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一周年的日子。過去一年，以「美國優先」為原則，美國高調宣布退出TPP、巴黎協定，並調整對外經貿關係、減少安全責任……美國在貿易政策上顯露出的保護主義傾向尤其令世界感到不安，這種「本國利益最大化、承擔責任最小化」的做法，能否讓美國再次強大？

「這種調整忽視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應當擔負的國際責任，不考慮國際社會的期待，也和國際整體趨勢相悖，所以導致的結果可能是更加孤立。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經貿議題上表現出所謂『求償心態』、『追求相對獲益』的趨勢，顯然也不利於中美經貿關係雙向獲益、總體平衡的發展前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在接受採訪時稱。

正在「改變」的立場

美國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改變正在引發熱議。近日，特朗普罕見地表態稱，若能敲定一個比之前好得多的協議，美國會加入TPP；若按美國意願重新達成公平的協議，美國有可能重返《巴黎協定》。在日前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特朗普也並未像此前那樣充滿憤怒與對抗，而是以溫和的語氣解釋：「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美國獨行。

刁大明表示，特朗普2017年三次訪問歐洲，態度一次比一次緩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甚至在《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上聯合撰文，題目分別是《「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美國獨行》、《特朗普關於美國國際角色的理念》。

「文章的闡述與特朗普在達沃斯的表達『一脈相承』，實際上是將特朗普具有個人特色的『美國優先』嵌入到美國傳統外交理念中。未來一年，美國可能會更注重『積極地』向國際社會解釋『美國優先』。『美國優先』包涵的負面理念是『經濟民族主義』，追求『相對獲益』，而國際貿易實際上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美國現在的態度相對有所軟化，這和班農的離開有一定關係，但並沒有徹底否定這個理念。」刁大明說。

他認為，特朗普希望在「全球化」大趨勢下，重新調整美國利益結構的分配，使美國利益最大化，然而錙銖必較、內顧傾向、反覆強調本國利益的方式，長期來看很難使其與其他貿易夥伴深化合作，這最終可能導致美國孤立於世界市場和產業鏈。

「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經貿議題上表現出所謂『求償心態』、『追求相對獲益』的趨勢，顯然也不利於中美經貿關係雙向獲益、總體平衡的發展前景。」刁大明說。

就在2018年1月，美國剛剛宣布對光伏產品和大型洗衣機實施全球保障措施。美方繞開世貿組織規則採取單邊制裁的舉措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批評。在達沃斯論壇上，特朗普再次表達了對當前貿易體系的不滿，稱美國將強化貿易法規，重塑貿易體系。他抨擊了「掠奪性」的貿易行為，稱美國不會再容忍「不公平貿易」。儘管未指名道姓，但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對中國等貿易夥伴的指責。

而在此前的2017年12月，白宮公布特朗普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俄等國列為「競爭者」，這是美國罕見地從國家安全戰略層面分析中美經貿關係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分析稱，過去一年，中美經貿關係雖維持大體平穩走勢，但美國對華經貿政策一直朝加強戰略博弈方向調整，目前特朗普政府更為鷹派的對華經貿政策調整布局已大體完成，預示今年中美經貿關係可能會面臨更為困難複雜局面。

「今年，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的總體形勢，我們認為可能依然比較嚴峻。個別經濟體貿易投資政策的不確定性，特別是表現出來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傾向，可能會加重各經濟體對全球貿易投資環境的擔憂，甚至引發貿易救濟措施的連鎖反應。」盧鋒稱。

美國商務部最新統計顯示，201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3%，雖高於2016年的1.5%，但遠低於特朗普承諾的3%。盧鋒認為，美國經濟增速趨勢性下降、居民收入停滯不前等問題派生失落感與危機感，美國試圖從調整外部經貿關係入手尋找求解之道，希望通過改變對華貿易赤字居高不下與經濟外部競爭力相對減弱的態勢，來實現「讓美國再偉大」的戰略目標。此外，今年11月美國將舉行中期選舉，通過對華貿易爭端製造議題被認為有利於共和黨競選。

知識產權領域的紛爭

紛爭可能還來自知識產權領域。「我們可能會有一項非常大的知識產權處罰決定，且很快就會宣布。」特朗普17日對路透社表示，「我們在討論數額巨大的賠償，這一數字你甚至想像不到。」

