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岳父的圖書館打包

我很感恩沒有生作他的兒子；他那緊張的男權主義與我生父的內斂是如此不同，我既為之欽佩，又感到疏遠。有一次，在我結婚後不久，我已在法國生活了好幾個月，語言能力有所提高，在吃飯時，有人在餐桌上稱讚我的法語越來越流利。其他人都很客氣地附和著。「我沒發現有什麼可以表揚你的，」我的岳父插話進來。「這是一點微小的進步，你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就知道他會這麼說，恨死了他會這麼講，但也同意。

給岳父的圖書館打包

文 【英】詹姆斯·伍德

譯 馮曉初

12號街，在紐約州尤蒂卡以北，德拉姆堡和迦太基以南，穿過貧窮破敗的鄉間。沿著馬路，鎮上可見廢棄的車斗，倒塌了的農舍。時不時地，會有一隻嶄新的穀物桶，閃亮得像是一支鍍了鉻的魚雷，暗示著一個全新的開始，又或許只是農業產業化的到來。繁榮不再的陰雲沉沉地掛在空中。沉嗎？不，對於眼望遠方只是偶爾瞥過一眼的司機來說，它只是模糊地漂浮著。

在塔爾柯特維爾，舊日繁榮的範例在馬路上清晰可見——一棟巨大、精緻的石灰岩造的房子，房前還有一間白色的兩層樓高的門廊。這棟房子，無論大小，還是它與馬路的距離，都是反常的。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房子的內容物才是它真正的反常之處：它其實是一棟藏了數千卷書籍的了不起的圖書館。這是埃德蒙·威爾遜的家，在18世紀末由塔爾柯特家族建成，族內某人剛剛與威爾遜的曾祖父成婚。這裡是這位文學評論家在後半生最樂意回到的地方，儘管沒有哪次的路途不是曲折麻煩的。在他對塔爾柯特維爾生活的札記《州的北方》一書里，威爾遜表達了他對這個地區的熱愛，儘管其中充滿了一個老人的尖酸刻薄、對糟糕餐館和周遭不甚聰慧的同伴的抱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一直擱淺在這裡」，他曾經這樣寫到這塊地產。正是在這裡，1972年6月的一個清晨，他與世長辭。

在我開車去加拿大探望我的岳父岳母的路上，曾經過埃德蒙· 威爾遜的房子。雖然看起來維護得不錯，威爾遜家終歸顯得封閉，似乎已被忘卻，在某些方面來看這即這樣一棟房子的命運，被一條新的道路遮蔽，被慢慢遺忘。在我的想像中，我可以望進那棟圖書館，望見那一架又一架雄辯又緘默的書，在一場腐朽書頁的大豐收里將自己淹沒，那些古老的、經典的作家困惑地指著紐約州那些典型的新世界地名：羅馬、特洛伊、伊薩卡、錫拉庫孔。

我的岳父去年去世了，岳母的身體也很不好，所以今年夏天我和妻子開車來到他們家，準備清空房子後將其轉讓。再一次地，我們經過了威爾遜的房子，我也再次想到了他那些藏書的悄無聲息的這許多年，想到那座圖書館疏於與外界交流，在主人過世後一無用處，在這條省道的一側沉睡至今。

我知道，在加拿大等待我們的，是如何處理岳父的圖書館這個謎題，在平坦開闊的安大略鄉間，一棟巨大的維多利亞式的房子里，有大約四千冊書，也差不多這樣沉睡著。我們或許會帶一百本書返回波士頓，屋裡也容不下更多了。然後又該怎麼辦呢？

弗朗索瓦–米歇爾·馬蘇德（Fran?ois-Michel Messud），我的岳父，是一個複雜難解、不易相處、才華橫溢的人。他出生在法國，少時顛沛流離，輾轉貝魯特、伊斯坦布爾和薩洛尼卡，直到一家人在阿爾及爾定居下來。在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他以第一批富布賴特學者之一的身份來到美國，並留校攻讀中東地區研究的學位。他與來自多倫多的瑪格麗特·里奇結婚，婚後這對年輕夫婦住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在那裡他開始攻讀土耳其政治研究的博士學位。實地學術考察時，他們又在安卡拉住了六個月，那也是他們一直珍視的一段經歷。（我岳母的成長經歷多半囿於加拿大，也從未跨出美洲大陸，在土耳其生活時眼界大開，給他的父母寫了很多信件。）但是，最終，我的岳父放棄了博士學位，並下海從商，這可能是出於學術上的焦慮，或作為一家之主的受虐心態。他並不是一個天生的商人，始終保留著學者和旅行家的本性。他的觀念又是入世的，對文學或音樂的態度並不友善。令他感興趣的是社會、部落、尋根、流亡、旅行、語言。我發現要愛上他很難，尊敬他則容易些，並且我還頗為害怕他。

