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良志︱《白石老人自述》的著述出版：八十多年的艱辛與不易

最新 02-01

齊白石為張次溪所書橫幅

《白石自狀略》封面

文︱楊良志

白石老人重視自己的立傳

關於齊白石生平的作品很多，由齊老人口述、張次溪記錄的《白石老人自述》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這是因為，1936年，在白石老人七十二歲（自署七十四歲）時，他曾寫過一篇《齊璜生平略自述》，從「齊璜歲齔齡，見狗子貓兒則笑，見生客則哭」，寫到「營生壙於香山之陽」；1940年，他七十六歲（自署八十歲）時，又寫過《白石狀略》（後改為《白石自狀略》），從「生於湘潭南行百里杏子塢星斗塘老屋」至「忽忽年八十矣，有家不能歸」，云云——何以1936年署「七十四歲」，而四年後的1940年就署「八十歲」了，因為1937年齊老人在年齡上玩了個「瞞天過海」，他在《自述》中會詳談。

齊白石很重視自己的生平記錄，這是中國達官顯貴、學者文人的一個尚好。往正面說，是有點歷史觀，想著「蓋棺論定」，存有「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的意識。康有為長齊白石六歲，於四十一歲草定了《我史》——後改稱《康南海自編年譜》；徐悲鴻晚齊白石三十一年，於三十五歲便在《良友》上發表了《悲鴻自述》。齊白石年老後心心念念要有一部「我史」，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其實，堪為「真爺們」的齊白石惦記著給自己立傳之前，1926年舊曆三月二十日，在自己八十二歲的母親周太君逝世不久，就寫過《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兩稿，都是以「太君湘潭周雨若女，年十七歸同邑齊貰政」起，至「男六人，女三人，孫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七人，曾孫女三人」止。如今這兩件庋藏於北京畫院的秘庫里，尋常是看不見的。順便提一句，齊白石的父親齊貰政，也是在同年舊曆七月初五逝世，享年八十八歲，令人感嘆。

《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封面

《齊璜母親周太君身世》正文

1933年為齊老人記傳開始

齊白石立心要為自己作傳，有記載的是在1933年，時年七十一歲。當其時也，齊老人住進自己花錢購置的跨車衚衕宅院已七八年，他的繪畫也達到高峰，身邊結交了一眾聞人，其中之一是東莞張篁溪。張曾仕民國政府司法部，其時五十六歲，是京城政壇、文壇的活躍人物。張篁溪的兒子張次溪，其時二十四歲，才具超卓、頭角崢嶸，陪乃父交遊，自己也少年老成，同諸多前輩大佬往還。篁溪、次溪父子二人，正是白石老人的座上熱客。齊老人非常看重的八卷本《白石詩草》，就是這一年由張次溪操辦印成，於元宵節送上齊家畫屋的。《白石詩草》贈張次溪本，首頁有白石老人題語：

此詩集征題詞，擇刊工，次溪弟費盡心力始成。贈此一本題數語以紀其事也。

這是當時齊老人與張家關係的記錄。而關於齊老人為自己立傳的事，打開《白石老人自述》1933年那一段，有如下記述：

談到文字知己，倒也常常遇著，就說住在蘇州的吳江金松岑（天翮）吧，經你介紹，我開始和他通信。最近你受人之託求他作傳，他回信拒絕，並說：像齊白石這樣的人，才不辱沒他的文字。他這樣看重我，我讀了他給你的信，真是感激之餘，喜極欲涕。我把一生經歷，說給你聽，請你筆錄下來，寄給他替我作傳記的資料。

張次溪與齊白石合影

《白石詩草》稿本

這裡言及的人物金松岑，我們不能不提。

金松岑（1874-1947），初名懋基，字松岑，號天翮，又號天羽，江蘇吳江人。他比齊白石小十歲。二十世紀上半期，這金某人在政壇和文壇上星辰般閃耀，聲名振於南北。他中年時期開始為《江蘇》《女子世界》《獨立周報》《神州女報》《小說大觀》等大量撰稿，晚年又不斷發表政論。編《新中國歌》，著《東齋酬唱集》《天放樓文·詩集》等。在家鄉辦自治學社，組雪恥學會，又任吳江教育局長、江蘇省議員等。1932年，他與章太炎（1868-1936）等在蘇州設立了「國學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四處劫掠，金松岑直書蔣介石，言辭激烈，為民請命。蔣讀之勃然大怒，問金某是何人。一旁的吳稚暉答道：「江南名士，愛國心切，宜禮待之。」蔣才放下未究。只可惜半個多世紀過去，時光的飛塵已快將他埋沒了。

