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童年少年時 張傳璽
北宋和金代，始見「濤雒鹽場」和「濤雒鎮」之名
北宋時，始見濤雒和濤雒鹽場之名。如《宋史》卷181《食貨下·鹽上》曰：「煮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灶戶。」「其在京東曰密州（治今山東諸城）濤洛（雒）場，一歲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密州轄今山東高密、膠南、日照等地區，沂州轄今臨沂地區，濰州轄今濰坊地區。這就是說，濤雒場所產食鹽供應今山東地區近四分之一的官民需要。北宋末年，金盡占淮水以北的地區，於莒州南北設十二鹽場，為濤雒、臨洪、獨木、板浦、信陽、西繇、衡村、黃縣、巨風、福山、臨海、文登。《金史》卷49《食貨·鹽》曰：「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濤洛（雒）場行莒州。」又曰：「濤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由於鹽產和政治、軍事地位的重要，日照鎮升格為日照縣，濤雒則升格為濤雒鎮（《續山東考古錄》卷22、27）。濤雒自西漢武帝置鹽官開始，至此時，歷1200餘年的發展，在濤雒鹽場名義之外，於行政上，終於獲得濤雒鎮之名號。
元代，濤雒鹽場主管稱「鹽場司令」，明清改成「鹽課大使」，大使衙門稱「署」
蒙古興起，對鹽及鹽稅也很重視早在窩闊台登大汗（太宗）位的次年（庚寅，1230），即「定諸路課稅」。《元史》卷2《太宗本紀》曰：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田木西、李天翼使濟南（路，治今山東濟南）。」同書卷91《百官志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1293），悉罷所轄鹽司，以其屬置場官，……鹽場二十九所，每場置司令一員，從七品；司丞一員，從八品；管勾一員，從九品。辦差各有差。」「司令」一稱作為官名，原為隋朝的內官。《北史》卷13《后妃傳序》曰：「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至元朝，始用為鹽場主管，其品級約與縣官相當。關於當時濤雒場的鹽況，同書卷94《食貨·鹽法》曰：「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今山東青州）課稅所……至大（1308)之後，歲辦正、余鹽為三十一萬引。所隸之場凡一十有九。」於時，日照縣籍鄭泉授掌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徵聘同鄉「鄭通任濤洛（雒）場司令。」（光緒（日照縣誌》卷6《選舉志·徵辟》引《鄭氏祖塋碑》）。明朝，濤洛鹽場主管改稱「鹽課司大使」，簡稱鹽課大使，有正、副二員。大使衙門稱「署」，清制沿之。見於著錄的歷任大使，明宣德十年（1485)上任的有喬友。清改都轉運鹽使為「都轉鹽運使」。鹽課大使仍舊，掌鹽場總務，監理產制，日稽其所出之數，以杜私版之源。其下屬職員，或主場務，或主擎放，或主批引，或主征課，各有專責。《康熙目照縣誌》卷4（《職官?濤雒場鹽課司大使》著錄順治六年至康熙三年上任大使六人，為趙隆興、董國秦、方震、朱斗山、吳邦寧、陳言，皆注其籍貫和到任時間。《光緒日照縣誌》卷5《職官》在「大使」項「陳言」之後，續錄「祝悅、胡一麟」及雍正十一年（1733）到任的陳師禾以下至同治十一年（1872）到任的28人，以漢人居多。除注其籍貫和到任時間外，有的註明為「滿洲」「漢軍」等族屬，注其功名出身如「舉人」「監生」「附生」等。監生是在國子監就讀出身的，附生是童生入學者之稱，實即秀才。清朝原有規定，鹽場大使以三考未入流者充選。三考是指在科舉中的「鄉試」「會試」「殿試」。官階在九品以內者為流內，九品以外者為流外。官階從九品以外登入九品以內者謂之入流。雍正六年（1728）定例：揀選貢舉人員，給與正八品職銜，與縣丞、知事一體較俸升轉。在濤大使，多體現了他們的文化素養，與地方士紳的交往較好，亦關注民瘼。有特殊政績者，亦簡記於縣誌。如上引縣誌記曰：「朱善驥，平湖（今屬浙江）舉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時，銀價涌貴，捐廉墊解灶糧。」這是朱大使用自己的部分俸祿（養廉銀)接濟飢餓灶民（鹽民）的記錄。灶糧是官府按照規定應當發給煮鹽灶戶的口糧。又記「程椿壽，大興（今北京)監生，咸豐十年(1860）任。嚴禁酒徒，市井肅然。捻匪往來，督率鄉團嚴守圩（圍）牆，居民恃以無恐。」「圩」，濤雒的城牆。
（張傳璽教授70歲時與夫人丁麗君女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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