他成長於一個嚴格的法國文化環境中，幼時又經歷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物質匱乏（他曾回憶起在阿爾及爾的高中與他同班的德里達：「那時候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他有時會強詞奪理、吹毛求疵、欺負人。晚上六點一過，雞尾酒讓一切變得如履薄冰，大家都學會了小心謹慎，生怕激起一個什麼錯誤，招來粗暴的糾正。不知道腓尼基人的精確定義（不知道他們來自何處，何時興盛）；不知道伊斯坦布爾兩座最有名的清真寺的名字，或是黎巴嫩的內戰史，或是巴爾幹半島的民族構成；不知道究竟是誰說了「當心來送禮的希臘人」，或是說錯一個法國短語，或是稱讚布魯斯·查特文的作品（「這個小子做的我也能做，四處旅行，寫寫遊記」，我的岳父曾經對我說），都會迅速地引來他的不屑。

我很感恩沒有生作他的兒子；他那緊張的男權主義與我生父的內斂是如此不同，我既為之欽佩，又感到疏遠。有一次，在我結婚後不久，我已在法國生活了好幾個月，語言能力有所提高，在吃飯時，有人在餐桌上稱讚我的法語越來越流利。其他人都很客氣地附和著。「我沒發現有什麼可以表揚你的，」我的岳父插話進來。「這是一點微小的進步，你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就知道他會這麼說，恨死了他會這麼講，但也同意。

他喜歡提起自己1952年從法國來到美國阿默斯特學院時，他的美國室友說他永遠也不能真正精通英語。「到了聖誕節，我就可以流利地說了」，他這樣回答。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他講一口完美的英語，不帶一點法國口音，除去他念「tongue」的音更像是「tong」，「swan」則像是「swam」。他有那種外國人特有的納博科夫式的挖掘過時雙關語的愛好；比如說，因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方名稱、全英格蘭主教長的英文「Primate of All England」中「Primate」又意為「靈長類」，他總是說他因此「應該被稱為首席大猩猩」，並且總是為此樂不可支。

他對部族和社會感興趣，則是因為他成長於一個部族，離開後進入了社會，卻並不歸屬於其中任何一個。他的部族是法屬阿爾及利亞：又被稱作「黑腳」，19世紀中葉來到阿爾及利亞的歐洲殖民者，在1962年獨立戰爭結束後，集體放棄了這塊領地。同大多數「黑腳」一樣，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後，他再也沒有回到他童年的故鄉，所以，阿爾及利亞——又其實是整個法屬北非的經歷——只能在腦海中被記起，事實上是永遠地遺失了。法蘭西，一個更大的家，對於很多歸返的殖民地居民來說，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希望。儘管他的姐姐在土倫定居，他從未對這個國家表現出很多興趣，因此全然未有那種經常令人抓狂的法國人的優越感。結果，他來到了美國，並在那裡度過了他人生的大半。但他不是什麼移民積極分子，或者什麼自告奮勇的民主主義者。早先的富布賴特學者和研究生經歷帶來的新鮮感一消退，他便陷進了一種熟悉的歐洲人的疏離感。終其一生，他生活在美國，（為一家法國公司）工作，繳納稅金，讀《紐約書評》，在布克兄弟買襯衫和內衣，去大都會博物館看新的展覽，但他並不是一個美國人。美國社會愈發令他迷惑、氣惱；粗言鄙語和民主的陳詞濫調，對於受過教育的美國人來說不過是日常煩惱，又或可被視為維護社會活力的代價，但卻折磨著他。他漂浮在美式生活之上，帶著秘密，背著傷痛，無處下錨。

也許在他的書房裡最重要的一本書是一本巨大的地圖冊，攤開放在一座木製講台上，每天都會被翻一翻；有時候我們會發現他站在講台邊上，在密集、抽象的網格里窺探著新發現的趣味。旅行和閱讀讓他收集了一些脆弱細微的經驗。每次旅行（埃及、希臘、印度尼西亞、秘魯、摩洛哥、緬甸、印度、俄羅斯）前他都會進行充分的準備，包括提前進行閱讀研究，將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條，然後便是保存——通常這由妻子完成——建築和城市的照片：金字塔、廟宇、清真寺、街道、石柱、廢墟。