活躍於文壇、政壇的金松岑

齊白石未必是十分關心時政、經常閱讀報刊的人，他一定是從身邊人的談吐與交往中，得悉金某人大名，並且與之通信。金氏文名籍籍，自然端著架子不願為一般人作傳，他應允為齊老人作傳，這本是互為抬舉、兩相歡悅的事情。齊白石為感謝金松岑的厚誼，著意畫了幅《紅鶴山莊圖》送給對方，以紀念他們的君子之約。

由這1933年訂約之後，張次溪再到跨車衚衕齊家，就陸續安排齊老人的「口述工程」了。老人每每先是靜思熟慮，甚至在案頭的紙上記一些字作提示，待張次溪坐到對面拿起筆來才慢悠悠地開口……夏天，齊老人應邀到張篁溪、張次溪的「張園」小住，他們也擠時間做了一些對談。在借居張園期間，齊白石畫了《張園春色圖》相贈，其上題詩：

四千餘里遠遊人，何處能容身外身。

深謝篁溪賢父子，此間風月許平分。

但總的來說，這項工程並沒有提到緊迫的日程：白石老人精神健旺，每日作畫的任務還很重；金松岑主要在蘇州，還未及拍馬上陣；張次溪對燕都梨園豐富資料的蒐集（1934年由北平邃雅齋書店排印出版《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及對《燕京訪古錄》（1934年由北平中華印書局出版）的整理，都是箭在弦上……大家都有些「來日方長」的念頭。張次溪做了幾次記錄，也如約將材料寄給了金先生。金當然會先擱置櫃中，顯然有「留待將來」的意味。如是哩哩啦啦，積三四年，張倒也存下了不少材料。

張次溪編著《燕京訪古錄》

1936年春，七十四歲的齊白石應四川軍人王瓚緒之邀，一路上奔波兩個月，到達成都，與詩人陳衍（1856-1937）、畫家黃賓虹（1864-1955）以及前邊提到的金松岑欣喜相見。金當面許諾為老人作傳。是年初秋，老人返回北平。沒想到轉過年來的小暑節（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人心惶亂，關山阻隔，為老人做口述的事自然擱下了。

歷史走過的路不平坦

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口述一事，曾在《白石老人自述》1942年那一段的按語中提及：「散原太世丈逝世時（即1937年），我遠客江南」，1962年他在為這口述寫的前言中又道：「盧溝橋事變突起。在戎馬倉皇之間，我為了生活，到南方去耽了幾年……」「我旅居南方的幾年中……把筆錄的事擱置下來。」

請允許我們在這一節點上稍作思忖：當其時，張次溪的父親篁溪先生年已六十，晚輩人該當奉他為「老人」來侍護了；二是張本人歲近而立，正是邁入壯年之始；三是他1933年新婚，1935年出生的長女張叔暉正在襁褓之中……他為什麼「遠客江南」，「旅居南方」或「到南方去耽了幾年」呢？去了南方則已，幹嘛還有「為了生活」一類的「理由」呢？且認為我們在這裡沒做到「為尊者諱」吧：張次溪曾在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系統中任職，這應該叫「失計」或「失足」吧。多有紹介張次溪的資料「諱」掉這一點；但我們作為認真負責的研究者，以為這本是不該迴避的。

1938年冬，汪精衛發表賣國投敵的「艷電」。1940年春，南京偽國民政府成立。汪與蔣介石相抗衡的地盤是南京、上海等「直轄地區」和北京、天津等「華北轄區」，張次溪一開始在直轄區內跟著「安徽省」教育廳長汪子云手下任「秘書主任」，而且外出「視學」；當1944年以徐州為中心的偽淮海省成立後，他出任「教育廳長」。實際上從「國民政府」成立之前，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張次溪總體上就是與汪偽勢力「摻和」在一起的。順便一提，當他混跡於「淮海省」這段年月，亦曾編纂出《江蘇通志》一書，這可稱作「書生本色」，抑或是「技癢難耐」吧。民國間北京的文化人蔡省吾（閑園鞠農）曾編《北京歲時記》，張次溪為之作跋，落款就是「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志於金陵舊天王府」。

