實驗室也在進行機器人的擬人化和道德判斷的研究,其他諸如如何使用深度學習的方式訓練機器習得道德規則、訓練何種規則、如何個性化甚至如何訓練計算機的道德直覺與情感,這都是有趣有用的未來研究方向。

《心理新青年》: 非常感謝喻豐教授為我們帶來的思想和啟迪!在喻教授及其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相信會有更多有熱情、有潛力的年輕學生學者投身這個領域。可否談談對於青年學子而言,應當如何開展紮實的學術訓練?又如何做到既有傳承又有創新?

喻豐: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經驗和積累,恬不知恥地和大家分享下吧。首先是理論知識的積累,了解相關理論和研究的來龍去脈。我要求我的博士生,每天至少閱讀要一篇我指定的文獻,撰寫報告在我實驗室的群里分享供大家討論,這是基本功也是基本訓練,沒有讀幾百篇文獻不要空談研究;其次是方法的自我訓練。通過閱讀的觀察學習去學習別人都是怎麼解決問題的,這不都是套路而已么,當然不能空想,必須結合在自己做實驗的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問題不斷去思考;再次,不要盲目相信和神化,多看多想,保持自信。我鼓勵學生的原創性甚至偏執的想法,一定要隨時質疑和批判,包括自己的導師,這沒有什麼,我也經常想錯和說錯,學生也並不見得就比我想得差;我希望大家能夠秉持一種信念,就是所有人的看法和觀點都是有漏洞的,希望大家多批判、多質疑,不要神化任何人的理論,亞里士多德不是神,導師也不是神,所有觀點都有值得商討的空間。同時,希望大家能夠經常嘗試從各個方向和不同角度來思考一個問題。當然在批判別人觀點時,一定要盡量了解清楚別人的觀點,要有足夠的知識積累,不能說我不了解我就覺得他不對,說他不對時你需要是他那個領域的專家。

《心理新青年》: 可否為大家推薦,迄今為止對你個人影響最大的三本書是什麼?

喻豐:這個問題比前面輕鬆好多。第一本書是《紅樓夢》,小學時候我爸給我買了本少兒版的,反覆看了多遍,直到初中時候讀了原版的,發現差別真大,我至今記得中學時候躺在床上徹夜讀它背誦其中詩句的樣子。我基本上對待各種事情都沒太當回事兒,愛啥啥都比較無所謂,現在想起多半是它的影響。大的時代背景會讓你在時間觀上趨向於遠,而覺得人生其實短暫自己也渺小,何必在意。盛衰之間人心人情人慾的變化刻畫入微也讓人覺得其實人挺荒唐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不就是這樣么,沒什麼好爭。像楊絳先生所說,和誰都不爭,和誰爭都不屑。推薦個小說不是因為別的,我是想說讀讀小說或者傳記也好,自己一生只能活一次,讀本小說似乎也過了別人的一生,很划算。第二本書是《唐宋詞選釋》,意外的是小時候在家裡的書架上找到了本這個書,然後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地背詞玩,讀書時喜歡拽些詞文多受此影響,現在沒事也寫詩寫詞,但是不再刻意去為賦新詞強說愁,再寫文章我更喜歡平實的語言。後來發現它其實有個好的副產品,即莫名其妙地讓你隨意寫出滿分作文,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你的文章寫作。學術嘛不寫作就意味著沒有發表,也就意味著死亡,這比什麼都可怕。第三本書是《故事新編》。小時候讀不懂魯迅覺得他語言不華麗、文章又不知所云。直到看了故事新編,感覺到了有趣與幽默,慢慢有了些經歷和思考再讀他的其他文章,才能在字縫中讀出吃人,對中國人心理的刻畫莫過於他。

《心理新青年》: 再次感謝喻豐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專訪!最後,您對我們《心理新青年》有何祝福和寄語?

喻豐:感謝《心理新青年》團隊!心理學在外人看來是個小學科,但是在學科內部學者們的領域、理念、流派、對象、範式、方法、手段都大相徑庭,有時候分支領域間的交流甚至存在困難,這是個科學與人文交融、生物與社會疊織的有趣領域,大部分時間內還原日盛而人漸式微,學科異化。希望大家能超越單純發表、追求思想愉悅,同時理性平和地看待各分支、各方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最後,我衷心祝願《心理新青年》始終能以青年之新觀察青年之心,以心之青年引領新之青年。

下期預告:

《心理新青年》對話著名華人心理學家鍾晨波教授

鍾晨波,多倫多大學Rotman商學院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方向副教授,研究領域涵蓋道德心理學、親社會行為與決策過程等。鍾晨波教授的研究鍾晨波教授獲加拿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HRC)資助,發表於國際頂尖心理學期刊如《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和《實驗社會心理學》(Journal of ExperimentalSocial Psychology), 組織管理學期刊如《組織行為與決策過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下簡稱OBHDP)、《組織科學》(Organization Science)和《管理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Quarterly),綜合性期刊如《科學》(Science)。鍾晨波教授現擔任OBHDP副主編、《社會與人格心理學》與《實驗社會心理學》編委會成員。

4. 採訪團隊

胡曉檬

美國羅格斯大學心理系社會心理學博士

研究領域:文化心理學、道德心理學、網路心理學

吳珏彧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系博士生

研究領域:群體動態、行為決策、社會影響以及行為改變、行為經濟學

王浥濛

美國耶魯大學心理系博士生

研究領域:潛意識行為、消費行為、跨文化決策、具身認知

孫卉

美國西北大學商學院博士生

研究領域:計算認知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網路、組織理論

徐以安

美國東北大學心理系博士生

研究領域:跨文化視野下的認知偏誤、心理本質主義、法律心理學

5. 特別聲明

本次學者專訪由《心理新青年》編輯部製作呈現。具體分工如下:胡曉檬起草提綱、實施採訪、轉錄文本、編輯修改,喻豐團隊審校,編輯部其他成員徐以安、孫卉、吳珏彧、王浥濛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文知識產權歸《心理新青年》編輯部所有,未經授權,嚴禁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繫編輯部商討授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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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A新聞中心總顧問:彭凱平

主編:王薇華

終審:魏鳳英

責編:何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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