他的閱讀也是同樣的方式，隨著興趣，就像軍隊沿著補給線機動，搜索出某一特定的主題上所有能找到的圖書。曾經有人也為此調侃埃德蒙·威爾遜，因為威爾遜說，寫文章的時候，他「會窮盡一個作家的作品」。我的岳父無法與埃德蒙·威爾遜相比（首先，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東西），而且，在他越來越老越來越忙後，他買的書遠遠超出了他的閱讀能力，但這種貪婪是類似的。買一本書不僅僅標誌著對知識的潛在的獲取，也像是在一塊地皮上標示產權：知識成為一個可以造訪的處所。他周遭的環境，無論是美國或加拿大，都提不起他的興趣；比如說，我從來沒有聽過他情緒高昂地提起曼哈頓的任何地方。但是，1942年的阿罕布拉，或者他記憶中兒時的薩洛尼卡（那是戰前塞法迪猶太人的中心，他回憶說，在那裡，有希伯來文字印刷出版的報紙），或拜占庭帝國晚期的君士坦丁堡，呃……什麼？如果我說這些地方對於他來說是「鮮活的」（的確是陳詞濫調），那麼我就可以讓他聽起來比平時的他更有學究氣，也許更有想像力。用一種更接近事實的方式來說，這些地方對他來說才是真實存在，而在同樣意義上，曼哈頓和多倫多（甚至巴黎）都不是。

然而，這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太能說清楚的。他與商人們打交道，而不是學者。他很少邀請人來吃飯，有時會很強硬，有時自言自語。他習慣將他的知識擴展成發牢騷式的質問，而非談話的邀請，雖然這也許不是他的真實意圖。所以他貪婪購書這件事，似乎總是有一點自我防衛的意味，彷彿是他在一層層地裹上衣服，抵禦流亡的徵召。

圖書館總是矛盾的：它們同收藏家具有同樣的個性，同時又是對無個人性的知識的理想表述，因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遠遠地超越了某一個人的人生。蘇珊· 桑塔格曾經對我說，她的文章比她更聰明，因為她辛勤地，花幾個月時間用自己的寫作擴張它們。我喃喃地說了些老套的話，說文學批評家實際是在公開場合展示自己接受教育的過程，她便炸毛了。她一邊比劃著她巨大的圖書館，一邊惱怒地說，「那不是我的意思。這些書我全部通讀過。」我不相信她，因為沒有人能把自己的所有藏書都讀完；而她似乎倔強地拒絕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說，她的藏書跟她的文章一樣，也要比她更有智慧。

這話對於我岳父的圖書館也是成立的，因為他的藏書甚至不像桑塔格或威爾遜的那樣是學以致用的，而是一個學非所用的人的收藏，為了一顆治學之心。我的岳父總是意圖完整——他需要買下一個主題下的所有書籍並把他們擺在架上陳列——代表了一種理想，一個抽象的烏托邦，一個沒有盛衰興亡的復興之國。一整架精心安插、閃閃發亮的書，全都歸於一個主題，這也是這個主題所能享受的最好待遇了吧。這是他兩架子關於緬甸的書的第一排：《緬甸的親屬關係與婚姻關係》（Melford E.Spiro）；《緬甸高地政治體系》（E.R.Leach）；《被遺忘的土地：重新發現緬甸》（Harriet O』Brien）；《緬甸政局循環：無政府與征服，1580—1760》（Victor B. Lieberman）；《回到緬甸》（Bernard Fergusson）；《緬甸和更遠方》（Sir J. George Scott）；《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Emma Larkin）；《現代緬甸史》（Michael W. Charney）。

這是兩到三架關於猶太教和猶太人的書的第一部分：《種族分離：猶太人在歐洲，1789—1939》（David Vital）；《塞納河邊的維爾納：1968年後的在法猶太知識分子》（Judith Friedlander）；《猶太–基督關係的危急時刻》（Marc Saperstein）；《沙皇及蘇維埃政權下的俄羅斯猶太人》（Salo W. Baron）；《敬猶太人》（Léon Bloy）；《西班牙的猶太人：一部猶太人的離散史，1492—1992》（Henry Méchoulan）。他有三四百本關於拜占庭帝國各個方面的書，而伊斯蘭和中東方面的書，或許又是這個數量的兩倍。

