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陣線 ARTFORUM觀點

脆弱的陣線

文／許大小

觀點深度解讀當下重要藝術議題

納伊姆·莫海門，《聯合赤軍》，2011-2012，單頻數碼影像，有聲，時長70分鐘.

回憶某一個事件，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事件。

卡扎菲之死，穆加貝的退場，都是近幾年的事。冷戰背景下，彼時所稱的「第三世界」連綿燃起了一系列戰爭，並且在冷戰結束二十年之後仍在繼續。工作於紐約的孟加拉裔藝術家納伊姆·莫海門（Naeem Mohaiemen）強迫症似地長期鑽研這段歷史，並努力梳理其殘留的圖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席捲全球的激進浪潮——去殖民地化與文化革命、學生運動的許多支流的爆發性匯合，隨後左翼國際主義的瓦解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這正是莫海門挖掘出的圖像的考古現場。

從2006年開始拍攝的四部曲「青年曾是」系列（The Young Man Was）將孟加拉的解放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變嵌入全球政治暴動的圖景中，從而揭開了世界歷史的另一面幕布。該系列中的每一部片子（包括《聯合赤軍》[United Red Army，2006]、《艾佛沙的漫長一天》[Afsan』s Long Day，2014]、《達卡中央站最後一人》[Last Man in Dhaka Central，2015]和《阿布·阿馬爾來了》[Abu Ammar is Coming，2016]）都採取了紀錄片手段——包括歷史人物採訪，展現文獻和導演的畫外音敘述——去探究微歷史（microhistories），以及在歷史傳承中圖像所起到的作用。其中《聯合赤軍》回訪了一樁曾經轟動一時的劫機事件——1977年秋，日本的極左武裝組織赤軍的五名成員在孟買劫持了飛往東京羽田國際機場的日本航空472號班機，命令飛行員帶著156位乘客轉向孟加拉的達卡機場。視頻以對話的字幕為主，穿插了當時日本電視台的現場轉播，以及莫海門寥寥數句對自己童年的回想及歷史背景的敘述。負責談判的孟加拉空軍上校馬穆德（AG Mahmud）與自稱」Danke」（德語中意為謝謝）的赤軍代表進行了長達八十小時的連續溝通。當極端分子要求機場職員向他們輸送報紙時，馬穆德不屑一顧地回應，「要報紙幹嘛？裡邊印的全是謊言。」 而極端分子們 「嗯」 地一聲贊同，也不再提起這要求了。在冷冰冰的歷史事件中嵌入此類詼諧軼事，從而讓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構造過程，正是莫海門所擅長的。

納伊姆·莫海門，《聯合赤軍》，2011-2012，單頻數碼影像，有聲，時長70分鐘.

日本政府最後同意支付600萬美元的贖金，所有人質得以安全釋放，但在此之後，各國政府達成了共識，不再與恐怖分子談判，赤軍的成員也隨之成為奔波於第三世界各地的革命棄兒。在莫海門的敘事里，歷史常常以木馬計的方式上演：在全球關注達卡劫機的第二天，二十多名左翼的空軍組織了一次失敗的兵變。他們迅速被控制並且判絞刑，政府也藉機清除了上千名疑似同情社會主義的官員和軍人。在視頻的最後一幕，馬穆德問及Danke的真名。他停頓，才斷續地回復：「我叫 ......二十號。日本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會告訴你我的真名。」當然，歷史裡並沒有真名。

「青年曾是」系列的第三部《達卡中站最後一人》中的「最後一人」確有其人，敘事圍繞著一位曾經參與孟加拉解放後的教育和農村建設的荷蘭記者皮特·卡斯特斯（Peter Custers）展開——他在劫機事件發生的前一年被孟加拉軍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在荷蘭大使館介入後才被釋放回國。我們看到卡斯特斯在廚房裡慢條斯理地切著切達乳酪，聽著他談及孟加拉生產關係的歷史階段，平淡無奇的的圖像和他勤勉的話語之間形成了反差。據莫海門說，現已去世的卡斯特斯在剪輯時提出了很多意見，要求莫海門側重表現左翼運動積極的一面。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也反映了卡斯特斯對於「記錄」這一行為的政治含義有著相當敏感的認知：當初他在孟加拉留下的所有記錄在他離開後都成為了一屆並不善意的軍政府手中的武器——政府逮捕他之後，在他家裡搜查出的資料供出了許多其他左翼人士，他們作為本地人，在監獄裡的待遇遠遠比這名外國白人殘酷許多。卡斯特斯對自己的出版活動，包括寫作、譯介、甚至自己留下的日記作出了這樣判斷：「嚴重的失誤。」熒屏上閃現著書架、文件夾、廣播級、電腦鍵盤、縮微膠片閱讀器，這一切通訊的社會機制的組成部件。歷史的不斷變遷在經歷過多次戰爭與兵變的孟加拉尤為明顯——每一屆政府都一上台就召回上屆政府批准的歷史教材並予以更換，因為那就是記錄和傳達歷史的媒介。即便被看成中性的信息技術也是我們必須關注的歷史機制樞軸。

納伊姆·莫海門，《達卡中央站最後一人》，2015，單頻數碼影像，有聲，時長88分鐘.