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政治上比較活躍的人物，爭取佔據更高的地位，願意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有所仰靠，有所依附，這在大動蕩的變亂年代是常有發生的事。但就怕斷錯了時勢跟錯了人，誤入歧途而連連告「失」的教訓是不少的。張次溪努力追隨汪精衛，因為汪自命堂號為「雙照樓」，張也命堂號為「雙肇樓」（他一名張肇演，夫人徐肇瓊，以此「雙肇」），並且編纂《汪精衛先生行實錄》等，史料斑斑可證。

齊白石繪《雙肇樓圖》

這一節不是本文的重點，但又與為齊白石記口述有關，便姑略言及。一位士子在風波激蕩的亂世邁錯了腳步，不是不能理解的事。但一個嶺南人，幾千里外僕僕來到北京，從此為北京歷史文化的資料收集整理了一輩子，這仍是令人尊崇的。

2017年早春以來，我供職的北京出版集團責無旁貸地著眼「北京歷史文化」這一領域，那末也就必然會關注張次溪，於是進一步想推出張氏所編著的一些書。這樣，我就加密了與張叔文的聯繫。

張叔文，張次溪三個女兒一個兒子中的那個兒子，1948年出生，「文革」爆發那一年他十八歲，父親去世那一年他二十歲。而我們2017年「加密聯繫」（實際上自1980年以來我們斷續有聯繫）的時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所以，我們在交談的時候，完全地採取客觀的歷史觀，直面那些或許並不令人開心的內容。每每言及此，張叔文的面容，嚴肅而平靜，寬闊的腦門微微皺起：「歷史，就這麼走過來的呀……」

話題再回到為齊白石作口述史上來。

1945年張次溪回到北京，對自己的「淮海生涯」當然是極力迴避。幸好當時在北京坐鎮的是傅作義，張投在傅的帳下做幕僚，出面為高級軍官講點文化課。齊老人願意張把口述繼續記下去，因為金松岑已於1947年病逝。張於是恢復了七八年前的舊務，隔些時日就到跨車衚衕記一次老人的敘談。張在齊口述《前言》中說：「我因為職務羈身，不能常常前去」，這裡所說的「職務」，就是指當年在傅作義手下這份差事。後續工程進行到1948年，蔣介石政權風雨飄搖；齊白石自署八十八歲，說話長了已顯精力不濟；張次溪四面騰挪，四十歲上已患高血壓症……口述記錄的事遂告「不止而止」了。留在張家的，是一疊厚厚的記錄稿。

《白石老人自述》出版不容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次溪背著大家可以想見的「歷史問題」包袱，生活下去，養活一大家子人迫在眉睫。老朋友、輔仁大學（1952年轉為北京師範大學）的陳垣（援庵，1880-1971）憐惜舊交，給他在歷史系安排了個資料員的差事。他埋下頭來盡心公事，也難以像過去那般環侍齊白石。而齊氏老人呢，有毛澤東、周恩來、徐悲鴻諸公關照，老樹發新枝，夕陽無限好，每日里要應接的事也絕不少。張次溪記錄的傳記且不提了罷，但老人家仍惦著自己「蓋棺論定」的事。艾青的《憶白石老人》一文，記錄共和國成立初期他與齊白石的交道，其中就說到齊老人請他代為立傳的事——艾知此事繁冗，又公務壓身，當然未有應命。

1957年，國家的事雲譎波詭，諸多文士流年不利。張次溪腦溢血突發卧了病床，齊白石於9月16日告別人世，接踵而至的是可怕的大災荒，《白石老人自述》的事自然就撂下了。

1958年，張次溪連同弟弟張次篁，一起捐掉了自家的「張園」。那時節全國進入「大躍進」的節拍，連故宮都有人攛掇拆掉，張園怎還能留？這舉動無疑是一種「趨時」，也是張家「積極」的表現。轉過來1959年，他供職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愣是將他「裁」退了！人不過是在五十歲上呀。這件事見於顧頡剛1959年7月12日日記：