到了加拿大後的頭幾天我一直都在整理中東主題的書目，希望能夠將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社會相關的書籍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或許能夠捐贈給一個機構——一所大學，一所學院，當地圖書館，甚至是清真寺。麥吉爾大學分管伊斯蘭書籍的館員欣然同意看一看這個書目。整理書目是緩慢、複雜、讓人沉迷的一件事。光是關於埃及就有五十八本書，從艾爾弗雷德·J.巴特勒出版於1902年的《阿拉伯對埃及的征服以及羅馬統治的最後三十年》，到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有關尼羅河之旅的通信集，到塔哈·海珊於1929年在開羅出版的回憶錄《埃及童年》。

但很快我們就發現其實沒人真正想要成百上千冊的舊書。寄往本地大學的電子郵件都沒有得到回復。有人告訴我們，在阿爾伯塔省的一個小鎮，一座公共圖書館被火災夷為平地。他們打算重建，並接受捐贈。我正準備寄過去幾百本。但圖書館網站要求書是最近兩年出版的，這幾乎排除了我岳父的所有藏書。金斯敦是離得最近的一個大城鎮，鎮上的舊書生意頗為紅火，所以我給其中一個店家打了電話。店主願意從市區開四十分鐘車，到一棟鄉下房子里，看一看一間有幾千冊藏書的好樣的圖書館？答案是令人同情和氣餒的。書商告訴我，在金斯敦曾有十二家二手書店，現在只剩了四家：「我們有存儲空間，但沒有錢。街角的商店有錢買書，但沒有空間。今年夏天，已經至少有三大批私人收藏進入市場。所以，要說到這棟房來查看這四千本書，恐怕不值得我跑這一趟。」我實在搞不清究竟是誰應該對誰感到抱歉。

我們有幾次突破。有一個網上的書商，專做珍本書和頭版書的生意，他跑來挑走了他感興趣的書，箱子把他的老沃爾沃塞得滿滿當當。幾天後，一個在女王大學教授哲學的英國藏書癖，也如法炮製。見到他們藏不住的興奮勁兒，我很高興，但又感到這家圖書館正在千刀萬剮中死去。因為對於任何私人圖書館來說，藏書的完整性是有意義的，比較而言每一本藏書本身則毫無意義。又或者說，一旦從整個收藏中分離出來，對於原本的收藏者每一書都不再有意義，卻突然地，作為作者的思想的完整表達，重新擁有了意義。偉大的紐約大學學者F.E.彼得斯所作的《麥加：穆斯林聖地的文學史》是一本可愛的書，但它無法揭示我岳父的任何特質，除去他買了這本書以外（從書的成色判斷，也僅僅是買了而已）；但它代表彼得斯教授的畢生研究的精華。從某種奇怪的方式來說，我們的這間圖書館就像某些畫作，當你走近畫布時，整幅畫便分解成一個個相互獨立且無法解讀的斑斑點點。

就這樣，我開始想，我們的藏書或許無法揭示我們的任何特質。砌起圖書館的每一塊磚，都是借來的磚：數以千計，也許是上萬人，都擁有F.E.彼得斯的書。如果我被帶進埃德蒙·威爾遜在塔爾柯特維爾的圖書館，我能分辨出這是埃德蒙·威爾遜的圖書館，而不是阿爾弗雷德·卡津的或F.W. 杜皮的？一旦我們了解到圖書館的主人，便常會對之心生崇拜，就像欣賞一個著名哲人的雙瞳，或是芭蕾舞演員的玉足。普希金的藏書里有約一千冊非俄羅斯的書，《普希金論文學》的編輯幫忙列出了所有的外國書籍，其中包括巴爾扎克、司湯達、莎士比亞和伏爾泰。她自信地宣布，「從一個人對藏書的選擇，可以深入地了解他的為人」，然後卻又不自覺地自相矛盾地補充，普希金與同階層的很多俄羅斯人一樣，基本是閱讀法語書籍的：「古代經典、聖經、但丁、馬基雅維利、路德、莎士比亞、萊布尼茲、拜倫……主要都是法語。」這聽起來就像是1830年前後一個閱讀廣泛的俄國紳士的圖書館——就像是普希金會列給他的俄羅斯浪漫青年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書目。但是，這些書又有什麼地方具有特別的普希金的特質呢？它是如何揭示普希金的所思所想的呢？

阿多諾在他的文章《論流行音樂》中曾大發牢騷，當我們聽到一首流行歌曲時，我們總認為它成了私人所有的一部分（「這是我的歌，我頭一回吻那個誰的時候放的就是這首歌」），而實際上這「顯然是孤立的、特定歌曲的個人體驗」，同時也正與其他百萬人分享——這樣，聽者便僅僅是「感受到數量上的安全感，並追隨所有那些曾聽過這首歌的人，以及那些令其流行起來的人」。阿多諾，作為一個大裝逼犯，都認為這太過自欺欺人了。但是，在數字時代，我們一定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嚴肅的古典音樂。那麼圖書館——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同樣的一種自我欺騙？私人圖書館其實不正是一個偽裝成私人遺產的公共品嗎？

