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昭陵「二駿」的生死之路

原標題：探秘昭陵「二駿」的生死之路

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曾向社會名流詢問：送什麼禮物給中國最好？當時居美的楊振寧提議將「兩駿」送回，使「六駿」團聚。然而，這一願望至今仍然未能實現，「兩駿」在異國他鄉已經「生活」了整整90年。

或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匹馬能享有這六匹唐馬那樣的榮耀和名聲。甚至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所埋葬的成千陶馬，都沒有一件給我們留下名字和故事。而著名的霍去病墓前那尊「馬踏匈奴」的石馬，以及那些在埃及或希臘紀念物上描繪的馬形象也都很著名，卻都普遍缺乏馬的個性。惟有「昭陵六駿」卓然不同—它們不僅被賦予了英雄般的名字，而且有關它們的故事以富於生命的形象和讚美文字被鐫刻在巨大的石頭上，和主人相依相伴一千多年。直到上個世紀初，這六匹戰馬才被迫離開它們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寢。其中的兩匹更是遠隔重洋、流落他鄉，至今已近一個世紀。

異國尋訪

美國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中國廳，位於一棟圓形建築的第三層。中間是有著一個高聳的穹隆形屋頂的圓形展廳，自然的光線從穹隆的天窗照射下來，照耀在那些安置在這裡的中國珍貴文物身上。著名的昭陵石刻馬「颯露紫」和「拳毛」就嵌鑲在一段弧形牆壁里：下面是兩層台階的承重基座，浮雕周圍安裝了防護玻璃罩，兩駿浮雕的中間，還布置了一尊彩塑佛像。從博物館建築和布展的整體局勢來看，圓形展廳應是賓大博物館級別最高的展廳。應該說，美國人在這裡給予了昭陵石駿以很高的禮遇。

唐太宗留下的這兩匹著名駿馬在這裡已經躺了整整90年。清末民初，一位英國公使將「昭陵六駿」的縮小拓片帶回英國時，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動。時隔不久，這六匹石馬便從昭陵的陵墓里被搬動出來，其中的兩駿最終來到了遠隔重洋的美國，至今仍被許多人認為是流失在中國境外的最重要的中國石雕作品。而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裡的「昭陵六駿」石刻，其中這兩匹還是1960年由陝西石刻大師謝大德依據照片原樣復刻的，雖然刻工精美，但畢竟不是真品。

在賓大博物館的陳列現場可以看到，「颯露紫」浮雕已被打破為三大塊，右後蹄處還有一個小碎塊，戰馬的左後腿小腿部分也有部分脫落。總的說來，破裂的裂紋沒有造成更多的畫面破壞，與其他石馬相比，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和「颯露紫」比起來，「拳毛」就沒這麼幸運了：整塊浮雕已被嚴重打碎，現存大小不等的10塊，此外尚有兩大塊殘缺。賓大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使用別的材料進行修補後，才將它拼湊成為一件完整的作品。

「颯露紫」是昭陵六駿里畫面保存最為完整的一件石雕，描繪的是一位將軍為馬拔箭的情景，這也是六駿里惟一一件有人像的作品。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颯露紫」成為了昭陵六駿里最珍貴的一件文物。它原來的位置是在昭陵陵墓西邊的第一件。另一匹「拳毛」的皮毛外觀為波浪狀，形成毛漩渦。該馬被表現為輕快前走，並帶著非凡的神態，不顧九支箭的創痛—六支箭來自前方，三支來自背後。其原始位置在陵墓西邊的第二件。

隨著一千多年的時間流逝，「颯露紫」浮雕上將軍的面目已因風化變得模糊，但是那兩撇英武的八字鬍須仍然顯眼，透露出叱吒戰場的英勇威武之氣。將軍的右手，袖口腕部以下整隻右手掌已失落，是物理性的殘損(被外力打擊掉塊)。那支箭桿原來在有裂紋的地方，現在只能隱約地感受到。

神駿涅磐

這六匹戰馬是唐太宗特別珍愛的坐騎，在他開闢大唐基業的重要戰役中，六匹戰馬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戰功。直到做了皇帝之後，每當談論他當年征戰疆場的情景，他還總不忘這六匹戰馬的貢獻。因此，當文德皇后病故埋葬昭陵時，唐太宗下令，將「朕所乘戎馬，濟朕於難者，刊名鐫為真形，置之左右」。它們的形象被雕刻在高1.7米、寬2米、厚0.3米的厚石板上—唐太宗不僅給每一匹馬起了名字，而且還為它們親自撰寫了讚美詩文。