又聞希白言，張次溪為白（原來錯寫「自」）壽彝所裁，生活大成問題。壽彝獨不記以前困厄時耶？

出現這種狀況，是大形勢使然，陳援庵恐也是救不了的。誰讓你有那麼大的「歷史包袱」，又罹患重病了呢！

張怎麼辦？養病當然是第一；但他確實面臨著「生活大成問題」的困境：夫人並無工作，下面三女一兒，四個孩子。五十歲的男人，養家糊口成為第一要務！

別無長技，從筆杆子下找錢花是唯一辦法。但走這條路並非容易，這種難處我們通過周作人與曹聚仁（1900-1972）的通信可見一斑。「四月八日」周致曹的信中說：

高君囑代張次溪拉稿，而稿件不準出口，故只能照例請大公報辦事處代勞轉到報館了。張君病高血壓，頗為嚴重，本不寫稿，當勸以舊稿易錢（假如可以易錢），俾在港買葯……

一次信未解決，「五月十九日」周又催曹：

昨接高君回信，雲張君稿件仍未收到，乞趕快一查示覆。因那件系由弟負責，非俟高君收到後不能脫干係也。此稿系高君囑我去拉來，因無副本故挂號……當前去問郵政局的挂號處也……

周作人致曹聚仁信

這裡周作人的語氣，比催問自己的稿件還急迫。為什麼？一是張家確實困難壓頭，二是周與較他小十三歲的張次溪夙有交誼。若為這兩點做點解釋的話，簡單來說，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們就頗多交往；1951年，新政權建立之初，背著歷史包袱的張次溪就找同樣「背包袱」的周作人為其所著《天橋志》寫序；後來張又不斷有從宣武門外的爛縵衚衕到西直門內的八道灣探望周的行動；1962年張腦病複發，他在致周的信中作了報告；及至1966年4月，風聲鶴唳，周作《八十自壽詩》，還不忘寄了張一份……

周作人與曹聚仁的通信，反映了內地與香港文化界的一種互動。比如，於1948年復刊的香港《大公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竟辦得風生水起。在這塊土地上滋長出羅孚、嚴慶澍、金庸、梁羽生等大樹，還有才具卓異的陳凡——他一點也不「凡」。

陳凡（1915-1997），廣東三水人，四十年代初進入《大公報》，五十年代為副總編輯，分管副刊。曾以「百劍堂主」之名寫武俠小說《風虎雲龍傳》，還與兩位副刊編輯金庸、梁羽生合著《三劍樓隨筆》。他以「陳少校」筆名寫出的《金陵殘照記》，與《金陵春夢》一起一時熱讀。他中年以後作舊體詩，曾與章士釗論詩，引世所重。他的詩集《壯歲集》，錢鍾書、饒宗頤作序，黃裳作跋。後又印《出峽詩畫冊》，亦得好評。香港收藏家、出版家許禮平說陳凡「性情中人，雙目炯炯，喜怒形於色，疾惡如仇」。

香港出版的《藝林叢錄》

在陳凡的主持下，1959年5月17日，《藝林》副刊鑼鼓登場，開始多發港、澳、穗作者的文章，逐漸地，就擴入了京、滬等地的文章大家。六十年代初，陳凡每年都要進內地一兩次，尋朋訪友，努力開掘寫作精英。北京的章士釗、葉恭綽、陳援庵、周作人、啟元白，上海的瞿兌之、沈尹默、謝稚柳、錢君匋、鄭逸梅，廣州的容希白、冼玉清，等等，都成為《藝林》的撰稿者。正如陳凡的好友、時任上海《文匯報》文藝部主任的唐振常所說：「陳凡是個有心人，辦事極為認真，旁人之所不可致者，他優為之。」陳凡到北京來，順藤摸瓜，見張次溪，攜走了《白石老人自述》——這一包手稿，在張家已放置十多年了。

陳凡「雙路並行」：1961年9月，由他輯成的《齊白石詩文篆刻集》在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同月17日的《藝林》專版上，發表了他撰寫的該書的《輯後記》，其上說，書中的《白石老人自述》較之於過去的一種《齊白石年譜》，「是直接的」、「更為具體而親切」、「是第一次發表」。也就同一版上，還刊載了張次溪《齊白石先生治印記》一文，又拋出了《白石老人自述》的一小段節選——可視之為先舉出一塊肉，請你「嘗鼎一臠」吧。

張次溪與陳凡相配合的這一舉動，功莫大焉！沒有它，在時代的大風雨中，《白石老人自述》這份史料不過就如一片樹葉，隨時可能被雨打風吹去；倘如是，我們或許能知道齊白石曾請金松岑為自己寫傳的影子，但它早已在颶風的吹擊下一絲一毫也沒留下！