阿多諾討厭資本主義及其分支，也就是他所說的文化產業，將無形之物，例如藝術作品轉換成物件。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書幾乎一定是一個物件，而在我整理岳父的藏書時，我飛快地對它們稱得上愚蠢的物質性產生了距離，我為自己這麼快的反應感到吃驚。我開始討厭他的藏書癖，這種癖好在他死後，同其他任何一種物慾相比都沒什麼不同。一次又一次，他的女兒懇求他在死前「處理處理」他的書。這話的意思是，我們沒法保留他們。即便他明白了這意思，他也什麼都沒做，整理他的藏書，同整理出他的照片或他的CD 或他的襯衫令人悲哀地變得沒有什麼區別。儘管與我的哀慟的妻子相比，我的任務要簡單得多，在經歷過這些後我下定決心在我身後將不再給我的孩子們留下這樣的累贅。我是如此津津樂道於蒙田的這句話：「我希望死神在我種白菜時找上門來，在我還能關心沒收拾好的花園，沒琢磨到死亡的時候，就來。」

我想起學者兼評論家弗蘭克·克默德幾年前的遭遇。他正在搬家，把他最珍貴的書籍（他的小說，他的詩，他簽過名的頭版書，等等）都裝了箱。收垃圾的過程中，他錯把書箱當成了垃圾，只留下一大堆當代文學理論。這個故事曾經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現在看來卻簡直是太美好了。突然就這樣卸下了負擔，所以他的後代不用再受罪啦！畢竟，我真的能宣稱，我那一架架像是某種虛假的獎項陳列般的藏書（市儈的人當然有權對文化人提問：「你真的把這些都讀過一遍了嗎？」），比起我那少得多的明信片和照片收藏，更能向我的孩子們展示我的個性嗎？（W.G.澤巴爾德的作品探討了永久性的這一悖論：一張擺滿了書的房間的照片，或許比書本身，更能映照其主人的形象。）

我在岳父的藏書上花的時間越長，這些書就越顯得像在掩藏他，而不是展示他，它像是一座被語詞纏繞的不可破譯的陵墓。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他對智識的追求，他的轉向賺錢的追求，他在美國的孤獨與和隔閡，他的信心和羞怯，拳擊和焦慮，飲酒、憤怒、激情，以及他在壓力之下務實的生存：當然了，總的說來，這幾千冊書籍——整齊、有系統、傲然地覆蓋到全方位——體現了他這一生的形狀，但卻不是他性格的各個方面。這些書在某種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偉大，就好像他們正在竊竊私語：「一人的一生，充滿著忙碌、短暫、毫無意義的項目，是多麼的渺小啊。」所有的廢墟都在這樣說著，但我們奇怪地一直假裝書不是廢墟，也不是破敗的石柱。

我岳父眾多奔忙、短暫的項目之一，是從一本關於希臘歷史的書里掉出來的。這是一張紙片，上面是他認真的字跡。日期是1995年2月1日，筆記是為一趟希臘旅行所做的準備：「古希臘歷史。讓· 哈茲菲爾德和安德烈·艾馬爾，紐約，1966年諾頓」。在這個標題下是幾行英文：

—希臘人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出現：希臘，黑海，小亞細亞，群島，義大利南部。

—共同語言和傳統，但傳統差別很大。Hellas =文化，文明。（「希臘人」直到公元前800年才來到這裡。「希臘人」其實是羅馬人。）

—希臘和小亞細亞西部的地理分界：海洋的成因是新近形成的大陸被侵蝕破碎，結構非常複雜，峽灣，深海灣，山，海角，島嶼。

等等等等，寫滿了一頁。在背面，他畫了一張古希臘和小亞細亞西部（今土耳其）的簡圖。這是他的整個世界：一邊是地中海，另一邊則是愛琴海，一個在西，一個在東。他把最有名的地方標記了出來，還畫了圈：在小亞細亞的一邊，是艾奧利亞，利西亞，特洛伊，弗里吉亞；在希臘的一邊，則是澆著蜜糖的、憂傷的、遺失了的地名：伊利里亞，伊利斯，阿提卡，阿爾戈利斯，阿卡迪亞。

本文選自詹姆斯·伍德文集——《私貨》

《私貨：詹姆斯·伍德批評文集》

【英】詹姆斯·伍德 著

馮曉初 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