據中國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考證，「六駿」中至少有四駿為來自西域的「胡馬」，由突厥國進貢。當時，「胡馬」進入唐帝國有四條途徑，最優良的是外域貢馬，其次是在戰場上俘獲的戰馬，另外就是互市買馬和隋宮廄馬。「颯露」一詞就源自突厥，是突厥人對於「勇健者」的稱呼，因此「颯露紫」的含義便是「勇健者的紫色駿馬」。

公元621年，「颯露紫」成為秦王李世民的坐騎。當時李世民才22歲，正在協助其父李淵指揮平定全國的戰役。該年，李世民和王世充會戰於洛陽。在邙山的一次交戰中，李世民乘著颯露紫，只帶了數十騎試探對方虛實，不料被敵人包圍，隨從諸騎全都失散，只有將軍丘行恭一人緊隨其後。據《舊唐書·丘行恭傳》記載，當時一道長堤擋住去路，王世充追兵上來，一箭射中「颯露紫」前胸。丘行恭見狀連忙掉轉馬頭，向敵兵連射數箭，隨即翻身下馬，把自己的坐騎讓與李世民。自己則一手牽著受傷的「颯露紫」，一手持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回到營地，丘行恭為「颯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後，「颯露紫」就倒了下去。浮雕描繪的正是這感人至深的的一幕：卷鬚的丘行恭相貌英武，做出俯首為馬撥箭的姿勢，卻又「欲拔不忍「；中箭後的「颯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四肢略顯無力，劇烈的疼痛似乎使其本能地向後退縮。

另一匹「拳毛』，原名「洛仁」，是代州(今河北代縣)刺史許洛仁在武牢關前進獻給李世民的坐騎。後人或因馬周身旋毛捲曲，又稱「拳毛」。一般說來，馬身若有旋毛是賤丑的，但此馬矯健善走、蹄大快程，貴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馬名。可見愛馬成癖的李世民不計毛色，不嫌其丑，善識駿馬。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領唐軍平定河北，與劉黑闥在水(今河北邯鄲曲周一帶)作戰。唐軍勢如破竹，約半年時間就收復了河北大部分土地。就在劉黑闥率兩萬騎兵南渡水時，唐軍從上游決壩，趁機掩殺。這次戰鬥打得相當激烈，李世民的坐騎「拳毛」在戰鬥中竟身中9箭，戰死在兩軍陣前。自這場戰爭後，唐王朝統一中國的大業便宣告完成了。

在今天的陝西禮泉縣城南22.5公里處，是一處9條山脊彙集之地，名為九山。李世民當年親自挑選這裡作為他身後的長眠之地，依山建陵的工作一直延續了13年，直到649年太宗去世，一共有185座陪葬墳墓陸續建在昭陵周圍，順著山麓伸展為一個扇面，組成了巨大的皇家陵地——昭陵。

李世民的皇陵被修建在山頭，俯視著其南方的眾多陪葬墓。」六駿」原來被排放在陵墓外的祭壇上。這是一個舉行重大紀念儀式的場所，祭壇佔據著9條山脊之一形成的北坡，由5段台階組成。破碎的石塊和建築殘餘還能在第三層及其以上的平台上見到。學者李泉和石耕1985年繪製過祭壇的平面圖，標出了第三層平台以上的區域，東西之間約53.5米，南北間85.5米。兩座唐闕(陵墓的門塔)位於第三層平台。從第三層平台至第五層平台，曾有過一條3徑的通道，被稱為「龍尾路」。在第四層平台上曾發現過房屋的基礎。考古人員查明，它們是被稱為「東廡」和「西廡」的房間地基，與史料記載相符合，曾建造在祭壇上。一些資料里說，六駿最初就被展示在這兩邊的廡廊里，三匹在東邊，三匹在西邊。