「自述」全文的末尾，陳凡作了這樣的說明：

齊白石七十一歲時，曾乞吳江金松岑氏，備作傳記取材之需，中因世事推移，或作或輟者再。及齊氏晚年，體力就衰，難於久坐，又復屢續屢斷，故八十九歲以後之事，尚未整理完成，自述暫止於此。

香港出了齊白石的書，內地當然關注。最先做出反應的，當然是新聞界。唐振常趕快問陳凡：寫齊白石的張某人何在？陳凡答：就在內地，北京宣武門外。唐振常趕快讓《文匯報》駐京記者尋到張次溪，「搶」稿子。大病未愈的張難得有這樣的高興事：香港出了書，上海又來約稿，他迅即答應了為《文匯報》「備」點稿子。

寫什麼呢？對方是從關於齊老人的稿子問起，自己又與老人家有幾十年的交道，那就再寫齊白石吧。好在陳凡那邊也要求繼續提供這方面稿件。

張次溪抱病繁忙起來，他「兵分兩路」。一路，為陳凡寫：繼《齊白石先生治印記》之後，次第有《齊白石與廣東人之關係》《談齊白石〈借山圖〉》《齊白石與瑞光和尚》各篇。另一路，則是一個「大」工程，習於案頭摸索的張決意做這樣一件事：當年記錄齊老人口述中斷，是不得已留下的永遠的遺憾！現在老人已去，口述不可再得，我何不換個角度，由「我」轉為「他」，用第三人稱，索性從頭寫個我筆下的齊白石吧。當然還是順著年代，從齊白石出生寫起，但這一回能把上一書只記到1948年的缺憾補過來，一直寫到老人的過世了……

1962年7月15日至10月30日，上海《文匯報》分八十期連載了張次溪記述齊白石的新作——這次名之曰《齊白石一生》。

內地的出版界也不會木然。1962年10月，北京的人民美術出版社推出了陳凡輯本中的《白石老人自傳》（書名改「述」為「傳」）。「人美版」的《出版說明》交代：

《白石老人自傳》……由於老人年老體衰，到八十八歲時（1948年）終斷了。1949年全國解放，他……仍不倦的從事藝術活動，直到逝世為止。這一段時間，在老人生平中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其中有許多值得記述的材料，還有待於今後整理補充。

1961年9月，香港出版《齊白石詩文篆刻集》，之後《大公報?藝林》又發有張介紹齊白石的其他文章，張家困苦的生活得到緩解。接著張次溪趕寫《齊白石一生》的稿子，1962年初夏，他的腦病不幸複發，又只能卧床。在這苦捱的日子裡，《文匯報》連載他的《齊白石一生》，以及人美社出版《白石老人自述》，又給他注入比任何良藥都巨大的力量。回顧張次溪不平凡的1961和1962，可概之以「悲欣交集」。

人民美術出版社《白石老人自傳》

香港《齊白石詩文篆刻集》

1963年春以後，張次溪的病體稍得恢復，就又拄杖參加了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等活動。對於《齊白石一生》，他並不滿意，總覺得為趕著報紙發表，有不少地方寫得「糙」了些。「人美社」出《白石老人自述》時，不是說1948年以後齊老人的材料「有待於今後整理補充」嗎？張次溪設想，有必要把這本《齊白石一生》再打磨、修理，甚至重新敘寫一遍，再交「人美社」出版。於是，在療病，社交之餘，《齊白石一生》的「再寫作」又在進行中。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終生以編輯、著述為最尚的人，其頑強的意志、不懈的追求，是很令人感動的。這樣，到1965年，《齊白石的一生》（題中加了一個「的」字）手稿四大冊，已置於人民美術出版社畫家、編輯盧光照（1914-2011）的案頭，上面已有盧先生的改動——顯然，「人美社」已投入編輯流程，列入正式的出版計划了……

嶽麓書社《白石老人自述》

山東畫報出版社《白石老人自述》

1966年，神州大地起風雷。張次溪在東莞會館的住所遭「查抄」，一萬七千多件書冊資料被封存。已經出版的《白石老人自傳》不敢再露頭了，未曾出版的《齊白石的一生》手稿已退回張家，一同遭劫。張次溪本人，1968年9月9日病逝，不過才六十歲。

風偃雷息之後，1986年12月，《白石老人自述》（請注意這裡用的是「述」）在嶽麓書社出版——這可以說是「自述」在中國大陸出的第二種版本。著名出版家鍾叔河把它納入了「鳳凰」叢書，出版前言中說，為的是「既饗讀者，也藉以表示對鄉前賢的深深紀念」。

