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與社會奮鬥」的一種極端形式，為什麼梁濟以死明志？

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濟自沉於北京城北的凈業湖(積水潭)。這只是《京話日報》核心集團群體自殺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濟的兒女親家、《京話日報》創始人彭翼仲在煙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為旁人所救;其後，11月29日，《京話日報》現任主筆吳梓箴效法梁濟，於同一地點投湖。

自清末以來，「自殺」成為知識分子表達自身訴求、希冀激勵社會的一種極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陳天華、潘英伯、惠興等人因憂國憂民自盡。這些志士的主張，均在死後由報章披露，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與同情。

《京話日報》同人的自殺，亦屬於這種類型。不同的是，自殺者本身即是報人，因此主張的披露更為迅捷、完整，同人的評說更為貼切、全面，自殺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擁有了更大的自我闡釋空間。

《京話日報》同人的共同特點是：位不甚高，名不甚顯，功名大抵只到舉人，官職不過通判、中書，又在北京生活多年，與中下層社會的聯繫相當緊密。《京話日報》在1905~1906年的全盛時期，幾乎就是北京中下層社會的公共輿論平台，各階層來稿充滿版面，報館同人如彭翼仲、杭辛齋、梁濟，通過提倡閱報處、貼報欄、講報所、戲曲改良等底層啟蒙形式，推動各類民眾運動，如抵制英國招收華工、抵制美貨、國民捐、戲曲改良，一經《京話日報》發起，京城民眾莫不翕然風從，並波及整個北方地區，造成巨大影響。

但1913年復刊的《京話日報》，已經非復舊觀，淪為諸多「小報」中的一種。因此，梁濟等人的自殺，以及他對自殺行為的發布與闡釋，不僅僅是個人倫理層面的追求完滿，而且帶有宣揚《京話日報》的啟蒙理念、突破「守舊」的文化形象等含義。

《京話日報》自殺的三人中，以梁濟自沉影響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員)與知識界的密切關係之外，梁濟的自殺準備充分，遺留資料豐富，是此事傳播廣、震動大的主因。

梁濟不但針對各種對象(政府首腦、家人、親戚、朋友、世人等)撰寫了不同內容的遺書，還詳細安排了自己死後的諸多細節。遺書的發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濟的設計。11月11日，《京話日報》「本京新聞」刊出短訊《梁巨川憤時自盡》：「志士梁巨川先生，因時局日非，竟以身殉，至自盡詳情，容再續報。」第一時間傳遞了梁濟自儘是「身殉時局」的信息。自12日起，《京話日報》辟出大量篇幅，逐日刊載《梁巨川先生遺書》，並在題目下標明「事關名教務求同業轉載以廣流傳」。後來梁家發送訃告時，更是將報紙上刊載的遺書「分別影印排印成冊，隨訃致送」。這些舉措，對於北京詳細了解梁濟自沉的前因後果，作用極大。梁濟本來只是一個「名不甚顯」的前清官吏，連報紙論說都少有發表，生前主要致力於編唱改良新戲，經過《京話日報》的傳揚，連上海大報如《申報》也將梁濟自殺一事作為京中一大新聞進行報道：「都人士聞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請太傅陳公寶琛以聞於皇室，賜諭矜悼，予謚貞端」，而新、舊兩派知識分子都對此事給予相當的關注。

《京話日報》率先發表的是梁濟致彭翼仲信：「茲有事相托，請閣下向報館宣布，第一句雲梁某遺言，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第二句即緊接決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開首用此數句，以下則依次發表矣。」梁濟洋洋數萬言的遺書，其總綱便是這兩句話。

梁濟等人為什麼如此在意世人對其自沉意義的理解與評價?不能不考慮到他們的啟蒙理想與其時啟蒙處境之間的距離。

《京話日報》針對的主要是北京中下層社會，所依恃的思想資源，主要是立憲派如梁啟超、張謇等人的見解，因此在清末盛極一時。但入民國後，在君主立憲已不可以實現、共和現狀又無法讓人認同的背景下，《京話日報》可用於啟蒙的思想資源已然枯竭。因此後期《京話日報》討論政治問題，多半只能採取譏刺或反諷的筆調，重批判而少創設，自然難乎在社會上產生政治影響力。

還應該注意到，清末北京啟蒙運動中，由於滿清貴族在文化上處於劣勢，加上「京話」對旗人的親和力，《京話日報》「開民智」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對京師上層社會產生影響，這是《京話日報》在清末獨樹一幟的政治資源。隨著民國的建立，旗人地位一落千丈，《京話日報》的這一啟蒙優勢也便不復存在。

喪失了思想資源、政治資源，《京話日報》啟蒙的合法性也就產生了動搖。《京話日報》同人開不出可以救國救民的「藥方」，只能在籲請救濟、介紹慈善上做文章，仍然是底層啟蒙的路子，但似乎並非治本之法。在民國這樣一個以法律威權、政治威權替代道德威權的社會，如何能教育出梁濟所謂「良好之人民」?而以《京話日報》同人的地位與影響，很難獲得上層文化話語權，從而將一己之主張貫徹、奏效於全社會，這是梁濟等人憂心之所在，也是《京話日報》的底層啟蒙之途備受壓抑的原因。

梁濟等人宣揚道德理想的潛在對手，除了「不守信義」的政府當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重要的目標，對此陳獨秀略帶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罵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張革新的人，是一種什麼淺薄小兒!實在是遺憾千萬?」《新青年》提及此事，並沒有像梁濟猜想的那樣，對其人格做任何的貶損，反而頗加讚譽，但也沒有正面回應梁濟遺書的挑戰。新文化陣營當時的主要戰鬥方向，是要攻取上層文化領域，《京話日報》雖然在下層社會影響甚大，卻不是他們注目的焦點。

即便梁漱溟為父親作辯護，也是肯定其人格而反對其思想。他將父親的自沉歸結為「精神狀況的變化」，「知識的攝取力先滅了，思想的構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遺留，沒有那方興未艾的創造，而外界的變遷，卻一日千里起來，於是乎就落後為舊人物了」。胡適則認為梁漱溟「倒果為因」，梁濟的自殺不在於精神先衰，「乃在知識思想不能調劑補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識思想決不夠培養他那二十年後『老當益壯』的舊精神，所以有一種內部的衝突。」

胡梁二人的評論，沒有點出梁濟等人「返回去」的實質，不在於不肯吸收新知識，而在於無法藉助新的資源完成其道德實踐。梁濟等《京話日報》同人抱持的道德理想，缺少有效的途徑去向社會發布，並引起各界尤其是上層社會的重視。舊的啟蒙目標已經不適用於當世，而舊的啟蒙途徑(辦報、演說、戲曲改良)也已經失效，梁濟等人唯有用自殺的方式來傳達最後的抗議與呼籲。自殺固然是內心衝突的結果，但也是以死明志的手段，所以梁濟才會如此精心地安排自己遺書的公布程序。因此「自沉」並非如陶孟和說的只是「和自己奮鬥」，同樣是「與社會奮鬥」的一種極端形式。

梁濟等人的自殺，在社會啟蒙層面上，不妨看作突破自身啟蒙困境的一種努力，其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層社會。梁濟自沉的確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與討論，但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卻要待到20世紀20年代，才藉由幾次大爭論引發知識界的分裂與碰撞——其子梁漱溟正是其中的活躍分子。而《京話日報》對舊家庭倫理的堅持，更將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廣過程中不斷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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