昭陵六駿是用浮雕形式刻上去的，手法簡潔而渾厚，形象栩栩如生。這些石刻由閻立德設計，他是督造皇帝宏偉陵墓建築的工匠總監。而他的弟弟、大畫家閻立本則畫出了6匹駿馬的形象。在每塊雕板的左或右上角還留有一小塊平面，歷史資料顯示，那裡曾被寫上駿馬的名字和皇帝創作的褒揚馬的詩句，由大書法家歐陽詢書寫。雖然那些字跡未能留存下來，但在1089年豎立的一塊碑石上，卻清楚地記錄了馬的名字和這些詩文。

「六駿」在這裡曾經相伴太宗上千年，受到了後世帝王和普通民眾的尊敬。由於熱愛馬的主人，在中國人的思想里，馬也變得神聖了。

運離昭陵

一個嚴肅的問題是—這些石雕馬匹究竟是如何從皇帝的陵墓及中國偷運出去的？由於當年留下的資料很少，僅有的幾種說法要麼語焉不詳，要麼自相矛盾，將近一個世紀過去，還是一個謎。

賓大博物館曾辦過一份歷史悠久的雜誌《博物館》，那是一份季刊，現在改名為《探索》。關於唐代石馬的第一篇文章就發表在1918年的最後一期上，但「唐馬」究竟是如何來到美國的？文章里卻並沒有講明。隨著時間的流逝，博物館裡封存著的若干當初不為人知的線索才逐漸浮出水面。

1921年6月，一個叫保爾·馬隆(Paul Mallon)的商人從巴黎寫信給博物館，請求與《探索》雜誌聯繫。他說：「你們想知道復原這些著名駿馬歷史的細節嗎，相信是精彩的。」他繼續寫道：「1912年，格羅斯金(Grosjen)先生試圖從北京獲得這些馬匹並派遣一個叫加棱茲(Galenzi)的人，去察看這些石塊，書面指示儘快以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把石馬弄走。1913年，這些石馬從皇陵被搬走；不幸的是，運送的人被農民襲擊，寶貴的殘存物摔下了山崖，碎片被沒收充公，於1917年被移送到西安府博物館。」他補充著：「我特別勝任給你們提供情報，我想通過格羅斯金先生的中間人，謀求一筆大的款項來解決石馬被沒收的後事。」

保爾·馬隆的帳戶與當時中國最大的文物販子盧芹齋後來提供的正是同一個帳戶。盧後來聲稱：「這批貨物是1912年被一個外國人從皇陵竊取的。在搬運這些沉重的石塊時被人發現，並被沒收充公，後來由陝西省的官員接收。1915年，當時的總統袁世凱要求地方以公務名義將其運到北京；幾個月後，他們便通過另一個人賣給了我們。此事絕對的合法。這些石馬實際上是被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者賣掉了。」

然而，故事似乎還有另一個版本。在這個版本中，最先將石馬運離昭陵的卻是中國人自己。在一本1918年出版的舊雜誌上，一篇晚近才發現的佚文更進一步顯示了事情的由頭：辛亥革命之後，一名軍人張雲山得到了兩匹石馬並搬運到舊的政府衙門。當時它們已經破損嚴重。張雲山在1912年至1914之間在陝西省任師長，他把石馬交給了當時的陝西督軍陸建章，在陸的允許下，馬後來被送到北京。了解情況的人都認為他們一定是送給了袁世凱。

北京琉璃廠的陳崇元在《文物話春秋》一書里還提到，一個在北京的中國文物販子趙鶴舫也捲入了盜賣石馬事件。趙通過古玩古物的買賣結識了袁世凱的三公子袁克文。趙向袁克文建議，能弄到一些精彩的石頭和大石塊來裝飾「袁家花園」，為當時袁世凱想當皇帝的企圖助力。藉助袁家提供的特別關照，兩匹石馬離開西安運送到了北京而沒有遇到任何麻煩。

喬治·B·戈登，當時的賓大博物館館長。當他1918年在紐約大都會藝術館的倉庫里見到這兩匹石馬時，它們到美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似乎兩匹石馬從北京用船運出是在1916年至1917年之間。這樣看來，整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缺口是，究竟是誰把石馬賣給了盧芹齋？盧所謂的「通過另一個人最高的權力者」究竟是誰？是在利用袁世凱作幌子掩蓋他自己盜賣的行徑嗎？誰是盧在提及「最高權力者」時所指向的目標？這些疑點仍然不能確定。