此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文化出版的發展，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7月）、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年10月）、文化藝術出版社（2015年1月，以《余語往事——齊白石自述》名之，署「齊白石著」）都出過這本書。而且，絕不止上述幾種，這裡不過是舉其要者而己。

廣西美術出版社《白石老人自述》

文化藝術出版社《余語往事》

關於《白石老人自述》到這兒先告一段落，下面還會再提及；我們且把話題轉到張的另一本《齊白石的一生》上來。

1978年，被「查抄」的一萬七千多件書冊資料「發還」了。從1966年到1978年，十二年故物返回，張家人感慨萬端。接收這些東西的，是剛進「而立」之年的張叔文。1949年以後他父親的遭際，不會給他帶來什麼「蔭庇」，他也沒有再如祖、父那樣從事文史方面的工作，而是遵從「分配」，在廠子里做工人。當然，他上面還有三個姐姐，但大家各有其忙，這事還是以叔文為主。那時張家早已從東莞會館「騰」出來了，叔文住在不遠的沙欄衚衕窄小的偏屋內，本本冊冊堆得他一半住室從地面到頂棚幾無間隙。張叔文在父親生前好友，中國書店的雷夢水、郭紀森等協助下，對這些資料粗做梳理，《齊白石的一生》四冊手稿有幸得以揀出。張叔文親自拿著這四冊手稿推進了它的出版事宜。1965年曾計划出版這部書（盧光照已閱改過）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成立的燕山出版社，都打算推進出版。最後，「人美社」在1990年8月將《齊白石的一生》初版印出。

歷史細節的複雜往往讓人料想不到：一般人很容易以為，這《齊白石的一生》就是《文匯報》連載的《齊白石一生》的圖書版；究其實非也，此乃張次溪不厭煩、不懼難，完全重寫的本子！若沒有這一點，「退賠」以後張叔文手裡那四本《齊白石的一生》的手稿也就不明所以了。事實的真相在歷史的銀幕上匆匆閃過，我們稍不細酌，可能就將它們混淆了。青年學者宋希於，於史據書證多下功夫，曾找來1962年《文匯報》連載《齊白石一生》的內容，供我與後來出版的《齊白石的一生》相比對，這才弄清楚其前前後後的演化。

人民美術出版社《齊白石的一生》

為什麼再出《白石老人自述》

現在，要回答本文寫作開始時要與讀者交流的問題了：不是說《白石老人自述》已有上述種種版本出在先嗎，你們這番勞人費馬，再出這本書幹什麼呢？

這也正是我們要說明的事情。不做專業研究的一般讀者拿過《白石老人自述》，當然是想要了解老人家的一生；而這本書只記到1948年「只得嘆一口氣，掛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為止，後邊還有九年呢？讀者看到這裡，大多「只得嘆一口氣」，沒想到它「半半拉拉」就斷了，感到「不解氣」。除了少數讀者還會努力找來「後半截」再看，忙忙碌碌的大多數人只能就此撂手了。

《白石老人自述》只記到1948年，但《齊白石的一生》記到了此後九年，一直寫到1957年。況且，這兩部書基本上都是按照年頭順下來的，敘述的風格大體相諧。前者用第一人稱，後者用第三人稱，實際讀的時候，這一轉換在理解上根本不成「磕絆」。

考慮到這些，當這本書的出版啟動時，我就與張叔文商定了這一辦法：前多一半，用「自述」；後少一半，用「一生」補上，俾為讀者提供「全璧」。《白石老人自述》的版本是不少，但現在這種「讀一冊而知其一生」的辦法，給讀者提供了方便。

還要說明的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新世紀近幾年，半個多世紀以來，出版界的前輩，以及尊敬的同行們，大家已做出各自的努力，但業已出版的《白石老人自述》諸版本，或此或彼地還留有一些瑕疵。且容忍我在此交流並討教：

一，關於書名。是《白石老人自述》，還是《白石老人自傳》？「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是一種科學的表述，把「自述」改成「自傳」，不準確。全書當然是口述者的色彩，但更留下了筆錄者的文風。