我們不難發現，從「青年曾是」系列記載的交錯繁雜的情節中浮現出一個輪廓：某人，60後、男性、知識分子，曾經充滿革命熱情，在經歷失望之後，革命的魅力於他而言發生了變化，但並未徹底消失。性別似乎是莫海門的一個盲點，但我們很難下此論斷，因為「盲點」本身就是他的題材和體裁。如果我們接受戰後左翼的失敗的這個歷史判斷，我們難道不應把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歸咎於左翼意識形態中潛在的大男子主義嗎？無論是運動人士的盲動還是知識分子的離地，多少都和男權密切關聯——這不是盲點，而是刪節。美學有時也是失敗主義的表現。

和相對製作精良的「青年曾是」系列並行的還有一個剪輯粗糙、製作簡樸的系列「正確歷史的囚徒」（Prisoners of Shothik Itihash）。其中老照片佔滿了熒幕，我們聽到莫海門略帶著南亞口音並且溫和地談論著遺忘的必然性——「戰時，相片是第一個消失的。」 記憶的遺失使歷史服從於政治，歷史也隨之被分成合法和非法。我設想莫海門關注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感。當我們回想起過往年代，可以很輕鬆地指出其標誌——夾雜著廣播雜音的一首流行歌曲，或是某個政治人物遇刺的日期——不僅是經歷了那年代的人，連我們這些未曾經歷的世代都可以做到這點。記憶之不可靠，物證之沉默，反而給圖像提供了工作空間：生產出一種並無依據，但又將所有人捲入其中的共識。

納伊姆·莫海門，《達卡中央站最後一人》，2015，單頻數碼影像，有聲，時長88分鐘.

回憶某一個事件，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事件——回憶並不局限於大腦，而是同時在實體空間里發生和延展，積澱成另一次事件。莫海門於2017年的卡塞爾文獻展放映的新作品《兩次會議與一場葬禮》（Two Meetings and A Funeral）中集中討論的問題即是回憶的時間性和空間性。鏡頭穿越了一些與第三世界團結相關聯的標誌性建築：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儲藏室，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的現代主義傑作圓頂體育場（La Coupole），還有位於達卡的孟加拉國際會議中心（曾被稱作稱孟中友誼中心）。這些地點的相似之處在於，每一次都讓人感覺空曠：我們在圖書館裡查閱檔案，或在曾經輝煌過的許多「第三世界」會場里散步，或在達卡受訪的老戰士的破舊辦公室里停留。莫海門和他結識的那些曾為不結盟運動貢獻過力量的知識分子對話，話音已落，但他們的回想仍在空房間里迴響。觀者隱約感受到攝影師在等著導演叫停，但是他並不打破那寂靜。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探訪達卡國際會議中心的一天反而很喧鬧：這裡正在舉行一場人如潮湧的交易會。這裡的喧鬧似乎寓意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與普世社會主義的失敗。作品標題中的指象是三次標誌性的第三世界國際會議，分別是1973年的阿爾及爾不結盟會議，1974年的伊斯蘭合作組織拉合爾會議，以及最後一刻被取消的同年達卡不結盟運動（即「葬禮」）。每次會議發生時，世界都在經歷重大的歷史轉折：中國轉向美國，伊斯蘭世界拒絕社會主義，蘇聯侵入阿富汗。在莫海門的作品中也時常以字幕形式呈現此類標註了日期的事件，但卻未言明任何因果關係，而更像是在營造出一種歷史氛圍。在古巴的會議後，不結盟運動雖然依然存在，但是已無號召力，葬禮上埋葬的也許就是第三世界作為共有政治願望的未來——正如阿爾及爾的圓頂體育場，它的維護成本超出預算了。

納伊姆·莫海門，《兩次會議和一場葬禮》，2017，多頻數碼視頻裝置，彩色有聲，時長85分鐘.

根據美國歷史學思想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觀點，歷史的敘述和文學一樣可以分成不同的體裁。他列出了四種歷史敘述類型，浪漫劇、諷刺劇、喜劇和悲劇，但莫海門忠於的悲喜劇寫法並不在這個框架內。就好像在《達卡中站最後一人》里，最終探討對象不是1970年代孟加拉的極左，而是一位落寞老人的晚年生活。至少對於政治傾向偏左的觀眾來說，莫海門的題材是悲慘的，但是他的敘述方式突出的是幽默感和溫和的接受。他所記錄的人物曾有過左翼國際主義的夢想；人物可悲又可笑，而夢想則可望不可即。在莫海門的作品裡，大趨向和小人物之間的懸殊，歷史和記憶之間的張力，他所做的不是把它們拉近，而是聚焦這空隙。正如《兩次會議與一場葬禮》的最後一幕：面對印度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維傑·普拉薩德（Vijay Prashad）為正在拍攝的電影表現出的興緻勃勃（「這是一場對抗遺忘的戰爭。它可以彌合老少之間的差距。」），阿爾及利亞左派活動家薩米亞·澤娜迪（Samia Zennadi）調侃回問，「是嗎？那得多給我們帶來幾個來。那個差距可不小 ......至少在我的國家。」

納伊姆·莫海門個展目前正在紐約MoMA PS1進行，展覽持續至3月11日.

? ARTFORUM.COM.CN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