在賓大博物館行政秘書大衛·格勞諾維寫於1917年7月2日的一封信上，提到了弗蘭克·卡諾(Frank Caro)，盧芹齋在紐約的繼任者。信上引述卡諾的話說，唐馬被地方政府送到盧的手裡，是為了增加金錢去修建學校。以上種種線索都表明，盧芹齋與當時在中國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里的一個重要人物有密切的聯繫。這個特殊的關係網可以幫助盧和他的洋行在國外賣出許多重要的中國工藝藝術文物而避免競爭或麻煩。可究竟是誰在幕後操縱販賣「唐馬」？一直是個謎團，世界仍然在等待著答案。

如果沒有對畢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敘述，這一調查將是不完整的。畢士博是賓大博物館遠東藝術方面的館長助理，1914年至1918間在任。任期內他曾4次到中國，希望親自去西北的考古地點，雖然沒有成功，但在1917年10月，他參觀了當時的陝西省圖書館，並研究了保留在那裡的剩下的四匹石馬。

上世紀50年代，劫後余留的四匹石馬被挪到了西安的碑林博物館並一直到現在。在展廳里的介紹語上，畢士博和賓大博物館被稱為「竊賊」。然而意味深長的是，畢士博1917年11月間在中國的這一時間，其實是在石馬被送到去費城的路上之前。博物館檔案里也的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把石馬從昭陵和中國偷運出來這一過程與畢士博或賓大博物館有關。

來到費城

那麼，兩駿最終又是如何被賓大博物館獲得？這一問題為許多人問起，甚至一些人還直接寫信給博物館詢問。散見於博物館檔案里的各種往來信件等資料進一步給出了回答。

1918年3月9日，戈登在紐約第一次見到這兩匹石馬後，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立即給盧芹齋和物主來遠公司寫信。在這封寫於1918年3月13日的信里，戈登寫道：「你的助理帶我到大都會收藏所並向我展示了兩匹石雕馬。我高興地看到這些著名的雕刻品，那是我幾次到這個國家所了解到的。我反覆考慮，什麼是對於博物館來說最好的購買方式，並且與我的同事們一道商量購買它們的可能性。」

在隨後的月份里，他們一致集中在有關博物館浮雕的敘述—如相片、模型、展覽計劃和設計等這些話題上。4月19日，戈登正式向博物館董事會提出了報告。5月7日，石馬被用專門的貨車運到了博物館。

就在戈登克服困難獲得銀行貸款以便穩妥購買時，盧芹齋給賓大博物館發了一封緊急信件，提出所謂「較次要的事情」，說波士頓的一家博物館收受了一大筆捐贈，準備用於購買石馬。這封信當即震驚了賓大博物館，促使董事會作出緊急決定，授權拍賣競買這兩匹石馬的金額增加到15萬美元，並與盧達成協議，「購買存放在大學博物館的神聖的中國石馬，總金額為15萬美元。雙方一致同意，今後不再與任何其他人和社會團體就上述著名石馬作商討。」

在其後兩年里，盧芹齋曾寫過許多催促安排付款的信，博物館也竭全力籌措資金，但沒有成效。直到1920年11月才出現轉機，一位費城的慈善家和董事會成員向博物館首批捐助了5萬美元，之後又增加到15萬美元，以購買這兩匹石馬。經過3次付款後，這項購買工作才得以真正完成。開始於3年前對這兩件浮雕的購買，圓滿地結束了。一塊有「埃利基·R·約翰遜先生捐贈」字樣的榮譽標牌現在還放置在該浮雕的下面。

與上述通信相應，有關獲得兩匹馬雕的談判和各項手續，都在美國的紐約和費城兩地悄悄進行著。實際上，賓大博物館全體人員當初都參與到了購買這兩匹石馬的工作中來，所有的手續都是標準化的業務，如同其他西方博物館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的所謂「黃金時代」購買成千上萬件藏品所履行的手續那樣。

「兩駿」一去，就是整整90年。如果說刻在石頭上、有名字的它們也是有生命的，那麼在身軀已碎、離開主人和故土後的它們的心裡究竟會怎麼想呢？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們能知道的是，「六駿」無法相聚的事實，已成眾多國人心頭的一大難言之痛。雖經數次努力，「兩駿」回國的願望仍然遙遙無期，只有它們在賓大博物館得到悉心照料、使前去參觀的人們在中國本土之外也能感受到中華這一事實，令人在扼腕之餘心存些許安慰。

來源： 《中華遺產》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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