二，還是說書名。新出的一本書將書名「創新」為《余語往事——齊白石自述》，署「齊白石著」。「余語往事」，纂出這名兒用心良苦。但「余」一字，久來聚訟紛紛。它一是「余」，當「我」來講。「我來說往事」，齊白石或張次溪會取這個書名嗎？二是「餘」，當「多餘」、「餘下」講。稍讀書的人都知道有本書叫《多餘的話》，白雲黑狗，大是大非，蓋棺而不論定。「餘下的話來說往事」，這哪裡是齊老人、張次溪的本意？署「齊白石著」，這明明是肆意胡鬧，視筆錄者張氏為無物不說，憑什麼硬綁架九泉之下的老人，把著作權搞亂呢？

三，關於註腳。有一本書中內文排了書名《白石老人自傳》，緊接著編者「好心好意」地在書名下加了個注釋（1），在當頁腳註說「此文作於1936年」。其實往下讀幾行，赫赫然有「一九三三年春天……老人就開始自述他一生的經歷，叫我筆錄下來」，「到一九四八年為止，把前後斷斷續續所記的，湊合在一起，積稿倒也不少」，等等，我們編者加這個注，是連這幾行文字都沒看，完完全全靠「想當然」耶？

四，關於前言。此書首次面世時，卷首有一篇張次溪撰的前言。文中對自己與白石老人的關係、述與記的始末，都有一個交代。這對讀者了解此書是不可或缺的。但後來出版的多數版本何以將這前言「抹」（斬？）去了呢？讀者本應知悉的若干信息沒有了。從著作權上來講，這也是無理兼無禮的啊！

五，現在來說正文。翻檢各個本子時，稍稍比照竟發現有丟失段落的情況。比如「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那一節，老人先說到《白石詩草》出版了，接著自抒情懷：

我題詞說：「誹譽百年誰曉得，黃泥堆上草蕭蕭。」我的詩，寫我心裡頭想說的話，本不求工，更無意學唐學宋，罵我的人固然很多，誇我的人固然也不少。從來毀譽是非，並時難下定論，等到百年以後，評好評壞，也許有個公道，可是我在黃土壠中，已聽不見，看不著了。

後面還有一段有關他作口述的文字，兩段合起來約六百字。

這段重不重要？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這裡老人家自評其詩，通達、詼諧、平和、透徹、精彩、警辟，隨意刪掉它，到需要時茫茫大海哪裡去尋找？

類似情況還有。比如「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那一節，老人記錄八月十四日傳來日本投降的喜訊，心花怒放，做詩有雲:「莫道長年亦多難，太平看到眼中來」……

如果到這兒就結了，那可真以為日本鬼子一投降，「太平」則跟來了；實際上老人緊跟著嘆道：

我和一般的人，一樣的看法，以為太平日子已經到來，誰知並不是真正的太平年月啊！

老人是親曆日本投降之後，國民黨黑暗統治下那苦難歲月的，他有切身之痛。輕易地刪去了這一句感嘆，是反映老人「糊塗」了，還是「暴露」他犯了「政治錯誤」呢？

六，這些按語或作補充，或交代人物關係，或說明物件下落，是完整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本書一大特色。中國傳統文人慮事細密，走筆周詳，「肯節兒」處每每加按語以闡明。然而在《白石老人自述》的出版物中，對這些按語採取了出人意料的輕率態度。我們僅舉「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這一節來看：齊白石這年正月到陶然亭，為自己預先選中一塊墳地，並且和寺院住持定下協議，張次溪於此按註：

老人當時寫的委託書說：「百年後埋骨於此，慮家人不能遵，以此為證。」

到這兒完了嗎？沒有。按語中還有話：

我曾請徐石雪丈宗浩，畫過一幅《陶然亭白石覓塘圖》，名流題詞甚多，留作紀念。

這一節老人還回憶他與陳師曾的交誼，並記錄這年春由張次溪陪同前往長椿寺拜祭陳師曾父親陳三立（1852—1937年）的存柩之事，張留長幅按語：

散原太世丈逝世時，我遠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與老人談及，擬往長椿寺祭拜，老人願偕往，歸後，特作《蕭寺拜陳圖》給我，我徵集題詞很多。傅治薌丈詩云:「槃槃蓋世一棺存，歲瓣心香款寺門。彼似滄州陳太守，重封馬鬣祭茶村。」

其實後邊還說道：

老人謂著墨無多，而意味深長。此圖此詩，足可並垂不朽。

兩則按語，均有文化史、繪畫史上的引人事件，均記文化名人的重要活動，均關繪畫、題跋的重頭作品，但在後來的出版物中，你砍掉這一句，他斬去那一句，我們究竟有什麼理由隨意切割文句，視若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