儘管特朗普並未道明這一「處罰」的細節，但路透社認為美國依據1974年貿易法授權進行的針對中國的相關調查，確實將允許特朗普對進口自中國的相關貨物徵收報復性關稅或是採取其他制裁措施，直至迫使中國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

對此，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黃武雙指出，特朗普的此番言論令專業人士有些「不知所云」，他所謂的「處罰」很可能是針對具體的企業，但這也需要通過行政程序確定具體的「侵權」行為並依此做出決定，例如禁止相關產品進入美國等。

美國德傑律師事務所駐北京代表處管理合伙人陶景洲也指出，知識產權往往都是個案處理，例如某家企業侵犯了某一個知識產權、專利或是商標等，如果一攬子對中國進行所謂知識產權方面的「處罰」，又缺少事實和法律依據，就造成行政機關對權力的濫用。

陶景洲認為，行政機關所謂政治意圖的宣示，離最終做出相應的決定以及最終的司法判決，還有很漫長的道路。中國企業如遭遇知識產權相關的處罰，可以通過美國司法程序進行起訴；若認為處罰違反了WTO知識產權有關的協定，中國政府還可以起訴至WTO。

談到未來可能遭遇的知識產權領域的摩擦，黃武雙認為，如果確實遭遇相關糾紛，中國企業首先需要積極應訴。「美國通過行政程序，也就是准司法程序做出裁定，如果不去應訴就相當於認可了侵權的結果，它就可以直接申請禁止你的產品進入美國。」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走好自己的知識產權道路，避免模仿甚至是侵權，做好創新產業轉型。

對於即將公布的301調查結果，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商務部經貿政策諮詢委員會對外貿易專家屠新泉指出，結果公布後美國政府也還應該會依照調查展示的證據、觀點與中方進行談判，以在如知識產權等方面要求中方做出一定的改變，與此同時，再提出一些備選方案，如懲罰性措施。「美國可能會提出比較嚴厲的懲罰措施，但實施情況到底如何還是有不確定性的。」他說。

據盧鋒及其同事李雙雙整理的數據顯示，1980-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各類立案與制裁數、不同類型貿易調查所佔比例，可見在WTO框架下實施的反傾銷貿易調查和制裁，根據美國關稅法的「337條款」對進口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及其他不公平競爭實施的調查和制裁，佔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摩擦總數的八成以上。

黃武雙認為，相較於關稅壁壘、政府對技術出口的禁止，以及近來新提出的綠色壁壘等，知識產權壁壘已是目前挑起貿易摩擦、進行雙邊談判較「好用」的方式。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另一方面，美國作為發達國家技術儲備充足，也易於從知識產權角度尋找突破。

但黃武雙也指出，儘管調查啟動的案件數量確實較多，但最終成案比例卻是越來越小。「現在中國企業也知道要花錢去應訴，國家也支持其去應訴，我們勝訴的比例越來越大。」他說。

在屠新泉看來，中美之間並不會有什麼所謂的「貿易戰」，至少不會有全面「貿易戰」。不過他也指出，並非所有爭端都能通過WTO解決，美國在投資審查這一領域採取一定的限制還是有可能的。「嚴格來說，『貿易戰』是指超出現有規則範圍的相互的貿易制裁或限制，像投資這樣現在還沒有規則的，就很難說是否違反了WTO規則。」他說。

2017年11月，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曾發表報告，主張加強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併購的監管。隨後在2018年初，螞蟻金服收購速匯金因美國所謂「國家安全」原因被叫停，華為與AT&A分銷協議等投資合作項目也告吹。

對於前者，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曾表示，中國不反對有關國家對外國投資展開正常的安全審查，但對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外國投資設置「玻璃門」、「彈簧門」的傾向表示擔憂，中方希望有關國家能為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投資者創造公平、公正、公開、可預期的投資環境。

而對於後者，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表示，在他看來，華為此次在美國市場受挫主要還是因為其手機產品使用了自主研發的麒麟晶元，而非美國高通等公司的晶元產品，「美國可能覺得麒麟處理器在很多方面難以監控」。

原標題： 「美國優先」2018何去何從？對華經貿料加強戰略博弈
來源：2018年01月31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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